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会过日子的人心里都有一本账。说到慢性病的危害，除了身心伤害，它还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下面就让我们来算算慢性病的一笔经济账。
我国是全球慢性病患者数量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据统计，2008年，我国已有2.6亿名慢性病患者，并且每年新增1，600万名，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总数；我国每年有643万人死于慢性疾病，占每年死亡人数的80％。
卫生部“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课题组的一位专家说：“如果不采取积极的措施，慢性病的经济负担将吞噬掉经济发展的成果。”
家庭账本：
慢性病就像吞钱的老虎机
总费用：过万元／月
直接成本：2430元／月。包括药费1，600元，其中母亲1，200元。父亲400元(这部分医保承担)；费养费330元；保姆费500元。
间接成本：女儿辞去工作，每月收入减少近万元。
——安徽省某个家庭的慢性病治疗账本
35岁的孙红英，对“有什么别有病”有着深刻的体会。她来自安徽省一座靠近长江边的县城，独生女，1997年大学毕业，2001年远嫁温州，曾是浙江省温州市一所学校的计算机老师，月收入近万元。
孙红英的父母亲是普通职工，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障。父母亲工资加在一起约4，000元，当地生活费用不算贵，每月花在吃饭上不超过900元，再加上水、电、通讯费用，一个月1000元左右基本够了。而看病的费用，医保可以报销一部分。
然而，这一切在2002年改变了。54岁的父亲一只眼睛视力突然下降，看东西逐渐模糊，偶尔头痛，在县医院没有查出病因，在省城的医院被诊断为脑部肿瘤。为确诊是良性还是恶性，一家人又辗转到了上海，最后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确诊为脑膜瘤，良性。
“治疗的直接花费前后用了不到5万元，回来后报销了3.9万元，相当于自己花了1万多元。”孙红英说，“但是间接经济成本很大，父亲在上海住院期间，我们母女二人住在宾馆里两个月，吃、住、交通费用，加上其他各种花费，最后花了约10万元”。
手术很成功，但孙红英的父亲因脑膜瘤留下了后遗症，主要是不定期发作的癫痫和记忆能力减退。之后，他又出现了老年痴呆症状，生活自理能力下降。从上海回到安徽后，孙红英的父亲办理了提前退休手续，工资一下少了600多元。为照顾父亲，孙红英的母亲也办理了退休手续。
2005年，有高血压家族史的母亲突然晕倒，被诊断为脑卒中。
孙红英从温州赶回安徽，将母亲带到合肥治疗，还将需要照顾的父亲带在身边。当时，孙红英住在医院附近的旅馆里，住宿费158元一天。她还请了2个护工，分别照顾两位老人，一个月光请护工就花了4，800元。这场病后，母亲的语言和记忆能力都出现问题，说话不太利索，常常记不住事情。 这一年，孙红英作出了辞职的决定。“我算了一笔账，在温州请懂点家庭护理的保姆，一个月最低要2,800元，如果给父母租住一居室的房子，一个月需要1，500～2，000元。温州消费较高，带父母到温州养老，每个月花费超过6，000元，而在安徽老家，这笔费用可以省掉。”孙红英说。
此外，老人在安徽可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特殊慢病报销政策，一年看病费用超过800元，由医保承担70％，自己只需付30％，如果看病转到温州这边，将不能享受这一政策。
在父母生病之后，孙红英的生活轨迹发生了变化，首先是无限期推迟了要孩子的计划，其次是要在温州和安徽之间往返，每年都要在安徽老家呆2个月以上，照顾和陪伴患病的父母。
国家账本： 慢性病经济负担增速赛过GDP 2010年疾病总负担：48，000亿元 直接负担：20，000亿元(资料来自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
间接费用：28，000亿元(根据业内专家推算，推算主要依据是因疾病建成的劳动力损失以及护理费用等)
“测算国家的慢性病经济负担，数据是触目惊心的。”卫生部卫生政策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党委书记饶克勤指出，我国居民前4位死亡原因依次是脑卒中、癌症、老慢支、心脏病，均为慢性病，占死亡总数的75％。
饶克勤向记者披露最新卫生统计学数据(来自第四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等)，介绍慢性病导致的沉重负担：
2005年，全国居民病伤持续的时间为1.1亿人年，与1993年相比增加了16.7％。慢性病的增长异常引人瞩目：其中恶性肿瘤增加了111.5％，糖尿病增加了482.9％，高血压病增加了387.2％，脑血管病增加了251.3％，心脏病增加了82.4％。
