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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必须发展小银行来解决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建议银监会真正为创业和就业及其民生着想，尽快放开金融管制，大力发展城乡社区小银行，并对其分别对待，小银行监督管理下放地方，银行业由中央与地方分层分工监管。小企业融资难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但在中国比世界其他国家更加困难。如何解决这一难题，有不同的思路、体制和政策。目前采取的办法是在各大银行的信贷中对微型和小企业划出一定的比例，中央和国务院，包括银行业监督委员会，作为政治任务，给各大银行打招呼。各大银行再给各分行、分行给支行，基层行给信贷员下任务，希望以此来解决个体、微型和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但是，目前一些大银行所报的所谓给中小企业贷了多少款的新闻，根据我2009年在许多地方的调查，很可能是假新闻。因为我遇到个体户和微型企业业主说，从来没有从银行贷过款，现在也贷不到；遇到的小企业的业主，大多也说没有贷到过。一些过去曾经贷到款的，近来银行说，中央最近要求我们向小企业贷款，你们赶快将老贷款还了，我们给你们贷新的，结果老贷款还回去了，新贷款却贷不出来了！
需要向国务院和银监会再次提醒的是，让大银行给小企业和个体户贷款的想法，是一种不可能真正实现的幻想，这种办法实际上不可能使个体、微型和小企业融到资。从经济规律和实际操作来看，（1）大银行和条条银行，它们对个体、微型和小企业的信息是不对称的，银行对个体、微型和小企业信息搜寻、甄别的时间性较长，费用较大，而且真实性难以保证；（2）大银行和条条性银行给个体、微型和小企业贷款，它在员工、网点、操作等方面的分摊成本要比数额较大的款贷给规模较大的企业高得多，是极不合算的；（3）由于个体、微型和小企业经营生存周期可能短，变化快，业主流动性强，抵押物无或少，难寻担保，大银行和条条银行对其贷款的风险难以控制；（4）银行的信贷员将款贷给大型的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贷款较易收回，即使收不回来，责任较小，而贷给民营的个体、微型和小企业，一旦收不回，他要负的责任要比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大得多。因此，即使中央和国务院，包括银监会要求银行向个体、微型和小企业贷款，实际上可能是政府热，银行冷；银行上层表面上热，银行基层和信贷员实际上冷；编造的给个体、微型和小企业贷款的数据和宣传热，实际给个体、微型和小企业的贷款则会非常少。实话实说，此路绝对是行不通的。
另外，目前的小额贷款公司，不能吸收存款，其资金来源受到限制；或者到大型银行中拆借，要么到其他机构拆借，反而在中间使资金的成本升高，甚至发生一些腐败。
因此，应当改革目前金融体制高度垄断的局面，大力发展乡村和城镇社区小银行。并且不应当采取由大银行入股的办法，这样实际上又会成大银行的分支行，结果还是不会给个体、微型和小企业贷款。较为彻底的改革办法是：由社会资本发起，限定其规模，发展专门为个体、微型和小企业的小银行；将目前一些民间地下的借贷组织合法化，将其发展为小银行；将目前的一些担保公司，鼓励使其发展为小银行。总之，一定要产权明晰，规模小型社区化，设计其资产等保证制度，政府有关部门不能图监管方便，而应当积极地推进金融体制的改革，形成为中国目前和未来个体、微型和小企业融资的金融体系。
对农民创业，最好由政府担保。但这似乎是不可能的。既然政府不能担保，那么，对农民的一些财产，对农村的一些不动产，如宅基地，集体建筑物等等，应当允许其抵押融资，否则，农民创业根本就没有抵押物，你让他怎样创业呢？
6.其他鼓励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除了上述体制改革和政策设计外，还有如下建议。一是土地管理部门，各级政府在分配土地时，给创业和小企业一定的土地。目前，在各级政府的土地分配中，更多地是给大企业，给外资，给政府的项目，给房地产项目，小企业用地往往由于地位低、实力小，攻关能力弱，而得不到土地资源。因此，土地管理部门，特别是各级政府，应当考虑能吸收就业的劳动密集企业的土地要求，在比例上进行考虑，并且建立一些小企业创业园，使小企业创业和投资能有土地资源保证。二是改革中等和高等教育体制，以适应创业和就业需要。现在无论是企业，还是社会，对目前的教育体制意见很大，觉得毕业的大学生既不能自己创业，又在企业中不好使用。我认为，应当进行这样一些改革：（1）改革普通院校和职业教育的招生比例，初高中教育毕业后，50%左右进入高等教育，50%左右进入职业教育。（2）调整高等院校和职业学校的课程结构，特别是大量地压缩毕业后当党政干部需要的知识部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大学课程中，学生毕业后没有用的知识太多，这些知识占去大量的时间，对毕业后创业和就业几乎没有用处。（3）对大学生，进行创业和就业的培训，特别是进行创业培训，进行有关的怎样注册登记，怎样选择创业领域，怎样进行财务管理，怎样进行风险控制，怎样进行市场调查和营销等等，使今后毕业的大学生中，创业者能多起来。三是建议劳动、财政、民政等部门，全方位对创业进行支持。财政部门拨付一定的经费，由劳动部门，特别是动员和利用社会力量，对农民工，对大学生，对社会青年，不仅进行就业培训，更重要的是对有创业意愿的进行创业培训。民政和劳动部门倡导和批准，成立全国创业带动就业促进会，形成这方面的民间组织，由其建立基金，动员力量，进行培训，相互学习，联系政府，反映要求，沟通信息，促进创业。四是尽快重新起草和颁布《创业和小企业促进法》。人大过去通过的《小企业促进法》与韩国的相比原则性太强，根本在里边找不到政府和政府各部门的责任和义务，根本找不到小企业怎样才会得到促进。主要是此法在立法时，各部门谁都不让谁的利益和权力，谁都不愿承担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只好通过原则性很强的法律，而让各有关部门配套实施细则，而有关部门制定实施细则时，却尽量减少自己的义务和责任，而将收费、罚款、执法等等这样一些不是促进小企业，而是促退小企业的条款加了进去。因此，强烈呼吁全国人大，慎重立法，今后一些根本不能用的原则性太强的法律，以不立或者不通过为宜。建议人大废止目前的《小企业促进法》，有关委员会组织专家和委员，到韩国、中国台湾、日本等国，学习其促进创业和小企业发展的法律，结合中国的实际，尽快制定和颁布一部有用的《创业和小企业促进法》。
总之，中国人并不是没有创业精神和能力，许多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的人，都创出了自己的一番事业，在中国为什么就不行呢？我认为，就是在解决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就业的战略、观念、体制、机制、政策等等诸方面存在着问题和不足。政府各部门，学界，包括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们，能不能认认真真地思考一下涉及国家和民族安危的这一大事，出点思路，放弃部门利益，政府支付一定的成本，改革有关的体制，出台切实可行的政策，起草和颁布有用的法律，使中国千千万万的人，有一个创业的体制和政策环境，去自主创业，带动就业，从而使我们渡过几亿人要转移和就业的发展的艰难阶段，实现中国人民的乐业并安居。
四、提升竞争力：建设创新型国家
中国在本世纪初的上旬，在财富的总量上，无疑会成为世界上排名在前两位的经济大国，但更需要的是成为具有与之相适应的各方面的强国，其基础是科技和经济的竞争力。那么，中国未来30年，如何提升未来国家的竞争力？除了本章前面所讨论的三大结构调整非常重要外，另一方面，可能更为重要的是如何保持整个国家科学技术的创新能力，将目前的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创造。然而，增强科技创新能力的道路怎么走，也是我们需要认真讨论的大事。
（一）现代化与科技赶超型战略
何传启教授将现代化分为以传统工业化为主的第一次现代化和以知识经济为主的第二次现代化。我在《中国向何处去》一书中，就中国2008年第一次现代化的进程进行了评估，认为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进程已经完成了68.5%，过了中期，已经进入了后期的起步阶段。中国目前的现代化，呈现出第一次现代化与第二次现代化复合推进的状态，在现代化推进的道路上，我们需要提升第一次现代化的质量，加速第二次现代化的进程。这需要通过实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来实现。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改革开放后我们国民经济在高速增长，但是增长的来源主要是资源和一般劳动的投入。如有关专家计算，1980～2007年间，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54.38%，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45.62%，与发达国家水平60%～70%水平相比差距仍然很大。如果未来30年中全球中国以外的经济每年平均增长4%，中国GDP年平均增长7%，考虑人民币升值因素，2040年时，中国经济发展占世界GDP总量1／4的水平，再经过10年的努力，到2050年时，中国GDP占世界总量1／3的水平。
然而，上述发展的前景虽然美好，在中国人口众多、相对土地、矿产、淡水等资源缺乏的国情下，还有全球都在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和限制炭排放的氛围中，下一步我们不能再走消耗资源和环境的发展道路，那么，依靠什么来持续地推动我们的经济增长？可以看出，除了发展服务业，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等战略外，非常重要的是，要依靠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未来30年，我们科学技术的进步从格局上讲不仅要推动经济的增长，还要推动我们生态环境的恢复、保护和建设，也要推动我们社会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还包括推动我们国家和民族其他各个方面的发展，进而推动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进步和现代化。
