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危机的背后：“祸起”过于发达的金融体系
最近被好几个人追问浙江怎么了？我自己也纳闷，浙江到底怎么了？回头想想，浙江好像也没有怎样，只是在还债而已，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浙江经济虽然在总量上一直处于全国领先，但其实过去的十年里，浙江基本上属于倒退阶段，经济层面没有任何进步。十年前我们谈论浙江企业的时候，谈谁？万向；现在我们谈谁？还是万向。十年前娃哈哈就已经全国闻名，十年后走在全国前列的依然是娃哈哈。十年的时间，全国涌现出了无数大型、超大型企业，可是这十年，浙江在经济领域几乎无所作为，反而在一些负面新闻里见到了不少浙江大型企业的身影：从2008年的华联三鑫，到2012年的中江控股；从2008年的浙玻，到2012年的高盛科技再到到虎牌控股；尤其是近期，杭州600家知名民营企业联名上书，向浙江省政府紧急求助，恳请政府帮助他们度过因银行催贷、抽贷而面临的难关。
如果按区域来看，浙江在2008年到2012年间，除了经济不发达的衢州地区和丽水地区外，基本每个地级市都已经洗过一次牌了。我们鲜有听说企业能在这四年来安稳地走过，为什么？这个命题很值得思考。
过于发达的
金融体系害了浙江
我走过很多地方，看过很多家银行，很少有地方像浙江这样体现出两个特征：1、金融机构数量仅次于上海、北京；2、金融机构信贷投放的风险容忍程度远超过金融更为发达的上海、北京。
这两个特征很有意思，浙江的经济总量在广东、山东、江苏之后，位列第四，2011年大概是31000亿左右，但是浙江的金融机构数量可能位列全国之首，基本上能开设分支机构的金融机构都在浙江开设了分支机构，不能开设分支机构的也以办事处等名义开设。更奇怪的是，在2002年到2009年以前，基本上没有听说过亏钱的金融机构，谁来谁赚钱，而且赚得盆满钵满。
此外，还有几个关键点值得注意：第一，2010年之前，工农中建四大银行，除了中行在系统内排名不靠前外，其他三家银行在系统内排名基本都位于前三。中信银行、民生银行等一些股份制银行也在各自系统内占有极大份额，高者甚至占到四分之一，这是怎样惊人的数字？
浙江因为超强的盈利能力使得各家金融机构挤尽脑汁都想来这里开设分支机构，许多本不被允许开设异地机构的城商行，也开始陆续进驻浙江。到现在为止，杭州街头的银行堪比公共厕所，所以我总是跟人调侃，在杭州，你可能找不到公共厕所，但是你肯定能找到银行。
第二，浙江放贷的容易程度在全国堪称第一。2006年，我还在银行做信贷科长，曾经去北京汇报工作，要求总行增加对浙江贸易流通类企业的扶持力度。当时总行要求对贸易流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控制在60%以内，但浙江真实的贸易流通型企业资产负债率没有低于85%的。如果按照总行的标准，浙江基本上处于无业务可做的状态。后来总行给予了权限，允许浙江贸易流通型企业资产负债率控制在85%左右。当时，总行说了一句话，全国就浙江一家，别无分号。
2008年，我因为工作关系到上海，当时一家企业全额资产抵押打7折，申请1500万贷款，居然被银行驳回了好几次。我很纳闷问银行“这样的企业不批，你们还做什么业务？”银行同事回问我一句“难道你们有抵押就放贷款么？”我想想，好像的确是。别说抵押，在浙江，企业有担保基本上就会放贷。
浙江的现状的确如此，可能是浙江金融机构太多，因此竞争极为惨烈，企业总是在各家银行间游走，并且不断挤压银行的底线，不少企业的贷款条件不断下降。出现这种状况，源于1999年到2008年将近十年的时间里，浙江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贷款质量也非常高，几乎无坏账。在这种盲目乐观的前提下，各银行的确也给了浙江各家金融机构分行以极大的权限审批业务。
