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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镇化进程空前加速的背景下，基层党组织状况如何？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如何平衡利益冲突、化解矛盾？基层党组织队伍如何充实？《瞭望东方周刊》就此专访了河北省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
城镇化带来的新情况
《瞭望东方周刊》：如何看待“后进村”产生的原因？
负责人：“后进”是相对的，也是不断变化的。比如近几年配不上支部书记的少了、不发展党员的减少了，群众合理诉求得不到解决，这方面的比例变大了。
群众合理诉求得不到解决，原因很多。城镇化进程越快、发展越快的地方，矛盾就越多、越凸显、越尖锐。现在城郊地价涨得很快，过去三五万一亩地涨到几十万。
比如北京周边的三河、燕郊，地价很高，村里大致分成两类人，一类是当年不要地的，因为10年前还要农业税，很多人出去打工不要地了。另一类是把土地留下来、甚至因为第一类人而得到更多地的。地价越涨，矛盾也就越凸显。再比如，一些大型重点工程，一路之隔，政策不同、赔偿不同，也就容易引起矛盾。十几二十年前，这样的矛盾是没有的。
应该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随着改革的深入，矛盾确实越来越凸显，各级党委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逐步采取措施化解。
《瞭望东方周刊》：在利益冲突中，村党支部书记必须既面对上级组织、又面对群众，如何平衡？
负责人：这涉及当前基层干部的评价问题。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村干部代表谁？我觉得两边都得代表，不能把党和政府跟群众对立起来。这也是这个角色的关键之处。
首先要确保村党支部的领导地位，这是党章规定的。地位怎么确保？从村里的管理模式上，比如“四议两公开”，就是由党支部会提议，“两委”会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决议，然后再执行。这里面党支部居于核心地位。
目前河北普遍在推行村代会。在村民大会的基础上选出村民代表，监督村“两委”，由村支部书记兼任村代会主席，这样可以保证对村委会的监督。
村党支部的权威如何取得？首先村支部书记的产生，不仅是几十个党员去选举，而是由党员和村民代表一起推荐。这样支部就跟村委会一样，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村转居”中党的地位不能变
《瞭望东方周刊》：在城镇化进程中，“村转居”是一个重要工作。这个转变过程中，党支部如何衔接？
负责人：这确实是一个群体矛盾的引爆点。在“村改居”的过程中要进行资产剥离——村里的资产、资金、资源，由独立第三方机构评估，再成立公司，每个村民占有股份，并由全体村民选出董事长和总经理。
资产剥离后进行体制改革，成立社区居委会和支部，实行三方分离。新成立的居委会，跟村委会就不是一个性质了。“三资”由董事会和管理层去经营，代表居民管理，而社区是为居民服务的。
从河北看，真正能选出来的管理者，还是原来的村支部书记兼董事长。但现在他不是代表村支部去管理，而是以法人的身份去管理。
原来的村干部，仍然是村里的精英。“三资”法人结构要经过选举，支部书记如果有本事，还是会被选出来。
村改居以后，成立社区党组织，一般由书记兼任董事长，下面成立企业，企业里再成立支部。企业支部在企业范围内开展活动，发挥政治引领作用。
城镇化过程不能弱化党在基层的领导核心作用。党组织是社区的领导核心；而改制后，资产的运行质量可能更好，居民一方面可以得到企业的实际收益，另一方面，企业盈利反过来还可以增加和完善公共服务。
有些县委书记还有侥幸心理
《瞭望东方周刊》：从基层党建和基层治理结构来说，县委书记角色很重要，他们还需要在哪些方面提升？
负责人：应该说，一些人还存在侥幸心理。有人说，这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全国都一样；有人说，上级领导脱离实际，不了解基层；有人自我感觉不错，内心没有真正触动。
第一，部分县委书记看不到基层党建在全局工作中的重要性。重经济重稳定、轻基层党建的倾向，依然存在。面对抓发展、保稳定，面对招商引资，排来排去，把基层党建给挤掉了。
县委书记有一笔时间账，有一笔效益账，每一天都在算进大机关、找大老板能给县里带来多大效益，而在村里呆一天，又能带来什么效益。乡镇党委书记，三五年任期内所辖村不能走一遍的不在少数。这个很可怕。
第二，缺乏持之以恒抓基层打基础的坚定信念和劲头。有的县委书记包括组织部长都认为，基层党建“不抓不显眼，抓了不长脸”，不如集中抓城建、抓项目效果显著。但这并不对立。
基层党建有一个特点，如果不认真抓、长期抓，短期可能看不出问题，一旦出问题就是大问题，甚至会惊天动地。尤其“后进村”，始终是基层党建的心腹之患，说不定什么时候爆发出来，其影响不可低估。
