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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还没有参加工作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父亲是有偏见的：一是他作为20世纪80年代的大专生，空有一身本领，却不到外面的世界争取施展才华的大舞台，一辈子困守山村，碌碌无为;二是在他的同学和亲戚朋友中，绝大多数早年外出打拼的人都已小有成就，多少有些名头，只有他仍默默无闻;三是他拒绝过无数亲朋好友外出共谋发展的邀请，甚至我请他来城里一同生活也被多次拒绝，一直孤身一人住在偏远的老家。
就凭这三点，我将他定义为倔强的老头，应该没有什么不妥吧？
二
本科毕业那年，我通过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考试，被选派到了一个非常偏僻的乡村。刚到岗的那些日子，我的内心是极其惆怅的，对于前景也感到迷茫，我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施展才华的大舞台，我想要的舞台应该在大城市。在那段迷茫的时光中，我唯一的愿望就是继续读书，考上硕士研究生，离开这个偏僻的基层岗位。
父亲从与我通话的过程中听出了我内心的迷茫和失落，他从老家辗转两天一夜来到我工作的地方，说是想找我喝两杯。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沉默寡言，很少喝酒，但他那天带着老家的高粱酒，赶了800多公里的路，来到我面前。
席间，我很失落，加上酒精的作用，说了很多伤感的话，父亲都只是会意地一笑，并不劝诫我什么，酒过三巡，父亲才缓缓地给我讲起了他年轻时的一些事。
三
原来，父亲在我出生前到我上小学的这段时间，在广东一带拼出了一番事业。乘着改革開放和经济特区建设的东风，他们那一拨人逐渐在那里站稳了脚跟。但在我上小学的那年春节发生的一件事情，让他下定决心回到老家。我至今都还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父亲用略带遗憾和愧疚的语气和我讲起那些事。
“1993年，老家还没有通路，从老家到镇上有15公里的山路，需要跋山涉水4个多小时。那年除夕，院子里老杨家的儿女都没有回家过年，两口子就烧着炭火睡了。正月初一一大早，邻居发现老杨家里没人起来做早饭，才喊人去把老杨家的门撬开。当时我也赶去了，老杨两口子口鼻出血，我当时就知道肯定是烧炭取暖中毒了，马上和你三叔背着两口子往镇上的卫生院跑，可远水解不了近渴啊，当我和你三叔把人背到卫生院的时候，都快中午12点了，人早就没了。”
“那年春节，我在家里几天都没吃下饭，就在想，这可是两条人命啊！说没就没啦？如果通了公路，能开个车来接，老杨两口子是不是就能活下来了？如果村里有自己的医生，是不是也可以把他们救下来？我是村里的党员，我为什么就没有想到要给村里的老人讲讲这些安全常识？这里面有我的责任，这里面有我不可推卸的责任啊！”
“前后想了大半个月，总觉得要避免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我就得留下来。老家当时是路、水、电、知识、文化啥都缺，我在外面挣了点钱又有什么值得吹捧的？这生我养我的地方还不是一贫如洗？所以，那年我就下定决心要留下来。当年村里绝大多数人都在外打工，一个年轻的村干部都没有，我就向乡党委、政府申请，我来做这个村委会主任。经选举，我如愿成为村主任，我琢磨着要改变就得先从修通公路开始，所以我把在外面挣的钱都拿来做了这最重要的一件事：买炸药雷管、钢钎錾子、撮箕背篼、扁担锄头，并提议在家的乡亲都出劳力，不在家的出点钱。就这样，放炮松土、肩挑背磨干了3年多，终于把老家到镇上的十来公里公路修通了。”
四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听父亲讲起他年轻时候的事情，也是最后一次。也是从那天晚上开始，我逐渐感觉到我的矫情就如同无病呻吟一样，身长七尺却又显得那么渺小，而身材矮小的父亲却显得那么伟岸。
