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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岁的陈海常常对人讲述去年7月8日发生的一件事情。
“去年我爷爷陈国栋去世后，留下遗嘱，把他和奶奶一生的积蓄20万元捐赠给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我拿这笔钱去基金会时，想法很简单，就是把钱交上去……”
陈海没有想到，因为这个“简单的想法”，他的人生轨迹就此改变。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领导高规格接待了这个特殊的客人——陈海是陈国栋的长孙，而陈国栋改革开放后曾任中共上海市市委书记。1980年代初，陈国栋和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汪道涵、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胡立教被称为上海的“三驾马车”。
倡导“专业管理”
2006年的募款之路，陈海并非一路尴尬。
有一对老人的捐款让陈海落泪了。夏季的一天，与陈国栋生前住在同一个院子的杨堤夫妇给陈海打了电话，让他过去拿钱。杨是陈国栋的战友，陈国栋主政上海时，他是市委组织部部长。杨夫人则是教育局前局长，退休后曾和陈国栋共事一段时间，在“上海市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发挥余热，陈是理事长，她任常务副理事长。
得知基金成立的消息后，两位老人就打电话告诉陈海，他们决定把所有积蓄捐给基金。连本带息一共41万。两位老人告诉陈海，已经跟子女通气了，全部捐，“不要宣传我们，你把事办好就行。”
正如前文所述，目前的“国栋基金”中社会公众捐款所占的比例很小，一年来，除了简单的行政动员和媒体动员之外，公众自主参与的精神并没有充分体现出来。对此，陈海很清楚：“动员公众，不能依靠对个人的信任，而是对品牌的信任，对你所从事的慈善事业的信任，对你所追求的精神价值的信任。”
2006年11月11日，在上海举行的国栋助学基金颁奖活动上，还举行了一个现场捐赠仪式，陈海的一个朋友当场捐了118万元，他叫刘迅，是一家投资基金公司的董事长。“当陈海找到我说这个事的时候，我没考虑就答应了。”刘迅在致词中说道。
有愿望做慈善的刘迅几年前曾向一个机构捐赠，在西藏、江西和湖南盖爱心小学，结果对方出现了肥私现象，刘迅感到“很失望，很恶心”，视之为教训，在捐赠上变得小心翼翼。
“陈海是一个负责任的人。”刘迅相信他这个十多年的朋友，理由有四：第一，刘迅非常关心陈海能不能把商战中那种百折不挠的精神移植到慈善事业中来，答案是他发现陈海充满激情；第二，陈海的特殊背景能够冲破一些阻碍，成就一番事业；第三，陈海有远见，有明确的方向，可以把慈善做得更纯粹；第四，陈海倡导公开透明的管理理念，很有吸引力，这是对捐款人最好的承诺。
刘迅希望他的捐赠对象可以做一个永续经营的慈善基金，如果没有公开透明的管理没有专业人士的操盘，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企业家有一种本能的选择，就像寻找一个好的投资项目一样，对募捐者的挑选很严格，他必须专业，必须创造性地工作，是一个创造财富的人，而不仅仅是一个分配财富的人。”事实上，外行人管理慈善基金，很可能像希望工程一样，伤透无数人的心。
目前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的基金一般存在浦东发展银行，每年保证5.5%的增值。这个“保证”是政府行为，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基金增值管理，因为不管银行利率如何变化，5.5%丝毫不能动摇。国内慈善基金保值增值管理目前仍一片空白，无成功模式可循，上海市政府于是从中“搭桥牵线”，把慈善基金会数亿元的善款保值增值服务交给浦东发展银行。
正如刘迅所期待的，陈海不仅仅是一个“第三次分配”的操盘手，让既得利益者为社会不平等买单，向他们募款资助贫困学子；而且作为金融市场的成功人士，他还是一个慈善财富的创造者，对慈善基金进行经营性管理，使其保值升值。
