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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霾、环保是中国经济调整的真正拐点。环境恶化无以复加危及民生，促成两会提案扎堆，标志着不能一个劲提“发展是硬道理”，继之而起的肯定是国策大调整。
两会期间，仅政协就有458个提案涉及生态文明。关于雾霾、环保的提案、说法，言语之深刻尖锐，表态之决绝，足见用“痛心疾首”已难以形容事态的严重性。人大代表钟南山根据美国对几十万人进行26年跟踪显示的数据分析发现，“如果PM2.5增加10微克/立方米，一般来说肺癌患病率平均增加20%”，这还是建立在美日等PM2.5浓度相对较低（低于75微克/立方米）基础上做出的回归分析，而中国的现状要恶劣得多（早远超75微克）。
目前中国肿瘤发病率为285.91/10万，平均每分钟有6人被诊断为恶性肿瘤，且近20年来呈现逐年年轻化及发病率和死亡率“三线”走高之势。另据香港医生统计，PM2.5每立方米增加10个微克，呼吸系统疾病的住院率可以增加到3.1%。灰霾从25个微克增加到200微克，日均病死率可以增加到11%。上述预测若真的兑现，对家庭、社会乃至国家财政都将是极为可怕的。当下极度激化的医患关系，根源就在于政府对卫生事业投资仅约占GDP的5.5%，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6%的平均最低水平，一旦全社会医疗需求以几何级数增长，未来财政压力可想而知。然而，问题的严重性还不止于此。
钟南山在会上公然“开炮”，为亿万民众代言：“管你什么和谐社会，管你什么纲领的，人最关键的一个是呼吸的空气，一个是吃的食物，一个是喝的水。这些都不安全，什么幸福感都没有。”这句话已不再“一针见血”，而是“一针见骨”了。显然，若老百姓连最基本的生存权都得不到保证，假如天空、土壤、地下水都有毒、有害，人还怎么活？
客观上，环保问题之所以近一两年陡然严重，其实是多年“世界工厂”量变到质变的积累。中国生态环境承受了三次比较严重的冲击波：第一次是发轫于1980年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第二次是1992年开始的新一轮经济高速增长，第三次是2002年下半年开始的新一轮重化工业急剧扩张。这三次冲击波一次比一次迅猛，一次比一次强烈，并相互叠加，终于使中国环境污染走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改革30年，经济以年均9.9%的增速高歌猛进，环保一再让位于GDP，已被逼到了退无可退的墙角。换个角度，环保极限触动了近30年的硬道理——发展经济，这将是一个方向性的根本调整。然而，令人回味的是，当某代表当面背诵自创的《沁园春·霾》：“北京风光，千里雾霾，万里尘飘……空气如此糟糕，引无数美女戴口罩”，有代表的反应是会心的一笑，“那个时候（我小时候）没有PM2.5，但是有PM250。”
这一笑中暗含了多少复杂心绪，老百姓或许无从揣测，然而当“身体是第一位的，其他都是假的”成为国人扣招呼的常态，环境治理的紧迫性已毋庸多言。事实上，中国这些年重蹈了西方的覆辙。当年英国、美国、日本都是先污染后治理、先死人后立法，中国的路径概莫能外。1952年12月5日9日，英国伦敦被“豌豆浓汤”（黄色雾霾）所笼罩，其直接原因是燃煤产生的二氧化硫和粉尘烟污染。这场持续5天的雾霾，官方统计死亡人数4000人，而民间普遍认为真实数据为12000人。由煤炭支撑的工业革命要了英国人的命，也促成了1956年《空气清洁法案》的强制推行，不断修订并沿用至今。
与英国污染主要来自煤炭不同，美国洛杉矶1940-1960年发生的光化学烟雾污染，其元凶是机动车尾气，当时洛杉矶54%的挥发性有机混合物、76%的氮氧化物及97%的一氧化物均来自机动车，这与美国经济以汽车社会为基础休戚相关。随后，当地政府出台一系列限制机动车排放方案，美国也于1970年通过了《清洁空气法》，直到1980年代，这种棕色、朦胧又有刺鼻气味的大气污染才渐渐褪去。
