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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华勒斯坦预测：2025—2050年，我们将见证现行世界体系（即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终结、自由主义的终结以及美国霸权的终结。它们在相近的时间段里占据统治地位，也会在相近的时间段里相继灭亡。其中新世界体系的建设是最值得关注的。华勒斯坦认为取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会是社会主义世界体系，但是并不是先行的社会主义，对此，他做了有限的展望，但要清楚地知道“对岸”的情况却是不可能的，因为2025—2050年会是一个充满危机的混沌期。
关键词：世界体系；自由主义；有托之乡
中图分类号：D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10-0025-05
一、世界体系的昨日、今日与明日
概括地说，世界体系理论将世界当作单一的社会体系，并在整个社会体系各组成部分之间不平等经济交换关系变化的动态过程（历史过程）中，说明和解释整个社会分成中心、边缘、半边缘的因果关系。通常的现代化理论一般以国家为分析单位，认为发展就是从传统向现代的单线的和渐进的进化过程。但世界体系理论认为，历史其实是：中心国家将资本主义体制强加于世界，并与边缘国家建立不平等的交换关系。
华勒斯坦是该理论的代表人物，在《自由主义的终结》一书中，他大胆预测：2025—2050年，我们将见证现行世界体系（即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终结、自由主义的终结以及美国霸权的终结。
华勒斯坦独特的历史分段的依据是“康德拉季夫周期”。康德拉季夫周期原本是一个经济学概念，表示经济波动周期，而且特指历时50年或略长一点的“长波”。“其A-阶段必定是特别重大的经济垄断能够受到维护的时期；其B-阶段则是丧失了垄断地位的生产转移他处时期，必定有两个大国在为变成资本积累的主要之地，进而顶替前霸主而竞争。”[1]（P31）在世界体系中，各个组成部分（国家或地区）按照周期，交替成为“中心”、“边缘”和“半边缘”。所以各个地区没有在进化顺序上的先进与落后之别，而只是在进行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式的变化。如果17世纪中叶中心在荷兰的话，19世纪中叶英国就成为了世界体系的中心，到了20世纪中叶就轮到了美国了。这样一种周期性重组和中心转移的过程就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变化过程。这与我们“进化论”的全球史观是截然不同的。
根据华勒斯坦的历史分段：1873—1893/1896为康德拉季夫B-阶段，而1893—1897这段时期是B-阶段的最后尖锐时刻，随后便迎来了繁荣的康德拉季夫A-阶段1945—1967/1973。
1945年以后，全球的“中心”在美国，美国进行单极式统治。通常我们认为冷战是美苏的两极对抗时期，但是华勒斯坦坚持认为，那却是确确实实的霸权时期。实际上苏联只是在帮助美国维持它的统治（原因为何我们将在后文论及）。相应的，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则反而意味着美国的式微、自由主义的式微，以及后来可能的真正的两极对抗开始形成。
他认为，世界体系的霸权意味着：地缘政治方面的某大国强行实施社会性的权力分配，以稳定方方面面。它们通过分工与国际通商，形成了不平等的交换关系，征服“边缘”国家并予以秩序化。不过这种中心——半边缘——边缘的优劣等级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通过各国的政策及世界经济运行的变化有可能发生变化。华勒斯坦认为这种实实在在的称霸时期（即霸主能够将其意愿和“秩序”强加给其他大国而遇不到什么异议的“和平”时期）在现行世界体系的历史上不那么长，符合的只有3段时期[1]（P29）：
1450-1600/1650——荷兰优位时代；
1600/1650-1730/1750——重商主义与英国优位时代；
1750/1815-1917——工业生产与英国继续优位，美、德形成挑战。
而美国的称霸过程是：
> 1873-1945美国崛起；
> 1945-1970短暂的真正霸权时期；
> 20世纪60年代西欧和日本在经济上崛起，结束了美国经济压倒性胜利；
> 1990-2025/2050美国这一世界体系霸主的日趋衰微，形成新两极；
> 21世纪中叶新中心、新霸权、新体系的形成。
由于在康德拉季夫B-阶段向A-转变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新的中心，所以可以发现，其实霸权周期与康德拉季夫周期有着共同的转折点，虽然霸权周期可能要长于康德拉季夫周期。对于美国来讲，这个衰弱点就是1967-1973这段时期。不过，美国并不会那么快地衰微下去，而是会与日本、西欧共同构成世界的三个中心。并且日本将通过一定程度上对美国的依托——对其优势的利用，而与美国展开合作，成为日美同盟。而欧洲（共同体）将成为日美同盟的竞争对手。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将以各种形式同这一两极发生关系。目前尚未在很大程度上结合入这两大联盟，同时又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两个国家是中国和俄国。所以可能形成的两极经济是：有中国参加的日美一极和有俄国参加的欧洲一极。