那么，中国在世界上的竞争力如何呢？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2010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在58个全球最具代表性经济体中，中国大陆排名第18（去年为第20名），印度、巴西与俄罗斯名次依序为31、38、51。比去年上升2位，比前年下降3位。洛桑报告主要是根据4个大指标（经济表现、政府效率、企业效率和基础设施）及其下属的329多个小指标来进行竞争力评估。对于2009年洛桑报告对中国的排名，罗德曼认为，虽然中国经济表现突出，特别是经济预测与展望上排名世界第一，但中国在增长速度的持续性问题上仍存在问题。“首先，中国经济发展基础还有很多瓶颈，比如在科技，信息技术、工程技术、财经教育、人口问题等方面都排在后面。其次，中国企业管理水平有限，像大企业效率、经理人员不足、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等都存在问题。此外，中国的金融系统、企业的环保因素、政府与企业的监管等方面也存在不足。”中国要成为世界上有竞争力的强国，并与其大国地位相适应，至少应当进入洛桑学院排名的前五位之内。
什么是科学技术进步的赶超战略呢？世界科技水平方面可分为三类国家：先进科学技术国家和地区，如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包括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中等科学技术水平国家和地区，如中国内地等；低等科学技术水平国家和地区，如阿富汗等。中等或者低等科学技术水平的国家和地区，在科学技术进步方面，可以采取三种战略思路，一是无为型战略，因生产力水平、财力、教育、人才等方面的限制，无力推进科学技术的进步，只接受先进发达国家科学技术的扩散和辐射，并不主动进行科学技术进步方面的努力；二是跟进型战略，大多采取拿来外部科学技术主义态度，自己只进行引进、消化和吸收，学习和模仿方式为主，不主动进行科学技术方面的自主创新，不以拥有最先进科学技术为目标；三是赶超型战略，就是中等或者低等科学技术水平的国家，在一定的时间内除了学习和模仿，即引进、消化和吸收外部现成科学技术等方式外，更重要的是通过自主创新和自主再创新跨越式的追赶，在科学技术整体方面赶上并在一些重要领域和重大项目上超过发达国家科学技术水平，并有自己科学技术独特制高点的一种选择。
科学技术赶超型战略道路的几个要点是：（1）规定的时间和在规定时间结束时所要达到的科学技术水平目标。要规定一个长期的时间，在长期的时间中划分若干个时段，在一个长时间的总的赶超目标下，在每个时段，设置要达到的约束性的阶段性目标。在目标上，有赶上性目标，即某项成熟的技术，我们在什么时间可以攻克其难点，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有超过性目标，即拥有我们自主创新的知识产权的独占的科学技术；还要有预备性的目标，即发达国家可能在科学技术什么领域了，未来会有什么样的进展，我们应当有什么样的追赶实施预案。（2）在科学技术赶超型战略方面，非常关键的是在一定时间内科学技术进步的加速度，并且要有跨越式的进步。因为我们本来就处在全球科学技术进步赛跑的后面，在一定的时间内实施科学技术进步赶超战略时，先进国家也在不停地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只有积累暴发力，在规定的时间内加速度，比他们的推进科学技术进步的速度还要快，才能实现赶超型战略要求的目标。
在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竞赛中，发展中国家存在着科技技术进步的“马太陷阱”。即发达国家依靠其先发优势，科技资源越来越向发达国家集中和积累，其科技势力越来越强，科技水平越来越先进，科学技术进步越来越容易；而发展中国家在落后的位置上，在科学技术的竞争中处于弱势和不利的地位，付出的教育成本随着人才的外流转移为发达国家的科技进步资源，遇到发达国家科学技术的封锁，凭着自己的科研力量研究出来的成果往往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甚至已经被淘汰或者被更先进的技术所替代。因此，发展中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越来越落后，越来越弱；发达国家则越来越先进，越来越强。这就是发展中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的“马太陷阱”。
中国未来在科学技术进步道路方面，显然不可能采取无为战略。中国已经跨过了发展中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的“马太陷阱”阶段吗？是采取跟进型战略，还是选择赶超型战略？这是一个重大的科技进步战略的定位和决择。我们认为，中国应当有信心选择赶超战略道路。（1）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对外开放，包括引进、吸收和消化技术，在一些重大领域和整体技术水平方面已经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有些方面已经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2）中国30年的国内教育，包括鼓励出国及人才的回流，以及科研院所的培养，形成了世界上人数规模巨大的科技人才积累；（3）与人口和国土中小国家和地区不一样的是，中国是一个人口和国土大国，中国有丰富的用于科技进步的人力资本资源，有规模巨大消化科学技术应用的市场；（4）中国的经济在高速增长，经济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是科学技术进步的基础，科学技术的进步，反过来推动经济更快速的增长，经济高速增长和科技加速进步之间会形成良性循环。当然，稍一松懈，也有重新跌入“马太陷阱”的可能。但是，从目前看，中国已经基本上跨越了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科技进步的“马太陷阱”，并且在科技加速进步、实施赶超战略方面，也积累了一定的实力。
（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一些重大关系
中国未来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强国，需要走科技赶超型的道路，实施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对此，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上理清一些重大的关系。以此为据进行体制机制的调整和改革。
一是需要认识和正确处理科学创新之基础与应用的关系，并区别科学创新与技术创新。科学分为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创新，与技术的创新，是有区别的。基础科学以自然现象和物质运动形式为研究对象，探索自然界发展规律的科学。而应用科学是把基础理论转化为实际运用的科学。除了直接应用于物质生产中的技术、工艺性质的科学，还包括对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以及横向科学的实际运用的研究，如应用经济学、社会学、科学管理学、科学政策学、决策方法论、价值分析方法等。经济学将商品和服务划分为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理论探讨中，科学技术也需要将其划分为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以此作为国家支持或者放给市场调节的重要依据。需要强调的是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创新是一个国家技术自主创新的基础。基础科学和应用科技既有共性，也有区别。作为基础科学创新，其特点为：研究成果成为公众知识，不能直接应用，研究和投入不能给研究者带来直接的利益，甚至直接收益为负；应用科学的研究，很大部分也是公共知识，但是应用科学的研究和出版，其社会需求要比基础尖端科学大一些，其回报利益可能要比基础科学创新多一些。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创新，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应用科学带有一定的准公共产品的性质，但是，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创新都不为经济学意义上的私人产品。
从理论上讲，要区分科学研究与技术研究的区别，科学研究是公共和准公共产品，国家和社会需要公共性投入；要区分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研究，并且进一步区分应用科学中自然、技术、工程、人文社会各学科研究的区别。除了重视自然、技术、工程方面应用科学的研究外，由于战略研究、管理体制、科学决策、政策制定在国家治理和调控中的重要性，也需要加大其投入和理顺其体制机制。
二是公益技术创新与商用技术创新的关系。技术也有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发明人不能在大规模的技术使用中直接得到收益的技术，带有较强的公益性基本是公共产品；在技术产品出售时，获得一定的回报，但是，可能不足以弥补其成本，没有合理的利润，需要国家给以补贴，这样的技术具有一定的公益性质，也有一定比例的商业性质，是准公共产品；完全可以通过技术转让和交易，收回投入，并且获得利润的是私人产品，是国家不需要补贴的商用技术。
从理论上对技术的性质和政策加以区分：（1）对于具有公共产品技术的公益性技术创新，那些是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特别是急需的，进行确认，列出目录，根据其需要，其投入，国家中央和地方政府要列入预算。（2）对上述所述的准公益性技术创新，中央和地方政府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也要进行确认，根据轻重缓急列出目录，也根据各类技术公益性和非公益性各自程度的不同，纳入预算，确定投入的比例和规模。由于准公益性技术往往应用在生态环境和自然垄断的准公共服务方面，因此，政府需要对准公益性技术的成本、收益等等进行审计、听证和合理定价。（3）而对于私人产品性质的技术创新，即非公益完全商用性的技术创新，并且不涉及国计民生和国家战略的，则完全可由市场供给与需求及其价格进行调节。但是，国家为了鼓励技术创新，需要在税收、政府采购、贴息等方面给予一定程度的支持。
从理论上区分公益性技术、准公益性技术和商用性技术的边界，主要是理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在技术创新中参与的范围。
三是短期技术创新与长期重大技术创新的关系。短期技术，有这样一些特点，即无论是公益性、准公益性，还是商业性，都投入少，见效快；而长期的技术，无论是公益性、准公益性，还是商用性及可以在未来赚钱的，由于投入大、时间长、不确定性多、风险高，并见效慢。关于正确认识和处理长远利益与目前利益、短期技术与长期技术方面的关系，在理论上并不是不为大多数人接受，而在实际工作中排列经济和科技工作顺序时，往往将财力、人力、物力舍不得投在长期发挥作用的基础、战略性重大技术开发上。因为重大和基础科学的研究和开发往往需要时间很长，见效期较远。而我们地区和部门的领导又是任届时间有限，现行的干部考核指标体系又无法考核今天科技创新给未来能带来的绩效。
