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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招揽客人，上海“新世界”举办了花国选举，有“总统”、“总理”、“总长”等多个职位来满足妓女们的需要。并且，和北京政府的现实情况一样，投票资格也是根据财产决定的，一个豪客可以购买大量选票给某个妓女。
清末民初是个政权交替、思潮涌动、变革不断的时期，一切都充满了不确定性。汇聚了各色人等的上海滩，是这种种动荡的缩影。遗老遗少的一晌贪欢、民国新贵的一朝得势，都同样被包裹在五光十色、纸醉金迷的外表下。
妓女引领时尚潮流
1821年以前，上海的卖淫活动主要是在停泊于黄浦江岸边的花船上进行的。书寓、长三等高级妓女到清末才开始出现。书寓，早期是指高级妓女的寓所或者说书的地方。到1860年以后，一类高级妓女被称为“书寓”。她们原则上是卖艺不卖身的，主要是陪宴侍酒，并唱歌取悦客人。次一等的妓女被称为“长三”，她们的名称来自牌九中的“长三”或“三三”，意思是客人付给这类妓女3元钱，就可以叫她出局应堂差，如果再付给她3元，就可以让她留宿。再次一等的妓女是“幺二”，意思是出局只需要1元，留宿另加2元。妓女中最不入流者被称为野鸡。
妓女们有自己的秀场。1885年，张园对外开放后，在20多年中一直是上海的游乐中心、最大的公共活动场所，因而也是上海妓女争奇斗艳、大出风头的地方。在19世纪90年代，每日必至张园的有被“花国提调”李伯元称为四大金刚的陆兰芬、林黛玉、金小宝、张书玉四人。“四人既至之后，每于进门之圆桌上沦茗，各人分占一席，若佛寺之有四金刚守镇小门，观瞻壮也”。
她们展示的不仅是自己的美貌、风姿，最重要的是秀衣服、首饰。高级妓女们不断地改革服装，始终走在当时上海时尚的最前沿。她们扮演着时装模特儿的角色，时人看妓女，既是看人，也是评衣。至于她们的容貌，评价总是旧式文人称赞美人的那一套，云山雾罩让人摸不着头脑。从留下的照片来看，大多谈不上美貌，而且长相很近似，这大概与当时的审美和化妆手段有关。通常她们将脸涂得很白，剃掉眉毛，然后画上一条黑线代替，嘴唇则涂成鲜艳的深红色。
妓女们最喜欢的外出活动是坐马车，既能看街景又能出风头。另外，妓女们要出名，但使用的当然不会是自己的本名，而是花名，名妓林黛玉、胡宝玉的名字就来自《红楼夢》。
形形色色的嫖客
妓女们的事业如火如荼当然是因为有巨大的市场需求。1934年11月，上海生活书店曾出版王书奴的《中国娼妓史》，他在书中总结了几条原因，分别是“革命伟人之放浪”、“军阀之贪财好色”、“代议士之浪游”和“官吏之冶游”。这几类人加上惯有狎妓之风的文人阶层，构成了高级妓女的主要客人群体。
1903年前后，公开狎妓冶游在上海已成风气。革命党人陈其美是妓院的常客，蒋介石也曾因为争夺一名女校书在长三堂子里与人大打出手。军阀、官僚更是狎妓纳妾成风，“四大金刚”之一的金小宝就嫁给了淞沪陆军司令部的司法处长陆达权。
在官僚政客如走马灯不断变化的北洋军阀时期，历久不衰的银行帮人士是妓院最受欢迎的客人。当时在妓院里打麻将，按规定要抽头12块，但银行帮的习惯付120块，是行价的十倍。民国初年，妓院是生意人最好的交际场合。
在妓院里能很方便地找到平时难得一见的豪客，并很容易拉近距离，所以陈存仁在《银元时代生活史》中写道：“逛窑子，吃花酒，算不得是嫖，好多人一切生意，都到生意浪（妓院）来谈。”当时正在筹办《健康报》的他，就在妓院中没费什么工夫拉到了大批广告。
托身报馆，吃吃花酒，是清末民初上海文人的典型生活方式。“鸳鸯蝴蝶派”的名称甚至就来自于文人与妓女的交往。1920年，平襟亚、朱鸳雏、成舍我、许瘦蝶、闻野鹤等人在上海汉口路小有天酒店叙餐时，叫了名妓林黛玉的局。由于林黛玉喜欢吃洋面粉做的花卷，席间以“洋面粉”、“林黛玉”为题作诗。朱鸳雏作的诗句有“蝴蝶粉香来海国，鸳鸯梦冷怨潇湘”一句，举座称赏，接着席间各人背诵含有鸳鸯蝴蝶的旧诗一句，并讨论这些诗句的得失。隔壁喝酒的刘半农中途加入，“鸳鸯蝴蝶派”之名就此定了下来。