完成了中心的转移，度过B-阶段最后时刻，应该说随之而来的会是一个类似于1945-1967/1973那样的全球繁荣、相对和平以及对未来十分乐观的A-阶段。但是华勒斯坦却认为，这样的“光荣时代”不会在下一阶段出现：1990-2025/2050会是一个新世界体系到来之前的混沌期，是一个没有和平、稳定与合法性的时期。这是因为与过去相比，情况发生了变化，以至于无法再期许一个康德拉季夫A-阶段了。
首先，与1945-1967/1973不同的是，当时的世界体系是一极的。美国在控制着局势，苏联只是控制着一个“亚帝国”，来帮助美国维持世界体系。但是在1990-2025/2050，如同上面所预测的，究竟是日美同盟还是欧共体来控制局势，这是很难说的，因为他们是势均力敌的两极。他们的冲突可能不再是意识形态上的形式冲突，而是完全基于自身利益，因而会有更大的危险。
其次，在1945-1967/1973年间，“南方”国家由于世界经济体系的扩张而捞到了实惠，但是，在南方大部分地区投资减少的趋势可能要在1990-2025/2050年间继续，投资会集中在中国和俄国，如同当初的西欧和日本那样。所以，南北冲突会更加激烈。 第三个差距与人口有关。人口的数量差距反映了远为严重的社会差距和社会问题。到2050年左右，北美、欧共体以及日本境内依社会地位而划定的“南方”出生人口可能会达到25%～50%，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将没有选举权，只有二等的政治和社会权利。
第四个差距同中心地区（国家）的中等阶层有关。如果除去25-50%的“南方”移民，中等阶层——这一政治制度的一大稳定支柱——的人数下降，而他们也不会坐视自己的地位的丧失，他们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威胁会很大。
第五个差异在于生态控制。1990-2025/2050年如果想要进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扩张将会缺乏扩张所必要的生态基础，因为，上一次的扩张——1945-1967/1973年间——已经造成了极大的生态恶化，所剩无几了。
第六个差异是地理扩张和非乡村化。同样的，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再无新地区可扩展、人口完全非乡村化，全球的实际成本就会上升，利润就要下降。而实际上在上一次的扩张中，非乡村化的进程已经十分大了。
第七个差异是南方国家的社会结构和政治气候。1945年以来，南方的中等阶层比例大幅上升，绝对数字更是翻了四番或六番。这一批人会在1990-2025-2050年间逃至北方，这将使国内情况更糟。而在过去，这一层级的人正乐观地进行“反殖民化”运动，但是现在，民族自决——国家发展的两步走战略已经不能再使他们乐观了。
第八个差异是民主化的兴起和自由主义的衰微。自由主义是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相适应的，它的本质是少部分人的资本和权利的积聚。虽然，福利国家制度和普选制度是民主化的象征，但它们是民主要求下的有限让步。自由是民主的对立面。[1]（P42）
基于以上八个变化，1990-2025/2050年将不再是资本主义的再发展，而是新世界体系形成的时期。
写到这里，美国的霸权已经终结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也终结了。前面提到自由主义的衰微是现行世界体系终结的一个理由（上面第八个差异），其实反之也是成立的。自由主义——在华勒斯坦看来——是一种应对现代性的意识形态，那么随着现代社会进入后现代——同时也是发现现代的伪现代性过程——同时也是真正现代性发展的过程，自由主义自然也就终结了。
让我们重溯历史，关注1789-1989年这段时期吧！1789年爆发了法国大革命，而1989年，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华勒斯坦认为：它们分别代表自由主义的兴起和自由主义的衰微。
二、对意识形态的讨论
华勒斯坦认为，法国大革命的意义倒不在于它对法国的情况有多大的改善，而是在于它改变了人们的思想方法，使“现代性”被公认为现代世界的世界观。
对于现代性，有两个层面的理解。一种是积极的，即技术现代性——物质技术发展得更新、更好、更快。另一是否定意义上的，是对狭隘的、教条主义的中世纪的反对——人类自我解放现代性。法国大革命实际上就明确指出技术现代性与人类自我解放现代性根本不是一码事。而华勒斯坦实际上就是在警示人类自我解放现代性的存在，而不要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两者可以同一的谎言所欺骗。
其中，有两种激进的新思想广为人们接受。第一种新思想是：政治变革乃正常事件。第二种新思想是：主权在“民”。
第一，现代性意味着对变革的“正常性”的认可。在如何对待变革“正常性”的问题上（变革是一定的，问题只是激进地变革还是缓和地变革），产生了不同观点，就是我们所说的现代世界的各种“意识形态”。首先亮相的意识形态是“保守主义”。他们认为变革的正常性合法化后只会导致社会不幸。但是很快他们就发现这种不妥协的立场在社会上是行不通的，而后认为“正常的”变革可行，但必须是越慢越好，而且是只有在经过审慎思考确认不会使社会秩序受到多大迫害时方能实行。自由主义是在意识形态上对保守主义的回应。他们认为社会进步的过程是、抑或应该是个持续平稳渐进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根据是专家们对当前问题的理性评判和政治领袖们根据这一评判而不断有意识地推行明智的社会改良的努力。社会主义者们则对改良主义者们仅凭明智的善良愿望和主要依靠他们自己是否能够完成重大变革表示怀疑，从而提出了自己的规划。他们认为：没有民众的强大压力，就不会有进步。只因民众压力不可避免，才会必然有进步。专家们本身是无能为力的。[1]（P99）