在陈海的游说下，基金会领导同意在慈善基金的保值增值管理上进行探索，划拨“国栋慈善助学基金”的25%（即100万）交给陈海经营管理。“我用金融专业知识给慈善提供服务，这是开创型的，没有先例。”
陈海的做法是，自己再拿100万元作为抵押金，共同投资，“如果亏损，先亏我的，永远亏不到慈善基金”。并且保证至少8%的收益，“不管做得好不好，8%一定要给，8万元一定要给。”
“如果盈利，除了拿5%作为管理费，所有收益都归慈善基会。”陈海用这个承诺打动了基金会的领导。刘迅告诉记者，他有一个清华师弟曾帮忙管理比尔·盖茨基金会慈善基金，在亚洲投资，收益大得惊人，比尔·盖茨给他的管理费不止5个百分点。慈善基金增值空间很大，但就怕没有专业人士打理。
“我们能不能现实一点，专业化程度高一点，不要事事政府主导，官气太足。慈善的事情，募款是一方面，你还要有专业人士下精力管理这笔钱。”这是陈海向基金会领导力陈的理念。让陈海高兴的是，基金会领导很赞赏他的“专业管理”之说，并且拿出了实际行动。
“慈善基金的经营，从前多是一些政府行为，真正的商业行为很少，没有法规，也没有成功的操作模式，一切都要靠我们自己摸索，但是空间相当大，这是一个值得投入精力的事业。”
践行“透明慈善”
2005年，“国栋慈善助学基金”资助了第一批55名品学兼优的学生，为每个学生送上了2500元的助学金。资助对象的产生，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方式，基金会与教育部门合作，把资助指标分配给学校，再由学校分配给学生。
这种资助对象选拔模式是基金会近50个助学专项基金普遍使用的方法，理由是操作简单，选拔成本低。基金会里一个员工管理着几个专项基金，即使借助了教育行政系统选拔资助对象，他们依然忙得团团转，制度的弊端不言自明。基金会把选拔权委托给学校的老师，助学金能否送到最需要帮助的学生手里，也不得而知。严重一点，还会产生舞弊行为。
陈海一开始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但他仅是“国栋慈善助学基金”管委会的一名委员，制度建设由不得他一人，而如果没有制度的保障，“透明慈善”不过是一句空话。对此，即便陈海这样的特殊身份，也只能一步一步进行尝试。
国栋基金成立之初，陈海便着力打造一个“捐资助学＋志愿服务”的新助学模式，与上海市中小学德育研究协会合作，成立了一支优秀班主任志愿者团队，每个志愿者与2~4名学生结对，在生活和学习上予以关心。
在基金会的支持下，今年夏天，志愿者团队组织了为期两天的“相聚温馨一刻”东方绿舟夏令营活动。“活动中志愿者和学生车上轻声交谈，增进了解；游艺项目中配合无间，快乐无限。共同的活动使大家体会到家庭般的温暖，感受到我们这个特殊集体中成员们的友谊。”一名志愿者在报告里写道。
很快，这种关爱就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一名受助学生来信，表示自己下岗的母亲找到了工作，家庭状况好转，自动放弃受领下一年度的助学金，把名额让给其他更需要的学生，但是请求让她留在“这个特殊集体”，继续参加“集体活动”。
“我们的资助理念就是传承社会责任，这个学生做到了。”更令陈海高兴的是，他看到了志愿者团队的组织力。一年来，他频繁从深圳飞回上海，一次不落地参加了志愿者团队的讨论会，渐渐和10名志愿者形成一个核心小组。
随着基金规模的扩大，今年资助学生名额扩大到101名，资助对象选拔方式的改革被提上了核心小组的议事日程。陈海和核心小组整整讨论了一天，提出了选拔新方案：自下而上，由学生自主申领，提交基金会提供的申请表和自荐信，由核心小组审核并定出资助对象。志愿者和资助对象结队，通过家访等方式了解学生情况，如果发现事实不符，取消资助资格。
当这个选拔方案提交基金会领导时，领导却踌躇了：这会不会产生不公平？这个时刻，事实证明刘迅的判断是正确的——“陈海的特殊背景能够冲破一些阻碍，成就一番事业。”陈海又一次出面沟通，基金会领导则再次给他“面子”，同意改革。
志愿者马婷婷告诉记者，去年受资助的学生多来自重点中学，新选拔方案推行后，普通学校学生入选增多了。这就是说，自下而上的选拔方式，体现了机会公平的特点，让所有需要资助的学生都拥有机会申领。“我们未来的目标是海选。”
志愿者刘强则告诉记者一个具体案例：有一个学校有两名学生申请，但只有一个名额了，必须二选一，结果他们一致选择了自荐信写得最好的那名学生，理由是，“他的自荐信里流露出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打动了我们。”
