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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后工业时代的来临，当今世界正发生着全面、深刻的变革。这种巨大的变革导致了社会人才需求的根本转变，并对博士生教育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文章以率先进入后工业时代的美国为例，探讨其博士生教育在此期间受到的冲击。通过分析美国教育界的应对措施，给出个人、社会、国家三个层面的启示，以期满足新时代对博士生培养的新需求。
关键词：美国；后工业时代；博士生教育
随着后工业时代的来临，当今世界正发生着剧烈而深刻的变革，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正发生着根本性的转变。教育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建制，尤其是作为高等教育“金字塔”顶端的博士生教育，如何适应这种时代变迁，已经引起各国学者的广泛重视。长久以来，美国的博士生教育拥有丰富的资源，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成为各国争相效仿的榜样。近年来，随着快速的社会变革，博士生教育的诸多深层次问题也开始日益突显，并进行了调整与变革以应对时代的变迁。之前，针对博士生教育的研究主要从高校的内部环境去分析其内涵和手段，而本文试图从教育服务社会的角度出发，把社会人才的需求变迁作为切入点，以美国博士生培养为例，探讨博士生教育所发生的深刻变革，并探寻解决之道。
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
1973年，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一书中宣称：“旧的社会已逝，未来的社会还在发展，人类目前正处于一种间隙性、过渡性的时代。”这种时代被他称为“后工业社会”[1]。贝尔认为，如果把“工业社会”作为研究的概念单位，可以把社会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三种形态。此后，贝尔进一步拓展了“后工业社会”的概念，并于1979年发表了题为《信息社会》的文章，指出：“即将到来的后工业社会，就是信息社会。”
当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还主要依靠第一产业的时候，美国就已经完成了由产品经济向服务经济的过渡。1950年，美国服务业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生产总值的55%，超过了工农业之和，这无疑表明了当时的美国就已经具备了后工业社会的形态。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完全进入后工业社会，成为真正的服务型经济国家，其后工业的经济社会特征也完全显现，并由此引发了技术变革、经济变革与结构变革。
（一）技术变革
计算机工程、微电子工程、生物基因工程、光电信息等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不断涌现，其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传统产业，信息化成为此次革命的最为显著的特征。20世纪末期，光电技术的发展加快了美国工业经济向后工业经济转变的速度，信息产业在经济中的份额明显超过了钢铁和汽车工业，成为最大的产业。21世纪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开启了数字化信息生活时代的篇章，网络互联使沟通回归本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更为频繁、紧密。
（二）经济变革
随着美国生产力的大幅提高，经济的持续繁荣，人民收入水平及生活水平提高，“质量代替数量”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核心目标。生产模式逐步由批量化的大规模生产转变为客户化的小型生产及服务化的柔性生产模式。新兴的经济生产模式不再只是传统的批量生产而是花样繁多的小型化生产；从满足需要到开拓创新，从标准化生产到用户体验，生产方式更趋人性化。社会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向服务行业，而不是传统的工农业，服务业在经济结构中日趋重要，知识和服务经济成为美国的最重要经济形态。
（三）结构变革
大量劳动力由农业或制造业逐步转向服务业，智力型劳动者在就业结构中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劳动结构的变迁引发了社会阶级结构的转变，有技术的白领工人比重超过了蓝领工人，原先构成资产阶级的资本家和企业家等则逐渐被技术阶层所取代。同时，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行业转向以服务为基础的行业；松散化、小型化、扁平化的组织结构使团队分工的界限变得模糊；合作同专业的融合弱化了规章制度，生产与设计的距离逐步缩小，朝着一体化的趋势发展；人性化和小规模的生产模式使科层架构和等级制度变得不再重要，甚至成为负担。