第三，对乡镇党委特别是乡镇党委书记履行基层党建职责，过问不够、管理不严。如果一个乡镇党委书记不卖力气，不重视工作，就是省委组织部驻村也解决不了问题。县委必须紧紧盯住乡镇党委书记履行职责。
城镇化带来的新情况
《瞭望东方周刊》：如何看待“后进村”产生的原因？
负责人：“后进”是相对的，也是不断变化的。比如近几年配不上支部书记的少了、不发展党员的减少了，群众合理诉求得不到解决，这方面的比例变大了。
群众合理诉求得不到解决，原因很多。城镇化进程越快、发展越快的地方，矛盾就越多、越凸显、越尖锐。现在城郊地价涨得很快，过去三五万一亩地涨到几十万。
比如北京周边的三河、燕郊，地价很高，村里大致分成两类人，一类是当年不要地的，因为10年前还要农业税，很多人出去打工不要地了。另一类是把土地留下来、甚至因为第一类人而得到更多地的。地价越涨，矛盾也就越凸显。再比如，一些大型重点工程，一路之隔，政策不同、赔偿不同，也就容易引起矛盾。十几二十年前，这样的矛盾是没有的。
应该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随着改革的深入，矛盾确实越来越凸显，各级党委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逐步采取措施化解。
《瞭望东方周刊》：在利益冲突中，村党支部书记必须既面对上级组织、又面对群众，如何平衡？
负责人：这涉及当前基层干部的评价问题。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村干部代表谁？我觉得两边都得代表，不能把党和政府跟群众对立起来。这也是这个角色的关键之处。
首先要确保村党支部的领导地位，这是党章规定的。地位怎么确保？从村里的管理模式上，比如“四议两公开”，就是由党支部会提议，“两委”会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决议，然后再执行。这里面党支部居于核心地位。
目前河北普遍在推行村代会。在村民大会的基础上选出村民代表，监督村“两委”，由村支部书记兼任村代会主席，这样可以保证对村委会的监督。
村党支部的权威如何取得？首先村支部书记的产生，不仅是几十个党员去选举，而是由党员和村民代表一起推荐。这样支部就跟村委会一样，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村转居”中党的地位不能变
《瞭望东方周刊》：在城镇化进程中，“村转居”是一个重要工作。这个转变过程中，党支部如何衔接？
负责人：这确实是一个群体矛盾的引爆点。在“村改居”的过程中要进行资产剥离——村里的资产、资金、资源，由独立第三方机构评估，再成立公司，每个村民占有股份，并由全体村民选出董事长和总经理。
资产剥离后进行体制改革，成立社区居委会和支部，实行三方分离。新成立的居委会，跟村委会就不是一个性质了。“三资”由董事会和管理层去经营，代表居民管理，而社区是为居民服务的。
从河北看，真正能选出来的管理者，还是原来的村支部书记兼董事长。但现在他不是代表村支部去管理，而是以法人的身份去管理。
原来的村干部，仍然是村里的精英。“三资”法人结构要经过选举，支部书记如果有本事，还是会被选出来。
村改居以后，成立社区党组织，一般由书记兼任董事长，下面成立企业，企业里再成立支部。企业支部在企业范围内开展活动，发挥政治引领作用。
城镇化过程不能弱化党在基层的领导核心作用。党组织是社区的领导核心；而改制后，资产的运行质量可能更好，居民一方面可以得到企业的实际收益，另一方面，企业盈利反过来还可以增加和完善公共服务。
有些县委书记还有侥幸心理
《瞭望东方周刊》：从基层党建和基层治理结构来说，县委书记角色很重要，他们还需要在哪些方面提升？
负责人：应该说，一些人还存在侥幸心理。有人说，这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全国都一样；有人说，上级领导脱离实际，不了解基层；有人自我感觉不错，内心没有真正触动。
第一，部分县委书记看不到基层党建在全局工作中的重要性。重经济重稳定、轻基层党建的倾向，依然存在。面对抓发展、保稳定，面对招商引资，排来排去，把基层党建给挤掉了。
县委书记有一笔时间账，有一笔效益账，每一天都在算进大机关、找大老板能给县里带来多大效益，而在村里呆一天，又能带来什么效益。乡镇党委书记，三五年任期内所辖村不能走一遍的不在少数。这个很可怕。
第二，缺乏持之以恒抓基层打基础的坚定信念和劲头。有的县委书记包括组织部长都认为，基层党建“不抓不显眼，抓了不长脸”，不如集中抓城建、抓项目效果显著。但这并不对立。
基层党建有一个特点，如果不认真抓、长期抓，短期可能看不出问题，一旦出问题就是大问题，甚至会惊天动地。尤其“后进村”，始终是基层党建的心腹之患，说不定什么时候爆发出来，其影响不可低估。
第三，对乡镇党委特别是乡镇党委书记履行基层党建职责，过问不够、管理不严。如果一个乡镇党委书记不卖力气，不重视工作，就是省委组织部驻村也解决不了问题。县委必须紧紧盯住乡镇党委书记履行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