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1世纪是亚太的世纪。要实现亚太新世纪和平、安全与繁荣，其核心是安全。没有安全，就没有和平，更谈不上繁荣。
近年来，世界各地地缘政治有回潮之势，亚太安全也进入矛盾爆发、动荡加剧新阶段。突出表现在：美国力推“亚太再平衡”战略，直接卷入地区海洋争端;日本右倾化加速，重走军事大国道路，地区冲突可能性上升;南海问题升温，海洋权益争端国际化、军事化趋势凸显;朝鲜半岛和巴印冲突悬而未决，前景难卜。如何有效管控亚太安全局势，建立应对现实安全挑战的地区安全架构，迫在眉睫。
目前亚太安全难题是，亚太各国地理、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存在巨大差异，对于地区安全架构要求和设计分歧明显。
从原因看，东亚存有冷战结构残余，突出有朝鲜半岛问题以及东海和南海领土争端;其次亚太乃大国利益交汇区域，围绕战略利益和关键资源形成复杂竞争关系，结构性矛盾增加了安全风险;再次，恐怖主义、金融风险、毒品走私、环境恶化、一些国家内政动荡都影响地区安全。
因此，亚太安全呈现多元化格局：美国军事同盟体系主导安全格局，以美国与日、韩、澳、菲、泰等国军事同盟为基础;东亚峰会（EAS）与东盟、东盟地区论坛（ARF）等机制叠加磋商安全问题，但因为地区大国战略竞争加剧，议而不决，力不从心;中美安全互动和竞争增加，美国“亚太再平衡”给中方增加了压力。
不过，亚太安全的新格局形成都绕不开日本问题。
日本是个岛国，经济发达、资源奇缺。地缘政治与资源政治一直是日本对外战略的主要出发点。2010年中国GDP超越日本，打破日本东亚经济主导地位。这刺激日本右倾和岛国心态集中爆发，触发向南军事扩张战略冲动。而美国为应对中国崛起，对中国两手政策中遏制一面明显加强，不惜打开东亚“潘多拉盒子”，纵容日本军事扩张，美其名曰“帮助美国分担安全负担”。这无疑是给日本颠覆东亚雅尔塔格局注射了“强心针”。
日本的选择非常清晰：向北冲击北方四岛，向南否认中国对钓鱼岛主权，与“台独”勾勾搭搭，并在美国支持下把手伸向南海。
当前，中美关系是亚太和平、安全与繁荣的决定性因素。中美在亚太共同利益大于分歧，都希望亚太和平、稳定。正因为中美关系不断发展，东亚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地区。中美经济总量加起来占全球1/3，人口占1/4，贸易占1/5，接近6000亿美元，双向投资存量超过1000亿美元，已结成事实上利益共同体。
安全领域中美猜忌和分歧较大。美国追求绝对安全和军事优势;中国追求合作安全、共同安全。美国以排他性的军事同盟支撑安全架构。中国不赞成结盟，主张建立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两国安全理念和机制建设都有很大不同。
中美隔着浩瀚的太平洋，没有共同边界，没有直接冲突的理由。如果不以对方为敌，理念不同并不意味对抗和冲突。问题在于：美中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关系倘若处理不慎，就有可能掉入大国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美国军事同盟关系使美承担安全义务，扩大了中美间接发生冲突的可能性，美有可能被“第三方”拖入与中国的冲突。
第一，双方都不认同中美必然会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习近平主席访美时多次表示，中美和则两利、斗则俱伤。奥巴马公开表示，不同意美中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说法。中美对“战争与和平”的选择给出清晰答案，划定明确底线，对亚太安全形成新格局十分重要。
要说中美之间没有任何问题，那是无知和幼稚。但不少美国人担忧中国“国强必霸”，也是杞人忧天。无论从历史、文化基因，还是从政治经济现实看，中国都没有这样的“野心”。
第二，美对中国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担心有所缓解。习近平主席强调指出，中国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中国赞成改革全球治理体系，并不是推到重来，另起炉灶，而是改革完善。美国二战后主导建立了现有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中国作为战胜国参与了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建。
规则之争是国家竞争核心，也是中美在国际关系中碰撞、争论焦点。它既事关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又关乎主权原则和国内政治体制稳定，对中美重要性不言而喻。如今“北京共识”、中国发展道路、政治体制机制优势得到广泛关注和认可。