二、后工业社会对人才的需求
后工业社会日新月异、发展迅速，知识型、服务型社会对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知识信息储备永远赶不上时代的变化，这就要求人们不断进行自我学习和终身学习，具备更为综合的能力，如良好的沟通力、快速的应变力、流动能力强、团队合作意识强、敢于创造探索分析、乐于接受新事物、具有自我批判意识等。同时，工作岗位和组织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体能型工作大幅减少，智能型工作大幅增加；组织结构变得小型化、松散化、扁平化，工作之间的纵向差异不断缩小，横向差异不断扩大。人们不再被“分门别类”，不再只停留在自己狭隘的工作范围内，大家需要通过团队合作的方式去完成各项任务，而不再是简单地执行指令，每个人都将参与到工作中，积极探索、创造。
三、 后工业社会对美国博士生教育的挑战
美国博士生教育一直都是各国争相效仿的榜样。但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美国进入后工业时代，其博士生教育与社会需求的不匹配问题日益凸显，面临着社会转型等诸多挑战。
（一）博士生教育与社会就业环境的不匹配
后工业社会对人才的要求更为全面，无论是学术领域还是非学术领域都更看重人才的综合素质，单一的学术能力已经无法满足新型社会对人才的需求。然而，传统美国博士生教育愈发显现出专业化的趋势， 这不仅限制了博士生的专业能力，而且影响了其就业机会。
自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博士生培养与就业市场的不对称问题就已经开始显现，艾伦·卡特尔在《博士与学术劳动市场》（PHDs and Academic Labor Market）一书中，以战后美国高等教育大发展为背景，基于对未来教育与就业趋势的分析和预测，揭示了美国博士生培养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提出了美国博士生的预警机制[2]。1992-1995年，一個在国家研究委员会领导下的教授组织对全美博士生课程进行了评估，并发现当时博士生培养质量低下，培养面较窄，缺乏就业技能的训练；博士生课程的设置主要针对的是专业型的学术研究人员，与社会产生了较大的脱节，无法真正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相当一部分博士生面临着各类就业问题[3]。美国华盛顿大学于2001年对1989～1999届人文、自然和社科三个领域的博士毕业生进行了后续职业跟踪调查，发现以上三个学科领域的博士毕业生在十年后还继续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数不到一半[4]。此外，“博士学位-十年后”（PHDs—Ten Years Later）等相关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在获得博士学位后的10～14年间，只有大约1/3的计算机科学和电力工程学博士，2/3的数学、英语语言文学、政治学博士，以及1/2的生物学、化学博士晋职为教授，并继续从事科研学术工作。[5] 传统的美国博士生教育过分注重专业知识和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而忽略了其他素质和能力的训练。相当一部分博士生在自身学术领域外的知识和技能都很匮乏。而后工业社会要求高素质人才需要具备多种能力，能够胜任多重身份和角色，除了学术研究外，博士毕业生还应担负其他任务。另外，受到传统就业观（博士毕业生普遍就职于学术领域）的影響，学校在博士生培养过程中没有关注学术领域外的就业信息，使博士生对就业市场知之甚少。传统的学术价值取向直接影响着博士生的就业选择，专业化同学术化的倾向将学生限制到了一个狭小的职业范围中，因此，社会对传统的博士生教育提出了质疑。博士生培养体制没有反映出社会对人才的需求——社会愈发注重人才本身的素质与能力，而非知识本身的专业化；人在一生中将会承担各种角色，经历多重职业；现在所学与将来所做会存在巨大差异；当今社会注重的是现在和将来所做，而不是过去所学。庆幸的是愈来愈多的博士正在改变传统的择业观，进入非学术领域就业。这种转变，不仅是就业市场的反馈，也是市场调节机制在博士就业这一层面上所发挥的作用，博士就业正朝着多元化趋势发展。
（二）博士生教育的高损耗
自上世纪中期开始，美国博士生教育的高损耗问题就开始显现，具体表现为获取学位的年限过长和流失率较高两方面。
第一，获取学位的年限过长。2004年，美国联邦政府公布的2003年度全美博士毕业生调查研究显示：当年各学科领域的博士平均获取学位年限约为7.5年；物理学博士获取学位年限最短，平均为6.8年；人文博士获取学位年限最长，平均为9年。另外，据调查，1978-2003年，美国博士的平均获取学位的年限在逐渐增加。过长的获取学位的年限，使学生无法适应外部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一方面给学生就业造成了困扰，另一方面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