第二，人民成为至高无上者——现代性的一大成就。之前，统治者的统治权来自于某种权力的规则（通常为继承权）或特殊信仰。在主权问题上，法国大革命却明确宣告：主权在民。但是在谁是“人民”的这个问题上，人们又出现了分歧。看上去最不令人难以捉摸的立场是自由主义者们的立场。他们认为，“人民”是全体“个人”的总和，每个“个人”是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的最终持有者。个人是现代性的首要历史主体。但是，儿童因为尚缺乏判断力而不能享有自决权，还有衰老者、弱智者、精神病患者、囚犯、危险阶级成员、贫困者等。所以，虽然人是“自主”的，但是实际上，一个人是否自由是由别人来下判断，而且这个判断也不是清晰的。谁有资格行使其权利和谁可能依法不能行使其权利的清晰界线是什么？而且当某个人行使其权利时妨碍他人行使自己的权利，我们又要如何看待这种可能性呢？自由主义无法给出答案。
保守主义的历史主体是诸如家族、公司、教会、传统“秩序”这样一些社会群体。这些社会群体构成了有权从事政治活动的“主体”。他们首先考虑的是所有被视为传统群体的群体。社会主义的历史主体是“全体人民”。如果难以理解“个人”系指哪些人这一问题的话，如果更加难以理解哪些“群体”系指“人民”的话，最困难的事是不知道如何确定全体人民的普遍意志。人们怎么能知道全体人民的普遍意志呢？
总而言之，三种意识形态均没有解决民权问题，在国家——社会二元结构中也没有履行诺言，所以实际上，人类自我解放现代性在进程中实在收获不大。但是，人民似乎“安静”了下来。因为他们在期待，因为占统治地位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其实三种意识形态最后都纳入了自由主义之中，成了保守派自由主义，自由派自由主义和社会自由主义）让他们相信政治权利和剩余价值会越来越多。 华勒斯坦认为，1848年以后的120年间——亦即至少一直到1968年，三种意识形态相互间的争斗只不过是种表面现象，我们实际上只有一种意识形态；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自由主义通过“改良”将工人阶级纳入政治体系之中，演化出三大政治目标——选举权、福利制度和民族认同。由于自由主义者们对工人阶级做了让步：一定程度的参政和有限的剩余价值分享，并且通过民族认同——强调同一文化、地域、心理特点，使国内的“危险阶级”被笼络了。因此，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维护资本主义体系的政治秩序方面是颇为成功的。同时，自由主义国家同时还面临南北冲突的问题。威尔逊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倡导民族自决——国家发展的战略。而列宁主义纲领只不过是威尔逊战略的变种而已，实际上又再次将技术现代性排在了人类自我解放现代性的前头。所以在意识形态上，保守主义与社会主义实际上分别成了保守自由主义和社会自由主义。[1]（P99）
马列主义与威尔逊主义至少在6个主要方面的规划方案和对世界的看法是一致的：（1）它们赞同民族自决原则；（2）它们倡导各国的经济发展，即主张通过城市化、商业化、无产阶级化和工业化实现梦寐以求的繁荣和平等；（3）它们坚信存在着适用于一切民族的共同价值观；（4）它们坚信正确的科学知识（主要是牛顿式的知识）是技术进步唯一的合理基础；（5）他们认为人类进步是不可避免的，是合乎需求的；而人类进步的实现必须要有强有力的、稳定的、中央集权的政府；（6）它们信奉民治——民主，但将民主界定为这么一种状况：即事实上是让进行合理变革的专家们去作重大的政治决策——差别只是精英是在党内还是在政府内。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看到三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史其实是：
> 1789-1848年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自由主义胜
> 1848-1914年自由主义独步天下，马克思主义欲独树一帜，但未完全成功
> 1917-1968年自由主义在全世界发展到了顶峰
> 1989共产主义式微，自由主义也相继式微，保守主义、社会主义又恢复各自的独立性
三、有托之乡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极其不平等、不公正，但却成功地扩展了世界生产，从而使世界体系的主要受惠者们掌握了相当大的经济实力。
与资本世界的统治者相比，被压迫者们是无知、恐惧和漠然的。偶尔出现的精英也被个人向上流动的机制疏离了。在经济和军事上被压迫者们更是远为贫弱。
所以，老左派的解决方法是：（1）集体的自我教育以克服无知；（2）集体的自我组织以克服恐惧；（3）有组织的阶级文化集团以留住少数精英，让他们发挥才干；（4）掌握国家机器以克服社会实力上的不平衡。