二战后日本专注发展经济，忽视环保，使民众深受其害，大量燃烧石油，硫氧化物污染日益严重，迫使日本于1962年制定了《煤烟限制法》。这些均是中国的前车之鉴。实际上，PM10年均浓度与与GDP之间有着内在联系，目前中国人均GDP为500美元左右，相当于美国1950年初、西欧1960年初和日本1970年初水平。然而，由于中国工业化规模更大，方式更恶劣（承接全球产业链转移的代工制几乎把全世界的污染都集中到了中国，留给了中国人民），所以中国所面临的局面，其紧迫度将远甚于以上发达国家。不过，由于目前尚无明显的直接死人，各方关注还停留在紧急呼吁阶段，因此，估计大方向的调整也不会立马就动。
然而，这并不能成为中国暂时还可“松一口气”的理由。日本治理污染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点，即是自1960年后开始，日益高涨的民间舆论与席卷全国的“反公害”市民运动，以及推波助澜的新闻界，成为日本环保出现转折的关键因素。目前，中国国内民意已开始萌动。而即便对国内舆论可以选择性“无视”，环境污染也已不再是国内问题。中国治理环境污染的时空背景与西方当年相比，已天翻地覆。经常的大面积雾霾—高达145万平方公里，世所罕见，地球村已经显得太小了。最近日韩舆论已起，纷纷把其国内空气质量下降归因于受中国“连累”。日媒宣称中国不仅被黄沙笼罩，随之而来的PM10微粒子已经超过世界保健机构规定标准的35倍，甚至直接渲染中国黄沙突袭东京；欧洲更是将中国视作全球最大的“疫区”。因此，若出现国际舆论的围剿，届时内外均将极为被动。
这是有关方面不得不直面的现实，而残酷的现实将倒逼国策调整。看似宏观、高深的国策，其生命力来自哪里？只能来自生活本身。如果没有如此严重的雾霾，美国大使馆每天公布PM2.5指数，除了被扣上“干涉内政”的帽子，还能奈何得了谁？就此而言，雾霾、环保是中国经济调整的真正拐点。环境恶化无以复加危及民生，促成两会提案扎堆，标志着不能一个劲提“发展是硬道理”，继之而起的肯定是国策大调整。而两会以民生为切入口，开始展现参政、议政本质的真正“回归”，则预示着政治拐点亦将崭露头角。
（摘自《市场瞭望·投资者》）
两会期间，仅政协就有458个提案涉及生态文明。关于雾霾、环保的提案、说法，言语之深刻尖锐，表态之决绝，足见用“痛心疾首”已难以形容事态的严重性。人大代表钟南山根据美国对几十万人进行26年跟踪显示的数据分析发现，“如果PM2.5增加10微克/立方米，一般来说肺癌患病率平均增加20%”，这还是建立在美日等PM2.5浓度相对较低（低于75微克/立方米）基础上做出的回归分析，而中国的现状要恶劣得多（早远超75微克）。
目前中国肿瘤发病率为285.91/10万，平均每分钟有6人被诊断为恶性肿瘤，且近20年来呈现逐年年轻化及发病率和死亡率“三线”走高之势。另据香港医生统计，PM2.5每立方米增加10个微克，呼吸系统疾病的住院率可以增加到3.1%。灰霾从25个微克增加到200微克，日均病死率可以增加到11%。上述预测若真的兑现，对家庭、社会乃至国家财政都将是极为可怕的。当下极度激化的医患关系，根源就在于政府对卫生事业投资仅约占GDP的5.5%，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6%的平均最低水平，一旦全社会医疗需求以几何级数增长，未来财政压力可想而知。然而，问题的严重性还不止于此。
钟南山在会上公然“开炮”，为亿万民众代言：“管你什么和谐社会，管你什么纲领的，人最关键的一个是呼吸的空气，一个是吃的食物，一个是喝的水。这些都不安全，什么幸福感都没有。”这句话已不再“一针见血”，而是“一针见骨”了。显然，若老百姓连最基本的生存权都得不到保证，假如天空、土壤、地下水都有毒、有害，人还怎么活？