从公益和准公益性长期技术来看，比如污水处理、生态恢复等领域中，一些技术需要进行长期的比较筛选和攻克，往往投入很大，而且投入的时间价值（如损失机会利润，借款的利息财务成本）太大。即使我们的政府转变成公共服务型的政府，目前一任地方书记和市县长的任期为五年，而且任内升级调动频繁，很少有省地县主要领导干满一届的。在长期技术方面投入过多，既消耗投入，又显不出在任期间的政绩。长期的技术创新，其投入实际是为后任的领导争得收益和政绩。因此，这样一种现实的制度存在，在长期公益和准公益性技术创新人财物投入方面，往往得不到保证。
而一些长期的商用性的重大的战略性技术（如移动通信3G，甚至4G技术，大飞机技术等）创新方面，也因投入大见效慢，许多企业即使有实力，也不愿意投入其中。长期重大的战略性商用技术创新，在一个较长时间内，研发的成功建立在大量试验失败的基础之上，需要大规模资金的投入，企业如果有资金来投入短期商业运行，能获得可观的利润，如果投入长期技术创新，是不是成功有不确定性，有失败的风险，损失资金应得的机会利润，如果是贷款，还需要支付资金的财务成本。
因此，无论是公益和准公益性技术，还是关乎国家科技赶超战略的重大商用技术，都必须有投入的制度上的保证。对于长期性的公益和准公益技术，制度上要改变有关领导的考核体系，对于在生态环境、节能减排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成绩可能在时间上滞后的，需要设立特殊的考核和评价指标。特别是对移动通信4G这样的一般企业不愿意投入的长期性技术，国家应当在开发前期将其列为公共产品，或者准公共产品，在监督资金使用和严格审计的前提下，保证和满足其研发需要。
四是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的关系。实施科技赶超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绝对讲，有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两种途径。在现代化过程中，往往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交融，一般来说，在前期技术引进的比重高一些，在后期自主创新的比重高一些。我们在科技自主创新战略上需要权衡这样两点：（1）是科技全面自主创新，还是有重点地进行自主创新？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生产力水平还较低，国家的经济实力还有限，没有足够的财力进行全面和大规模的科技自主创新。因此，需要筛选我国安全、资源、发展等急需的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科技项目，进行自主创新。（2）对一些技术是引进、学习、消化和吸收合算，还是自主创新合算？一些科技项目如果自主创新，不论是近期，还是远期，其成本总体上要高于引进、学习、消化和吸收的成本，我们可以用开放引进的办法来获得技术；反之，则可以用较低的成本投入通过自主创新来获得技术。一些科技项目如果自主创新时间较长，等转入应用后，其他国家的技术早已应用扩散，并成为市场竞争力，则需要用开放和引进的方式来获得技术；否则，我们应该在领先的时间内自主创新获得技术。一些科技项目如果进行风险评估后，由于需要长期积累的人才、条件、知识储备等等短缺，自主创新失败的概率很大，可用开放引进的方式获得技术；反之，则可以用较低的风险通过自主创新获得技术。
一方面，从参与全球化竞争看，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需要在一些尖端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因此，需要选择一些我们自己已经有基础、有优势、有条件的在世界科技界领先的科技项目进行攻关，以提升我们的科技竞争能力。另一方面，还有一些技术可能不直接有利于参与国际竞争，然而是我们国家迫切需要的，也需要自主创新。比如，从我国人口多资源少的国情看，在生产和生活方面节约石油、淡水、矿藏、森林等资源的技术创新，增加农业产量的技术，更加迫切。因而，除了在涉及国家安全和提升产业技术方面进行自主创新外，我们既要在世界领先技术领域争得份额，也要花大力气对于我国迫切需要的技术进行自主创新。
五是推进技术创新与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的关系。从我国的资源禀赋来看，劳动力资源丰富而便宜，资本、土地和技术资源稀缺。一般来说，工业技术创新和进步会加速工业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因而在工业产业中技术创新是替代和排斥劳动力的。基于此，如果从总体上讲，工业产业中资本密集型的技术进步推进太快，就国内来看会形成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造成严重的劳动力不得其用，即失业问题；而从国际贸易来看，用我们技术缺乏的短处，而不利用我们劳动力资源丰富和便宜的长处，去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正好是扬短避长，会得不偿失。
那么，怎样处理好技术创新与扩大就业的关系呢？首先，发展劳动密集、知识密集和技术密集的产业，比如软件产业、工业设计产业等等，高技术、高知识结构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既能推动创新，又能扩大就业。其次，通过技术进步推动产业专业化分工，使产业链拉长和增多，以产业的扩张增加就业的容量。第三，通过技术创新发展新的领域，发展新的产业，生产新的产品，形成新的服务，以扩大就业。第四，注重大学和科研院所技术知识创新的溢出效应，发展知识经济，扩大就业容量。
中国未来的低成本技术创新与低成本制造，在全球都有其特殊的科技创新竞争优势。从发达国家来看，不仅其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高，而且其科学技术创新的劳动成本比中国也高很多。中国可以在科技人才价格和一些生活费用水平还未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之前，用较为低成本的科技人才进行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并与中国的低成本制造相结合，形成更强的创新竞争力。需要重视的是，一要牢牢把握人才价格还较低这一机遇，加速进行科学技术的研发；二是要利用中国经济的成长期，利用中国发展机会多的时期，吸引人才到中国来研发；三是中国低成本制造，一定要与中国低成本科技研究相结合，才能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中国比较优势。
当然，我们在产业结构上，农业和工业，其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技术进步，从长期看，一定会向外挤出劳动力。因此，需要我们重视的是，根据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情看，农业领域内，要发展一部分精耕细作的农业产业；在有的工业产业中，要用劳动密集性的技术进步（随着技术进步，劳动与资本比例中，劳动的比重可能越来越大），或者中性的技术进步（即资本与劳动的比例不变）参与全球化竞争，发挥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更加重要的是，要扩张服务业的比例，特别是发展技术含量高的服务业。
六是正确处理创新技术军用与民用的关系。军用技术创新，从产品的性质看，属于公共产品，其许多保密技术要国家所有，其使用为国防安全公共使用。因此，对其技术创新，如果没有资金来源，一般企业不会投资研发，也无法对其产品化和产业化。但是，技术创新的军用和民用之间，不能互不往来，在许多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及地区是相互转化和相互促进的。
一些技术创新可以先军用，后扩散到民用。相当多的科技赶超战略中重大技术的研发，其制约为：技术研发，没有足够和满意的实验和改进领域；商业性公司一般不愿意承担初始研究巨大的沉没成本。因此，一些重大技术的先军用，既可以解决技术创新向技术应用的转化，也可以保证这些技术创新的财力支持，由国家的国防费用来承担先期研发的初始成本。另一些技术，可以先非军方研发，先民用，后转移到军用。一些技术由民间研发并且先使用，后由军方使用；还有一些已经在民间应用成熟的技术，可以直接由军方购买知识产权，用于国防和安全等领域。技术的先非军方研究，和先民用，其优点在于，国防用技术的成本降低，技术研发风险减少。
在技术创新的军用和民用关系方面，除了处理好公共产品与商业用产品的关系外，重要的是要引进成本、价值、交易等经济核算和市场调节机制。比如，通过签订保密和一般的技术研发合同，用契约制度，来约定技术研发和军用技术需要双方的一般商业供货、时间、质量、规格、性能、价格等等关系，也约定技术不能外泄的保密关系。比如，通过军方向民间机构进行委托技术招标研发等方式，可以确定技术创新的成本范围、最优研发者以及保证在一定的时间内完成。
七是科技人才、企业、社会、政府之间的关系。从各方主体看，实施科技赶超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明确创新者（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等等）、企业（包括技术开发型企业）、社会（各类有关科技的社会组织）、政府（科技主管部门及其相关部门）各自的定位，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1）科技人才是创新的基本要素。科技人才是科技创新和进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础要素，所有的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技术转化，都来自于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等科技人员的研究、发明和创造等智力劳动，即创新型劳动要素。对劳动范畴也要分一般性劳动要素和创新型劳动要素，后者就是指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等科技人才，即经济学中讲的创新能力和技能的人力资本。就整个国家的创新型劳动要素层次讲，首先，是形成一支有一流水平的基础科学家和应用科学家队伍。其次，要有一批高素质的高中级工程师等研发和应用人才，与之配套还要有大规模实施技术的人才，即技术人员。再次，是高素质的专业职工。（2）企业是创新的主体。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往往政府自己在进行创新：选择项目、编制预算、下达任务、进行拨款、审查验收。许多创新成果是市场不需要的，锁在柜子中不能转化为产品和产业。在市场经济体制中，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企业能整合市场需要、创新人才、资本土地、国家政策等等各方面要素和关系，组织科技人才、建立研发中心，或者与科研院所交易和合作，根据市场对技术和产品的需要，研发新的技术，将新的技术应用于产品，扩大规模，形成产业和产业集群，从而提高整个企业和产业的技术水平和技术竞争力。（3）民间组织是创新的社会协调者。有关创新的社会组织存在的功能在于对于科技人才和科技企业，以及科技活动，有一部分既不能由政府来协调，也不能完全由市场来调节，于是，介于政府与市场之间需要由社会组织来进行协协调。（4）政府是科技创新的推动和服务者。政府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既不能违背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的规律，脱离市场经济大的环境，自己亲自去进行科学研究和自主创新；也不能无所事事，任由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自生自灭。政府的职能和任务，我们认为，有这样几点：一是制定国家、省市和市县（一些重点市县）的科学和技术发展战略，规划重点需要突破的一些关键点；二是一些公益性的科学研究项目，公益性和准公益性技术研究项目，包括基础科学研究机构，以及公益性和准公益性的技术研发机构，这要政府出资；三是由政府来提出研究规划、下达研究任务、组织力量进行研究，或者委托社会研究组织甚至是科技企业进行研究；四是提供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的体制、政策和政府服务环境。总之，应当定位好科技人才、企业、社会组织和政府各自在实施科技赶超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中的任务和职能，处理好他们之间的关系，才能整合资源，形成推动创新的合力。