所以老左派的战略是：两步走——首先夺取政权，然后改造世界。在夺取政权的问题上，产生了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分裂。前者主张通过投票选举来获得，以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为代表。后者通过有计划的武装斗争来获得政权，以共产党为代表。他们共同的难题是：常常无法实现第二步的诺言。
华勒斯坦认为，历史上只有两次“世界”革命（针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第一次发生于1848年。第二次发生在1968年。1848年是争取人民主权的革命，但是受到一定程度的遏止。一方面是因为美国霸权体系已经制度化了，另一方面则是自身表现的不佳。所以才有了1968年一系列反体系运动，比如学生运动、黑人运动，团结工会的成立等。[1]（P350）
但是，我们仍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而且比1900年更加不平等。即使在各成功夺取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也还是存在着多种形式的不平等，并且以各种方式限制——而不是鼓励——人们对一些压迫现象的反抗。
各政党没有实现他们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诺言。所以就有人指摘，认为社会主义是假货，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是理想的叛徒。或者指摘社会主义的革命领导人叛变了。其实，大多数革命者是想要干革命的，但他们发现，他们受到了世界体系机制的制约，必须按一定的方式，在一定的范围里行事，否则，他们就要丧失成为世界体系的重要参与者的资格。因此，他们使自己的意志服从了现实。唯有世界体系的转变才能带来新的契机。所以社会主义国家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一部分，不可能是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即使一些次体系变成社会主义，也无法改变世界体系整体的资本主义性质。
那么如果真能在2050年结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而有望形成一种新型历史体系（究竟是什么样的体系并不知道，关键看我们的作为，而资本主义力量会尽力维持其统治），面对契机，我们应该树立一种什么样的政治纲领？
新体系显然会有新的世界观和新的社会事实，但处于混沌期中的我们无法预知。他说，在混乱时期（着实是个危险的混沌期，因为根据他的非进化观点，不能期许下一个阶段一定会好于前一阶段）我们要记住两大要点：其一，要知道向哪个岸边游去。其二，要坚定稳妥地努力朝那个方向游去。他说，你们如果想要得到更明确的目标，那将是徒劳的；你们若费事寻求更明确的目标，将会淹死。
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人类解放。人类之所以为人类是因为人有反思能力，从而改变了与自然的互动方式。通过对自然的征服，人类增加了自由。这是第一步的解放，是逃脱自然奴役的解放。而更重要的解放是，对施于自然的控制能力的控制。对自然的控制能力既有工具意义，也有价值意义，因为它是人之为人的实现。但是这种能力却失去了控制。资本主义社会的全球化进程不是以人的意志和愿望为转移的。相反，这一进程控制了那些创造了它的个体的生活。这就是所谓“异化”，在华勒斯坦那里被指称为“商品化”。
关于基础性经济制度，世界左派一直面对这一责难：生产资料非私有制导致浪费、对技术效率失去兴趣和腐败。就“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而言，这种批评并非不正确。至今仍然存在的社会主义政权已经承认了这一点，但它们的应对措施是在它们的制度内为私有制辟出大片空间。尽管这样做可能会解决某些短期经济困难，但它却不能够解决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寻求解决的基本问题，即消除巨大的不平等和巨大的社会浪费。
但华勒斯坦强调，我们首先应当记住的是，基本问题不是所有制甚至也不是对经济资源的控制，而是世界经济进程的非商品化。非商品化并不意味着非货币化，而是要消灭利润这一范畴。资本主义就是要将一切商品化，这个目标虽未彻底实现，但已带来众所周知的负面后果。社会主义则应将一切非商品化。在这个体系里，人们并不为了资本持续积累的激励而好好工作。实际上受这种激励而产出的效果往往并不令人内心高兴。改善了的职业选择制度可以使更多的人得以干他们因种种理由而越来越感到满意的那种工作。这样的话，社会道德沦丧的状况也许就会大为改观。
在生产单位上，他主张把生产活动置于中型的、分权的、竞争性非营利机构里，认为它既可以吸纳私有制的多数优点又可以消除其多数负面影响。其中的关键是非营利，即没有人得到“分红”或“利润分配”，全部盈余或者返回该组织或者通过税收收集起来再进行其他投资。这其实已经部分地被试验过了。“美国的多数大学和医院两个世纪以来就是按照上述原则运作的。多数国家的医院和大学尽管传统上由国家承办，但也是非营利的和充分自治的。这些机构并不比营利性机构运行得差。这些原则当然可以推广到生产领域的企业中去” [1]（P416）。
这就是华勒斯坦的有托之乡。据华勒斯坦说，有托之乡区别于“乌有之乡”（乌托邦）的地方就是，前者是建立在对历史抉择所作的严肃认真的思考之上，是对我们能够选用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体系之真正合理性所作的评判。有幸的是，究竟是“乌有”还是“有托”，我们可以亲自去2025年检验！
