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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落幕的第十五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围绕“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等主题的几场电影论坛格外引人瞩目。让-雅克·阿诺、迈克·麦达沃伊、冯小刚、贾樟柯、韩三平、任仲伦等国内外知名电影人聚在一起“头脑风暴”，把脉中国电影。
“我们拍了一个故事，老外很多时候说看不懂。不是看不懂，是不愿意看懂，因为你所有东西我不关心……我不关心你真正的生活。有人说冯小刚的电影在海外没有市场，请问哪个导演的作品在海外有市场?”第一场产业论坛上，导演冯小刚发言，语带些许火气。
在随后一场名为“华语片的救赎”的论坛上，导演管虎的一句“2012年是中国电影的危机时刻，我甚至可能失去从业资格”，引起了贾樟柯、王小帅、娄烨等在场导演的共鸣。
2012年上半年，王小帅、管虎、宁浩等几位中生代导演的新片，抱团对抗3D版《泰坦尼克号》、《超级战舰》、《复仇者联盟》等多部好莱坞大片，遭遇了票房“滑铁卢”，这再次给中国导演敲响警钟。
“市场化的状态下，导演必须学会改变，学会了解观众想看什么故事、学会把故事讲得更漂亮……”导演陆川在论坛上对此反思说。
2012年初，《中美双方就解决WTO电影相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俗称“中美电影协议”)的签订，让中国电影人感到“狼真来了”。
根据协议，中国将在每年20部海外分账电影配额之外，再增加引进14部3D或IMAX为主的美国进口大片，而美国片方的分账比例也将大幅增加。这意味将有更多的好莱坞大片要来中国市场分更大块的蛋糕。
在这个背景下，北京师范大学与美国国际数据集团(IDG)联合发布的“2011中国电影国际影响力全球调研数据”发人深思。
这项调研覆盖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日本、韩国等国的电影市场。调研结果表明，超过三成的海外观众一点也不了解中国电影。
上海电影节期间，本刊记者就业内人士热议的“如何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等话题，专访了资深电影研究者周黎明。
周黎明曾在国内多家媒体开设电影专栏，著有电影类著作十多种。其《好莱坞启示录》等专著对好莱坞的运作内幕有独到的解析，被美国《洛杉矶时报》称为“最著名的中国影评人”、“中国的罗杰·伊伯特”。
首先是把自己的故事讲好
《瞭望东方周刊》：对中国电影目前首先应立足国内市场还是应该走出去的问题，你怎么看?
周黎明：我觉得应该还是先立足本国市场。如果我们为中国人拍的电影都还没拍好，就要为世界拍，有点不太合逻辑。身边人的需求你都还没搞明白，怎么能知道离你十万八千里之外的人们的需求?
以冯小刚为例。他早年的喜剧是京腔京味的，在北京地区很受欢迎，慢慢辐射到整个华北，但过了淮河，他的电影的接受度就下降了，过了长江更小，到港台就几乎没了。后来他改变了，电影中的北京味道越来越淡，甚至加入了港台演员，做得更全国化了。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整个华语市场，甚至是整个亚洲市场。比如陈凯歌的《无极》，电影里用了一个韩国演员和一个日本演员，很显然不是因为他们是最合适这个角色的演员，他就是为了市场考虑。当然因为这部影片本身的问题，它(在亚洲市场)没有做得很好，但这至少是一种尝试。
《瞭望东方周刊》：在中国电影走出去的过程中，应该坚持中国元素还是应该表现“共识价值”?
周黎明：我觉得应该是两条腿走路，两个方向都应该尝试。我觉得现在是有点走偏了。以前张艺谋他们做遍了民族元素，强化了一个说法，“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我觉得这个话没错，但也不能绝对化。比如有些好莱坞的商业大片中，美国元素是不多的，你可以把《蜘蛛侠》想象成是发生在任何一个国家的故事。是不是所有的电影都要担负宣传国家文化的重任，以及怎样承担这个重任，是需要研究的。
我认为，在讲述中国故事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把这个故事讲得好看。如果电影能恰好反映了中国社会某一方面的问题，那是额外的收获，但不是主要的目标。如果把这个当成主要目标，对电影人来说，是他承担不了的责任。
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更多应该注意的是故事的节奏、素材的把握等等。当然影片可以给观众多一点关于中国的信息，但是得有一个量和度的控制。如果一部电影里90％的“中国信息”让国外观众觉得陌生，他们可能根本就理解不了，更接受不了。
比如吴宇森导演的《赤壁》，这是他想拍给全世界看的—个故事。里面一些引中国观众发笑的地方，实际上是他想做得让外国观众更容易理解一些。我觉得这个尝试本身没有错，但是他好像是掉在中间了。最后出来的结果是外国人还是没看懂，中国人也觉得变味了。
我专门请教过《变形金刚》的制片人，问他《赤壁》中到底哪个点对他们是不可以逾越的，他说是剧情太复杂，人物太多。这和我想的一样。对中国人来说，张飞、关云长都很熟悉，但是外国人分不清楚。故事里有三个国家，每个国家还有将军，有军师……完全可以想象，外国人一看这个就懵了。
你可以不看，但不能剥夺别人创造的权利
《瞭望东方周刊》：你觉得中国的影片如果想要走出去，最大的困难在哪里?