2005年，全国居民因病伤卧床的总天数为67.3亿天，比1993年的37.9亿天增加了77.4％。其中增加最明显的依然是慢性病，因糖尿病卧床天数比因伤卧床天数高5.4倍、比高血压病高4.4倍、比脑血管病高3.4倍、比心脏病高2.1倍。比恶性肿瘤高1.1倍。
由此带来的医疗花费惊人。饶克勤领衔的第四次中国卫生服务调查覆盖全国20万人群，测算出更细的2005年慢性病“国家账本”：
脑卒中：具有代表性的慢性病，在所有疾病类别中死亡率、致残率均处于第一位，发病呈上升趋势。因脑卒中造成的疾病经济损失高达1.853亿元，占疾病总负担的7.7％。
糖尿病：45岁以上人群致残的主要原因之一，半数以上糖尿病患者死于冠心病，还增加了心梗或脑卒中的死亡危险。2002年的全国营养调查表明，我国糖尿病患者接近4，000万人，占世界患者总数的22％。(编者注；2010年的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糖尿病患病人数已达9，240万。)专家估计，确诊的糖尿病患者中约有40％坚持服药治疗，每人年均药费1，600元。
慢阻肺：2005年调查测算，我国有慢阻肺患者4，400万，城镇年人均直接医疗费用约为每年1.17万元。
此外，心脏病还将花费1.974亿元；高血压病花费为1，005亿元；恶性肿瘤2，883亿元，其中肝癌672亿元、肺癌497亿元、胃癌386亿元。
在“直接账本”中，2005年全国门诊住院医疗费用总额为7，589亿元，其中心脑血管疾病费用就占了总费用的23％。
对于“间接账本”，饶克勤说：“有这样一种简单的算法，如果按照2005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4，053元来计算，一位患者如果丧失劳动能力，平均损失为每年14，053元。”
在以丧失劳动能力为主要构成的间接成本中，20.7％是由心脑血管疾病造成(其中9％为脑血管疾病、7.9％为心脏病、3.1％为高血压病)，17.3％是由恶性肿瘤所造成(其中4.3％为肝癌、3％为肺癌)，9％是由呼吸系统疾病所造成(其中4.6％为老慢支)。
“最让人担忧的是，慢性病带来的经济负担的增长，超过了GDP的增长。”饶克勤说，据测算， 1993-2003年10年间，GDP由3.5万亿元增加到13.6万亿元，增加了2.89倍，但是疾病经济负担增长了4.04倍，由3，208亿元增加到16，180亿元。根据推算，从2003年到2010年，GDP从13.6万亿元增加到39.8万亿元，增加了1.93倍，而疾病经济负担增加了1.97倍。疾病负担增长超过了GDP的增长。
饶克勤说：“慢性病已成为造成我国人口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
慢性病防控策略亟须调整
饶克勤指出，早在上世纪60年代，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已取代传染性疾病成为主要死亡原因。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已经完成了疾病发病、死亡模式的转变。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变化，我国健康模式发生了实质性转变。我国在短短几十年间完成了西方国家一二百年才完成的疾病谱转变。当前，我们既面临发达国家的健康问题，也存在着发展中国家的疾病和健康问题，简称为“双重疾病负担”。
“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课题组医疗模式转换与医疗体系完善研究组组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曾益新指出，急性传染病防控相对简单，而慢性病防治是个长期的过程，对医疗资源的需求很大，会让整个社会医疗资源需求趋于紧张，让社会不堪重负，因此政府管理体系要作出相应调整。“重视成本效益，注重早期治疗、早期预防应是最终的防控慢性病政策策略。”
饶克勤认为，在我国卫生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仍然需要依靠劳动密集型的卫生发展战略，要建立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公共政策激励机制。
首先要适应疾病模式转变，卫生工作重点要从治疗为主转向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要从医疗机构走向社区、走向家庭，把预防服务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建立鼓励预防、减少疾病发生的公共投入激励机制，加快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整合，实现卫生发展重点和方式的转变。
在策略上，要制定把卫生发展重点从提供医疗服务转移到改善健康上的公共政策，强调临床治疗。疾病预防、健康促进的系统整合，加强医院之间，医院与社区、预防控制机构之间的合作。
在方式上，要更加注重发挥基本卫生保健和传统医药的作用，关口前移、重心下沉。构建基层与医院的双向转诊制度，强化全科医生守门人的作用，保证医疗服务的连续性和协调性，控制不合理的费用支出。同时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针对健康危险因素实施重大行动计划，遏止、扭转慢性疾病的危害。