八是科技创新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科技创新中，政府的职能是什么，市场的作用是什么，二者之间是什么关系？我认为，政府的主要职能应是：研究和公布长期的科技自主创新战略，确保公益和准公益性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的财政投入，保证和增加基础科学和重大科技进步项目的投入，对重大的基础科学研究项目和重大的技术创新项目组织国家研究体系，制定各项科技自主创新的财政、税收、人才、产业等等政策，对政府各部门出台的科技促进政策进行协调和整合，对一些重大的项目组织联合攻关，督促和引导行业协会制定各种技术标准，制定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和法规，监管专利和技术市场等等。在科技自主创新中，政府既不能越位，不能代替企业进行一些技术的自主创新，不能代替市场进行调节，也不能缺位。而市场体系中，企业、社会组织、中介机构、供求市场，知识产权价格、人才薪酬和企业应用技术的预期利润是技术转换为生产和服务能力的最有效的市场调节机制。其形成的推动力则是市场推动创新的基本力量。它包括知识产权价格和预期利润机制，人力资本的薪酬确定机制，科技人才和技术等要素交易机制，技术转化的风险投资机制，利益分配和专业化分工协作机制等等。
九是科技部门主导与其他部门的协同关系。科技创新，要有大格局科技观念。实际上，建设创新型国家，是一个综合性极强的战略，涉及到综合规划、教育组织人事、财政、金融、科技研发应用、科技立法等部门和系统。因此，科技创新应由科技部门主导，但是需要与其他部门协同。协同与相互配合就是大格局科技观念。主要有这样六个方面的协同和配套：从赶超战略和建设创新型国家与国家总体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相协同，科技部门需要与政府各级综合部门相协同，特别是科技部需要与国家发改委协同；从科技创新的人力要素来看，科技部门要与教育和组织人事部门协同；从需要国家支持的科技公共、准公共性质看，需要与财政税收部门协同；从科技转化为产品和产业看需要有风险投资、信贷资本、资本市场等方面的协同，即与银监、证监和保监等机构协调；从科技应用来看，需要与工信、国资、农林、环保、国防等有关方面协同；从鼓励科技进步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看，需要与立法部门协同。总之，这就是科技的大格局内容。大格局科技，实际就是科技与相关关系的协同和配套。
总之，通过提升第一次现代化的质量，加速第二次现代化的进程，走赶超型的科技创新道路，处理好科技创新中的一些重大关系，通过改革建立起科技创新的体制和机制，最终将我国建设成一个具有科技竞争力的强国。
五、对选择和调整发展道路的一些看法
可以说，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是在城市化方面犹豫和摇摆不定的30年；是主要发展工业的30年；是重点发展大企业的30年；是引进技术的30年。那么，未来的30年，我们在发展模式的转变上，应当作什么样的大的调整呢？我认为，将是加速推进城市化的30年；将是主要发展第三产业的30年；将是发展小企业和发展大企业并举的30年；将是技术自主创新的30年！
改变滞后的城市化状况，转移出窝积在农村和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和剩余人口，加速城市化的进程；改变一、二、三产业结构扭曲的状况，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以及吸收未来工业技术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挤出的富余劳动力，包括吸收新增劳动力在服务业中得以就业；改变每千人口拥有企业数量少的状况，鼓励创业，发展小企业，以扩大就业增加中等收入人口，减少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口，提高劳动在GDP中的分配比率；改变中国经济总量第二，但竞争力排在第18位的局面，实施科技进步的赶超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抓住低成本研发和低成本制造相结合优势的机遇期，将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目前的45%左右提高到60%以上，乃至2040年时到达70%以上，使我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经济和科技强国。
转变发展方式，转变什么？我认为，除了处理好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之间关系外，这是中国未来30年，特别是未来10年中，转变发展方式最为重大的四项任务。完成这些任务，对于控制和缩小我们国家的贫富差别、降低资源消耗，减少对环境的排放，扩大就业，增加收入，富裕人民群众，稳定社会，提高劳动在GDP的分配比率，扩大内部消费需求，减少出口依赖，从制造大国转向创造强国，提升国家的国际竞争力等，都有着十分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发展方式的转变，首先是思维方式的转变，首先是解放思想。（1）尊重客观规律和客观趋势。一个国家从不发达状态到发展状态，其经济社会的发展有它自身的客观规律。人们不能创造规律，不能违背客观的经济规则，不能简单想当然策划某一战略和政策，不能主观从事决策。比如，中国过去的反城市化，提倡农村发展工业和服务业，都是与经济和社会发展客观趋势相违背的做法，是得不偿失的，造成了城乡和产业结构的极度扭曲，积累了我们今天巨大的，不得不需要花更大的力气解决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这种违背规律的反城市化，终将也是做不下去的。（2）感情不能代替客观规律。人们不能感情用事，而无视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去做成本高昂而收益甚小的事情。比如，游牧民族逐步地定居，大量分散的农村逐步地衰落和集中，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移，这是一个全世界性的社会发展趋势。对此，如果从缩小城乡差距的直观角度出发，将财力物力更多地投入农村，甚至鼓励农民大量建房，在农村极为分散地实现居住等方面的小康，不但会占去比城市多得多的土地，而且，几十年后，在农村会形成大量的废弃房屋和建筑垃圾。（3）不能唯经验治国，要了解新情况和新问题。人们不能凭经验思维和决策，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一个阶段与另一个阶段是不一样的，如农业经济发展阶段与工业发展阶段就不一样，工业发展阶段与知识经济发展阶段就不一样，而且科技进步，文化交流，世界每天都在发展着变化，每天都在出现新情况和新问题。如果依赖过去的老经验治国或者治理一个地方，将会与事无用，成本高昂，甚至会出现负作用。这就需要直接调查的能反映实际情况的数据，进行数据的比较和分析；需要到实地去调查研究，真正掌握一线情况和问题，并且了解其内在的原因，以对症出策。（4）治国和治理地方，要有长远和未来眼光。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与一个家族是有区别的，一个家族与一个家庭是有区别的，一个家庭与一个个人也是有区别的，而一个人的一生与一天怎样工作和生活也区别很大。治理一个国家和一个地区，除了尽可能正确地处理日常性的事务外，可能更为重要的是考虑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国家和民族长远而又重大的一些全局而又战略性的问题。比如，我们目前实行的70年出让土地，一次性收钱花钱的地方土地财政，可持续下去吗？显然是一种吃子孙饭，断子孙财路的做法。如果我们想给我们民族的后代人的可持续财力着想，无疑应当尽早下决心改变这样一种不可持续的体制。（5）将正确思路、战略，变成综合性的方案，并真正能在各部门和各个阶段得以协同实施的重要性。治国，或者治理一个地区，在思路清晰和正确的基础上，需要综合思维能力，需要形成各个方面综合配套的战略，并且应当根据战略的需要，设置和改革体制，制定政策，由各个部门真正能去实施。而中国目前可能存在的问题为：好的思路和观念，不能转化为战略构思；好的战略规划等，不能据其形成实施方案、法规、法律；好的方案、法规、法律，不能在实际中得以落实。原因很多，或者是旧的思维方式和观念所阻，或者是过去工作方式的惯性推动，或者是现有的一些体制难以改变，或者是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的博弈，或者是各个执行部门间难以协同等等。因此，需要改变遇到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简单而又单一的思维方式，树立综合和系统的思维方式；需要改变发展战略不配套，甚至一些发展单方面制定战略的局面，特别是转变发展方式战略上，改变在各个阶段和各个方面间综合性不强的局面，制定综合性的发展战略，特别是转移发展方式方面要综合而又系统，并且各个阶段有机衔接；需要改变战略不能得以实施，即执行不得力的局面，强化各部门和各地区对于总体战略在各部门和各地区的执行和贯彻力，使得科学正确的战略，真正能得以实施。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治理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的方略，实现经济和社会的科学发展，我们即不能在悬而又空的，没有用处的理论中找到分析问题的思路，也不能在其中找到指导我们解决问题的现成答案。（全文完）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