1935年，胡适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写到，福安国会选举前一天，一小政客拿着四百元钱和选举入场证去贿赂辜鸿铭，请辜次日务必到场投他一票。结果辜等来人一走，就“立刻出门，赶下午的快车到了天津，把四百块钱全报效在一个姑娘——你们都知道，她的名字叫一枝花——身上了。”这件事情，正是辜鸿铭在一次宴会上向胡适亲口说的，丝毫没有任何不好意思。而根据胡适日记，他本人少年时期也曾一度沉迷于叫局、打茶围，在一次酒醉被罚款后幡然悔悟。
据1871年的统计，英租界接待洋人的妓院有27家，妓女92人;华洋兼接的妓院35家，妓女131人;专门接待中国人的妓院382家，妓女1352人;法租界妓院有250家，妓女2600人，其中24家，妓女90人，是洋人常光顾的。工部局医官这年报告说：“上海是海员们非常危险的码头。”
花国选举闹剧
在1879年前，就有上海的巨商大贾、社会名流和有声望的文人学士，在书寓、长三堂子中评选花榜，对评选出来的名妓一律以名花相比拟，并根据她们身姿、仪表、性格分列出不同的品级。在1887年开的书仙花榜上，王逸卿被评为一丽品，芍药，独擅风华，自成馨逸;李佩兰被评为二雅品，海棠，天半朱霞，云中白鹤;胡素娟被评为三韵品，杏花，风前新柳，花底娇莺。单凭这些评语，实在让人无从揣测她们的风姿。1892年，上海又印行了《海上青楼图记》四卷，图和妓女小传各占一半，共收入了卓文君等妓女102人。
《官场现形记》作者李伯元，出身世宦之家，但仕途失意。他把“评花榜”一事发扬光大，成为妓女们最重要的幕后推手。从1896年开始，李伯元创办的《游戏报》主持开花榜，以歌胜者为艺榜，色美性格温柔者为艳榜。第一次选举，看热闹的人多，真投票的人少，状元仅得九票，榜眼和探花各得七票。参与者还有一个是美国人雅脱，他发信抗议，说是丑的排前面了，美的落了后，要求更正。显然，中西方的审美观大不相同。
自1897年起，人们参与的热情被煽动起来。开花榜的第一天，5000张印好的选票在中午之前就销售一空，为满足顾客的需要不得不加印了数千张。《游戏报》还收到了200多封读者来信。当年的评选结果：艺榜状元张四宝，艳榜状元王秀兰，榜眼金小宝，探花祝如椿。
《游戏报》花榜揭晓当天，由报馆雇请鼓乐队将匾送到入榜妓女门上。开花榜使妓女一举成为社会新闻人物，妓女“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其不得列于榜者，辄引以为憾。”由于广告效果显著，高级妓女们无不争相与小报老板们攀交情，以提高见报率。1897年以后的几年中，每逢星期日，《游戏报》就多印制四五百份，拿到张园赠送，有时还夹送妓女小照。
1897-1900年每年的花榜由《游戏报》主持开出，1902—1903年由《花天日报》负责，1904、1905、1906、1909这四年每年分别由《花世界报》、《闲情报》、《娱言报》、《采风报》评选。这些报纸从名称上大抵可以想象其内容。很多妓女通过这些报纸，散布谣言攻击竞争对手的健康状况，或宣布某人已经结婚，甚至连续好几期展开骂战。名妓张书玉曾宣布，如果欠钱的客人不在10天内还钱，她将公布他们的姓名，并且在3天后发布了一些交往细节，作为警告。
1910-1911年的社会动荡中断了“花榜”选举，1917年，以新的花样卷土重来。为了招揽客人，上海娱乐中心之一的“新世界”举办了花国选举。毕竟是民国了，“状元”、“榜眼”已经过时，开始选“总统”、“总理”吧。另有总长、次长等多个职位来满足妓女们的需要。并且，和北京政府的现实情况一样，投票资格也是根据财产决定的，一个豪客可以购买大量选票给某个妓女。
王莲英当选“花国总理”后身价倍增，每次出门必穿金戴银，以致招来杀身之祸。1920年“阎瑞生案”后，多部京剧、地方戏、文明戏都以此案为蓝本编排新剧，并恰逢戏剧改革，有些剧院干脆把汽车、水池搬到了舞台上，吸引了大批观众。黄金荣的小老婆露兰春和后来嫁给杜月笙的孟小冬都曾经演过这个故事。电影《阎瑞生》甚至在全国轮演了3年，票房收获颇丰。