第二年开春以后，我默默收起了来自西南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和父亲一样，选择在那个偏僻的乡村留了下来，这一待就是6年。
在那6年里，我和在老家的父亲做着几乎一模一样的工作：父亲在老家硬化通村公路、整修学校、修建村级服务中心、搞黑木耳种植专业合作社、种菊花、种柑橘;我在那个偏僻的基层岗位上帮当地群众搞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流转土地经营油茶、搞农村土地股权化改革……直到我调往重庆主城工作。
五
一晃，又一个6年过去了。2021年2月，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第二天是元宵节，我专程请假从城里赶回老家和父亲一起观看现场直播。那天父亲脸上一直带着笑容，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为全国脱贫攻坚楷模毛相林颁奖的那一刻，我看到他眼眶有些泛红。
晚上，我又和父亲一起喝了两杯，席间，我故意打趣地问：“总书记给人家毛支书颁奖，你激动个啥？”
父亲喝完那口，不紧不慢地说：“你以为总书记是把奖颁给毛支书一个人的？那是颁给千千万万基层干部的。毛支书做的事情，难道我不是这样做的？包括你在基层那些年，不也是做着这些平凡的、不起眼的事情吗？”其实，我心里早就知道父亲一定会这样回答，只是这话得由他自己来说，也算是对他近30年来偏居山野、负重前行的一种释放吧！
六
席间，我还问他：“现在我有两个孩子，母亲一个人帮我带孩子很累。你也过60岁了，村里的年轻干部也成长起来了，你总可以到城里和我们一起生活了吧？”
父亲还是不紧不慢地说：“现在国家搞乡村振兴，村里的产业发展正处于关键期，离不开人。加上收医保款、发低保金等等，那么多事情，都需要我这个村务监督委员来帮忙，我哪里走得了？我现在是更走不了了！”
我会意地一笑，心里想：“你老人家哪里是走不了，你是犟！你是舍不得！”
（作者单位：重庆市审计局）
在还没有参加工作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父亲是有偏见的：一是他作为20世纪80年代的大专生，空有一身本领，却不到外面的世界争取施展才华的大舞台，一辈子困守山村，碌碌无为;二是在他的同学和亲戚朋友中，绝大多数早年外出打拼的人都已小有成就，多少有些名头，只有他仍默默无闻;三是他拒绝过无数亲朋好友外出共谋发展的邀请，甚至我请他来城里一同生活也被多次拒绝，一直孤身一人住在偏远的老家。
就凭这三点，我将他定义为倔强的老头，应该没有什么不妥吧？
二
本科毕业那年，我通过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考试，被选派到了一个非常偏僻的乡村。刚到岗的那些日子，我的内心是极其惆怅的，对于前景也感到迷茫，我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施展才华的大舞台，我想要的舞台应该在大城市。在那段迷茫的时光中，我唯一的愿望就是继续读书，考上硕士研究生，离开这个偏僻的基层岗位。
父亲从与我通话的过程中听出了我内心的迷茫和失落，他从老家辗转两天一夜来到我工作的地方，说是想找我喝两杯。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沉默寡言，很少喝酒，但他那天带着老家的高粱酒，赶了800多公里的路，来到我面前。
席间，我很失落，加上酒精的作用，说了很多伤感的话，父亲都只是会意地一笑，并不劝诫我什么，酒过三巡，父亲才缓缓地给我讲起了他年轻时的一些事。
三
原来，父亲在我出生前到我上小学的这段时间，在广东一带拼出了一番事业。乘着改革開放和经济特区建设的东风，他们那一拨人逐渐在那里站稳了脚跟。但在我上小学的那年春节发生的一件事情，让他下定决心回到老家。我至今都还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父亲用略带遗憾和愧疚的语气和我讲起那些事。