[参考文献][1][美]伊曼努尔·华勒斯坦.自由主义的终结[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2]赵虎吉.比较政治学：后发展国家视角[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
关键词：世界体系；自由主义；有托之乡
中图分类号：D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10-0025-05
一、世界体系的昨日、今日与明日
概括地说，世界体系理论将世界当作单一的社会体系，并在整个社会体系各组成部分之间不平等经济交换关系变化的动态过程（历史过程）中，说明和解释整个社会分成中心、边缘、半边缘的因果关系。通常的现代化理论一般以国家为分析单位，认为发展就是从传统向现代的单线的和渐进的进化过程。但世界体系理论认为，历史其实是：中心国家将资本主义体制强加于世界，并与边缘国家建立不平等的交换关系。
华勒斯坦是该理论的代表人物，在《自由主义的终结》一书中，他大胆预测：2025—2050年，我们将见证现行世界体系（即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终结、自由主义的终结以及美国霸权的终结。
华勒斯坦独特的历史分段的依据是“康德拉季夫周期”。康德拉季夫周期原本是一个经济学概念，表示经济波动周期，而且特指历时50年或略长一点的“长波”。“其A-阶段必定是特别重大的经济垄断能够受到维护的时期；其B-阶段则是丧失了垄断地位的生产转移他处时期，必定有两个大国在为变成资本积累的主要之地，进而顶替前霸主而竞争。”[1]（P31）在世界体系中，各个组成部分（国家或地区）按照周期，交替成为“中心”、“边缘”和“半边缘”。所以各个地区没有在进化顺序上的先进与落后之别，而只是在进行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式的变化。如果17世纪中叶中心在荷兰的话，19世纪中叶英国就成为了世界体系的中心，到了20世纪中叶就轮到了美国了。这样一种周期性重组和中心转移的过程就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变化过程。这与我们“进化论”的全球史观是截然不同的。
根据华勒斯坦的历史分段：1873—1893/1896为康德拉季夫B-阶段，而1893—1897这段时期是B-阶段的最后尖锐时刻，随后便迎来了繁荣的康德拉季夫A-阶段1945—1967/1973。
1945年以后，全球的“中心”在美国，美国进行单极式统治。通常我们认为冷战是美苏的两极对抗时期，但是华勒斯坦坚持认为，那却是确确实实的霸权时期。实际上苏联只是在帮助美国维持它的统治（原因为何我们将在后文论及）。相应的，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则反而意味着美国的式微、自由主义的式微，以及后来可能的真正的两极对抗开始形成。
他认为，世界体系的霸权意味着：地缘政治方面的某大国强行实施社会性的权力分配，以稳定方方面面。它们通过分工与国际通商，形成了不平等的交换关系，征服“边缘”国家并予以秩序化。不过这种中心——半边缘——边缘的优劣等级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通过各国的政策及世界经济运行的变化有可能发生变化。华勒斯坦认为这种实实在在的称霸时期（即霸主能够将其意愿和“秩序”强加给其他大国而遇不到什么异议的“和平”时期）在现行世界体系的历史上不那么长，符合的只有3段时期[1]（P29）：
1450-1600/1650——荷兰优位时代；
1600/1650-1730/1750——重商主义与英国优位时代；
1750/1815-1917——工业生产与英国继续优位，美、德形成挑战。
而美国的称霸过程是：
> 1873-1945美国崛起；
> 1945-1970短暂的真正霸权时期；
> 20世纪60年代西欧和日本在经济上崛起，结束了美国经济压倒性胜利；
> 1990-2025/2050美国这一世界体系霸主的日趋衰微，形成新两极；
> 21世纪中叶新中心、新霸权、新体系的形成。
由于在康德拉季夫B-阶段向A-转变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新的中心，所以可以发现，其实霸权周期与康德拉季夫周期有着共同的转折点，虽然霸权周期可能要长于康德拉季夫周期。对于美国来讲，这个衰弱点就是1967-1973这段时期。不过，美国并不会那么快地衰微下去，而是会与日本、西欧共同构成世界的三个中心。并且日本将通过一定程度上对美国的依托——对其优势的利用，而与美国展开合作，成为日美同盟。而欧洲（共同体）将成为日美同盟的竞争对手。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将以各种形式同这一两极发生关系。目前尚未在很大程度上结合入这两大联盟，同时又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两个国家是中国和俄国。所以可能形成的两极经济是：有中国参加的日美一极和有俄国参加的欧洲一极。
完成了中心的转移，度过B-阶段最后时刻，应该说随之而来的会是一个类似于1945-1967/1973那样的全球繁荣、相对和平以及对未来十分乐观的A-阶段。但是华勒斯坦却认为，这样的“光荣时代”不会在下一阶段出现：1990-2025/2050会是一个新世界体系到来之前的混沌期，是一个没有和平、稳定与合法性的时期。这是因为与过去相比，情况发生了变化，以至于无法再期许一个康德拉季夫A-阶段了。
