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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洛，湖南长沙人。1937年出生于河南洛阳，1960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79年调至湖南省文联，后任中国作家协会湖南分会副主席、创作研究室主任，湘潭大学、西南师范大学兼职教授，湖南师范大学名誉教授。半个世纪来，李元洛先专于诗词，后迷于散文，两者皆有成就。现为湖南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
“背向文坛，心仪文学；身居闹市，神往山林。努力以出世之心，做人世之事，祈塑不愧对只此一次的生命，而且益社会与人生。”这是李元洛的文学信念与生活姿态。
李元洛长期从事诗歌研究，出版多部诗论著作，后转写散文，因笔耕不辍且自成一格，其散文被学界称作“又一座高峰”，深受读者欢迎。
近年来，李元洛先生的“中国文学之旅史化大散文系列”《唐诗之旅》《宋词之旅》和《元曲之旅》，在文坛特别是在散文界引起广泛关注，社会各界好评如潮。李元洛先生的“文学之旅”以散文笔法解唐诗、说宋词、谈元曲，并以自己的切身经历感受这些族文化瑰宝，有很高的文化品味，欣赏性和可读性都极强行文时，李元洛先先将“心灵的旅行”和实际的旅行融为一体，既有古人对山河日月的吟咏，又有自己对人事景物的慨叹，两者相辅相成，水乳交融，形成了他个人独特的写作风格。
作为艺术创造和审美创造的散文，其第一要素是创造主体的个性情感和个人体验。个体只有将那种完全属于纯粹个人化的情感和体悟以一种非常自然天成的文体形式加以负载和传达，才能生成一种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散文文本。在这方面，李元洛寻找到了一种能够完全契合于这种特殊的情感情绪的文本样式，且相应地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散文体式。这是他的散文之所以能在文坛独树一帜的重要依据。
站在人类历史的高度，站在人生哲学的高度，去重新审视和感悟那些经典，并在与古代大师们的对话交流中，升华到一种新的更高的哲理的境界，是李元洛先生“文化之旅”的基本的文化风范。李元洛的散文，能够作为文化散文的标志性的高度，从根本上说就是由于其中所确实达到的和自然渗透着的人生哲学的高度。李元洛曾经以这样一种眼光和境界来理解中国古代的诗词曲：“中国哲学是一种生命哲学。重视、探讨并表现生命，是中国艺术的一个基本特征。”有了这样一种理性的高度，对经典的阐释和解读也就有了深度，有了分量。正因为李元洛有足够的哲学底蕴，他的散文也就常常能够发出一些惊人之论，甚至是黄钟大吕之声。
诗学著作有：《诗学漫笔》《诗卷长留天地间——论郭小川的诗》《楚诗词艺术欣赏》《写给缪斯的情书——台港与海外新诗欣赏》等。散文集有：《凤凰游》《吹箫说剑》《怅望千秋——唐诗之旅》《书院清池》等。
《诗歌漫论》获1981年湖南省文学艺术创作评论专著奖；《李元洛文学评论选》获1986年北京中同当代义学研究会研究成果奖；《诗美学》获湖南省首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月光奏鸣曲》获“第五届中国广播文艺奖”一等奖。 千秋不死的灵魂(节选)——绝句之旅 李元洛
1898年农历七月初五，谭嗣同由浏阳而长沙而武汉而南京，经过大半个月的舟车劳顿，长途辗转，终于在这一天到达他_二十四年前的出生地北京。这是他短促生命的最后一个驿站，也是他生命的起点与终点。半个月后的农历七月二十日(9月5日)，在勤政殿接见了谭嗣同，第二天就赐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四人以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事宜，许给四人一道密谕：“命竭力赞襄新政，无得瞻顾，凡有奏本，皆经四卿阅览，凡有上谕，皆经网卿属草。”可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如果变法维新成功，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又当另是一番面目。
谭嗣同到京后，曾于七月十一日在北京崇文门外北半截胡同浏阳会馆给李闰一信，这大约是他给夫人的最后一函了。信的第一段是：“夫人如见：在鄂连寄数信，嗣于六月十六日起程，本月初五日到京，事之忙迫，殆不胜述。朝廷毅然变法，国事大有可为。我因此益加奋勉，不欲自暇自逸。幸体气尚好，精神极健，一切可以放心。此后太忙，万难常写家信，请勿挂念。”信的最后还说：“我十七八可引见。”然而，仅仅在光绪接见谭嗣同并俾以重任十余天之后，在谭嗣同力图建立一支亲兵劲旅并计划将来实行新式的君主立宪制度之时，慈禧太后及保守势力早已磨刀霍霍，于八月初九即9月24日发动宫廷政变，下令逮捕谭嗣同等人，星星之火尚来不及成为燎原之焰，就被那一帮祸国殃民的千古罪人扑灭了。
