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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污染信息得到了公开，但是对于企业而言，依然是‘打一下前进一步’，中国环境保护依然面临机制和规则建设问题。”
“没有形成一个机制，污染源信息公开很可能只是停留在数据而已。”2013年7月26日，《民生周刊》记者采访绿色潇湘传播主管孙成，问及环境信息公开问题时，他如此回复。
作为国内知名的地方环保组织，“绿色潇湘”一直致力于公众环境知情权的推动工作。2011年，绿色潇湘与马军领导的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合作，完成了对湖南省14个市州环保系统信息的公开评价（PITI），被誉为国内首份以一个省为研究对象做出的污染信息地图。
然而，环境信息公开之后成效如何？2013年6月，在上一年度的基础上，绿色潇湘再次发布了湖南省2012年14个市州污染源信息公开评价报告。
报告中，孙成表示：“即使污染信息得到了公开，但是对于企业而言，依然是‘打一下前进一步’，中国环境保护依然面临机制和规则建设问题。”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对污染源信息的监管绝不能止于公开，未来如何利用公开的污染源信息，有效促进企业改善环境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公开现状仍处起步阶段
今年7月，环保部正式发出通知，各级环保部门应从2013年9月开始主动公开污染环境监管信息，涉及8大类31项具体内容，包括重点监控污染源基本情况、污染源监测、总量控制、污染防治、排污费征收、监察执法、行政处罚、环境应急等环境监管信息。
对此，包括阿拉善SEE公益机构、自然之友、自然大学、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在内的多家民间环保组织都认为，这是自2008年国家相继发布《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之后，中国环境信息公开取得的巨大突破。
“此次规定包含很多内容，较为全面，与我们呼吁的很接近，能够给污染企业压力，迫使他们改善环境。”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如此评价。
但是，与政策先行相反的是，中国环境信息公开现状并不令人满意。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分散、滞后、不完整、不易获取，很多城市依然遭遇企业集体交白卷的尴尬。
绿色潇湘公布的结果显示，湖南省各市州环保部门环境信息公开情况虽然有所改善，但湖南省14个市州在清洁生产审核公示、企业环境行为整体评价方面的得分全部为零。
另外，在企业日常超标、违规记录公示项目上，2012年湖南省14个市州的平均得分仅为6.43分，而此项目的满分是28分；在企业集中整治公示项目上，14个市州的平均分为2.54分，距该项目的满分8分，相去甚远。
“这些折射出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方面的不尽人意。”孙成表示，与发达国家环境信息公开程度相比，中国污染源信息公开仍处于起步阶段，环境信息公开现状堪忧。
真实度要求更严苛
2013年，北京、昆明、潍坊、沧州的几起群体性环境事件，至今仍是议论的焦点。与以往不同的是，除了环境污染事件本身之外，公众已将着眼点放在了环境信息公开的内容是否真实、公众有效参与、知情参与等核心问题上。
显然，在环境信息公开逐步打开局面的背景下，污染信息真实度问题提上了日程。
在孙成以往的调研中，“经常有企业伪造污染排放数据，手段非常简单：只要在远离监测设备的地方开辟另一条沟渠排污，数据上就显示不出企业排污的事实。”
对此，越来越多的环保组织提出，鼓励引进第三方机构核查，推进环境污染监测工作的公平、公正和真实。
马军表示，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正在研究制定污染信息核查和计算的规则，具体的核查任务交付市场上专业的咨询核查机构。“这样，既能保证民间环保组织不受利益的诱惑，又能保证民间监测足够公平、公正，为社会提供更有公信力的监测数据。”
湖南省人大环资委污染监督处处长刘帅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目前迫切需要构建民间机构与政府部门互相监督、互相辅助的社会化、市场化、公众化环境污染信息公开系统。“民间机构监督政府的环境监测工作以及数据公布，政府同时也监督民间机构并对其进行信用评级。如果民间机构达到监测标准，政府可以将监测权力下放到民间机构，购买第三方机构的服务，推进环境污染监测工作的公平、公正和真实。”
如何有效利用信息
如何利用有效的污染源信息，约束企业排污行为，近些年，马军和他的团队一直在努力实践，其中以控诉苹果公司代工厂污染为代表。
2011年8月，以马军为代表的中国5家环保组织发布报告，披露苹果公司的污染排放随着其供应链的膨胀而蔓延，给中国环境和公众健康带来严重威胁。
报告指出，苹果公司旗下供应商日本名幸电子武汉分公司每天往武汉南太子湖排污几万吨，湖底铜含量高于其他湖泊和河流正常含量几十倍。
6个月后，苹果同意参加针对中国供应商工厂展开的污染控制联合调查，对不予环境改善的代工厂实行取消订单的警告，督促旗下工厂做好环境保护和改善工作。
“此次行动告诉我们，利用污染源信息，NGO组织完全可以从企业供应链出发，通过影响投资端、消费端，向企业施加环境保护和改善的压力。”马军说。
这场针对苹果的行动，坚定了马军绘制“中国污染地图”的信心。马军告诉《民生周刊》记者，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国家在实行全面的污染物信息公开制度后，都很大程度改善了本国的环境状况。其中1988年到2007年，美国有毒物质清单系统中有连续记录的生产型工厂的污染物总排放量下降了61%。2001年到2005年，日本污染物排放和转移登记系统记录的污染物总体环境排放量下降17%。