第三，中美坦诚以待，不回避分歧和矛盾，加强危机管控，建立两国海空军接触机制，搭建网络安全协调渠道，表明两国有能力管控分歧，避免冲突和对抗。从哲学层面讲，不同是绝对的，相同是相对的。中美需要“站在对方的立场”了解和理解对方，才会减少猜忌和误判，增进共识。
中美关系核心是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做到“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就需要中美达成战略谅解，建立虽不对称但相对稳定的“战略平衡”。
安全上不威胁对方或受威胁。这是底线思维的表现。美国对“亚太再平衡”需要再作思考。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等磋商机制可为建立某种“战略平衡”提供平台。
亚太需要建立有效的管控危机和解决安全问题的机制。地区性偶发事件、有关大国被第三方“绑架”而陷入某种冲突等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因此，及时排除隐患、管控危机、减少风险十分重要。亚太各国需要在外交、军事层面保持沟通渠道畅通，以免误判局势。亚太既可建立新机制，也可以利用亚太经合组织（APEC）、ARF或者EAS等原有机制，赋予新任务、新使命，只要亚太各国给于坚定的政治支持。
经济利益共同体建设始终是亚太各国关系的“压舱石”，需要适应国际经济格局变化，做大合作共赢“蛋糕”，使各国人民共享和平红利、合作红利。
亚太一体化是全球化大趋势，是促进亚太繁荣必经之路，也是亚太安全的根基所在。亚太各国包括中美需要就“一带一路”倡议、TPP、RCEP等区域合作规划，加强协调、融合与合作，互相补台，而不拆台，做1 1大于2的事情。
中国决心共同探索适合各国实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加强交流互鉴，丰富亚太发展新理念新思路，形成多元发展、齐头并进的局面。中国亚太战略就是建立在这一思想基础之上。
“浩渺行無极，扬帆但信风。”亚太各国尤其是中美两国，需要通过亚洲文明对话培育文化认同，长期目标建立亚太命运共同体。
形成稳定、有效的亚太安全机制主要取决于地区大国尤其中美的战略选择与互动。虽然不确定因素很多，只要中美明确地区安全战略目标，精心筹划，稳步推进，创建亚太新安全架构目标就能实现。
近年来，世界各地地缘政治有回潮之势，亚太安全也进入矛盾爆发、动荡加剧新阶段。突出表现在：美国力推“亚太再平衡”战略，直接卷入地区海洋争端;日本右倾化加速，重走军事大国道路，地区冲突可能性上升;南海问题升温，海洋权益争端国际化、军事化趋势凸显;朝鲜半岛和巴印冲突悬而未决，前景难卜。如何有效管控亚太安全局势，建立应对现实安全挑战的地区安全架构，迫在眉睫。
亚太安全问题出在哪里？
目前亚太安全难题是，亚太各国地理、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存在巨大差异，对于地区安全架构要求和设计分歧明显。
从原因看，东亚存有冷战结构残余，突出有朝鲜半岛问题以及东海和南海领土争端;其次亚太乃大国利益交汇区域，围绕战略利益和关键资源形成复杂竞争关系，结构性矛盾增加了安全风险;再次，恐怖主义、金融风险、毒品走私、环境恶化、一些国家内政动荡都影响地区安全。
因此，亚太安全呈现多元化格局：美国军事同盟体系主导安全格局，以美国与日、韩、澳、菲、泰等国军事同盟为基础;东亚峰会（EAS）与东盟、东盟地区论坛（ARF）等机制叠加磋商安全问题，但因为地区大国战略竞争加剧，议而不决，力不从心;中美安全互动和竞争增加，美国“亚太再平衡”给中方增加了压力。
不过，亚太安全的新格局形成都绕不开日本问题。
日本是个岛国，经济发达、资源奇缺。地缘政治与资源政治一直是日本对外战略的主要出发点。2010年中国GDP超越日本，打破日本东亚经济主导地位。这刺激日本右倾和岛国心态集中爆发，触发向南军事扩张战略冲动。而美国为应对中国崛起，对中国两手政策中遏制一面明显加强，不惜打开东亚“潘多拉盒子”，纵容日本军事扩张，美其名曰“帮助美国分担安全负担”。这无疑是给日本颠覆东亚雅尔塔格局注射了“强心针”。
日本的选择非常清晰：向北冲击北方四岛，向南否认中国对钓鱼岛主权，与“台独”勾勾搭搭，并在美国支持下把手伸向南海。
中美合作是亚太安全的关键
当前，中美关系是亚太和平、安全与繁荣的决定性因素。中美在亚太共同利益大于分歧，都希望亚太和平、稳定。正因为中美关系不断发展，东亚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地区。中美经济总量加起来占全球1/3，人口占1/4，贸易占1/5，接近6000亿美元，双向投资存量超过1000亿美元，已结成事实上利益共同体。