建议银监会真正为创业和就业及其民生着想，尽快放开金融管制，大力发展城乡社区小银行，并对其分别对待，小银行监督管理下放地方，银行业由中央与地方分层分工监管。小企业融资难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但在中国比世界其他国家更加困难。如何解决这一难题，有不同的思路、体制和政策。目前采取的办法是在各大银行的信贷中对微型和小企业划出一定的比例，中央和国务院，包括银行业监督委员会，作为政治任务，给各大银行打招呼。各大银行再给各分行、分行给支行，基层行给信贷员下任务，希望以此来解决个体、微型和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但是，目前一些大银行所报的所谓给中小企业贷了多少款的新闻，根据我2009年在许多地方的调查，很可能是假新闻。因为我遇到个体户和微型企业业主说，从来没有从银行贷过款，现在也贷不到；遇到的小企业的业主，大多也说没有贷到过。一些过去曾经贷到款的，近来银行说，中央最近要求我们向小企业贷款，你们赶快将老贷款还了，我们给你们贷新的，结果老贷款还回去了，新贷款却贷不出来了！
需要向国务院和银监会再次提醒的是，让大银行给小企业和个体户贷款的想法，是一种不可能真正实现的幻想，这种办法实际上不可能使个体、微型和小企业融到资。从经济规律和实际操作来看，（1）大银行和条条银行，它们对个体、微型和小企业的信息是不对称的，银行对个体、微型和小企业信息搜寻、甄别的时间性较长，费用较大，而且真实性难以保证；（2）大银行和条条性银行给个体、微型和小企业贷款，它在员工、网点、操作等方面的分摊成本要比数额较大的款贷给规模较大的企业高得多，是极不合算的；（3）由于个体、微型和小企业经营生存周期可能短，变化快，业主流动性强，抵押物无或少，难寻担保，大银行和条条银行对其贷款的风险难以控制；（4）银行的信贷员将款贷给大型的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贷款较易收回，即使收不回来，责任较小，而贷给民营的个体、微型和小企业，一旦收不回，他要负的责任要比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大得多。因此，即使中央和国务院，包括银监会要求银行向个体、微型和小企业贷款，实际上可能是政府热，银行冷；银行上层表面上热，银行基层和信贷员实际上冷；编造的给个体、微型和小企业贷款的数据和宣传热，实际给个体、微型和小企业的贷款则会非常少。实话实说，此路绝对是行不通的。
另外，目前的小额贷款公司，不能吸收存款，其资金来源受到限制；或者到大型银行中拆借，要么到其他机构拆借，反而在中间使资金的成本升高，甚至发生一些腐败。
因此，应当改革目前金融体制高度垄断的局面，大力发展乡村和城镇社区小银行。并且不应当采取由大银行入股的办法，这样实际上又会成大银行的分支行，结果还是不会给个体、微型和小企业贷款。较为彻底的改革办法是：由社会资本发起，限定其规模，发展专门为个体、微型和小企业的小银行；将目前一些民间地下的借贷组织合法化，将其发展为小银行；将目前的一些担保公司，鼓励使其发展为小银行。总之，一定要产权明晰，规模小型社区化，设计其资产等保证制度，政府有关部门不能图监管方便，而应当积极地推进金融体制的改革，形成为中国目前和未来个体、微型和小企业融资的金融体系。
对农民创业，最好由政府担保。但这似乎是不可能的。既然政府不能担保，那么，对农民的一些财产，对农村的一些不动产，如宅基地，集体建筑物等等，应当允许其抵押融资，否则，农民创业根本就没有抵押物，你让他怎样创业呢？
6.其他鼓励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除了上述体制改革和政策设计外，还有如下建议。一是土地管理部门，各级政府在分配土地时，给创业和小企业一定的土地。目前，在各级政府的土地分配中，更多地是给大企业，给外资，给政府的项目，给房地产项目，小企业用地往往由于地位低、实力小，攻关能力弱，而得不到土地资源。因此，土地管理部门，特别是各级政府，应当考虑能吸收就业的劳动密集企业的土地要求，在比例上进行考虑，并且建立一些小企业创业园，使小企业创业和投资能有土地资源保证。二是改革中等和高等教育体制，以适应创业和就业需要。现在无论是企业，还是社会，对目前的教育体制意见很大，觉得毕业的大学生既不能自己创业，又在企业中不好使用。我认为，应当进行这样一些改革：（1）改革普通院校和职业教育的招生比例，初高中教育毕业后，50%左右进入高等教育，50%左右进入职业教育。（2）调整高等院校和职业学校的课程结构，特别是大量地压缩毕业后当党政干部需要的知识部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大学课程中，学生毕业后没有用的知识太多，这些知识占去大量的时间，对毕业后创业和就业几乎没有用处。（3）对大学生，进行创业和就业的培训，特别是进行创业培训，进行有关的怎样注册登记，怎样选择创业领域，怎样进行财务管理，怎样进行风险控制，怎样进行市场调查和营销等等，使今后毕业的大学生中，创业者能多起来。三是建议劳动、财政、民政等部门，全方位对创业进行支持。财政部门拨付一定的经费，由劳动部门，特别是动员和利用社会力量，对农民工，对大学生，对社会青年，不仅进行就业培训，更重要的是对有创业意愿的进行创业培训。民政和劳动部门倡导和批准，成立全国创业带动就业促进会，形成这方面的民间组织，由其建立基金，动员力量，进行培训，相互学习，联系政府，反映要求，沟通信息，促进创业。四是尽快重新起草和颁布《创业和小企业促进法》。人大过去通过的《小企业促进法》与韩国的相比原则性太强，根本在里边找不到政府和政府各部门的责任和义务，根本找不到小企业怎样才会得到促进。主要是此法在立法时，各部门谁都不让谁的利益和权力，谁都不愿承担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只好通过原则性很强的法律，而让各有关部门配套实施细则，而有关部门制定实施细则时，却尽量减少自己的义务和责任，而将收费、罚款、执法等等这样一些不是促进小企业，而是促退小企业的条款加了进去。因此，强烈呼吁全国人大，慎重立法，今后一些根本不能用的原则性太强的法律，以不立或者不通过为宜。建议人大废止目前的《小企业促进法》，有关委员会组织专家和委员，到韩国、中国台湾、日本等国，学习其促进创业和小企业发展的法律，结合中国的实际，尽快制定和颁布一部有用的《创业和小企业促进法》。
总之，中国人并不是没有创业精神和能力，许多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的人，都创出了自己的一番事业，在中国为什么就不行呢？我认为，就是在解决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就业的战略、观念、体制、机制、政策等等诸方面存在着问题和不足。政府各部门，学界，包括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们，能不能认认真真地思考一下涉及国家和民族安危的这一大事，出点思路，放弃部门利益，政府支付一定的成本，改革有关的体制，出台切实可行的政策，起草和颁布有用的法律，使中国千千万万的人，有一个创业的体制和政策环境，去自主创业，带动就业，从而使我们渡过几亿人要转移和就业的发展的艰难阶段，实现中国人民的乐业并安居。
四、提升竞争力：建设创新型国家
中国在本世纪初的上旬，在财富的总量上，无疑会成为世界上排名在前两位的经济大国，但更需要的是成为具有与之相适应的各方面的强国，其基础是科技和经济的竞争力。那么，中国未来30年，如何提升未来国家的竞争力？除了本章前面所讨论的三大结构调整非常重要外，另一方面，可能更为重要的是如何保持整个国家科学技术的创新能力，将目前的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创造。然而，增强科技创新能力的道路怎么走，也是我们需要认真讨论的大事。
（一）现代化与科技赶超型战略
何传启教授将现代化分为以传统工业化为主的第一次现代化和以知识经济为主的第二次现代化。我在《中国向何处去》一书中，就中国2008年第一次现代化的进程进行了评估，认为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进程已经完成了68.5%，过了中期，已经进入了后期的起步阶段。中国目前的现代化，呈现出第一次现代化与第二次现代化复合推进的状态，在现代化推进的道路上，我们需要提升第一次现代化的质量，加速第二次现代化的进程。这需要通过实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来实现。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改革开放后我们国民经济在高速增长，但是增长的来源主要是资源和一般劳动的投入。如有关专家计算，1980～2007年间，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54.38%，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45.62%，与发达国家水平60%～70%水平相比差距仍然很大。如果未来30年中全球中国以外的经济每年平均增长4%，中国GDP年平均增长7%，考虑人民币升值因素，2040年时，中国经济发展占世界GDP总量1／4的水平，再经过10年的努力，到2050年时，中国GDP占世界总量1／3的水平。
然而，上述发展的前景虽然美好，在中国人口众多、相对土地、矿产、淡水等资源缺乏的国情下，还有全球都在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和限制炭排放的氛围中，下一步我们不能再走消耗资源和环境的发展道路，那么，依靠什么来持续地推动我们的经济增长？可以看出，除了发展服务业，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等战略外，非常重要的是，要依靠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未来30年，我们科学技术的进步从格局上讲不仅要推动经济的增长，还要推动我们生态环境的恢复、保护和建设，也要推动我们社会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还包括推动我们国家和民族其他各个方面的发展，进而推动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进步和现代化。
那么，中国在世界上的竞争力如何呢？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2010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在58个全球最具代表性经济体中，中国大陆排名第18（去年为第20名），印度、巴西与俄罗斯名次依序为31、38、51。比去年上升2位，比前年下降3位。洛桑报告主要是根据4个大指标（经济表现、政府效率、企业效率和基础设施）及其下属的329多个小指标来进行竞争力评估。对于2009年洛桑报告对中国的排名，罗德曼认为，虽然中国经济表现突出，特别是经济预测与展望上排名世界第一，但中国在增长速度的持续性问题上仍存在问题。“首先，中国经济发展基础还有很多瓶颈，比如在科技，信息技术、工程技术、财经教育、人口问题等方面都排在后面。其次，中国企业管理水平有限，像大企业效率、经理人员不足、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等都存在问题。此外，中国的金融系统、企业的环保因素、政府与企业的监管等方面也存在不足。”中国要成为世界上有竞争力的强国，并与其大国地位相适应，至少应当进入洛桑学院排名的前五位之内。