在众多金融机构不断下降放贷标准的情况下，浙江经济在悄无声息中出现了一些变化，其中最突出的便是实业空心化蔓延。金融发达应该促进实业发展，可是为什么浙江金融高度发达反而会导致实业空心化？浙江，就是这么一个神奇的地方，而且一路就是这么走来的。
从2002年开始，浙江经济不断上行，大量实体经济的确得到了高速发展，与此同时，一些很有意思的情况出现了。很多实体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利润远远赶不上固定资产所带来的利润增长。简单地说，很多人辛辛苦苦开工厂做实业，一年才赚一千多万，可是，当年买的土地、盖的厂房反而能赚几个亿。
这与金融发达有关系吗？当然有。一旦目标发生改变，经营模式就会发生很大变化。正因为大量固定资产的升值高于实业创造的利润，使得很多企业想不断得到资金，扩大对固定资产的投入。这部分资金远远大于实体经济自身所需要的资金，浙江过于发达的金融自然会助推这种情况的发生，很多金融机构变相给予企业远超过企业生产所需要的资金，帮助企业扩大和增加对资产的投入，帮助企业圈地、买房，甚至投资房地产。
在过去的十年，这种情况不断恶化，大量真正做实业的人没有好结果，而那些不断通过实业套现做投资的企业却相继暴富。一个个财富神话的诞生，使得很多企业自然而然走上了投机生涯。
我有个朋友，主业是建筑工程，2006年东拼西凑买了套房，花了三百多万，一年后这套房涨到了八百多万，这让他倍受鼓舞。于是，他利用建筑工程公司的平台将房屋抵押贷款六百多万，紧接着又花了七百多万买了两套房，这两套房不久之后评估1200万，他又将这两套房抵押贷款八百多万元，手拿着现金接着买房。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买了四套房，2009年下半年，他的资产已经过亿。利用自己建筑企业的平台，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我的这位朋友赚了五六千万，这显然比他做二十年建筑赚得还要多。
在浙江，这样的故事不断上演。2002年以来，依靠固定资产升值暴富的人显然比做实业暴富的人多了太多，所以，浙江越来越多的企业陷入了一种怪圈，创业之后请人管理，不为赚钱，只要维系一定的生产量即可。这些创业者会去做一件在他们看来很伟大的事情：贷款、买地、投资，什么赚钱投资什么，就是不花在实业上，因为过往的事实已经证明，在当前趋势下，土地的升值或者投资的利润要远高于实业的经营，实业日益沦落为企业向银行贷款的依据而已。而银行对此并非毫无所知，只是受限于经营压力变相给予支持。 久而久之，浙江陷入了全民投资或者全民投机的盛宴中，在经济不发生太大变化的情况下这种盛宴有可能维系，一旦经济形势发生变化，噩梦就会不期而至。
联保贷款，
是熊掌还是砒霜？
浙江金融究竟发达到什么程度，从我以下举的几个例子就可以看出。
在浙江，银行为了将贷款放出去无所不用其极，只要有抵押物，不管什么公司都有渠道拿到贷款。贷款的品种很多，通常是在抵押物基础上打六折，浙江的操作方式是高评估再打折，甚至有的不但不打折还可以上浮20%，比如，1000万的房子可以贷款1200万。没有企业平台，银行会帮你找；缺乏贷款条件，银行会帮你造贷款条件；企业流水不够，银行也能帮你完成流水。如果这个银行不干，可以，我换个银行。
在抵押行不通的情况下，浙江还诞生了联保贷款，也就是几家企业相互担保的贷款方式，这种方式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推荐，但这种方式对于企业究竟是好是坏呢？
早在银行工作的时候我就认识到两点：一是如果一个企业确实需要钱，那么要将钱给到位，因为给少了也是风险；二是一旦给一个企业超过他自身所需要的钱，那不是在帮企业，而是在害企业。
浙江一直喊中小企业融资难，但我却认为浙江企业所用到的贷款90%都被挪用到生产经营以外。换句话说，浙江企业其实并不缺钱，之所以贷款是因为浙江商人天生的敏感性和赌性。
所谓敏感性就是对于赚钱的事情浙江商人能先天下所知；所谓赌性，就是只要有1%的赚钱机会，浙江商人都会愿意赌上一把。这两种性格正是浙江商人闯天下的根本。