安全领域中美猜忌和分歧较大。美国追求绝对安全和军事优势;中国追求合作安全、共同安全。美国以排他性的军事同盟支撑安全架构。中国不赞成结盟，主张建立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两国安全理念和机制建设都有很大不同。
中美隔着浩瀚的太平洋，没有共同边界，没有直接冲突的理由。如果不以对方为敌，理念不同并不意味对抗和冲突。问题在于：美中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关系倘若处理不慎，就有可能掉入大国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美国军事同盟关系使美承担安全义务，扩大了中美间接发生冲突的可能性，美有可能被“第三方”拖入与中国的冲突。
习近平访美成果值得高度关注
第一，双方都不认同中美必然会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习近平主席访美时多次表示，中美和则两利、斗则俱伤。奥巴马公开表示，不同意美中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说法。中美对“战争与和平”的选择给出清晰答案，划定明确底线，对亚太安全形成新格局十分重要。
要说中美之间没有任何问题，那是无知和幼稚。但不少美国人担忧中国“国强必霸”，也是杞人忧天。无论从历史、文化基因，还是从政治经济现实看，中国都没有这样的“野心”。
第二，美对中国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担心有所缓解。习近平主席强调指出，中国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中国赞成改革全球治理体系，并不是推到重来，另起炉灶，而是改革完善。美国二战后主导建立了现有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中国作为战胜国参与了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建。
规则之争是国家竞争核心，也是中美在国际关系中碰撞、争论焦点。它既事关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又关乎主权原则和国内政治体制稳定，对中美重要性不言而喻。如今“北京共识”、中国发展道路、政治体制机制优势得到广泛关注和认可。
第三，中美坦诚以待，不回避分歧和矛盾，加强危机管控，建立两国海空军接触机制，搭建网络安全协调渠道，表明两国有能力管控分歧，避免冲突和对抗。从哲学层面讲，不同是绝对的，相同是相对的。中美需要“站在对方的立场”了解和理解对方，才会减少猜忌和误判，增进共识。
实现亚太安全的路径建议
中美关系核心是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做到“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就需要中美达成战略谅解，建立虽不对称但相对稳定的“战略平衡”。
安全上不威胁对方或受威胁。这是底线思维的表现。美国对“亚太再平衡”需要再作思考。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等磋商机制可为建立某种“战略平衡”提供平台。
亚太需要建立有效的管控危机和解决安全问题的机制。地区性偶发事件、有关大国被第三方“绑架”而陷入某种冲突等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因此，及时排除隐患、管控危机、减少风险十分重要。亚太各国需要在外交、军事层面保持沟通渠道畅通，以免误判局势。亚太既可建立新机制，也可以利用亚太经合组织（APEC）、ARF或者EAS等原有机制，赋予新任务、新使命，只要亚太各国给于坚定的政治支持。
经济利益共同体建设始终是亚太各国关系的“压舱石”，需要适应国际经济格局变化，做大合作共赢“蛋糕”，使各国人民共享和平红利、合作红利。
亚太一体化是全球化大趋势，是促进亚太繁荣必经之路，也是亚太安全的根基所在。亚太各国包括中美需要就“一带一路”倡议、TPP、RCEP等区域合作规划，加强协调、融合与合作，互相补台，而不拆台，做1 1大于2的事情。
中国决心共同探索适合各国实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加强交流互鉴，丰富亚太发展新理念新思路，形成多元发展、齐头并进的局面。中国亚太战略就是建立在这一思想基础之上。
“浩渺行無极，扬帆但信风。”亚太各国尤其是中美两国，需要通过亚洲文明对话培育文化认同，长期目标建立亚太命运共同体。
形成稳定、有效的亚太安全机制主要取决于地区大国尤其中美的战略选择与互动。虽然不确定因素很多，只要中美明确地区安全战略目标，精心筹划，稳步推进，创建亚太新安全架构目标就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