什么是科学技术进步的赶超战略呢？世界科技水平方面可分为三类国家：先进科学技术国家和地区，如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包括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中等科学技术水平国家和地区，如中国内地等；低等科学技术水平国家和地区，如阿富汗等。中等或者低等科学技术水平的国家和地区，在科学技术进步方面，可以采取三种战略思路，一是无为型战略，因生产力水平、财力、教育、人才等方面的限制，无力推进科学技术的进步，只接受先进发达国家科学技术的扩散和辐射，并不主动进行科学技术进步方面的努力；二是跟进型战略，大多采取拿来外部科学技术主义态度，自己只进行引进、消化和吸收，学习和模仿方式为主，不主动进行科学技术方面的自主创新，不以拥有最先进科学技术为目标；三是赶超型战略，就是中等或者低等科学技术水平的国家，在一定的时间内除了学习和模仿，即引进、消化和吸收外部现成科学技术等方式外，更重要的是通过自主创新和自主再创新跨越式的追赶，在科学技术整体方面赶上并在一些重要领域和重大项目上超过发达国家科学技术水平，并有自己科学技术独特制高点的一种选择。
科学技术赶超型战略道路的几个要点是：（1）规定的时间和在规定时间结束时所要达到的科学技术水平目标。要规定一个长期的时间，在长期的时间中划分若干个时段，在一个长时间的总的赶超目标下，在每个时段，设置要达到的约束性的阶段性目标。在目标上，有赶上性目标，即某项成熟的技术，我们在什么时间可以攻克其难点，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有超过性目标，即拥有我们自主创新的知识产权的独占的科学技术；还要有预备性的目标，即发达国家可能在科学技术什么领域了，未来会有什么样的进展，我们应当有什么样的追赶实施预案。（2）在科学技术赶超型战略方面，非常关键的是在一定时间内科学技术进步的加速度，并且要有跨越式的进步。因为我们本来就处在全球科学技术进步赛跑的后面，在一定的时间内实施科学技术进步赶超战略时，先进国家也在不停地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只有积累暴发力，在规定的时间内加速度，比他们的推进科学技术进步的速度还要快，才能实现赶超型战略要求的目标。
在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竞赛中，发展中国家存在着科技技术进步的“马太陷阱”。即发达国家依靠其先发优势，科技资源越来越向发达国家集中和积累，其科技势力越来越强，科技水平越来越先进，科学技术进步越来越容易；而发展中国家在落后的位置上，在科学技术的竞争中处于弱势和不利的地位，付出的教育成本随着人才的外流转移为发达国家的科技进步资源，遇到发达国家科学技术的封锁，凭着自己的科研力量研究出来的成果往往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甚至已经被淘汰或者被更先进的技术所替代。因此，发展中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越来越落后，越来越弱；发达国家则越来越先进，越来越强。这就是发展中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的“马太陷阱”。
中国未来在科学技术进步道路方面，显然不可能采取无为战略。中国已经跨过了发展中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的“马太陷阱”阶段吗？是采取跟进型战略，还是选择赶超型战略？这是一个重大的科技进步战略的定位和决择。我们认为，中国应当有信心选择赶超战略道路。（1）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对外开放，包括引进、吸收和消化技术，在一些重大领域和整体技术水平方面已经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有些方面已经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2）中国30年的国内教育，包括鼓励出国及人才的回流，以及科研院所的培养，形成了世界上人数规模巨大的科技人才积累；（3）与人口和国土中小国家和地区不一样的是，中国是一个人口和国土大国，中国有丰富的用于科技进步的人力资本资源，有规模巨大消化科学技术应用的市场；（4）中国的经济在高速增长，经济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是科学技术进步的基础，科学技术的进步，反过来推动经济更快速的增长，经济高速增长和科技加速进步之间会形成良性循环。当然，稍一松懈，也有重新跌入“马太陷阱”的可能。但是，从目前看，中国已经基本上跨越了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科技进步的“马太陷阱”，并且在科技加速进步、实施赶超战略方面，也积累了一定的实力。
（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一些重大关系
中国未来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强国，需要走科技赶超型的道路，实施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对此，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上理清一些重大的关系。以此为据进行体制机制的调整和改革。
一是需要认识和正确处理科学创新之基础与应用的关系，并区别科学创新与技术创新。科学分为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创新，与技术的创新，是有区别的。基础科学以自然现象和物质运动形式为研究对象，探索自然界发展规律的科学。而应用科学是把基础理论转化为实际运用的科学。除了直接应用于物质生产中的技术、工艺性质的科学，还包括对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以及横向科学的实际运用的研究，如应用经济学、社会学、科学管理学、科学政策学、决策方法论、价值分析方法等。经济学将商品和服务划分为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理论探讨中，科学技术也需要将其划分为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以此作为国家支持或者放给市场调节的重要依据。需要强调的是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创新是一个国家技术自主创新的基础。基础科学和应用科技既有共性，也有区别。作为基础科学创新，其特点为：研究成果成为公众知识，不能直接应用，研究和投入不能给研究者带来直接的利益，甚至直接收益为负；应用科学的研究，很大部分也是公共知识，但是应用科学的研究和出版，其社会需求要比基础尖端科学大一些，其回报利益可能要比基础科学创新多一些。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创新，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应用科学带有一定的准公共产品的性质，但是，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创新都不为经济学意义上的私人产品。
从理论上讲，要区分科学研究与技术研究的区别，科学研究是公共和准公共产品，国家和社会需要公共性投入；要区分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研究，并且进一步区分应用科学中自然、技术、工程、人文社会各学科研究的区别。除了重视自然、技术、工程方面应用科学的研究外，由于战略研究、管理体制、科学决策、政策制定在国家治理和调控中的重要性，也需要加大其投入和理顺其体制机制。
二是公益技术创新与商用技术创新的关系。技术也有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发明人不能在大规模的技术使用中直接得到收益的技术，带有较强的公益性基本是公共产品；在技术产品出售时，获得一定的回报，但是，可能不足以弥补其成本，没有合理的利润，需要国家给以补贴，这样的技术具有一定的公益性质，也有一定比例的商业性质，是准公共产品；完全可以通过技术转让和交易，收回投入，并且获得利润的是私人产品，是国家不需要补贴的商用技术。
从理论上对技术的性质和政策加以区分：（1）对于具有公共产品技术的公益性技术创新，那些是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特别是急需的，进行确认，列出目录，根据其需要，其投入，国家中央和地方政府要列入预算。（2）对上述所述的准公益性技术创新，中央和地方政府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也要进行确认，根据轻重缓急列出目录，也根据各类技术公益性和非公益性各自程度的不同，纳入预算，确定投入的比例和规模。由于准公益性技术往往应用在生态环境和自然垄断的准公共服务方面，因此，政府需要对准公益性技术的成本、收益等等进行审计、听证和合理定价。（3）而对于私人产品性质的技术创新，即非公益完全商用性的技术创新，并且不涉及国计民生和国家战略的，则完全可由市场供给与需求及其价格进行调节。但是，国家为了鼓励技术创新，需要在税收、政府采购、贴息等方面给予一定程度的支持。
从理论上区分公益性技术、准公益性技术和商用性技术的边界，主要是理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在技术创新中参与的范围。
三是短期技术创新与长期重大技术创新的关系。短期技术，有这样一些特点，即无论是公益性、准公益性，还是商业性，都投入少，见效快；而长期的技术，无论是公益性、准公益性，还是商用性及可以在未来赚钱的，由于投入大、时间长、不确定性多、风险高，并见效慢。关于正确认识和处理长远利益与目前利益、短期技术与长期技术方面的关系，在理论上并不是不为大多数人接受，而在实际工作中排列经济和科技工作顺序时，往往将财力、人力、物力舍不得投在长期发挥作用的基础、战略性重大技术开发上。因为重大和基础科学的研究和开发往往需要时间很长，见效期较远。而我们地区和部门的领导又是任届时间有限，现行的干部考核指标体系又无法考核今天科技创新给未来能带来的绩效。
从公益和准公益性长期技术来看，比如污水处理、生态恢复等领域中，一些技术需要进行长期的比较筛选和攻克，往往投入很大，而且投入的时间价值（如损失机会利润，借款的利息财务成本）太大。即使我们的政府转变成公共服务型的政府，目前一任地方书记和市县长的任期为五年，而且任内升级调动频繁，很少有省地县主要领导干满一届的。在长期技术方面投入过多，既消耗投入，又显不出在任期间的政绩。长期的技术创新，其投入实际是为后任的领导争得收益和政绩。因此，这样一种现实的制度存在，在长期公益和准公益性技术创新人财物投入方面，往往得不到保证。