第二，博士生流失率较高。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于2003年针对1998-1999年和1992-1993年注册的1970多名博士生进行了后续跟踪调查，研究结果显示：这10年中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竟然不到2/3，在历史、经济、生物这三个学科领域，10年内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员比率分别为34%、70%、81%，博士学位获取率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生命科学领域呈现逐步提高的趋势。博士生培养的高流失率，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博士生教育的高耗损。另外，有关博士生教育经历的研究报告《离开象牙塔：对博士生流失的原因及结果调查》对当时美国博士生流失的现象、原因和结果进行了重点分析，认为在博士生培养过程中，对学生社会化程度培训的全面性和经费资助的连贯性是造成博士学业完成与未完成存在区别的主要原因。[6]
博士生教育日益专业化的倾向所引发的问题是：过长的获取学位的年限，不仅挫伤了在读博士生的积极性，使他们无法应对快速变化的社会，而且其高损耗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当博士毕业生进入变化万千的社会就业环境中时，他们同社会的不适应、不协调及由此带来的更深层次的问题便立显无余。许多用人机构和博士生本身都对这种博士生教育提出了质疑，认为博士生教育过于专业化，过于片面和狭隘，与社会需求产生了严重的脱节。
四、后工业社会美国的应对措施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和科技产业的迅猛发展，博士毕业生与社会变革产生了诸多不适应，迫使美国博士生教育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21世纪之初，朱迪·内奎斯特曾在《变革》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博士生教育：21世纪变化的前兆》，指出美国对博士生教育的关注重点与以往大有不同，即不再仅仅是思考或设想博士生教育，而是更加强调注重博士生教育的培养结果。内奎斯特重申“博士本身没有错，事实上，他们做得很好。时代变迁和社会环境变化带来了新的人才要求，我们需要客观诚实地来评价博士生培养的成效，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学生在各类机构中作出贡献，我们的国家才能保持强大。”
1995年，美国科学、工程与公共政策委员会发布的报告《重塑科学家与工程师的研究生教育》（Reshaping the Graduate Education of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在全美掀起了有关博士生培养的讨论热潮。该报告考察了面向新时代美国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主要职业途径及变化趋势，博士生除接受培训以外怎样才能更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并提出了以下建议：“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应当具备宽广的学术事业和技能发展空间，无论是在学术领域还是在非学术领域都应具备良好的信息处理能力和职业规划能力。”2005年成立的高等教育未来委员会也指出：“应当竭尽全力改善高等教育体系，确保毕业生不仅能够满足未来劳动力市场需要，更能适应未来社会变革的需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要重新思考、定位联邦政府、州政府、地区政府和高校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角色，并分析当前的目标是否合适、可行。”
此外，一些机构和公司基金会，如斯塔尔基金会（Starr Foundation）、卡内基基金会（CFAT）、威尔逊奖学金基金会（WWNFF）及美国学会联合会（ACLS）等，都对美国研究生教育提出了疑问。他们认为，“传统的美国研究生教育已经无法应对社会变迁所带来的挑战，应改革研究生教育，使研究生毕业后能够满足新型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同时，在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Pew Charitable Trusts）的资助下，华盛顿大学的乔迪奈·奎斯特教授主持了“重构博士计划”（Re-envisioning the Ph.D. Project），并且该项目被认为是促使全美进行博士生教育改革的研究计划，通过对超过300名来自不同机构和单位的博士生围绕“博士生教育的理想实践模式”进行访谈，重点讨论并确定了博士生培养的主体和模式，以及随着时间推移如何来实践这种重新构想的博士生项目，并在2004年4月的学术会议上，探讨了各界对博士生教育的设想，重新审视了已经确定的发展主题并讨论了未来博士生教育发展的战略重点。为了深化并落实“重构博士计划”提出的各项建议，在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和大西洋慈善基金（Atlantic Philanthropies）的共同资助下，威尔逊联谊基金会组织了“积极响应的博士计划”（The Responsive Ph.D. Initiative），围绕“新范式、新实践、新人员、新合作”这四个主题展开研讨。