——转载自《健康报》
我国是全球慢性病患者数量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据统计，2008年，我国已有2.6亿名慢性病患者，并且每年新增1，600万名，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总数；我国每年有643万人死于慢性疾病，占每年死亡人数的80％。
卫生部“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课题组的一位专家说：“如果不采取积极的措施，慢性病的经济负担将吞噬掉经济发展的成果。”
家庭账本：
慢性病就像吞钱的老虎机
总费用：过万元／月
直接成本：2430元／月。包括药费1，600元，其中母亲1，200元。父亲400元(这部分医保承担)；费养费330元；保姆费500元。
间接成本：女儿辞去工作，每月收入减少近万元。
——安徽省某个家庭的慢性病治疗账本
35岁的孙红英，对“有什么别有病”有着深刻的体会。她来自安徽省一座靠近长江边的县城，独生女，1997年大学毕业，2001年远嫁温州，曾是浙江省温州市一所学校的计算机老师，月收入近万元。
孙红英的父母亲是普通职工，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障。父母亲工资加在一起约4，000元，当地生活费用不算贵，每月花在吃饭上不超过900元，再加上水、电、通讯费用，一个月1000元左右基本够了。而看病的费用，医保可以报销一部分。
然而，这一切在2002年改变了。54岁的父亲一只眼睛视力突然下降，看东西逐渐模糊，偶尔头痛，在县医院没有查出病因，在省城的医院被诊断为脑部肿瘤。为确诊是良性还是恶性，一家人又辗转到了上海，最后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确诊为脑膜瘤，良性。
“治疗的直接花费前后用了不到5万元，回来后报销了3.9万元，相当于自己花了1万多元。”孙红英说，“但是间接经济成本很大，父亲在上海住院期间，我们母女二人住在宾馆里两个月，吃、住、交通费用，加上其他各种花费，最后花了约10万元”。
手术很成功，但孙红英的父亲因脑膜瘤留下了后遗症，主要是不定期发作的癫痫和记忆能力减退。之后，他又出现了老年痴呆症状，生活自理能力下降。从上海回到安徽后，孙红英的父亲办理了提前退休手续，工资一下少了600多元。为照顾父亲，孙红英的母亲也办理了退休手续。
2005年，有高血压家族史的母亲突然晕倒，被诊断为脑卒中。
孙红英从温州赶回安徽，将母亲带到合肥治疗，还将需要照顾的父亲带在身边。当时，孙红英住在医院附近的旅馆里，住宿费158元一天。她还请了2个护工，分别照顾两位老人，一个月光请护工就花了4，800元。这场病后，母亲的语言和记忆能力都出现问题，说话不太利索，常常记不住事情。 这一年，孙红英作出了辞职的决定。“我算了一笔账，在温州请懂点家庭护理的保姆，一个月最低要2,800元，如果给父母租住一居室的房子，一个月需要1，500～2，000元。温州消费较高，带父母到温州养老，每个月花费超过6，000元，而在安徽老家，这笔费用可以省掉。”孙红英说。
此外，老人在安徽可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特殊慢病报销政策，一年看病费用超过800元，由医保承担70％，自己只需付30％，如果看病转到温州这边，将不能享受这一政策。
在父母生病之后，孙红英的生活轨迹发生了变化，首先是无限期推迟了要孩子的计划，其次是要在温州和安徽之间往返，每年都要在安徽老家呆2个月以上，照顾和陪伴患病的父母。
国家账本： 慢性病经济负担增速赛过GDP 2010年疾病总负担：48，000亿元 直接负担：20，000亿元(资料来自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
间接费用：28，000亿元(根据业内专家推算，推算主要依据是因疾病建成的劳动力损失以及护理费用等)
“测算国家的慢性病经济负担，数据是触目惊心的。”卫生部卫生政策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党委书记饶克勤指出，我国居民前4位死亡原因依次是脑卒中、癌症、老慢支、心脏病，均为慢性病，占死亡总数的75％。
饶克勤向记者披露最新卫生统计学数据(来自第四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等)，介绍慢性病导致的沉重负担：
2005年，全国居民病伤持续的时间为1.1亿人年，与1993年相比增加了16.7％。慢性病的增长异常引人瞩目：其中恶性肿瘤增加了111.5％，糖尿病增加了482.9％，高血压病增加了387.2％，脑血管病增加了251.3％，心脏病增加了82.4％。
2005年，全国居民因病伤卧床的总天数为67.3亿天，比1993年的37.9亿天增加了77.4％。其中增加最明显的依然是慢性病，因糖尿病卧床天数比因伤卧床天数高5.4倍、比高血压病高4.4倍、比脑血管病高3.4倍、比心脏病高2.1倍。比恶性肿瘤高1.1倍。
由此带来的医疗花费惊人。饶克勤领衔的第四次中国卫生服务调查覆盖全国20万人群，测算出更细的2005年慢性病“国家账本”：