（梁衍军荐自《上海妓女：19-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邵雍《中国近代妓女史》等 安克强/文）
清末民初是个政权交替、思潮涌动、变革不断的时期，一切都充满了不确定性。汇聚了各色人等的上海滩，是这种种动荡的缩影。遗老遗少的一晌贪欢、民国新贵的一朝得势，都同样被包裹在五光十色、纸醉金迷的外表下。
妓女引领时尚潮流
1821年以前，上海的卖淫活动主要是在停泊于黄浦江岸边的花船上进行的。书寓、长三等高级妓女到清末才开始出现。书寓，早期是指高级妓女的寓所或者说书的地方。到1860年以后，一类高级妓女被称为“书寓”。她们原则上是卖艺不卖身的，主要是陪宴侍酒，并唱歌取悦客人。次一等的妓女被称为“长三”，她们的名称来自牌九中的“长三”或“三三”，意思是客人付给这类妓女3元钱，就可以叫她出局应堂差，如果再付给她3元，就可以让她留宿。再次一等的妓女是“幺二”，意思是出局只需要1元，留宿另加2元。妓女中最不入流者被称为野鸡。
妓女们有自己的秀场。1885年，张园对外开放后，在20多年中一直是上海的游乐中心、最大的公共活动场所，因而也是上海妓女争奇斗艳、大出风头的地方。在19世纪90年代，每日必至张园的有被“花国提调”李伯元称为四大金刚的陆兰芬、林黛玉、金小宝、张书玉四人。“四人既至之后，每于进门之圆桌上沦茗，各人分占一席，若佛寺之有四金刚守镇小门，观瞻壮也”。
她们展示的不仅是自己的美貌、风姿，最重要的是秀衣服、首饰。高级妓女们不断地改革服装，始终走在当时上海时尚的最前沿。她们扮演着时装模特儿的角色，时人看妓女，既是看人，也是评衣。至于她们的容貌，评价总是旧式文人称赞美人的那一套，云山雾罩让人摸不着头脑。从留下的照片来看，大多谈不上美貌，而且长相很近似，这大概与当时的审美和化妆手段有关。通常她们将脸涂得很白，剃掉眉毛，然后画上一条黑线代替，嘴唇则涂成鲜艳的深红色。
妓女们最喜欢的外出活动是坐马车，既能看街景又能出风头。另外，妓女们要出名，但使用的当然不会是自己的本名，而是花名，名妓林黛玉、胡宝玉的名字就来自《红楼夢》。
形形色色的嫖客
妓女们的事业如火如荼当然是因为有巨大的市场需求。1934年11月，上海生活书店曾出版王书奴的《中国娼妓史》，他在书中总结了几条原因，分别是“革命伟人之放浪”、“军阀之贪财好色”、“代议士之浪游”和“官吏之冶游”。这几类人加上惯有狎妓之风的文人阶层，构成了高级妓女的主要客人群体。
1903年前后，公开狎妓冶游在上海已成风气。革命党人陈其美是妓院的常客，蒋介石也曾因为争夺一名女校书在长三堂子里与人大打出手。军阀、官僚更是狎妓纳妾成风，“四大金刚”之一的金小宝就嫁给了淞沪陆军司令部的司法处长陆达权。
在官僚政客如走马灯不断变化的北洋军阀时期，历久不衰的银行帮人士是妓院最受欢迎的客人。当时在妓院里打麻将，按规定要抽头12块，但银行帮的习惯付120块，是行价的十倍。民国初年，妓院是生意人最好的交际场合。
在妓院里能很方便地找到平时难得一见的豪客，并很容易拉近距离，所以陈存仁在《银元时代生活史》中写道：“逛窑子，吃花酒，算不得是嫖，好多人一切生意，都到生意浪（妓院）来谈。”当时正在筹办《健康报》的他，就在妓院中没费什么工夫拉到了大批广告。
托身报馆，吃吃花酒，是清末民初上海文人的典型生活方式。“鸳鸯蝴蝶派”的名称甚至就来自于文人与妓女的交往。1920年，平襟亚、朱鸳雏、成舍我、许瘦蝶、闻野鹤等人在上海汉口路小有天酒店叙餐时，叫了名妓林黛玉的局。由于林黛玉喜欢吃洋面粉做的花卷，席间以“洋面粉”、“林黛玉”为题作诗。朱鸳雏作的诗句有“蝴蝶粉香来海国，鸳鸯梦冷怨潇湘”一句，举座称赏，接着席间各人背诵含有鸳鸯蝴蝶的旧诗一句，并讨论这些诗句的得失。隔壁喝酒的刘半农中途加入，“鸳鸯蝴蝶派”之名就此定了下来。
1935年，胡适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写到，福安国会选举前一天，一小政客拿着四百元钱和选举入场证去贿赂辜鸿铭，请辜次日务必到场投他一票。结果辜等来人一走，就“立刻出门，赶下午的快车到了天津，把四百块钱全报效在一个姑娘——你们都知道，她的名字叫一枝花——身上了。”这件事情，正是辜鸿铭在一次宴会上向胡适亲口说的，丝毫没有任何不好意思。而根据胡适日记，他本人少年时期也曾一度沉迷于叫局、打茶围，在一次酒醉被罚款后幡然悔悟。