关键词：美国；后工业时代；博士生教育
随着后工业时代的来临，当今世界正发生着剧烈而深刻的变革，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正发生着根本性的转变。教育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建制，尤其是作为高等教育“金字塔”顶端的博士生教育，如何适应这种时代变迁，已经引起各国学者的广泛重视。长久以来，美国的博士生教育拥有丰富的资源，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成为各国争相效仿的榜样。近年来，随着快速的社会变革，博士生教育的诸多深层次问题也开始日益突显，并进行了调整与变革以应对时代的变迁。之前，针对博士生教育的研究主要从高校的内部环境去分析其内涵和手段，而本文试图从教育服务社会的角度出发，把社会人才的需求变迁作为切入点，以美国博士生培养为例，探讨博士生教育所发生的深刻变革，并探寻解决之道。
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
1973年，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一书中宣称：“旧的社会已逝，未来的社会还在发展，人类目前正处于一种间隙性、过渡性的时代。”这种时代被他称为“后工业社会”[1]。贝尔认为，如果把“工业社会”作为研究的概念单位，可以把社会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三种形态。此后，贝尔进一步拓展了“后工业社会”的概念，并于1979年发表了题为《信息社会》的文章，指出：“即将到来的后工业社会，就是信息社会。”
当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还主要依靠第一产业的时候，美国就已经完成了由产品经济向服务经济的过渡。1950年，美国服务业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生产总值的55%，超过了工农业之和，这无疑表明了当时的美国就已经具备了后工业社会的形态。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完全进入后工业社会，成为真正的服务型经济国家，其后工业的经济社会特征也完全显现，并由此引发了技术变革、经济变革与结构变革。
（一）技术变革
计算机工程、微电子工程、生物基因工程、光电信息等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不断涌现，其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传统产业，信息化成为此次革命的最为显著的特征。20世纪末期，光电技术的发展加快了美国工业经济向后工业经济转变的速度，信息产业在经济中的份额明显超过了钢铁和汽车工业，成为最大的产业。21世纪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开启了数字化信息生活时代的篇章，网络互联使沟通回归本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更为频繁、紧密。
（二）经济变革
随着美国生产力的大幅提高，经济的持续繁荣，人民收入水平及生活水平提高，“质量代替数量”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核心目标。生产模式逐步由批量化的大规模生产转变为客户化的小型生产及服务化的柔性生产模式。新兴的经济生产模式不再只是传统的批量生产而是花样繁多的小型化生产；从满足需要到开拓创新，从标准化生产到用户体验，生产方式更趋人性化。社会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向服务行业，而不是传统的工农业，服务业在经济结构中日趋重要，知识和服务经济成为美国的最重要经济形态。
（三）结构变革
大量劳动力由农业或制造业逐步转向服务业，智力型劳动者在就业结构中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劳动结构的变迁引发了社会阶级结构的转变，有技术的白领工人比重超过了蓝领工人，原先构成资产阶级的资本家和企业家等则逐渐被技术阶层所取代。同时，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行业转向以服务为基础的行业；松散化、小型化、扁平化的组织结构使团队分工的界限变得模糊；合作同专业的融合弱化了规章制度，生产与设计的距离逐步缩小，朝着一体化的趋势发展；人性化和小规模的生产模式使科层架构和等级制度变得不再重要，甚至成为负担。
二、后工业社会对人才的需求