首先，与1945-1967/1973不同的是，当时的世界体系是一极的。美国在控制着局势，苏联只是控制着一个“亚帝国”，来帮助美国维持世界体系。但是在1990-2025/2050，如同上面所预测的，究竟是日美同盟还是欧共体来控制局势，这是很难说的，因为他们是势均力敌的两极。他们的冲突可能不再是意识形态上的形式冲突，而是完全基于自身利益，因而会有更大的危险。
其次，在1945-1967/1973年间，“南方”国家由于世界经济体系的扩张而捞到了实惠，但是，在南方大部分地区投资减少的趋势可能要在1990-2025/2050年间继续，投资会集中在中国和俄国，如同当初的西欧和日本那样。所以，南北冲突会更加激烈。 第三个差距与人口有关。人口的数量差距反映了远为严重的社会差距和社会问题。到2050年左右，北美、欧共体以及日本境内依社会地位而划定的“南方”出生人口可能会达到25%～50%，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将没有选举权，只有二等的政治和社会权利。
第四个差距同中心地区（国家）的中等阶层有关。如果除去25-50%的“南方”移民，中等阶层——这一政治制度的一大稳定支柱——的人数下降，而他们也不会坐视自己的地位的丧失，他们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威胁会很大。
第五个差异在于生态控制。1990-2025/2050年如果想要进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扩张将会缺乏扩张所必要的生态基础，因为，上一次的扩张——1945-1967/1973年间——已经造成了极大的生态恶化，所剩无几了。
第六个差异是地理扩张和非乡村化。同样的，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再无新地区可扩展、人口完全非乡村化，全球的实际成本就会上升，利润就要下降。而实际上在上一次的扩张中，非乡村化的进程已经十分大了。
第七个差异是南方国家的社会结构和政治气候。1945年以来，南方的中等阶层比例大幅上升，绝对数字更是翻了四番或六番。这一批人会在1990-2025-2050年间逃至北方，这将使国内情况更糟。而在过去，这一层级的人正乐观地进行“反殖民化”运动，但是现在，民族自决——国家发展的两步走战略已经不能再使他们乐观了。
第八个差异是民主化的兴起和自由主义的衰微。自由主义是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相适应的，它的本质是少部分人的资本和权利的积聚。虽然，福利国家制度和普选制度是民主化的象征，但它们是民主要求下的有限让步。自由是民主的对立面。[1]（P42）
基于以上八个变化，1990-2025/2050年将不再是资本主义的再发展，而是新世界体系形成的时期。
写到这里，美国的霸权已经终结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也终结了。前面提到自由主义的衰微是现行世界体系终结的一个理由（上面第八个差异），其实反之也是成立的。自由主义——在华勒斯坦看来——是一种应对现代性的意识形态，那么随着现代社会进入后现代——同时也是发现现代的伪现代性过程——同时也是真正现代性发展的过程，自由主义自然也就终结了。
让我们重溯历史，关注1789-1989年这段时期吧！1789年爆发了法国大革命，而1989年，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华勒斯坦认为：它们分别代表自由主义的兴起和自由主义的衰微。
二、对意识形态的讨论
华勒斯坦认为，法国大革命的意义倒不在于它对法国的情况有多大的改善，而是在于它改变了人们的思想方法，使“现代性”被公认为现代世界的世界观。
对于现代性，有两个层面的理解。一种是积极的，即技术现代性——物质技术发展得更新、更好、更快。另一是否定意义上的，是对狭隘的、教条主义的中世纪的反对——人类自我解放现代性。法国大革命实际上就明确指出技术现代性与人类自我解放现代性根本不是一码事。而华勒斯坦实际上就是在警示人类自我解放现代性的存在，而不要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两者可以同一的谎言所欺骗。
其中，有两种激进的新思想广为人们接受。第一种新思想是：政治变革乃正常事件。第二种新思想是：主权在“民”。
第一，现代性意味着对变革的“正常性”的认可。在如何对待变革“正常性”的问题上（变革是一定的，问题只是激进地变革还是缓和地变革），产生了不同观点，就是我们所说的现代世界的各种“意识形态”。首先亮相的意识形态是“保守主义”。他们认为变革的正常性合法化后只会导致社会不幸。但是很快他们就发现这种不妥协的立场在社会上是行不通的，而后认为“正常的”变革可行，但必须是越慢越好，而且是只有在经过审慎思考确认不会使社会秩序受到多大迫害时方能实行。自由主义是在意识形态上对保守主义的回应。他们认为社会进步的过程是、抑或应该是个持续平稳渐进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根据是专家们对当前问题的理性评判和政治领袖们根据这一评判而不断有意识地推行明智的社会改良的努力。社会主义者们则对改良主义者们仅凭明智的善良愿望和主要依靠他们自己是否能够完成重大变革表示怀疑，从而提出了自己的规划。他们认为：没有民众的强大压力，就不会有进步。只因民众压力不可避免，才会必然有进步。专家们本身是无能为力的。[1]（P99）