据1871年的统计，英租界接待洋人的妓院有27家，妓女92人;华洋兼接的妓院35家，妓女131人;专门接待中国人的妓院382家，妓女1352人;法租界妓院有250家，妓女2600人，其中24家，妓女90人，是洋人常光顾的。工部局医官这年报告说：“上海是海员们非常危险的码头。”
花国选举闹剧
在1879年前，就有上海的巨商大贾、社会名流和有声望的文人学士，在书寓、长三堂子中评选花榜，对评选出来的名妓一律以名花相比拟，并根据她们身姿、仪表、性格分列出不同的品级。在1887年开的书仙花榜上，王逸卿被评为一丽品，芍药，独擅风华，自成馨逸;李佩兰被评为二雅品，海棠，天半朱霞，云中白鹤;胡素娟被评为三韵品，杏花，风前新柳，花底娇莺。单凭这些评语，实在让人无从揣测她们的风姿。1892年，上海又印行了《海上青楼图记》四卷，图和妓女小传各占一半，共收入了卓文君等妓女102人。
《官场现形记》作者李伯元，出身世宦之家，但仕途失意。他把“评花榜”一事发扬光大，成为妓女们最重要的幕后推手。从1896年开始，李伯元创办的《游戏报》主持开花榜，以歌胜者为艺榜，色美性格温柔者为艳榜。第一次选举，看热闹的人多，真投票的人少，状元仅得九票，榜眼和探花各得七票。参与者还有一个是美国人雅脱，他发信抗议，说是丑的排前面了，美的落了后，要求更正。显然，中西方的审美观大不相同。
自1897年起，人们参与的热情被煽动起来。开花榜的第一天，5000张印好的选票在中午之前就销售一空，为满足顾客的需要不得不加印了数千张。《游戏报》还收到了200多封读者来信。当年的评选结果：艺榜状元张四宝，艳榜状元王秀兰，榜眼金小宝，探花祝如椿。
《游戏报》花榜揭晓当天，由报馆雇请鼓乐队将匾送到入榜妓女门上。开花榜使妓女一举成为社会新闻人物，妓女“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其不得列于榜者，辄引以为憾。”由于广告效果显著，高级妓女们无不争相与小报老板们攀交情，以提高见报率。1897年以后的几年中，每逢星期日，《游戏报》就多印制四五百份，拿到张园赠送，有时还夹送妓女小照。
1897-1900年每年的花榜由《游戏报》主持开出，1902—1903年由《花天日报》负责，1904、1905、1906、1909这四年每年分别由《花世界报》、《闲情报》、《娱言报》、《采风报》评选。这些报纸从名称上大抵可以想象其内容。很多妓女通过这些报纸，散布谣言攻击竞争对手的健康状况，或宣布某人已经结婚，甚至连续好几期展开骂战。名妓张书玉曾宣布，如果欠钱的客人不在10天内还钱，她将公布他们的姓名，并且在3天后发布了一些交往细节，作为警告。
1910-1911年的社会动荡中断了“花榜”选举，1917年，以新的花样卷土重来。为了招揽客人，上海娱乐中心之一的“新世界”举办了花国选举。毕竟是民国了，“状元”、“榜眼”已经过时，开始选“总统”、“总理”吧。另有总长、次长等多个职位来满足妓女们的需要。并且，和北京政府的现实情况一样，投票资格也是根据财产决定的，一个豪客可以购买大量选票给某个妓女。
王莲英当选“花国总理”后身价倍增，每次出门必穿金戴银，以致招来杀身之祸。1920年“阎瑞生案”后，多部京剧、地方戏、文明戏都以此案为蓝本编排新剧，并恰逢戏剧改革，有些剧院干脆把汽车、水池搬到了舞台上，吸引了大批观众。黄金荣的小老婆露兰春和后来嫁给杜月笙的孟小冬都曾经演过这个故事。电影《阎瑞生》甚至在全国轮演了3年，票房收获颇丰。
（梁衍军荐自《上海妓女：19-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邵雍《中国近代妓女史》等 安克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