而一些长期的商用性的重大的战略性技术（如移动通信3G，甚至4G技术，大飞机技术等）创新方面，也因投入大见效慢，许多企业即使有实力，也不愿意投入其中。长期重大的战略性商用技术创新，在一个较长时间内，研发的成功建立在大量试验失败的基础之上，需要大规模资金的投入，企业如果有资金来投入短期商业运行，能获得可观的利润，如果投入长期技术创新，是不是成功有不确定性，有失败的风险，损失资金应得的机会利润，如果是贷款，还需要支付资金的财务成本。
因此，无论是公益和准公益性技术，还是关乎国家科技赶超战略的重大商用技术，都必须有投入的制度上的保证。对于长期性的公益和准公益技术，制度上要改变有关领导的考核体系，对于在生态环境、节能减排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成绩可能在时间上滞后的，需要设立特殊的考核和评价指标。特别是对移动通信4G这样的一般企业不愿意投入的长期性技术，国家应当在开发前期将其列为公共产品，或者准公共产品，在监督资金使用和严格审计的前提下，保证和满足其研发需要。
四是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的关系。实施科技赶超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绝对讲，有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两种途径。在现代化过程中，往往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交融，一般来说，在前期技术引进的比重高一些，在后期自主创新的比重高一些。我们在科技自主创新战略上需要权衡这样两点：（1）是科技全面自主创新，还是有重点地进行自主创新？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生产力水平还较低，国家的经济实力还有限，没有足够的财力进行全面和大规模的科技自主创新。因此，需要筛选我国安全、资源、发展等急需的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科技项目，进行自主创新。（2）对一些技术是引进、学习、消化和吸收合算，还是自主创新合算？一些科技项目如果自主创新，不论是近期，还是远期，其成本总体上要高于引进、学习、消化和吸收的成本，我们可以用开放引进的办法来获得技术；反之，则可以用较低的成本投入通过自主创新来获得技术。一些科技项目如果自主创新时间较长，等转入应用后，其他国家的技术早已应用扩散，并成为市场竞争力，则需要用开放和引进的方式来获得技术；否则，我们应该在领先的时间内自主创新获得技术。一些科技项目如果进行风险评估后，由于需要长期积累的人才、条件、知识储备等等短缺，自主创新失败的概率很大，可用开放引进的方式获得技术；反之，则可以用较低的风险通过自主创新获得技术。
一方面，从参与全球化竞争看，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需要在一些尖端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因此，需要选择一些我们自己已经有基础、有优势、有条件的在世界科技界领先的科技项目进行攻关，以提升我们的科技竞争能力。另一方面，还有一些技术可能不直接有利于参与国际竞争，然而是我们国家迫切需要的，也需要自主创新。比如，从我国人口多资源少的国情看，在生产和生活方面节约石油、淡水、矿藏、森林等资源的技术创新，增加农业产量的技术，更加迫切。因而，除了在涉及国家安全和提升产业技术方面进行自主创新外，我们既要在世界领先技术领域争得份额，也要花大力气对于我国迫切需要的技术进行自主创新。
五是推进技术创新与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的关系。从我国的资源禀赋来看，劳动力资源丰富而便宜，资本、土地和技术资源稀缺。一般来说，工业技术创新和进步会加速工业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因而在工业产业中技术创新是替代和排斥劳动力的。基于此，如果从总体上讲，工业产业中资本密集型的技术进步推进太快，就国内来看会形成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造成严重的劳动力不得其用，即失业问题；而从国际贸易来看，用我们技术缺乏的短处，而不利用我们劳动力资源丰富和便宜的长处，去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正好是扬短避长，会得不偿失。
那么，怎样处理好技术创新与扩大就业的关系呢？首先，发展劳动密集、知识密集和技术密集的产业，比如软件产业、工业设计产业等等，高技术、高知识结构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既能推动创新，又能扩大就业。其次，通过技术进步推动产业专业化分工，使产业链拉长和增多，以产业的扩张增加就业的容量。第三，通过技术创新发展新的领域，发展新的产业，生产新的产品，形成新的服务，以扩大就业。第四，注重大学和科研院所技术知识创新的溢出效应，发展知识经济，扩大就业容量。
中国未来的低成本技术创新与低成本制造，在全球都有其特殊的科技创新竞争优势。从发达国家来看，不仅其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高，而且其科学技术创新的劳动成本比中国也高很多。中国可以在科技人才价格和一些生活费用水平还未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之前，用较为低成本的科技人才进行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并与中国的低成本制造相结合，形成更强的创新竞争力。需要重视的是，一要牢牢把握人才价格还较低这一机遇，加速进行科学技术的研发；二是要利用中国经济的成长期，利用中国发展机会多的时期，吸引人才到中国来研发；三是中国低成本制造，一定要与中国低成本科技研究相结合，才能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中国比较优势。
当然，我们在产业结构上，农业和工业，其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技术进步，从长期看，一定会向外挤出劳动力。因此，需要我们重视的是，根据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情看，农业领域内，要发展一部分精耕细作的农业产业；在有的工业产业中，要用劳动密集性的技术进步（随着技术进步，劳动与资本比例中，劳动的比重可能越来越大），或者中性的技术进步（即资本与劳动的比例不变）参与全球化竞争，发挥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更加重要的是，要扩张服务业的比例，特别是发展技术含量高的服务业。
六是正确处理创新技术军用与民用的关系。军用技术创新，从产品的性质看，属于公共产品，其许多保密技术要国家所有，其使用为国防安全公共使用。因此，对其技术创新，如果没有资金来源，一般企业不会投资研发，也无法对其产品化和产业化。但是，技术创新的军用和民用之间，不能互不往来，在许多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及地区是相互转化和相互促进的。
一些技术创新可以先军用，后扩散到民用。相当多的科技赶超战略中重大技术的研发，其制约为：技术研发，没有足够和满意的实验和改进领域；商业性公司一般不愿意承担初始研究巨大的沉没成本。因此，一些重大技术的先军用，既可以解决技术创新向技术应用的转化，也可以保证这些技术创新的财力支持，由国家的国防费用来承担先期研发的初始成本。另一些技术，可以先非军方研发，先民用，后转移到军用。一些技术由民间研发并且先使用，后由军方使用；还有一些已经在民间应用成熟的技术，可以直接由军方购买知识产权，用于国防和安全等领域。技术的先非军方研究，和先民用，其优点在于，国防用技术的成本降低，技术研发风险减少。
在技术创新的军用和民用关系方面，除了处理好公共产品与商业用产品的关系外，重要的是要引进成本、价值、交易等经济核算和市场调节机制。比如，通过签订保密和一般的技术研发合同，用契约制度，来约定技术研发和军用技术需要双方的一般商业供货、时间、质量、规格、性能、价格等等关系，也约定技术不能外泄的保密关系。比如，通过军方向民间机构进行委托技术招标研发等方式，可以确定技术创新的成本范围、最优研发者以及保证在一定的时间内完成。
七是科技人才、企业、社会、政府之间的关系。从各方主体看，实施科技赶超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明确创新者（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等等）、企业（包括技术开发型企业）、社会（各类有关科技的社会组织）、政府（科技主管部门及其相关部门）各自的定位，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1）科技人才是创新的基本要素。科技人才是科技创新和进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础要素，所有的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技术转化，都来自于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等科技人员的研究、发明和创造等智力劳动，即创新型劳动要素。对劳动范畴也要分一般性劳动要素和创新型劳动要素，后者就是指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等科技人才，即经济学中讲的创新能力和技能的人力资本。就整个国家的创新型劳动要素层次讲，首先，是形成一支有一流水平的基础科学家和应用科学家队伍。其次，要有一批高素质的高中级工程师等研发和应用人才，与之配套还要有大规模实施技术的人才，即技术人员。再次，是高素质的专业职工。（2）企业是创新的主体。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往往政府自己在进行创新：选择项目、编制预算、下达任务、进行拨款、审查验收。许多创新成果是市场不需要的，锁在柜子中不能转化为产品和产业。在市场经济体制中，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企业能整合市场需要、创新人才、资本土地、国家政策等等各方面要素和关系，组织科技人才、建立研发中心，或者与科研院所交易和合作，根据市场对技术和产品的需要，研发新的技术，将新的技术应用于产品，扩大规模，形成产业和产业集群，从而提高整个企业和产业的技术水平和技术竞争力。（3）民间组织是创新的社会协调者。有关创新的社会组织存在的功能在于对于科技人才和科技企业，以及科技活动，有一部分既不能由政府来协调，也不能完全由市场来调节，于是，介于政府与市场之间需要由社会组织来进行协协调。（4）政府是科技创新的推动和服务者。政府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既不能违背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的规律，脱离市场经济大的环境，自己亲自去进行科学研究和自主创新；也不能无所事事，任由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自生自灭。政府的职能和任务，我们认为，有这样几点：一是制定国家、省市和市县（一些重点市县）的科学和技术发展战略，规划重点需要突破的一些关键点；二是一些公益性的科学研究项目，公益性和准公益性技术研究项目，包括基础科学研究机构，以及公益性和准公益性的技术研发机构，这要政府出资；三是由政府来提出研究规划、下达研究任务、组织力量进行研究，或者委托社会研究组织甚至是科技企业进行研究；四是提供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的体制、政策和政府服务环境。总之，应当定位好科技人才、企业、社会组织和政府各自在实施科技赶超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中的任务和职能，处理好他们之间的关系，才能整合资源，形成推动创新的合力。