浙江中小企业到底多缺钱有时候是个伪命题。对于没有钱扩大投资的人来说铁定认为自己是缺钱的，这部分人的言行会造成融资难的现象，从而导致整个中小企业看上去都是缺钱的样子。但是静下心来看看，他们应该是缺钱投资而不是缺钱做生意。我还在银行工作的时候曾经想在义乌小商品城开发一个叫“商户贷”的贷款，走访一圈之后发现，如果是单纯做生意的人根本不缺钱，除了临时性的进货会用到一些钱，其他时候现金流很好，这部分人缺少的反而是理财通道。因此，我对市面上很多银行推出的商户贷款很不看好。可是为什么浙江明明不缺钱，还会有如此多的银行拼命贷款给他们呢？
所有的一切应该归功于浙江人民神奇的赚钱能力。浙江人民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在没有任何资源的情况下率先创富成功，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与此同时，浙江人民非常讲信誉，通常情况下刻意违约的情况很少见，2008年以前，浙江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一直是全国第一而坏账损失却并不高。越来越多的银行明明知道浙江企业也许并不是真的需要钱却还乐意把钱借给他们，一方面是相信浙江商人的赚钱能力，另一方面，从全国范围来看，可以贷款的地区并不多。
我接触过很多地方，不少地方因为放贷问题解决不了，只能到浙江收银行承兑汇票来解决放贷问题。相对于其他地区，浙江的风险还是很低的，这也就是个别股份制银行会将全国信贷规模的一半投放到浙江市场的原因。但是浙江真的能吃得下这么大规模的贷款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链接：
银行承兑汇票背后：野蛮生长的灰色利益链
在萧山闹市区的一个写字楼里，号称有着十几亿身价的林岗和公司的部门经理正在开会。
这些人都三十多岁，几个高管的年收入基本都在百万以上，连公司的普通员工年薪都在二三十万。他们的共同点是学历较高，都曾接触过金融方面的业务，也经常和银行打交道。这家名为润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企业名气不大，但业务的经营额却不少，近段时间来每天所涉及的金额都在3亿至5亿元。表面上，这家企业涉足金融、地产、资源等五六个行业，可实际上，它却是一家依靠非法倒买倒卖“承兑汇票”的公司，而且赚的盆满钵满。
2012年7月10日，趁林岗和几个部门经理开会之际，杭州警方调集三百多名警力，将这伙人一锅端掉。 据警方介绍，林岗等人成立了杭州润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金就达6000万元。平日里，公司通过互联网发布票据贴现信息，承诺见票当日全额打款，在取得承兑汇票后，再次将有关汇票贴现或转卖，并从中牟利。
这家从萧山发源的公司总部设在上海，总裁林岗37岁，常年辗转在长三角的各大城市。林岗在萧山的办公室近100平米，装修相当考究，而林岗本人也很低调，身上没有太多名牌，看上很斯文。一开始，林岗等人在萧山做承兑汇票业务，短短三四年的时间，公司规模迅速扩大，分别在北京、南京、深圳等地开设了分公司，员工也达到了近三百人。
在警方的初步审查后发现，这起非法从事票据贴现业务的团伙涉案金额高达900多亿元，是近年来发现的涉案金额最大的非法票据贴现案。
低价转让承兑汇票，
让企业雪上加霜
近年来，在银根收紧的大背景下，不少人开始从事非法进行承兑汇票的转让（俗称倒票）。他们以不同渠道买卖承兑汇票并通过转出、贴现等方式牟取利差，并逐渐形成了非法的地下承兑汇票交易市场。