“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透明公正的操作，我们可以向社会有交待，学生是怎么选拔出来的。”陈海很激动，“这种选拔方法，上海第一。”透明公正是社会共识，如果一个慈善基金做不到这点，会因此屏蔽很多资源。
除了改革选拔方式，他们还进一步完善了组织管理的框架。不久前，2名志愿者加入国栋基金管理委员会，壮大了管理团队的实力。眼下管理委员会的成员中，基金会3人，家属（陈海和他姑姑）2人，志愿者2人。陈海很清楚，由于爷爷的背景，这个基金一开始就充满了强烈的政治色彩，如果他想动用相关资源推动基金发展的话，远比现在便捷快速，但是陈海希望它回归民间，依托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探索出一条充满民间色彩的管理模式。
“如果一切进展顺利，两三年后我可能辞去深圳的工作，专职从事这个慈善项目。”去年，陈海曾这样对记者说。后来他更向基金会领导表示，愿意辞去工作到基金会当一名普通员工。
“开玩笑吗？”记者问他。
“真的，不是开玩笑。但是基金会领导不同意，他们觉得你爷爷，你爸爸这样的背景，让你到基金会拿一份3000多块钱的薪水，不好交代。”尽管吃了闭门羹，但是陈海很清楚，正是基金会的领导给出改革空间，才有以上种种变革，而变革之路不过刚刚开始。
陈海说他是有梦想的，这个梦想是：做一个“慈善分子”，干干净净做点事。
[记者手记]
陈海其人
本刊特约记者 陈才安
第一次采访陈海，他请我在浦东陆家嘴香格里拉饭店喝早茶，那是去年10月“国栋基金”刚成立时。一年过去，当他再次请我在陆家嘴江滨星巴克喝咖啡时，我惊讶地发现，一年间“国栋基金”已经发生了很多故事。
陈海看上去还是老样子，平头胖脸，一身休闲装，戴一副墨镜，开一辆黑色军用吉普车，很酷。听他说，瞧他这派头，再加上自己来头不小的背景，开始接触“国栋基金”志愿者团队时，志愿者对他的戒心溢于言表。基金会的职员也好奇，“在背后议论，陈海是干什么的”。
但是不久，大家发现，在具体的工作中，外表很酷的陈海并不因出身大家庭而耍派头，充满亲和力。基金会领导也很感慨，第一次碰到这么一个又捐钱又出力的年轻人，而这个年轻人竟然还是上海滩显赫家庭的后代。
据一项调查统计显示，在被调查的慈善组织中，每年可募捐到500万元以上慈善资金的组织只占了10.7%，更有10.2%的慈善组织基本上没有稳定的捐款，很难开展正常的慈善活动，处于名存实亡的“植物人”状态。具体到上海市慈善基金会里的几十个专项基金，大多属于维持经营的状态，最大病因是缺乏专业人士打理。
陈海力图组建专业化团队的改革尝试不可避免会碰到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这个团队与基金会的关系如何处理？由于行政惯性，要打破传统创出一个新制度来，难度之大可想而知。陈海知难而上，一次次向基金会领导表明自己的思路，请求基金会领导首肯进行改革。
客观地说，“国栋基金”一年间就发生这么多变革，与基金会领导对陈海的支持不无关系。而“国栋基金”之所以成为特例，也与基金命名者的背景不无关系。正因为这个背景，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副理事长夏秀蓉亲自担任基金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志愿者核心小组的讨论会地点就在基金会，夏秀蓉亲自坐镇，为打造这个“头牌”基金不遗余力。基金会一年来的种种变革，离不开夏秀蓉的直接参与和支持。
都说陈海很懂得尊敬基金会领导，这话一点不假。11月11日是“国栋基金”颁奖的日子，地点设在上海老城区的一家宾馆里。陈海坐在主席台上，他右边是基金会副秘书长江晨清先生。江老是主持人，但是现场话筒不够，活动时传来传去。每次，当话筒传回来的时候，陈海都抢先接过话筒，然后把话筒夹好，再请江老发言。这个动作一点也不稀奇，但是陈海来做，别样文章。
“慈善的事情，钱是一方面，还要你下精力。”这句话，浓缩了陈海对慈善事业的理解。陈海的超前就在于，他更看重后者，而他身份的特殊性对他的工作也确实多有助益——现在有愿望“下精力”的人并非陈海一人，但在既有的慈善基金管理制度下，有陈海这样平台的却没有几个。