慈禧发动政变到逮捕谭嗣同之前，谭嗣同仍有时间并有好几次机会走避，但他先后力劝康、梁保全性命，而自己则决心以身殉道。他和梁启超决别时的誓言，这是为大家所熟知的了：“且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壮声英慨，于百年后仍可令懦夫立志而壮士起舞。他的致康有为的狱中绝笔，歪今仍不广为人知，其实读来同样使人热血如沸：“受衣带诏者六人，我四人必受戮，彼首鼠两端不足与语；千钧一发，惟先生一人而已。天若未绝中国，先生必不死。呜呼，其无使死者徒死而生者徒生也。嗣同为其易，先生为其难。魂当为厉，以助杀贼!裂襟啮血，言尽于斯。”康有为以后的种种表现，却大有负于谭嗣同的厚望，但谭嗣同则确实是千秋垂范的英雄人物，百代罕见的铁血男儿。他临刑前所书的“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战”，以及以血写成的《狱中题壁》，就足最好的证明：
望门投止思张俭，
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
历来对“两昆仑”多有歧解，我则认为一是自知必死的谭嗣同的自指，一是指他的好友唐才常。理由有三：唐才常与谭嗣同是同乡，少同学，长同志，而终生为生死之交，时人号为“浏阳双杰”。
人生的痛苦，最莫过于一死而且是杀身的了，人生最大的考验，最莫过于舍生而取义的了。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把生路让给别人，把死亡留给自己，人中之英，人中之雄，莫过于谭嗣同这种英雄中的英雄了。数十年前，陈叔通就说过“嗣同天才轶荡，为六君子中魁杰，未留身以待，惜哉”。时至今日，也仍有人认为百年来社会进程缓慢，谭嗣同的鲜血几乎等于白流。但不管如何，谭嗣同是人世间的奇男子，天地间的伟丈夫，永远为中华民族所纪念与尊崇，这是不待多言的。西哲叔本华说过：“如果以书籍来比喻人生，那么前四十年是本文，后四十年是注解。”享年只有三十四岁的谭嗣同，他的“本文”远远没有写完，却令一代一代的有心人有志者去注释与拜读。
风萧萧兮湘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在庄严肃穆的谭嗣同墓前，背倚邑人宋渐元所作“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一峦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涛”联语的墓前，我不止一次地高吟谭嗣同的《狱中题壁》一诗。我深信，尽管红尘滚滚，道德沉沦，物欲横流，但在浩浩长天与沉沉大地之间，在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心上，仍然高翔着他千秋小死的魂魄!
读李元洛先生的这篇《千秋不死的灵魂》，心仿佛被一块巨石重重地压着，难以跳动，不得轻松。尽管，它只是节选，只是冰山之一角，但先生的为人、为文，由此可见一斑了。
“谭嗣同是人世间的奇男子，天地间的伟丈夫。”这个浏阳汉子是值得先生礼赞、值得我们礼赞的。在这一部分，李元洛主要说了谭嗣同两件事：
一是谭嗣同受命于危难之际致夫人函。从信中我们可以判断，谭嗣同已经义无返顾走上了维新变法之路。他满腔热情，胸怀壮志，相信如果“朝廷毅然变法”，那么“国事大有可为”。可是，在一个高度集权的黑暗时代，“星星之火尚来不及成为燎原之焰，就被那一帮祸国殃民的千古罪人扑灭了”。谭嗣同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变法的牺牲品。然而，也正是这个罪恶的社会，可以磨炼和促使真正的人愈发坚强与伟岸。即使风雨如磐，也有雷鸣与电闪。谭嗣同就是撕破黑暗王国的一道雪亮的电闪，就是报道破晓的一声惊世的雷鸣。所以，说他是奇男子、伟丈夫，丝毫也没有溢美之嫌。
二是谭嗣同大义凛然以身殉道不走避。尽管在慈禧发动政变到逮捕谭嗣同之前，谭嗣同有时间并有好几次机会走避，但他先后力劝康、梁保全性命，而自己选择杀身取义。这就更加证实了谭嗣同是“人中之英，人中之雄”。李元洛在论及王安石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意识超前不同世俗的孤独，是一种高远的精神境界，能够体验而且乐于享受这种孤独的人，往往是遗世而独立的真正的智者和勇者。”毫无疑问，谭嗣同便是这样的“智者和勇者”，是我们这个民族千秋不死的魂魄!