什么是非法经营承兑汇票呢？可以举个例子，一个企业因为生意需要，在银行有50万元保证金的基础上，开出一张100万元的承兑汇票。在有真实生意往来的情况下，这张汇票可以在企业之间充当资金流通，到6个月后，最下家可以到银行凭票兑出100万元现金，这是不加一分钱利息的。但如果在6个月时间里想提前兑现，银行则需要收取一定的利息。不法分子通过各种方式，假造生意凭据，使得这张汇票在没有任何企业生意往来的情况下，就能迅速兑出现金且利息较低。这样，利差就产生了，若有企业或个人急于套取现金，倒卖汇票获利也由此产生了。比如一张100万元的汇票，他们以95万元买来，再以97万元卖出，以此赚取差价。
自去年银根收紧以来，企业经营状况不景气，很多公司都会选择以银行存兑汇票来支付货款。对于企业而言，现金为王的理念在日常经营中显得尤为重要，为了弄到现金，很多企业主绞尽脑汁，一些企业主只好折价转让，让经营利润原本就越发微薄的企业更加雪上加霜。
赚取区域间汇兑差价，
承兑汇票黑暗中野蛮生长 在买卖承兑汇票的地点选择上，这些人也有自己的一套。东北需要贷款的企业不多，银行里又有不少闲钱，而沿海城市有很多企业需要现金。如一张1000万元的承兑汇票，在沿海城市买卖可能只需960万元现金，而在东北可能就要980万元现金，这里面就有20万元的差价。于是，游走于沿海城市和东北的中介就产生了，他们专门赚两地不同的承兑汇票贴现率之间的差额。
中介也分好几个级别，低级别的中介只负责连接某一大区域里不同地方的两个中介。也就是说，低级别中介的人把现金给企业，把承兑汇票送到一个区域比如杭州的大中介，对方会根据更高的贴现率给他们现金，大中介集合了各地的承兑汇票，连夜坐飞机赶到东北，把汇票卖给东北一些银行。比如一张700万元的承兑汇票，在金华的贴现率是99.525%，而在杭州的贴现率是99.54%，两者差是0.015%。
低级别的中介能赚多少呢？按照金华和杭州的贴现率之差，低级别中介的人只要把承兑汇票送到杭州，一天时间就可以赚6510元，而这只是一笔700万承兑汇票一天的利润。一张承兑汇票从金华企业主手里，最后转到东北某家银行，中间转了好多次，利润也被层层剥掉。高额的利润，使越来越多的人投身于这个不能在阳光下生存的产业链中。
近年来，非法经营承兑汇票的形式出现了多样化，除了一些企业和个人为了谋取非法利益，非法买卖银行承兑汇票外，还有公司企业为骗取银行信用，向银行提供虚假资料，骗取银行承兑汇票。此外，利用“克隆”银行承兑汇票或变造银行承兑汇票进行诈骗也屡有发生。更有甚者，个别银行工作人员出于业绩考核和逐利动机，与相关企业合谋，甚至与不法分子勾结，参与伪造相关手续，非法出具银行承兑汇票。
去年以来，仅杭州市涉及银行承兑汇票的案件就有十余起，涉案金额上亿元，案值最小的也在千万元以上。据估算，全国涉及非法经营银行承兑汇票的数额可达上千亿元。地下承兑汇票交易市场的存在，使得一部分人以此为业，反复循环地开票、倒买倒卖、贴现赚取息差，导致银行存、贷规模被无限放大，使政府和监管部门对金融形势造成误判，不利于政府宏观调控手段的运用。
如果一个区域只出现个别性的投机事件，影响总归是有限的，一旦出现群体性的投机，问题就大了。再加上中国的金融机构本身就存在极大的制度缺陷，两者叠加，山雨欲来风满楼也就很自然了。
2009年，我离开银行时写过一篇文章，抨击银行贷款与商人需求不匹配，导致银行一直在做短贷长用的事情。我一直认为，当贷款的期限与企业的实际用途期限不匹配的情况下，企业的风险是巨大而不确定的。
浙江的企业，赌性很重，胆子很大，敢用短期资金做中长期的投资，于是，不可预测的事件越来越多。再加上浙江金融普遍接受担保贷款，衍生出很多外围事件便成了情理之中的事情。
我有个朋友的工厂，年产值4亿，利润3000万左右，因为工厂建的比较早，土地价值上涨很快，如今大概价值两亿左右，维持工厂扩大再生产大概需要五六千万贷款足矣。但是有一天，他突然跟我说，他在东北某个省会城市拿了块地，准备建造大型商用物业，预测利润会达到十多亿元。