所以陈海说，他所做的一切努力，无它，就是希望建立一个好舞台，供喜欢唱“慈善戏”的人们都有机会登场，一起唱响“慈善中国”这出戏。
“去年我爷爷陈国栋去世后，留下遗嘱，把他和奶奶一生的积蓄20万元捐赠给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我拿这笔钱去基金会时，想法很简单，就是把钱交上去……”
陈海没有想到，因为这个“简单的想法”，他的人生轨迹就此改变。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领导高规格接待了这个特殊的客人——陈海是陈国栋的长孙，而陈国栋改革开放后曾任中共上海市市委书记。1980年代初，陈国栋和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汪道涵、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胡立教被称为上海的“三驾马车”。
倡导“专业管理”
2006年的募款之路，陈海并非一路尴尬。
有一对老人的捐款让陈海落泪了。夏季的一天，与陈国栋生前住在同一个院子的杨堤夫妇给陈海打了电话，让他过去拿钱。杨是陈国栋的战友，陈国栋主政上海时，他是市委组织部部长。杨夫人则是教育局前局长，退休后曾和陈国栋共事一段时间，在“上海市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发挥余热，陈是理事长，她任常务副理事长。
得知基金成立的消息后，两位老人就打电话告诉陈海，他们决定把所有积蓄捐给基金。连本带息一共41万。两位老人告诉陈海，已经跟子女通气了，全部捐，“不要宣传我们，你把事办好就行。”
正如前文所述，目前的“国栋基金”中社会公众捐款所占的比例很小，一年来，除了简单的行政动员和媒体动员之外，公众自主参与的精神并没有充分体现出来。对此，陈海很清楚：“动员公众，不能依靠对个人的信任，而是对品牌的信任，对你所从事的慈善事业的信任，对你所追求的精神价值的信任。”
2006年11月11日，在上海举行的国栋助学基金颁奖活动上，还举行了一个现场捐赠仪式，陈海的一个朋友当场捐了118万元，他叫刘迅，是一家投资基金公司的董事长。“当陈海找到我说这个事的时候，我没考虑就答应了。”刘迅在致词中说道。
有愿望做慈善的刘迅几年前曾向一个机构捐赠，在西藏、江西和湖南盖爱心小学，结果对方出现了肥私现象，刘迅感到“很失望，很恶心”，视之为教训，在捐赠上变得小心翼翼。
“陈海是一个负责任的人。”刘迅相信他这个十多年的朋友，理由有四：第一，刘迅非常关心陈海能不能把商战中那种百折不挠的精神移植到慈善事业中来，答案是他发现陈海充满激情；第二，陈海的特殊背景能够冲破一些阻碍，成就一番事业；第三，陈海有远见，有明确的方向，可以把慈善做得更纯粹；第四，陈海倡导公开透明的管理理念，很有吸引力，这是对捐款人最好的承诺。
刘迅希望他的捐赠对象可以做一个永续经营的慈善基金，如果没有公开透明的管理没有专业人士的操盘，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企业家有一种本能的选择，就像寻找一个好的投资项目一样，对募捐者的挑选很严格，他必须专业，必须创造性地工作，是一个创造财富的人，而不仅仅是一个分配财富的人。”事实上，外行人管理慈善基金，很可能像希望工程一样，伤透无数人的心。
目前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的基金一般存在浦东发展银行，每年保证5.5%的增值。这个“保证”是政府行为，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基金增值管理，因为不管银行利率如何变化，5.5%丝毫不能动摇。国内慈善基金保值增值管理目前仍一片空白，无成功模式可循，上海市政府于是从中“搭桥牵线”，把慈善基金会数亿元的善款保值增值服务交给浦东发展银行。
正如刘迅所期待的，陈海不仅仅是一个“第三次分配”的操盘手，让既得利益者为社会不平等买单，向他们募款资助贫困学子；而且作为金融市场的成功人士，他还是一个慈善财富的创造者，对慈善基金进行经营性管理，使其保值升值。
在陈海的游说下，基金会领导同意在慈善基金的保值增值管理上进行探索，划拨“国栋慈善助学基金”的25%（即100万）交给陈海经营管理。“我用金融专业知识给慈善提供服务，这是开创型的，没有先例。”