李元洛先生的散文，是真正意义上的关于历史、文化和人生的综合思考的笔录。他推崇的是一种向上的、求索的精神姿态，这是我们现代人所严重缺失的。
“背向文坛，心仪文学；身居闹市，神往山林。努力以出世之心，做人世之事，祈塑不愧对只此一次的生命，而且益社会与人生。”这是李元洛的文学信念与生活姿态。
李元洛长期从事诗歌研究，出版多部诗论著作，后转写散文，因笔耕不辍且自成一格，其散文被学界称作“又一座高峰”，深受读者欢迎。
近年来，李元洛先生的“中国文学之旅史化大散文系列”《唐诗之旅》《宋词之旅》和《元曲之旅》，在文坛特别是在散文界引起广泛关注，社会各界好评如潮。李元洛先生的“文学之旅”以散文笔法解唐诗、说宋词、谈元曲，并以自己的切身经历感受这些族文化瑰宝，有很高的文化品味，欣赏性和可读性都极强行文时，李元洛先先将“心灵的旅行”和实际的旅行融为一体，既有古人对山河日月的吟咏，又有自己对人事景物的慨叹，两者相辅相成，水乳交融，形成了他个人独特的写作风格。
作为艺术创造和审美创造的散文，其第一要素是创造主体的个性情感和个人体验。个体只有将那种完全属于纯粹个人化的情感和体悟以一种非常自然天成的文体形式加以负载和传达，才能生成一种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散文文本。在这方面，李元洛寻找到了一种能够完全契合于这种特殊的情感情绪的文本样式，且相应地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散文体式。这是他的散文之所以能在文坛独树一帜的重要依据。
站在人类历史的高度，站在人生哲学的高度，去重新审视和感悟那些经典，并在与古代大师们的对话交流中，升华到一种新的更高的哲理的境界，是李元洛先生“文化之旅”的基本的文化风范。李元洛的散文，能够作为文化散文的标志性的高度，从根本上说就是由于其中所确实达到的和自然渗透着的人生哲学的高度。李元洛曾经以这样一种眼光和境界来理解中国古代的诗词曲：“中国哲学是一种生命哲学。重视、探讨并表现生命，是中国艺术的一个基本特征。”有了这样一种理性的高度，对经典的阐释和解读也就有了深度，有了分量。正因为李元洛有足够的哲学底蕴，他的散文也就常常能够发出一些惊人之论，甚至是黄钟大吕之声。
诗学著作有：《诗学漫笔》《诗卷长留天地间——论郭小川的诗》《楚诗词艺术欣赏》《写给缪斯的情书——台港与海外新诗欣赏》等。散文集有：《凤凰游》《吹箫说剑》《怅望千秋——唐诗之旅》《书院清池》等。
《诗歌漫论》获1981年湖南省文学艺术创作评论专著奖；《李元洛文学评论选》获1986年北京中同当代义学研究会研究成果奖；《诗美学》获湖南省首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月光奏鸣曲》获“第五届中国广播文艺奖”一等奖。 千秋不死的灵魂(节选)——绝句之旅 李元洛
1898年农历七月初五，谭嗣同由浏阳而长沙而武汉而南京，经过大半个月的舟车劳顿，长途辗转，终于在这一天到达他_二十四年前的出生地北京。这是他短促生命的最后一个驿站，也是他生命的起点与终点。半个月后的农历七月二十日(9月5日)，在勤政殿接见了谭嗣同，第二天就赐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四人以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事宜，许给四人一道密谕：“命竭力赞襄新政，无得瞻顾，凡有奏本，皆经四卿阅览，凡有上谕，皆经网卿属草。”可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如果变法维新成功，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又当另是一番面目。
谭嗣同到京后，曾于七月十一日在北京崇文门外北半截胡同浏阳会馆给李闰一信，这大约是他给夫人的最后一函了。信的第一段是：“夫人如见：在鄂连寄数信，嗣于六月十六日起程，本月初五日到京，事之忙迫，殆不胜述。朝廷毅然变法，国事大有可为。我因此益加奋勉，不欲自暇自逸。幸体气尚好，精神极健，一切可以放心。此后太忙，万难常写家信，请勿挂念。”信的最后还说：“我十七八可引见。”然而，仅仅在光绪接见谭嗣同并俾以重任十余天之后，在谭嗣同力图建立一支亲兵劲旅并计划将来实行新式的君主立宪制度之时，慈禧太后及保守势力早已磨刀霍霍，于八月初九即9月24日发动宫廷政变，下令逮捕谭嗣同等人，星星之火尚来不及成为燎原之焰，就被那一帮祸国殃民的千古罪人扑灭了。