于是，他利用公司平台将工厂土地抵押贷款1.5亿元，担保贷款1亿元，跟银行方面交待的用途是扩大再生产，贷款期限一年。于是，我的这位朋友就拿着贷款得到的2.5亿元到了东北，拿了地开始造房子，这房子一造就是7年。在这7年里，他唯一能形容自己的词语就是生不如死。每年为了继续贷款，他必须马不停蹄地找担保公司，靠着自己圈子里的人脉，担保的事情勉强能过关。最让他疲于奔命的还是还贷，就算每年能顺利找到担保，也得先还后贷。在浙江，转贷一天的成本是千分之三，一般转贷过程都在五天左右，也就是1.5%的成本，一个亿的转贷费用就是150万。等他把房子造好销售时，曾经设想好的利润都没有赚到，用他的话说“钱都让银行和高利贷赚走了”。
即便遭遇如此惨痛的经历，我的这位朋友都算是幸运的。更为不幸的是谁？是那些被抽贷的企业。企业都在控诉银行如何不负责任，随意抽走资金，但企业自己准备好足够的流动资金来应付银行随时发生的抽贷了吗？
抽贷的问题很难准确描述，但是合理使用资金做实业的企业是不存在这种问题的，因为这些企业不会借贷超过自己现金流的资金。当然，这其中排除一些大型固定资产投入或者重大并购等资金，对于这部分资金的使用，负责任的企业会保证长期资金的借入而非短期拆借，因为一旦项目启动，而资金无法持续，将会随时面临流动性的问题。我接触过很多企业，不少企业主认为，如果不进行短期拆借，企业将得不到发展。其实我想说，很多时候想赶在别人前面，但事情的结果往往是你走到了最后。而事实也恰恰证明，对资金有所要有所不要的企业，往往发展的很好；对资金来者不拒的企业，到最后往往都是死路一条。我看过太多的商人，暴富是因为资金来的容易，灭亡也是因为资金来的太容易。
金融机构助推实业空心化 如果说资产增值过快让企业无心实业是实业空心化的首要原因，那么实业空心化的次要原因就要“归功于”金融机构了。
浙江金融机构众多，理论上说浙江的中小企业应该获得相对较为低廉的贷款资金。但奇怪的是，在浙江，金融机构可以在信贷审批上不断放宽条件，但有两点所有银行都达成了攻守同盟：第一，几乎所有的金融机构都要求企业配套存款；第二，几乎所有的金融机构发放的贷款都要上浮较高的利率。
这样的操作手法，变相推高了企业贷款成本，并且导致实业更加空心化。实体经济一年的毛利润在10%左右，无法支付银行高额利息，因此，企业贷款之后更多地投入到比实体经济更赚钱的行业——房地产或者一些投机性领域。如果实在没有能力的企业，会将贷款得到的钱借给愿意出更高利率的人，这个过程又在无形中增加了极大的风险。因此，在浙江有90%的贷款最后都以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流入房地产或者投机性行业，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将实业推到了一个难以生存的漩涡。
浙江的游资很出名，除了闻名天下的炒房团，在流通领域也多有涉足。浙江的游资喜欢囤积各种东西，然后推高价格，白菜、大米、猪肉、大蒜、钢材、铜、铁、盐等等。推高价格之后使得这些领域的下游产业没有空间可以继续生存，涉及这些领域的企业成为受害者，最终迫不得已也进入投机性行业。随着经济形式的恶化、大量投机性行业的萎缩以及房地产行情的持续萎靡，那些利用短期银行资金从事投机的企业面临资金链断裂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贷款条件过于宽松，导致银行一旦开始有严格的条件出台，企业的资金势必被抽走。而事实上，按照当前浙江企业的状况，没有一家企业经得起银行抽走贷款，不仅在于浙江企业的杠杆用的很高，还因为这些贷款都不在实体经济中流转，流动性很差，一旦抽走贷款，悲惨的事情势必发生。
我始终认为，担保是个恶制度，担保制度是连坐制度的衍生，无助于风险控制的同时反而极大地加剧了风险的产生，因为企业是否有风险跟是否追加担保本身没有必然关系。担保是一种事后风险追偿机制，并不是风险的防范措施。担保链条会牵扯很多人，从而极大地加剧整体性的风险，链条上的任何一家担保出现问题，整个链条上的企业都会遇到麻烦。
链接：
浙江企业互保之殇
入梅以来，浙江已经数不清下了多少场暴雨。
清晨，杭州的天空就像一幅中国水墨画，深深浅浅不同颜色的云彩布满天空。这并不代表暴雨会就此打住。如此多的云彩漂浮在空中，反而说明空气中水分很充足，暴风雨会在未来的某一时刻突然到来。