后工业社会日新月异、发展迅速，知识型、服务型社会对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知识信息储备永远赶不上时代的变化，这就要求人们不断进行自我学习和终身学习，具备更为综合的能力，如良好的沟通力、快速的应变力、流动能力强、团队合作意识强、敢于创造探索分析、乐于接受新事物、具有自我批判意识等。同时，工作岗位和组织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体能型工作大幅减少，智能型工作大幅增加；组织结构变得小型化、松散化、扁平化，工作之间的纵向差异不断缩小，横向差异不断扩大。人们不再被“分门别类”，不再只停留在自己狭隘的工作范围内，大家需要通过团队合作的方式去完成各项任务，而不再是简单地执行指令，每个人都将参与到工作中，积极探索、创造。
三、 后工业社会对美国博士生教育的挑战
美国博士生教育一直都是各国争相效仿的榜样。但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美国进入后工业时代，其博士生教育与社会需求的不匹配问题日益凸显，面临着社会转型等诸多挑战。
（一）博士生教育与社会就业环境的不匹配
后工业社会对人才的要求更为全面，无论是学术领域还是非学术领域都更看重人才的综合素质，单一的学术能力已经无法满足新型社会对人才的需求。然而，传统美国博士生教育愈发显现出专业化的趋势， 这不仅限制了博士生的专业能力，而且影响了其就业机会。
自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博士生培养与就业市场的不对称问题就已经开始显现，艾伦·卡特尔在《博士与学术劳动市场》（PHDs and Academic Labor Market）一书中，以战后美国高等教育大发展为背景，基于对未来教育与就业趋势的分析和预测，揭示了美国博士生培养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提出了美国博士生的预警机制[2]。1992-1995年，一個在国家研究委员会领导下的教授组织对全美博士生课程进行了评估，并发现当时博士生培养质量低下，培养面较窄，缺乏就业技能的训练；博士生课程的设置主要针对的是专业型的学术研究人员，与社会产生了较大的脱节，无法真正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相当一部分博士生面临着各类就业问题[3]。美国华盛顿大学于2001年对1989～1999届人文、自然和社科三个领域的博士毕业生进行了后续职业跟踪调查，发现以上三个学科领域的博士毕业生在十年后还继续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数不到一半[4]。此外，“博士学位-十年后”（PHDs—Ten Years Later）等相关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在获得博士学位后的10～14年间，只有大约1/3的计算机科学和电力工程学博士，2/3的数学、英语语言文学、政治学博士，以及1/2的生物学、化学博士晋职为教授，并继续从事科研学术工作。[5] 传统的美国博士生教育过分注重专业知识和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而忽略了其他素质和能力的训练。相当一部分博士生在自身学术领域外的知识和技能都很匮乏。而后工业社会要求高素质人才需要具备多种能力，能够胜任多重身份和角色，除了学术研究外，博士毕业生还应担负其他任务。另外，受到传统就业观（博士毕业生普遍就职于学术领域）的影響，学校在博士生培养过程中没有关注学术领域外的就业信息，使博士生对就业市场知之甚少。传统的学术价值取向直接影响着博士生的就业选择，专业化同学术化的倾向将学生限制到了一个狭小的职业范围中，因此，社会对传统的博士生教育提出了质疑。博士生培养体制没有反映出社会对人才的需求——社会愈发注重人才本身的素质与能力，而非知识本身的专业化；人在一生中将会承担各种角色，经历多重职业；现在所学与将来所做会存在巨大差异；当今社会注重的是现在和将来所做，而不是过去所学。庆幸的是愈来愈多的博士正在改变传统的择业观，进入非学术领域就业。这种转变，不仅是就业市场的反馈，也是市场调节机制在博士就业这一层面上所发挥的作用，博士就业正朝着多元化趋势发展。
（二）博士生教育的高损耗
自上世纪中期开始，美国博士生教育的高损耗问题就开始显现，具体表现为获取学位的年限过长和流失率较高两方面。
第一，获取学位的年限过长。2004年，美国联邦政府公布的2003年度全美博士毕业生调查研究显示：当年各学科领域的博士平均获取学位年限约为7.5年；物理学博士获取学位年限最短，平均为6.8年；人文博士获取学位年限最长，平均为9年。另外，据调查，1978-2003年，美国博士的平均获取学位的年限在逐渐增加。过长的获取学位的年限，使学生无法适应外部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一方面给学生就业造成了困扰，另一方面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