“企业的污染物环境信息公开后，公众就可以获得有关企业排污的信息，也促使投资者及相关方关注企业的环境行为表现，并督促其不断改善。”马军说。
“没有形成一个机制，污染源信息公开很可能只是停留在数据而已。”2013年7月26日，《民生周刊》记者采访绿色潇湘传播主管孙成，问及环境信息公开问题时，他如此回复。
作为国内知名的地方环保组织，“绿色潇湘”一直致力于公众环境知情权的推动工作。2011年，绿色潇湘与马军领导的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合作，完成了对湖南省14个市州环保系统信息的公开评价（PITI），被誉为国内首份以一个省为研究对象做出的污染信息地图。
然而，环境信息公开之后成效如何？2013年6月，在上一年度的基础上，绿色潇湘再次发布了湖南省2012年14个市州污染源信息公开评价报告。
报告中，孙成表示：“即使污染信息得到了公开，但是对于企业而言，依然是‘打一下前进一步’，中国环境保护依然面临机制和规则建设问题。”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对污染源信息的监管绝不能止于公开，未来如何利用公开的污染源信息，有效促进企业改善环境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公开现状仍处起步阶段
今年7月，环保部正式发出通知，各级环保部门应从2013年9月开始主动公开污染环境监管信息，涉及8大类31项具体内容，包括重点监控污染源基本情况、污染源监测、总量控制、污染防治、排污费征收、监察执法、行政处罚、环境应急等环境监管信息。
对此，包括阿拉善SEE公益机构、自然之友、自然大学、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在内的多家民间环保组织都认为，这是自2008年国家相继发布《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之后，中国环境信息公开取得的巨大突破。
“此次规定包含很多内容，较为全面，与我们呼吁的很接近，能够给污染企业压力，迫使他们改善环境。”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如此评价。
但是，与政策先行相反的是，中国环境信息公开现状并不令人满意。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分散、滞后、不完整、不易获取，很多城市依然遭遇企业集体交白卷的尴尬。
绿色潇湘公布的结果显示，湖南省各市州环保部门环境信息公开情况虽然有所改善，但湖南省14个市州在清洁生产审核公示、企业环境行为整体评价方面的得分全部为零。
另外，在企业日常超标、违规记录公示项目上，2012年湖南省14个市州的平均得分仅为6.43分，而此项目的满分是28分；在企业集中整治公示项目上，14个市州的平均分为2.54分，距该项目的满分8分，相去甚远。
“这些折射出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方面的不尽人意。”孙成表示，与发达国家环境信息公开程度相比，中国污染源信息公开仍处于起步阶段，环境信息公开现状堪忧。
真实度要求更严苛
2013年，北京、昆明、潍坊、沧州的几起群体性环境事件，至今仍是议论的焦点。与以往不同的是，除了环境污染事件本身之外，公众已将着眼点放在了环境信息公开的内容是否真实、公众有效参与、知情参与等核心问题上。
显然，在环境信息公开逐步打开局面的背景下，污染信息真实度问题提上了日程。
在孙成以往的调研中，“经常有企业伪造污染排放数据，手段非常简单：只要在远离监测设备的地方开辟另一条沟渠排污，数据上就显示不出企业排污的事实。”
对此，越来越多的环保组织提出，鼓励引进第三方机构核查，推进环境污染监测工作的公平、公正和真实。
马军表示，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正在研究制定污染信息核查和计算的规则，具体的核查任务交付市场上专业的咨询核查机构。“这样，既能保证民间环保组织不受利益的诱惑，又能保证民间监测足够公平、公正，为社会提供更有公信力的监测数据。”
湖南省人大环资委污染监督处处长刘帅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目前迫切需要构建民间机构与政府部门互相监督、互相辅助的社会化、市场化、公众化环境污染信息公开系统。“民间机构监督政府的环境监测工作以及数据公布，政府同时也监督民间机构并对其进行信用评级。如果民间机构达到监测标准，政府可以将监测权力下放到民间机构，购买第三方机构的服务，推进环境污染监测工作的公平、公正和真实。”
如何有效利用信息
如何利用有效的污染源信息，约束企业排污行为，近些年，马军和他的团队一直在努力实践，其中以控诉苹果公司代工厂污染为代表。
2011年8月，以马军为代表的中国5家环保组织发布报告，披露苹果公司的污染排放随着其供应链的膨胀而蔓延，给中国环境和公众健康带来严重威胁。
报告指出，苹果公司旗下供应商日本名幸电子武汉分公司每天往武汉南太子湖排污几万吨，湖底铜含量高于其他湖泊和河流正常含量几十倍。
6个月后，苹果同意参加针对中国供应商工厂展开的污染控制联合调查，对不予环境改善的代工厂实行取消订单的警告，督促旗下工厂做好环境保护和改善工作。
“此次行动告诉我们，利用污染源信息，NGO组织完全可以从企业供应链出发，通过影响投资端、消费端，向企业施加环境保护和改善的压力。”马军说。
这场针对苹果的行动，坚定了马军绘制“中国污染地图”的信心。马军告诉《民生周刊》记者，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国家在实行全面的污染物信息公开制度后，都很大程度改善了本国的环境状况。其中1988年到2007年，美国有毒物质清单系统中有连续记录的生产型工厂的污染物总排放量下降了61%。2001年到2005年，日本污染物排放和转移登记系统记录的污染物总体环境排放量下降17%。
“企业的污染物环境信息公开后，公众就可以获得有关企业排污的信息，也促使投资者及相关方关注企业的环境行为表现，并督促其不断改善。”马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