此时，天气带给人们的惴惴不安远不及这里的众多中小企业主遇到的麻烦更让人焦灼。一段时间以来，浙江民营企业频频爆发的由互保、联保引发的银行抽贷、压贷事件困扰着这个中国经济最发达省份至少90%的企业主。不久之前，据传杭州余杭三位企业家因为不堪银行抽贷，集体服用安眠药自杀，还好在医院被抢救过来。这是继2011年夏秋温州的民间高利贷危机爆发以来，浙江民营企业遭遇的又一波资金链风暴。
朱洪涛在宁波经营着一家家具企业，今年年初，公司在杭州一家银行的一笔1500万元贷款被收走后便再无下文。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朱洪涛每天奔走于各个银行，以前关系都还不错的银行，如今给他的答复都是千篇一律地重复“再等等”。究其原因，是与朱洪涛同在一个互保圈里的企业出了问题。
朱洪涛的遭遇只是如今浙江中小企业主在互保、联保问题上的一个缩影。由于国内经济形势下滑，互保、联保成了笼罩在很多民营企业家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有业内人士表示，只要在银行参与融资的企业，90%都参与了互保、联保，且平均每家企业的互保、联保单位都有五至七家，而对于一些有着优良资质的企业，他们在互保、联保方面牵连的企业可能更多。杭州家具商会曾提供过一张互保图，图中涉及的企业多达六十多家，其中不乏行业龙头、知名企业、中国民企500强。同样也是杭州家具商会提供的一份资料显示，仅仅杭州家具行业，担保圈所涉及的企业就有一百多家，银行23家，关联金额超过100亿元，涉及家具行业就业人口5万余人。
互保引发的噩梦：
要么躲债，要么被债压死
在温州，有一家小型企业，资产不到五千万，但却因为参与了七八个银行的互保贷款项目，最后拿到了三亿多元的贷款。这种现象在温州甚至整个浙江都不少见。
保证贷款一般由企业之间对等承担，简称为“互保”。而所谓联保贷款，就是三家或三家以上中小企业，自愿组成担保联合体，其中一家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后，联保体所有成员都需要承担还贷连带责任。
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这一模式在推动当地信贷市场发展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其在浙江对公信贷中所占的比例，曾有金融监管部门人士估测可达40%。在民营经济尤为发达的温州，甚至还有估计称，互保类贷款可占到整个温州地区银行对公信贷总额的60%。联保本是贷款制度设计的美好愿景，然而当经济运行的外部环境风向调转，银行抽贷频繁，参与互保、联保的诸多企业都因“连坐”陷入泥沼。在以经济实力位居温州地区探花之位的永嘉县，大量民营企业家开始着手削减互保贷款的规模，有的甚至干脆将互保圈解体。
然而实际上，企业和银行、法院，对于互保贷款违约后的连带责任追溯，理解上是存在差异的。比如，一个六家互保总额2.4亿元的贷款，每家拿到4000万元，一旦有一家还不上贷款，在企业看来，应该由其他五家企业平摊还不上贷款的那4000万元。但在法院和银行的实际操作中，对于互保责任的认定是，还不上的这4000万元将由剩下的五家企业中资产最好的那一家全部代偿，万一这家也还不完，就再从剩下的四家企业里选择最优者还清剩余贷款。
这样看来，企业实际上是误解了互保责任的认定，但银行和法院的做法却无形中使互保圈的企业出现道德风险，要么躲债，要么被债压死，最终导致整个互保体系中的信任崩塌，也使债务危机传导至整个互保链条。
在杭州家具商会写给浙江省银监局的一封公开信中提到：近半年，我们这些企业的董事长们每天都在恐惧中度过，担心贷款进去出不来，夜夜的噩梦，根本没有一点心思管理生产经营。
多米诺骨牌式的灾难，
难以在短期内看到尽头