第二，人民成为至高无上者——现代性的一大成就。之前，统治者的统治权来自于某种权力的规则（通常为继承权）或特殊信仰。在主权问题上，法国大革命却明确宣告：主权在民。但是在谁是“人民”的这个问题上，人们又出现了分歧。看上去最不令人难以捉摸的立场是自由主义者们的立场。他们认为，“人民”是全体“个人”的总和，每个“个人”是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的最终持有者。个人是现代性的首要历史主体。但是，儿童因为尚缺乏判断力而不能享有自决权，还有衰老者、弱智者、精神病患者、囚犯、危险阶级成员、贫困者等。所以，虽然人是“自主”的，但是实际上，一个人是否自由是由别人来下判断，而且这个判断也不是清晰的。谁有资格行使其权利和谁可能依法不能行使其权利的清晰界线是什么？而且当某个人行使其权利时妨碍他人行使自己的权利，我们又要如何看待这种可能性呢？自由主义无法给出答案。
保守主义的历史主体是诸如家族、公司、教会、传统“秩序”这样一些社会群体。这些社会群体构成了有权从事政治活动的“主体”。他们首先考虑的是所有被视为传统群体的群体。社会主义的历史主体是“全体人民”。如果难以理解“个人”系指哪些人这一问题的话，如果更加难以理解哪些“群体”系指“人民”的话，最困难的事是不知道如何确定全体人民的普遍意志。人们怎么能知道全体人民的普遍意志呢？
总而言之，三种意识形态均没有解决民权问题，在国家——社会二元结构中也没有履行诺言，所以实际上，人类自我解放现代性在进程中实在收获不大。但是，人民似乎“安静”了下来。因为他们在期待，因为占统治地位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其实三种意识形态最后都纳入了自由主义之中，成了保守派自由主义，自由派自由主义和社会自由主义）让他们相信政治权利和剩余价值会越来越多。 华勒斯坦认为，1848年以后的120年间——亦即至少一直到1968年，三种意识形态相互间的争斗只不过是种表面现象，我们实际上只有一种意识形态；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自由主义通过“改良”将工人阶级纳入政治体系之中，演化出三大政治目标——选举权、福利制度和民族认同。由于自由主义者们对工人阶级做了让步：一定程度的参政和有限的剩余价值分享，并且通过民族认同——强调同一文化、地域、心理特点，使国内的“危险阶级”被笼络了。因此，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维护资本主义体系的政治秩序方面是颇为成功的。同时，自由主义国家同时还面临南北冲突的问题。威尔逊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倡导民族自决——国家发展的战略。而列宁主义纲领只不过是威尔逊战略的变种而已，实际上又再次将技术现代性排在了人类自我解放现代性的前头。所以在意识形态上，保守主义与社会主义实际上分别成了保守自由主义和社会自由主义。[1]（P99）
马列主义与威尔逊主义至少在6个主要方面的规划方案和对世界的看法是一致的：（1）它们赞同民族自决原则；（2）它们倡导各国的经济发展，即主张通过城市化、商业化、无产阶级化和工业化实现梦寐以求的繁荣和平等；（3）它们坚信存在着适用于一切民族的共同价值观；（4）它们坚信正确的科学知识（主要是牛顿式的知识）是技术进步唯一的合理基础；（5）他们认为人类进步是不可避免的，是合乎需求的；而人类进步的实现必须要有强有力的、稳定的、中央集权的政府；（6）它们信奉民治——民主，但将民主界定为这么一种状况：即事实上是让进行合理变革的专家们去作重大的政治决策——差别只是精英是在党内还是在政府内。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看到三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史其实是：
> 1789-1848年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自由主义胜
> 1848-1914年自由主义独步天下，马克思主义欲独树一帜，但未完全成功
> 1917-1968年自由主义在全世界发展到了顶峰
> 1989共产主义式微，自由主义也相继式微，保守主义、社会主义又恢复各自的独立性
三、有托之乡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极其不平等、不公正，但却成功地扩展了世界生产，从而使世界体系的主要受惠者们掌握了相当大的经济实力。
与资本世界的统治者相比，被压迫者们是无知、恐惧和漠然的。偶尔出现的精英也被个人向上流动的机制疏离了。在经济和军事上被压迫者们更是远为贫弱。
所以，老左派的解决方法是：（1）集体的自我教育以克服无知；（2）集体的自我组织以克服恐惧；（3）有组织的阶级文化集团以留住少数精英，让他们发挥才干；（4）掌握国家机器以克服社会实力上的不平衡。
所以老左派的战略是：两步走——首先夺取政权，然后改造世界。在夺取政权的问题上，产生了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分裂。前者主张通过投票选举来获得，以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为代表。后者通过有计划的武装斗争来获得政权，以共产党为代表。他们共同的难题是：常常无法实现第二步的诺言。