八是科技创新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科技创新中，政府的职能是什么，市场的作用是什么，二者之间是什么关系？我认为，政府的主要职能应是：研究和公布长期的科技自主创新战略，确保公益和准公益性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的财政投入，保证和增加基础科学和重大科技进步项目的投入，对重大的基础科学研究项目和重大的技术创新项目组织国家研究体系，制定各项科技自主创新的财政、税收、人才、产业等等政策，对政府各部门出台的科技促进政策进行协调和整合，对一些重大的项目组织联合攻关，督促和引导行业协会制定各种技术标准，制定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和法规，监管专利和技术市场等等。在科技自主创新中，政府既不能越位，不能代替企业进行一些技术的自主创新，不能代替市场进行调节，也不能缺位。而市场体系中，企业、社会组织、中介机构、供求市场，知识产权价格、人才薪酬和企业应用技术的预期利润是技术转换为生产和服务能力的最有效的市场调节机制。其形成的推动力则是市场推动创新的基本力量。它包括知识产权价格和预期利润机制，人力资本的薪酬确定机制，科技人才和技术等要素交易机制，技术转化的风险投资机制，利益分配和专业化分工协作机制等等。
九是科技部门主导与其他部门的协同关系。科技创新，要有大格局科技观念。实际上，建设创新型国家，是一个综合性极强的战略，涉及到综合规划、教育组织人事、财政、金融、科技研发应用、科技立法等部门和系统。因此，科技创新应由科技部门主导，但是需要与其他部门协同。协同与相互配合就是大格局科技观念。主要有这样六个方面的协同和配套：从赶超战略和建设创新型国家与国家总体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相协同，科技部门需要与政府各级综合部门相协同，特别是科技部需要与国家发改委协同；从科技创新的人力要素来看，科技部门要与教育和组织人事部门协同；从需要国家支持的科技公共、准公共性质看，需要与财政税收部门协同；从科技转化为产品和产业看需要有风险投资、信贷资本、资本市场等方面的协同，即与银监、证监和保监等机构协调；从科技应用来看，需要与工信、国资、农林、环保、国防等有关方面协同；从鼓励科技进步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看，需要与立法部门协同。总之，这就是科技的大格局内容。大格局科技，实际就是科技与相关关系的协同和配套。
总之，通过提升第一次现代化的质量，加速第二次现代化的进程，走赶超型的科技创新道路，处理好科技创新中的一些重大关系，通过改革建立起科技创新的体制和机制，最终将我国建设成一个具有科技竞争力的强国。
五、对选择和调整发展道路的一些看法
可以说，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是在城市化方面犹豫和摇摆不定的30年；是主要发展工业的30年；是重点发展大企业的30年；是引进技术的30年。那么，未来的30年，我们在发展模式的转变上，应当作什么样的大的调整呢？我认为，将是加速推进城市化的30年；将是主要发展第三产业的30年；将是发展小企业和发展大企业并举的30年；将是技术自主创新的30年！
改变滞后的城市化状况，转移出窝积在农村和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和剩余人口，加速城市化的进程；改变一、二、三产业结构扭曲的状况，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以及吸收未来工业技术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挤出的富余劳动力，包括吸收新增劳动力在服务业中得以就业；改变每千人口拥有企业数量少的状况，鼓励创业，发展小企业，以扩大就业增加中等收入人口，减少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口，提高劳动在GDP中的分配比率；改变中国经济总量第二，但竞争力排在第18位的局面，实施科技进步的赶超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抓住低成本研发和低成本制造相结合优势的机遇期，将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目前的45%左右提高到60%以上，乃至2040年时到达70%以上，使我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经济和科技强国。
转变发展方式，转变什么？我认为，除了处理好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之间关系外，这是中国未来30年，特别是未来10年中，转变发展方式最为重大的四项任务。完成这些任务，对于控制和缩小我们国家的贫富差别、降低资源消耗，减少对环境的排放，扩大就业，增加收入，富裕人民群众，稳定社会，提高劳动在GDP的分配比率，扩大内部消费需求，减少出口依赖，从制造大国转向创造强国，提升国家的国际竞争力等，都有着十分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发展方式的转变，首先是思维方式的转变，首先是解放思想。（1）尊重客观规律和客观趋势。一个国家从不发达状态到发展状态，其经济社会的发展有它自身的客观规律。人们不能创造规律，不能违背客观的经济规则，不能简单想当然策划某一战略和政策，不能主观从事决策。比如，中国过去的反城市化，提倡农村发展工业和服务业，都是与经济和社会发展客观趋势相违背的做法，是得不偿失的，造成了城乡和产业结构的极度扭曲，积累了我们今天巨大的，不得不需要花更大的力气解决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这种违背规律的反城市化，终将也是做不下去的。（2）感情不能代替客观规律。人们不能感情用事，而无视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去做成本高昂而收益甚小的事情。比如，游牧民族逐步地定居，大量分散的农村逐步地衰落和集中，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移，这是一个全世界性的社会发展趋势。对此，如果从缩小城乡差距的直观角度出发，将财力物力更多地投入农村，甚至鼓励农民大量建房，在农村极为分散地实现居住等方面的小康，不但会占去比城市多得多的土地，而且，几十年后，在农村会形成大量的废弃房屋和建筑垃圾。（3）不能唯经验治国，要了解新情况和新问题。人们不能凭经验思维和决策，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一个阶段与另一个阶段是不一样的，如农业经济发展阶段与工业发展阶段就不一样，工业发展阶段与知识经济发展阶段就不一样，而且科技进步，文化交流，世界每天都在发展着变化，每天都在出现新情况和新问题。如果依赖过去的老经验治国或者治理一个地方，将会与事无用，成本高昂，甚至会出现负作用。这就需要直接调查的能反映实际情况的数据，进行数据的比较和分析；需要到实地去调查研究，真正掌握一线情况和问题，并且了解其内在的原因，以对症出策。（4）治国和治理地方，要有长远和未来眼光。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与一个家族是有区别的，一个家族与一个家庭是有区别的，一个家庭与一个个人也是有区别的，而一个人的一生与一天怎样工作和生活也区别很大。治理一个国家和一个地区，除了尽可能正确地处理日常性的事务外，可能更为重要的是考虑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国家和民族长远而又重大的一些全局而又战略性的问题。比如，我们目前实行的70年出让土地，一次性收钱花钱的地方土地财政，可持续下去吗？显然是一种吃子孙饭，断子孙财路的做法。如果我们想给我们民族的后代人的可持续财力着想，无疑应当尽早下决心改变这样一种不可持续的体制。（5）将正确思路、战略，变成综合性的方案，并真正能在各部门和各个阶段得以协同实施的重要性。治国，或者治理一个地区，在思路清晰和正确的基础上，需要综合思维能力，需要形成各个方面综合配套的战略，并且应当根据战略的需要，设置和改革体制，制定政策，由各个部门真正能去实施。而中国目前可能存在的问题为：好的思路和观念，不能转化为战略构思；好的战略规划等，不能据其形成实施方案、法规、法律；好的方案、法规、法律，不能在实际中得以落实。原因很多，或者是旧的思维方式和观念所阻，或者是过去工作方式的惯性推动，或者是现有的一些体制难以改变，或者是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的博弈，或者是各个执行部门间难以协同等等。因此，需要改变遇到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简单而又单一的思维方式，树立综合和系统的思维方式；需要改变发展战略不配套，甚至一些发展单方面制定战略的局面，特别是转变发展方式战略上，改变在各个阶段和各个方面间综合性不强的局面，制定综合性的发展战略，特别是转移发展方式方面要综合而又系统，并且各个阶段有机衔接；需要改变战略不能得以实施，即执行不得力的局面，强化各部门和各地区对于总体战略在各部门和各地区的执行和贯彻力，使得科学正确的战略，真正能得以实施。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治理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的方略，实现经济和社会的科学发展，我们即不能在悬而又空的，没有用处的理论中找到分析问题的思路，也不能在其中找到指导我们解决问题的现成答案。（全文完）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