脑卒中：具有代表性的慢性病，在所有疾病类别中死亡率、致残率均处于第一位，发病呈上升趋势。因脑卒中造成的疾病经济损失高达1.853亿元，占疾病总负担的7.7％。
糖尿病：45岁以上人群致残的主要原因之一，半数以上糖尿病患者死于冠心病，还增加了心梗或脑卒中的死亡危险。2002年的全国营养调查表明，我国糖尿病患者接近4，000万人，占世界患者总数的22％。(编者注；2010年的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糖尿病患病人数已达9，240万。)专家估计，确诊的糖尿病患者中约有40％坚持服药治疗，每人年均药费1，600元。
慢阻肺：2005年调查测算，我国有慢阻肺患者4，400万，城镇年人均直接医疗费用约为每年1.17万元。
此外，心脏病还将花费1.974亿元；高血压病花费为1，005亿元；恶性肿瘤2，883亿元，其中肝癌672亿元、肺癌497亿元、胃癌386亿元。
在“直接账本”中，2005年全国门诊住院医疗费用总额为7，589亿元，其中心脑血管疾病费用就占了总费用的23％。
对于“间接账本”，饶克勤说：“有这样一种简单的算法，如果按照2005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4，053元来计算，一位患者如果丧失劳动能力，平均损失为每年14，053元。”
在以丧失劳动能力为主要构成的间接成本中，20.7％是由心脑血管疾病造成(其中9％为脑血管疾病、7.9％为心脏病、3.1％为高血压病)，17.3％是由恶性肿瘤所造成(其中4.3％为肝癌、3％为肺癌)，9％是由呼吸系统疾病所造成(其中4.6％为老慢支)。
“最让人担忧的是，慢性病带来的经济负担的增长，超过了GDP的增长。”饶克勤说，据测算， 1993-2003年10年间，GDP由3.5万亿元增加到13.6万亿元，增加了2.89倍，但是疾病经济负担增长了4.04倍，由3，208亿元增加到16，180亿元。根据推算，从2003年到2010年，GDP从13.6万亿元增加到39.8万亿元，增加了1.93倍，而疾病经济负担增加了1.97倍。疾病负担增长超过了GDP的增长。
饶克勤说：“慢性病已成为造成我国人口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
慢性病防控策略亟须调整
饶克勤指出，早在上世纪60年代，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已取代传染性疾病成为主要死亡原因。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已经完成了疾病发病、死亡模式的转变。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变化，我国健康模式发生了实质性转变。我国在短短几十年间完成了西方国家一二百年才完成的疾病谱转变。当前，我们既面临发达国家的健康问题，也存在着发展中国家的疾病和健康问题，简称为“双重疾病负担”。
“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课题组医疗模式转换与医疗体系完善研究组组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曾益新指出，急性传染病防控相对简单，而慢性病防治是个长期的过程，对医疗资源的需求很大，会让整个社会医疗资源需求趋于紧张，让社会不堪重负，因此政府管理体系要作出相应调整。“重视成本效益，注重早期治疗、早期预防应是最终的防控慢性病政策策略。”
饶克勤认为，在我国卫生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仍然需要依靠劳动密集型的卫生发展战略，要建立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公共政策激励机制。
首先要适应疾病模式转变，卫生工作重点要从治疗为主转向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要从医疗机构走向社区、走向家庭，把预防服务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建立鼓励预防、减少疾病发生的公共投入激励机制，加快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整合，实现卫生发展重点和方式的转变。
在策略上，要制定把卫生发展重点从提供医疗服务转移到改善健康上的公共政策，强调临床治疗。疾病预防、健康促进的系统整合，加强医院之间，医院与社区、预防控制机构之间的合作。
在方式上，要更加注重发挥基本卫生保健和传统医药的作用，关口前移、重心下沉。构建基层与医院的双向转诊制度，强化全科医生守门人的作用，保证医疗服务的连续性和协调性，控制不合理的费用支出。同时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针对健康危险因素实施重大行动计划，遏止、扭转慢性疾病的危害。
——转载自《健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