周黎明：我们的电影走不出去有较多的因素。首先就像冯小刚说的，还没到那个程度。
我们自己还处于“山寨”阶段，在创造力方面有欠缺，还在跟着人家学。有许多导演至少是在认认真真地学，学得比较有诚意。但有一批人还没有这种态度，他们还在拙劣地模仿。拙劣模仿的东西怎么可能传得出去?肯定得是领风气之先的东西才能传出去。
比如我们的一些电影海报，抄袭痕迹明显，一些电影公司的老板可能还以抄为荣。我相信一个注重原创的公司，应该刻意回避和别人相似的东西。
一些拿不出手的东西，还拿出去交流，免费请人家看，赠送饮料糕点，然后人家说几句好话，我们就拼命报道，这种东西是没有可持续性的。—个影片的成功相当程度是从商业考量的。片商抢着来买，买了后还能让^家赚很多钱，这才是真正的好电影。
中国很多导演现在超越了“山寨”，但还没有跳出模仿的阶段。
《瞭望东方周刊》：走不出去的因素还有别的吗?
周黎明：现在整个世界的文化中心还在西方。19世纪创造力最旺盛的是巴黎，到20世纪就是美国。他们在政策、管理等各方面都走在前列。他们有一个很宽容的环境，很包容的心态。好莱坞甚至都不是美国人创立的，是东欧犹太人创立的。我觉得这个是他们最强的地方。而其他诸如技术、资金，我们都可以学到或得到。
我们最欠缺的恰恰是宽容的环境和包容的心态。一些普通的观众在对待一部文艺作品的时候，也往往缺乏应有的宽容。
李少红拍了部不一样的《红楼梦》，就有普通民众写告状信给政府部门，要求管一管。这有些荒唐。不是说这个片子拍得多好，但导演有权利做这样的尝试。如果你不给他们这样尝试的权利，到头来你可能就会没东西可看。
我们一直说我们的电影人没有创造力，但观众有没有鼓励人家去创造?—个成功的科学发明背后是无数次失败的尝试，艺术也是这样。这部影片拍得不好看，你可以不看，这是你的权利，但是你不能剥夺别人创造的权利。
这是我们根子上的问题。在中国电影市场，你做—个很平稳的东西没人骂，但是做一个独特的东西就会有很多人骂。比如《卧虎藏龙》刚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就不能接受，因为它和之前的武侠片不一样。
电影这样的创意产业，没有宽容的环境和包容的心态是很难做大的。
“我们拍了一个故事，老外很多时候说看不懂。不是看不懂，是不愿意看懂，因为你所有东西我不关心……我不关心你真正的生活。有人说冯小刚的电影在海外没有市场，请问哪个导演的作品在海外有市场?”第一场产业论坛上，导演冯小刚发言，语带些许火气。
在随后一场名为“华语片的救赎”的论坛上，导演管虎的一句“2012年是中国电影的危机时刻，我甚至可能失去从业资格”，引起了贾樟柯、王小帅、娄烨等在场导演的共鸣。
2012年上半年，王小帅、管虎、宁浩等几位中生代导演的新片，抱团对抗3D版《泰坦尼克号》、《超级战舰》、《复仇者联盟》等多部好莱坞大片，遭遇了票房“滑铁卢”，这再次给中国导演敲响警钟。
“市场化的状态下，导演必须学会改变，学会了解观众想看什么故事、学会把故事讲得更漂亮……”导演陆川在论坛上对此反思说。
2012年初，《中美双方就解决WTO电影相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俗称“中美电影协议”)的签订，让中国电影人感到“狼真来了”。
根据协议，中国将在每年20部海外分账电影配额之外，再增加引进14部3D或IMAX为主的美国进口大片，而美国片方的分账比例也将大幅增加。这意味将有更多的好莱坞大片要来中国市场分更大块的蛋糕。
在这个背景下，北京师范大学与美国国际数据集团(IDG)联合发布的“2011中国电影国际影响力全球调研数据”发人深思。
这项调研覆盖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日本、韩国等国的电影市场。调研结果表明，超过三成的海外观众一点也不了解中国电影。
上海电影节期间，本刊记者就业内人士热议的“如何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等话题，专访了资深电影研究者周黎明。
周黎明曾在国内多家媒体开设电影专栏，著有电影类著作十多种。其《好莱坞启示录》等专著对好莱坞的运作内幕有独到的解析，被美国《洛杉矶时报》称为“最著名的中国影评人”、“中国的罗杰·伊伯特”。
首先是把自己的故事讲好
《瞭望东方周刊》：对中国电影目前首先应立足国内市场还是应该走出去的问题，你怎么看?
周黎明：我觉得应该还是先立足本国市场。如果我们为中国人拍的电影都还没拍好，就要为世界拍，有点不太合逻辑。身边人的需求你都还没搞明白，怎么能知道离你十万八千里之外的人们的需求?