华勒斯坦认为，历史上只有两次“世界”革命（针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第一次发生于1848年。第二次发生在1968年。1848年是争取人民主权的革命，但是受到一定程度的遏止。一方面是因为美国霸权体系已经制度化了，另一方面则是自身表现的不佳。所以才有了1968年一系列反体系运动，比如学生运动、黑人运动，团结工会的成立等。[1]（P350）
但是，我们仍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而且比1900年更加不平等。即使在各成功夺取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也还是存在着多种形式的不平等，并且以各种方式限制——而不是鼓励——人们对一些压迫现象的反抗。
各政党没有实现他们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诺言。所以就有人指摘，认为社会主义是假货，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是理想的叛徒。或者指摘社会主义的革命领导人叛变了。其实，大多数革命者是想要干革命的，但他们发现，他们受到了世界体系机制的制约，必须按一定的方式，在一定的范围里行事，否则，他们就要丧失成为世界体系的重要参与者的资格。因此，他们使自己的意志服从了现实。唯有世界体系的转变才能带来新的契机。所以社会主义国家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一部分，不可能是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即使一些次体系变成社会主义，也无法改变世界体系整体的资本主义性质。
那么如果真能在2050年结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而有望形成一种新型历史体系（究竟是什么样的体系并不知道，关键看我们的作为，而资本主义力量会尽力维持其统治），面对契机，我们应该树立一种什么样的政治纲领？
新体系显然会有新的世界观和新的社会事实，但处于混沌期中的我们无法预知。他说，在混乱时期（着实是个危险的混沌期，因为根据他的非进化观点，不能期许下一个阶段一定会好于前一阶段）我们要记住两大要点：其一，要知道向哪个岸边游去。其二，要坚定稳妥地努力朝那个方向游去。他说，你们如果想要得到更明确的目标，那将是徒劳的；你们若费事寻求更明确的目标，将会淹死。
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人类解放。人类之所以为人类是因为人有反思能力，从而改变了与自然的互动方式。通过对自然的征服，人类增加了自由。这是第一步的解放，是逃脱自然奴役的解放。而更重要的解放是，对施于自然的控制能力的控制。对自然的控制能力既有工具意义，也有价值意义，因为它是人之为人的实现。但是这种能力却失去了控制。资本主义社会的全球化进程不是以人的意志和愿望为转移的。相反，这一进程控制了那些创造了它的个体的生活。这就是所谓“异化”，在华勒斯坦那里被指称为“商品化”。
关于基础性经济制度，世界左派一直面对这一责难：生产资料非私有制导致浪费、对技术效率失去兴趣和腐败。就“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而言，这种批评并非不正确。至今仍然存在的社会主义政权已经承认了这一点，但它们的应对措施是在它们的制度内为私有制辟出大片空间。尽管这样做可能会解决某些短期经济困难，但它却不能够解决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寻求解决的基本问题，即消除巨大的不平等和巨大的社会浪费。
但华勒斯坦强调，我们首先应当记住的是，基本问题不是所有制甚至也不是对经济资源的控制，而是世界经济进程的非商品化。非商品化并不意味着非货币化，而是要消灭利润这一范畴。资本主义就是要将一切商品化，这个目标虽未彻底实现，但已带来众所周知的负面后果。社会主义则应将一切非商品化。在这个体系里，人们并不为了资本持续积累的激励而好好工作。实际上受这种激励而产出的效果往往并不令人内心高兴。改善了的职业选择制度可以使更多的人得以干他们因种种理由而越来越感到满意的那种工作。这样的话，社会道德沦丧的状况也许就会大为改观。
在生产单位上，他主张把生产活动置于中型的、分权的、竞争性非营利机构里，认为它既可以吸纳私有制的多数优点又可以消除其多数负面影响。其中的关键是非营利，即没有人得到“分红”或“利润分配”，全部盈余或者返回该组织或者通过税收收集起来再进行其他投资。这其实已经部分地被试验过了。“美国的多数大学和医院两个世纪以来就是按照上述原则运作的。多数国家的医院和大学尽管传统上由国家承办，但也是非营利的和充分自治的。这些机构并不比营利性机构运行得差。这些原则当然可以推广到生产领域的企业中去” [1]（P416）。
这就是华勒斯坦的有托之乡。据华勒斯坦说，有托之乡区别于“乌有之乡”（乌托邦）的地方就是，前者是建立在对历史抉择所作的严肃认真的思考之上，是对我们能够选用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体系之真正合理性所作的评判。有幸的是，究竟是“乌有”还是“有托”，我们可以亲自去2025年检验！
[参考文献][1][美]伊曼努尔·华勒斯坦.自由主义的终结[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2]赵虎吉.比较政治学：后发展国家视角[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