“1993年，老家还没有通路，从老家到镇上有15公里的山路，需要跋山涉水4个多小时。那年除夕，院子里老杨家的儿女都没有回家过年，两口子就烧着炭火睡了。正月初一一大早，邻居发现老杨家里没人起来做早饭，才喊人去把老杨家的门撬开。当时我也赶去了，老杨两口子口鼻出血，我当时就知道肯定是烧炭取暖中毒了，马上和你三叔背着两口子往镇上的卫生院跑，可远水解不了近渴啊，当我和你三叔把人背到卫生院的时候，都快中午12点了，人早就没了。”
“那年春节，我在家里几天都没吃下饭，就在想，这可是两条人命啊！说没就没啦？如果通了公路，能开个车来接，老杨两口子是不是就能活下来了？如果村里有自己的医生，是不是也可以把他们救下来？我是村里的党员，我为什么就没有想到要给村里的老人讲讲这些安全常识？这里面有我的责任，这里面有我不可推卸的责任啊！”
“前后想了大半个月，总觉得要避免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我就得留下来。老家当时是路、水、电、知识、文化啥都缺，我在外面挣了点钱又有什么值得吹捧的？这生我养我的地方还不是一贫如洗？所以，那年我就下定决心要留下来。当年村里绝大多数人都在外打工，一个年轻的村干部都没有，我就向乡党委、政府申请，我来做这个村委会主任。经选举，我如愿成为村主任，我琢磨着要改变就得先从修通公路开始，所以我把在外面挣的钱都拿来做了这最重要的一件事：买炸药雷管、钢钎錾子、撮箕背篼、扁担锄头，并提议在家的乡亲都出劳力，不在家的出点钱。就这样，放炮松土、肩挑背磨干了3年多，终于把老家到镇上的十来公里公路修通了。”
四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听父亲讲起他年轻时候的事情，也是最后一次。也是从那天晚上开始，我逐渐感觉到我的矫情就如同无病呻吟一样，身长七尺却又显得那么渺小，而身材矮小的父亲却显得那么伟岸。
第二年开春以后，我默默收起了来自西南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和父亲一样，选择在那个偏僻的乡村留了下来，这一待就是6年。
在那6年里，我和在老家的父亲做着几乎一模一样的工作：父亲在老家硬化通村公路、整修学校、修建村级服务中心、搞黑木耳种植专业合作社、种菊花、种柑橘;我在那个偏僻的基层岗位上帮当地群众搞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流转土地经营油茶、搞农村土地股权化改革……直到我调往重庆主城工作。
五
一晃，又一个6年过去了。2021年2月，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第二天是元宵节，我专程请假从城里赶回老家和父亲一起观看现场直播。那天父亲脸上一直带着笑容，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为全国脱贫攻坚楷模毛相林颁奖的那一刻，我看到他眼眶有些泛红。
晚上，我又和父亲一起喝了两杯，席间，我故意打趣地问：“总书记给人家毛支书颁奖，你激动个啥？”
父亲喝完那口，不紧不慢地说：“你以为总书记是把奖颁给毛支书一个人的？那是颁给千千万万基层干部的。毛支书做的事情，难道我不是这样做的？包括你在基层那些年，不也是做着这些平凡的、不起眼的事情吗？”其实，我心里早就知道父亲一定会这样回答，只是这话得由他自己来说，也算是对他近30年来偏居山野、负重前行的一种释放吧！
六
席间，我还问他：“现在我有两个孩子，母亲一个人帮我带孩子很累。你也过60岁了，村里的年轻干部也成长起来了，你总可以到城里和我们一起生活了吧？”
父亲还是不紧不慢地说：“现在国家搞乡村振兴，村里的产业发展正处于关键期，离不开人。加上收医保款、发低保金等等，那么多事情，都需要我这个村务监督委员来帮忙，我哪里走得了？我现在是更走不了了！”
我会意地一笑，心里想：“你老人家哪里是走不了，你是犟！你是舍不得！”
（作者单位：重庆市审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