以冯小刚为例。他早年的喜剧是京腔京味的，在北京地区很受欢迎，慢慢辐射到整个华北，但过了淮河，他的电影的接受度就下降了，过了长江更小，到港台就几乎没了。后来他改变了，电影中的北京味道越来越淡，甚至加入了港台演员，做得更全国化了。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整个华语市场，甚至是整个亚洲市场。比如陈凯歌的《无极》，电影里用了一个韩国演员和一个日本演员，很显然不是因为他们是最合适这个角色的演员，他就是为了市场考虑。当然因为这部影片本身的问题，它(在亚洲市场)没有做得很好，但这至少是一种尝试。
《瞭望东方周刊》：在中国电影走出去的过程中，应该坚持中国元素还是应该表现“共识价值”?
周黎明：我觉得应该是两条腿走路，两个方向都应该尝试。我觉得现在是有点走偏了。以前张艺谋他们做遍了民族元素，强化了一个说法，“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我觉得这个话没错，但也不能绝对化。比如有些好莱坞的商业大片中，美国元素是不多的，你可以把《蜘蛛侠》想象成是发生在任何一个国家的故事。是不是所有的电影都要担负宣传国家文化的重任，以及怎样承担这个重任，是需要研究的。
我认为，在讲述中国故事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把这个故事讲得好看。如果电影能恰好反映了中国社会某一方面的问题，那是额外的收获，但不是主要的目标。如果把这个当成主要目标，对电影人来说，是他承担不了的责任。
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更多应该注意的是故事的节奏、素材的把握等等。当然影片可以给观众多一点关于中国的信息，但是得有一个量和度的控制。如果一部电影里90％的“中国信息”让国外观众觉得陌生，他们可能根本就理解不了，更接受不了。
比如吴宇森导演的《赤壁》，这是他想拍给全世界看的—个故事。里面一些引中国观众发笑的地方，实际上是他想做得让外国观众更容易理解一些。我觉得这个尝试本身没有错，但是他好像是掉在中间了。最后出来的结果是外国人还是没看懂，中国人也觉得变味了。
我专门请教过《变形金刚》的制片人，问他《赤壁》中到底哪个点对他们是不可以逾越的，他说是剧情太复杂，人物太多。这和我想的一样。对中国人来说，张飞、关云长都很熟悉，但是外国人分不清楚。故事里有三个国家，每个国家还有将军，有军师……完全可以想象，外国人一看这个就懵了。
你可以不看，但不能剥夺别人创造的权利
《瞭望东方周刊》：你觉得中国的影片如果想要走出去，最大的困难在哪里?
周黎明：我们的电影走不出去有较多的因素。首先就像冯小刚说的，还没到那个程度。
我们自己还处于“山寨”阶段，在创造力方面有欠缺，还在跟着人家学。有许多导演至少是在认认真真地学，学得比较有诚意。但有一批人还没有这种态度，他们还在拙劣地模仿。拙劣模仿的东西怎么可能传得出去?肯定得是领风气之先的东西才能传出去。
比如我们的一些电影海报，抄袭痕迹明显，一些电影公司的老板可能还以抄为荣。我相信一个注重原创的公司，应该刻意回避和别人相似的东西。
一些拿不出手的东西，还拿出去交流，免费请人家看，赠送饮料糕点，然后人家说几句好话，我们就拼命报道，这种东西是没有可持续性的。—个影片的成功相当程度是从商业考量的。片商抢着来买，买了后还能让^家赚很多钱，这才是真正的好电影。
中国很多导演现在超越了“山寨”，但还没有跳出模仿的阶段。
《瞭望东方周刊》：走不出去的因素还有别的吗?
周黎明：现在整个世界的文化中心还在西方。19世纪创造力最旺盛的是巴黎，到20世纪就是美国。他们在政策、管理等各方面都走在前列。他们有一个很宽容的环境，很包容的心态。好莱坞甚至都不是美国人创立的，是东欧犹太人创立的。我觉得这个是他们最强的地方。而其他诸如技术、资金，我们都可以学到或得到。
我们最欠缺的恰恰是宽容的环境和包容的心态。一些普通的观众在对待一部文艺作品的时候，也往往缺乏应有的宽容。
李少红拍了部不一样的《红楼梦》，就有普通民众写告状信给政府部门，要求管一管。这有些荒唐。不是说这个片子拍得多好，但导演有权利做这样的尝试。如果你不给他们这样尝试的权利，到头来你可能就会没东西可看。
我们一直说我们的电影人没有创造力，但观众有没有鼓励人家去创造?—个成功的科学发明背后是无数次失败的尝试，艺术也是这样。这部影片拍得不好看，你可以不看，这是你的权利，但是你不能剥夺别人创造的权利。
这是我们根子上的问题。在中国电影市场，你做—个很平稳的东西没人骂，但是做一个独特的东西就会有很多人骂。比如《卧虎藏龙》刚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就不能接受，因为它和之前的武侠片不一样。
电影这样的创意产业，没有宽容的环境和包容的心态是很难做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