慈禧发动政变到逮捕谭嗣同之前，谭嗣同仍有时间并有好几次机会走避，但他先后力劝康、梁保全性命，而自己则决心以身殉道。他和梁启超决别时的誓言，这是为大家所熟知的了：“且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壮声英慨，于百年后仍可令懦夫立志而壮士起舞。他的致康有为的狱中绝笔，歪今仍不广为人知，其实读来同样使人热血如沸：“受衣带诏者六人，我四人必受戮，彼首鼠两端不足与语；千钧一发，惟先生一人而已。天若未绝中国，先生必不死。呜呼，其无使死者徒死而生者徒生也。嗣同为其易，先生为其难。魂当为厉，以助杀贼!裂襟啮血，言尽于斯。”康有为以后的种种表现，却大有负于谭嗣同的厚望，但谭嗣同则确实是千秋垂范的英雄人物，百代罕见的铁血男儿。他临刑前所书的“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战”，以及以血写成的《狱中题壁》，就足最好的证明：
望门投止思张俭，
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
历来对“两昆仑”多有歧解，我则认为一是自知必死的谭嗣同的自指，一是指他的好友唐才常。理由有三：唐才常与谭嗣同是同乡，少同学，长同志，而终生为生死之交，时人号为“浏阳双杰”。
人生的痛苦，最莫过于一死而且是杀身的了，人生最大的考验，最莫过于舍生而取义的了。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把生路让给别人，把死亡留给自己，人中之英，人中之雄，莫过于谭嗣同这种英雄中的英雄了。数十年前，陈叔通就说过“嗣同天才轶荡，为六君子中魁杰，未留身以待，惜哉”。时至今日，也仍有人认为百年来社会进程缓慢，谭嗣同的鲜血几乎等于白流。但不管如何，谭嗣同是人世间的奇男子，天地间的伟丈夫，永远为中华民族所纪念与尊崇，这是不待多言的。西哲叔本华说过：“如果以书籍来比喻人生，那么前四十年是本文，后四十年是注解。”享年只有三十四岁的谭嗣同，他的“本文”远远没有写完，却令一代一代的有心人有志者去注释与拜读。
风萧萧兮湘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在庄严肃穆的谭嗣同墓前，背倚邑人宋渐元所作“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一峦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涛”联语的墓前，我不止一次地高吟谭嗣同的《狱中题壁》一诗。我深信，尽管红尘滚滚，道德沉沦，物欲横流，但在浩浩长天与沉沉大地之间，在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心上，仍然高翔着他千秋小死的魂魄!
读李元洛先生的这篇《千秋不死的灵魂》，心仿佛被一块巨石重重地压着，难以跳动，不得轻松。尽管，它只是节选，只是冰山之一角，但先生的为人、为文，由此可见一斑了。
“谭嗣同是人世间的奇男子，天地间的伟丈夫。”这个浏阳汉子是值得先生礼赞、值得我们礼赞的。在这一部分，李元洛主要说了谭嗣同两件事：
一是谭嗣同受命于危难之际致夫人函。从信中我们可以判断，谭嗣同已经义无返顾走上了维新变法之路。他满腔热情，胸怀壮志，相信如果“朝廷毅然变法”，那么“国事大有可为”。可是，在一个高度集权的黑暗时代，“星星之火尚来不及成为燎原之焰，就被那一帮祸国殃民的千古罪人扑灭了”。谭嗣同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变法的牺牲品。然而，也正是这个罪恶的社会，可以磨炼和促使真正的人愈发坚强与伟岸。即使风雨如磐，也有雷鸣与电闪。谭嗣同就是撕破黑暗王国的一道雪亮的电闪，就是报道破晓的一声惊世的雷鸣。所以，说他是奇男子、伟丈夫，丝毫也没有溢美之嫌。
二是谭嗣同大义凛然以身殉道不走避。尽管在慈禧发动政变到逮捕谭嗣同之前，谭嗣同有时间并有好几次机会走避，但他先后力劝康、梁保全性命，而自己选择杀身取义。这就更加证实了谭嗣同是“人中之英，人中之雄”。李元洛在论及王安石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意识超前不同世俗的孤独，是一种高远的精神境界，能够体验而且乐于享受这种孤独的人，往往是遗世而独立的真正的智者和勇者。”毫无疑问，谭嗣同便是这样的“智者和勇者”，是我们这个民族千秋不死的魂魄!
李元洛先生的散文，是真正意义上的关于历史、文化和人生的综合思考的笔录。他推崇的是一种向上的、求索的精神姿态，这是我们现代人所严重缺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