客观上，环保问题之所以近一两年陡然严重，其实是多年“世界工厂”量变到质变的积累。中国生态环境承受了三次比较严重的冲击波：第一次是发轫于1980年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第二次是1992年开始的新一轮经济高速增长，第三次是2002年下半年开始的新一轮重化工业急剧扩张。这三次冲击波一次比一次迅猛，一次比一次强烈，并相互叠加，终于使中国环境污染走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改革30年，经济以年均9.9%的增速高歌猛进，环保一再让位于GDP，已被逼到了退无可退的墙角。换个角度，环保极限触动了近30年的硬道理——发展经济，这将是一个方向性的根本调整。然而，令人回味的是，当某代表当面背诵自创的《沁园春·霾》：“北京风光，千里雾霾，万里尘飘……空气如此糟糕，引无数美女戴口罩”，有代表的反应是会心的一笑，“那个时候（我小时候）没有PM2.5，但是有PM250。”
这一笑中暗含了多少复杂心绪，老百姓或许无从揣测，然而当“身体是第一位的，其他都是假的”成为国人扣招呼的常态，环境治理的紧迫性已毋庸多言。事实上，中国这些年重蹈了西方的覆辙。当年英国、美国、日本都是先污染后治理、先死人后立法，中国的路径概莫能外。1952年12月5日9日，英国伦敦被“豌豆浓汤”（黄色雾霾）所笼罩，其直接原因是燃煤产生的二氧化硫和粉尘烟污染。这场持续5天的雾霾，官方统计死亡人数4000人，而民间普遍认为真实数据为12000人。由煤炭支撑的工业革命要了英国人的命，也促成了1956年《空气清洁法案》的强制推行，不断修订并沿用至今。
与英国污染主要来自煤炭不同，美国洛杉矶1940-1960年发生的光化学烟雾污染，其元凶是机动车尾气，当时洛杉矶54%的挥发性有机混合物、76%的氮氧化物及97%的一氧化物均来自机动车，这与美国经济以汽车社会为基础休戚相关。随后，当地政府出台一系列限制机动车排放方案，美国也于1970年通过了《清洁空气法》，直到1980年代，这种棕色、朦胧又有刺鼻气味的大气污染才渐渐褪去。
二战后日本专注发展经济，忽视环保，使民众深受其害，大量燃烧石油，硫氧化物污染日益严重，迫使日本于1962年制定了《煤烟限制法》。这些均是中国的前车之鉴。实际上，PM10年均浓度与与GDP之间有着内在联系，目前中国人均GDP为500美元左右，相当于美国1950年初、西欧1960年初和日本1970年初水平。然而，由于中国工业化规模更大，方式更恶劣（承接全球产业链转移的代工制几乎把全世界的污染都集中到了中国，留给了中国人民），所以中国所面临的局面，其紧迫度将远甚于以上发达国家。不过，由于目前尚无明显的直接死人，各方关注还停留在紧急呼吁阶段，因此，估计大方向的调整也不会立马就动。
然而，这并不能成为中国暂时还可“松一口气”的理由。日本治理污染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点，即是自1960年后开始，日益高涨的民间舆论与席卷全国的“反公害”市民运动，以及推波助澜的新闻界，成为日本环保出现转折的关键因素。目前，中国国内民意已开始萌动。而即便对国内舆论可以选择性“无视”，环境污染也已不再是国内问题。中国治理环境污染的时空背景与西方当年相比，已天翻地覆。经常的大面积雾霾—高达145万平方公里，世所罕见，地球村已经显得太小了。最近日韩舆论已起，纷纷把其国内空气质量下降归因于受中国“连累”。日媒宣称中国不仅被黄沙笼罩，随之而来的PM10微粒子已经超过世界保健机构规定标准的35倍，甚至直接渲染中国黄沙突袭东京；欧洲更是将中国视作全球最大的“疫区”。因此，若出现国际舆论的围剿，届时内外均将极为被动。
这是有关方面不得不直面的现实，而残酷的现实将倒逼国策调整。看似宏观、高深的国策，其生命力来自哪里？只能来自生活本身。如果没有如此严重的雾霾，美国大使馆每天公布PM2.5指数，除了被扣上“干涉内政”的帽子，还能奈何得了谁？就此而言，雾霾、环保是中国经济调整的真正拐点。环境恶化无以复加危及民生，促成两会提案扎堆，标志着不能一个劲提“发展是硬道理”，继之而起的肯定是国策大调整。而两会以民生为切入口，开始展现参政、议政本质的真正“回归”，则预示着政治拐点亦将崭露头角。
（摘自《市场瞭望·投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