第二，博士生流失率较高。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于2003年针对1998-1999年和1992-1993年注册的1970多名博士生进行了后续跟踪调查，研究结果显示：这10年中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竟然不到2/3，在历史、经济、生物这三个学科领域，10年内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员比率分别为34%、70%、81%，博士学位获取率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生命科学领域呈现逐步提高的趋势。博士生培养的高流失率，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博士生教育的高耗损。另外，有关博士生教育经历的研究报告《离开象牙塔：对博士生流失的原因及结果调查》对当时美国博士生流失的现象、原因和结果进行了重点分析，认为在博士生培养过程中，对学生社会化程度培训的全面性和经费资助的连贯性是造成博士学业完成与未完成存在区别的主要原因。[6]
博士生教育日益专业化的倾向所引发的问题是：过长的获取学位的年限，不仅挫伤了在读博士生的积极性，使他们无法应对快速变化的社会，而且其高损耗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当博士毕业生进入变化万千的社会就业环境中时，他们同社会的不适应、不协调及由此带来的更深层次的问题便立显无余。许多用人机构和博士生本身都对这种博士生教育提出了质疑，认为博士生教育过于专业化，过于片面和狭隘，与社会需求产生了严重的脱节。
四、后工业社会美国的应对措施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和科技产业的迅猛发展，博士毕业生与社会变革产生了诸多不适应，迫使美国博士生教育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21世纪之初，朱迪·内奎斯特曾在《变革》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博士生教育：21世纪变化的前兆》，指出美国对博士生教育的关注重点与以往大有不同，即不再仅仅是思考或设想博士生教育，而是更加强调注重博士生教育的培养结果。内奎斯特重申“博士本身没有错，事实上，他们做得很好。时代变迁和社会环境变化带来了新的人才要求，我们需要客观诚实地来评价博士生培养的成效，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学生在各类机构中作出贡献，我们的国家才能保持强大。”
1995年，美国科学、工程与公共政策委员会发布的报告《重塑科学家与工程师的研究生教育》（Reshaping the Graduate Education of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在全美掀起了有关博士生培养的讨论热潮。该报告考察了面向新时代美国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主要职业途径及变化趋势，博士生除接受培训以外怎样才能更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并提出了以下建议：“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应当具备宽广的学术事业和技能发展空间，无论是在学术领域还是在非学术领域都应具备良好的信息处理能力和职业规划能力。”2005年成立的高等教育未来委员会也指出：“应当竭尽全力改善高等教育体系，确保毕业生不仅能够满足未来劳动力市场需要，更能适应未来社会变革的需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要重新思考、定位联邦政府、州政府、地区政府和高校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角色，并分析当前的目标是否合适、可行。”
此外，一些机构和公司基金会，如斯塔尔基金会（Starr Foundation）、卡内基基金会（CFAT）、威尔逊奖学金基金会（WWNFF）及美国学会联合会（ACLS）等，都对美国研究生教育提出了疑问。他们认为，“传统的美国研究生教育已经无法应对社会变迁所带来的挑战，应改革研究生教育，使研究生毕业后能够满足新型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同时，在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Pew Charitable Trusts）的资助下，华盛顿大学的乔迪奈·奎斯特教授主持了“重构博士计划”（Re-envisioning the Ph.D. Project），并且该项目被认为是促使全美进行博士生教育改革的研究计划，通过对超过300名来自不同机构和单位的博士生围绕“博士生教育的理想实践模式”进行访谈，重点讨论并确定了博士生培养的主体和模式，以及随着时间推移如何来实践这种重新构想的博士生项目，并在2004年4月的学术会议上，探讨了各界对博士生教育的设想，重新审视了已经确定的发展主题并讨论了未来博士生教育发展的战略重点。为了深化并落实“重构博士计划”提出的各项建议，在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和大西洋慈善基金（Atlantic Philanthropies）的共同资助下，威尔逊联谊基金会组织了“积极响应的博士计划”（The Responsive Ph.D. Initiative），围绕“新范式、新实践、新人员、新合作”这四个主题展开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