陈海的做法是，自己再拿100万元作为抵押金，共同投资，“如果亏损，先亏我的，永远亏不到慈善基金”。并且保证至少8%的收益，“不管做得好不好，8%一定要给，8万元一定要给。”
“如果盈利，除了拿5%作为管理费，所有收益都归慈善基会。”陈海用这个承诺打动了基金会的领导。刘迅告诉记者，他有一个清华师弟曾帮忙管理比尔·盖茨基金会慈善基金，在亚洲投资，收益大得惊人，比尔·盖茨给他的管理费不止5个百分点。慈善基金增值空间很大，但就怕没有专业人士打理。
“我们能不能现实一点，专业化程度高一点，不要事事政府主导，官气太足。慈善的事情，募款是一方面，你还要有专业人士下精力管理这笔钱。”这是陈海向基金会领导力陈的理念。让陈海高兴的是，基金会领导很赞赏他的“专业管理”之说，并且拿出了实际行动。
“慈善基金的经营，从前多是一些政府行为，真正的商业行为很少，没有法规，也没有成功的操作模式，一切都要靠我们自己摸索，但是空间相当大，这是一个值得投入精力的事业。”
践行“透明慈善”
2005年，“国栋慈善助学基金”资助了第一批55名品学兼优的学生，为每个学生送上了2500元的助学金。资助对象的产生，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方式，基金会与教育部门合作，把资助指标分配给学校，再由学校分配给学生。
这种资助对象选拔模式是基金会近50个助学专项基金普遍使用的方法，理由是操作简单，选拔成本低。基金会里一个员工管理着几个专项基金，即使借助了教育行政系统选拔资助对象，他们依然忙得团团转，制度的弊端不言自明。基金会把选拔权委托给学校的老师，助学金能否送到最需要帮助的学生手里，也不得而知。严重一点，还会产生舞弊行为。
陈海一开始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但他仅是“国栋慈善助学基金”管委会的一名委员，制度建设由不得他一人，而如果没有制度的保障，“透明慈善”不过是一句空话。对此，即便陈海这样的特殊身份，也只能一步一步进行尝试。
国栋基金成立之初，陈海便着力打造一个“捐资助学＋志愿服务”的新助学模式，与上海市中小学德育研究协会合作，成立了一支优秀班主任志愿者团队，每个志愿者与2~4名学生结对，在生活和学习上予以关心。
在基金会的支持下，今年夏天，志愿者团队组织了为期两天的“相聚温馨一刻”东方绿舟夏令营活动。“活动中志愿者和学生车上轻声交谈，增进了解；游艺项目中配合无间，快乐无限。共同的活动使大家体会到家庭般的温暖，感受到我们这个特殊集体中成员们的友谊。”一名志愿者在报告里写道。
很快，这种关爱就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一名受助学生来信，表示自己下岗的母亲找到了工作，家庭状况好转，自动放弃受领下一年度的助学金，把名额让给其他更需要的学生，但是请求让她留在“这个特殊集体”，继续参加“集体活动”。
“我们的资助理念就是传承社会责任，这个学生做到了。”更令陈海高兴的是，他看到了志愿者团队的组织力。一年来，他频繁从深圳飞回上海，一次不落地参加了志愿者团队的讨论会，渐渐和10名志愿者形成一个核心小组。
随着基金规模的扩大，今年资助学生名额扩大到101名，资助对象选拔方式的改革被提上了核心小组的议事日程。陈海和核心小组整整讨论了一天，提出了选拔新方案：自下而上，由学生自主申领，提交基金会提供的申请表和自荐信，由核心小组审核并定出资助对象。志愿者和资助对象结队，通过家访等方式了解学生情况，如果发现事实不符，取消资助资格。
当这个选拔方案提交基金会领导时，领导却踌躇了：这会不会产生不公平？这个时刻，事实证明刘迅的判断是正确的——“陈海的特殊背景能够冲破一些阻碍，成就一番事业。”陈海又一次出面沟通，基金会领导则再次给他“面子”，同意改革。
志愿者马婷婷告诉记者，去年受资助的学生多来自重点中学，新选拔方案推行后，普通学校学生入选增多了。这就是说，自下而上的选拔方式，体现了机会公平的特点，让所有需要资助的学生都拥有机会申领。“我们未来的目标是海选。”
志愿者刘强则告诉记者一个具体案例：有一个学校有两名学生申请，但只有一个名额了，必须二选一，结果他们一致选择了自荐信写得最好的那名学生，理由是，“他的自荐信里流露出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打动了我们。”
“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透明公正的操作，我们可以向社会有交待，学生是怎么选拔出来的。”陈海很激动，“这种选拔方法，上海第一。”透明公正是社会共识，如果一个慈善基金做不到这点，会因此屏蔽很多资源。
除了改革选拔方式，他们还进一步完善了组织管理的框架。不久前，2名志愿者加入国栋基金管理委员会，壮大了管理团队的实力。眼下管理委员会的成员中，基金会3人，家属（陈海和他姑姑）2人，志愿者2人。陈海很清楚，由于爷爷的背景，这个基金一开始就充满了强烈的政治色彩，如果他想动用相关资源推动基金发展的话，远比现在便捷快速，但是陈海希望它回归民间，依托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探索出一条充满民间色彩的管理模式。
“如果一切进展顺利，两三年后我可能辞去深圳的工作，专职从事这个慈善项目。”去年，陈海曾这样对记者说。后来他更向基金会领导表示，愿意辞去工作到基金会当一名普通员工。
“开玩笑吗？”记者问他。
“真的，不是开玩笑。但是基金会领导不同意，他们觉得你爷爷，你爸爸这样的背景，让你到基金会拿一份3000多块钱的薪水，不好交代。”尽管吃了闭门羹，但是陈海很清楚，正是基金会的领导给出改革空间，才有以上种种变革，而变革之路不过刚刚开始。
陈海说他是有梦想的，这个梦想是：做一个“慈善分子”，干干净净做点事。
[记者手记]
陈海其人
本刊特约记者 陈才安
第一次采访陈海，他请我在浦东陆家嘴香格里拉饭店喝早茶，那是去年10月“国栋基金”刚成立时。一年过去，当他再次请我在陆家嘴江滨星巴克喝咖啡时，我惊讶地发现，一年间“国栋基金”已经发生了很多故事。
陈海看上去还是老样子，平头胖脸，一身休闲装，戴一副墨镜，开一辆黑色军用吉普车，很酷。听他说，瞧他这派头，再加上自己来头不小的背景，开始接触“国栋基金”志愿者团队时，志愿者对他的戒心溢于言表。基金会的职员也好奇，“在背后议论，陈海是干什么的”。
但是不久，大家发现，在具体的工作中，外表很酷的陈海并不因出身大家庭而耍派头，充满亲和力。基金会领导也很感慨，第一次碰到这么一个又捐钱又出力的年轻人，而这个年轻人竟然还是上海滩显赫家庭的后代。
据一项调查统计显示，在被调查的慈善组织中，每年可募捐到500万元以上慈善资金的组织只占了10.7%，更有10.2%的慈善组织基本上没有稳定的捐款，很难开展正常的慈善活动，处于名存实亡的“植物人”状态。具体到上海市慈善基金会里的几十个专项基金，大多属于维持经营的状态，最大病因是缺乏专业人士打理。
陈海力图组建专业化团队的改革尝试不可避免会碰到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这个团队与基金会的关系如何处理？由于行政惯性，要打破传统创出一个新制度来，难度之大可想而知。陈海知难而上，一次次向基金会领导表明自己的思路，请求基金会领导首肯进行改革。
客观地说，“国栋基金”一年间就发生这么多变革，与基金会领导对陈海的支持不无关系。而“国栋基金”之所以成为特例，也与基金命名者的背景不无关系。正因为这个背景，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副理事长夏秀蓉亲自担任基金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志愿者核心小组的讨论会地点就在基金会，夏秀蓉亲自坐镇，为打造这个“头牌”基金不遗余力。基金会一年来的种种变革，离不开夏秀蓉的直接参与和支持。
都说陈海很懂得尊敬基金会领导，这话一点不假。11月11日是“国栋基金”颁奖的日子，地点设在上海老城区的一家宾馆里。陈海坐在主席台上，他右边是基金会副秘书长江晨清先生。江老是主持人，但是现场话筒不够，活动时传来传去。每次，当话筒传回来的时候，陈海都抢先接过话筒，然后把话筒夹好，再请江老发言。这个动作一点也不稀奇，但是陈海来做，别样文章。
“慈善的事情，钱是一方面，还要你下精力。”这句话，浓缩了陈海对慈善事业的理解。陈海的超前就在于，他更看重后者，而他身份的特殊性对他的工作也确实多有助益——现在有愿望“下精力”的人并非陈海一人，但在既有的慈善基金管理制度下，有陈海这样平台的却没有几个。
所以陈海说，他所做的一切努力，无它，就是希望建立一个好舞台，供喜欢唱“慈善戏”的人们都有机会登场，一起唱响“慈善中国”这出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