7月初，杭州地区600家知名民营企业联名上书浙江省政府紧急求助，恳请政府帮助他们度过因银行催贷、抽贷而面临的难关。这个消息得到了浙江省金融办公室工作人员的证实。600家参与联名上书的民营企业中，不乏行业龙头、知名企业和中国民营500强企业，如国内输配电行业最强企业之一的虎牌集团、家具行业龙头嘉逸集团、国内人造板行业的领军企业荣事集团等。
引发这次催贷危局的，是两大导火索：一是中江控股董事长俞中江因无力偿还高利贷，资金链断裂，6月14日被杭州警方以涉嫌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刑拘。旗下数十家实体企业和相关资产、债权、债务被依法核查，涉及金额初步统计达数十亿元。二是天煜建设有限公司旗下分公司涉嫌非法集资案发。注册地在东阳的天煜建设下属江苏分公司经理因涉嫌非法集资于2011年12月被法院立案，牵连天煜建设全部账户和房产陆续被法院冻结查封。
此后，沿着企业间的联保链条，银行抽贷风波遍及整个浙江。3月初，浙江荣事实业集团被北京银行抽贷3000万元；3月26日，虎牌集团受荣事实业抽贷影响，加上自身因收购引发的问题，被华夏银行抽贷4000万元，之后又陆续被中国银行、建行、农行相继抽贷，流动资金瞬间告急。更要命是的是，这家中国民企500强斥资7.98亿元收购了浙江宏发能源投资公司，收购款中一半来自自有资金，失血本身就很严重；4月，虎牌集团下游担保圈的企业陆续出现被抽贷的情况，互保链上的正邦水电自4月起，在短短一个半月之内被4家银行抽贷1.05亿元…… 这是一场真正的多米诺骨牌式的灾难。
在奋力扛过一段时间之后，越来越多的企业扛不住了，于是上演了600家企业联名上书这一幕。这次参加联名上书的600家企业提出的诉求主要有两点：一是希望浙江省政府联合省经信委、省金融办、省银监局以及各级政府维稳办成立协调小组，对这次因银行催贷引发的民企资金链危机尽快进行集中和系统性的处置；二是希望浙江省政府出面协调银行暂时停止收贷，并尽快将近期所收贷款暂时发放给相关企业，给企业以喘息和处理危机的时间；希望政府出面与银行方面协调，争取今后三年之内不要削减相关企业的贷款额度。
尽管各级地方政府一再出面召集银企协调会，但银行有自己的商业逻辑。更为深入的表现是，不仅大部分银行已经暂停了互保、联保贷款业务，连小贷公司对参与了互保、联保的企业都是避之不及。这意味着，这场危机难以在短期内看到尽头。
金融加剧了实体经济空心化，但其实，实体经济空心化也导致浙江金融无法进一步发展。金融是实体经济的润滑剂，却代替不了实体经济，实体经济空心化，从某种意义上讲又将浙江金融推到了风口浪尖，让浙江金融即使有心做实体贷款也找不到合适的企业。纵观整个浙江省，居然找不出一家大型和超大型企业，反观江苏、山东、广州的情况，浙江是应该低头反思的。
其实，我不是很认同当前的金融改革，我始终认为，我们目前的金融过于发达，当然这种发达不仅仅是数量上的发达，还表现在不同金融领域进行业务操作的金融机构，在浙江集体演变成了同质化的低效率的放贷竞争。而我们当前的金融改革却是在推动金融的进一步民营化以及新设金融机构制度上下文章。对于目前这种发达的金融，我们应该鼓励金融差异化发展，同时鼓励创新金融产品。
浙江近期发生的事情并非坏事，让浙江的企业回归到合理的发展道路上，否则未来的危机会更严重。未来十年，中国GDP会逐步从8%下降到4-5%之间，利用资产的大幅度升值来获得收益的可能性会逐步降低。
今年三月，我发过一条微博：今年是凯恩斯主义破产的一年，我不是坚定的原市场教旨主义者，我还是很迷信政府的干预措施的，但是我对今年政府的干预手段表示很没有信心。不是不相信政府，而是因为在很多时候，政府作为市场的一个主体，他能做的也相当有限。未来的几个月很考验执政能力。
我悲观的想，经济大面积下滑的情况下，动荡和社会不稳定会成为常态，大家要习惯接受一个不安分的2012或者2013，当然，如果还有明年的话。
过去十年，浙江度过了最好的前五年，也错过了最可惜的后五年
说了这么多，我的核心思想只有一点，浙江金融所从事的金融业态过于简单和低级还是很符合浙江精神的，那就是任何事情都能够草根化。野蛮生长是浙江的天性，浙江政府的无为模式，大大促进了浙江的发展，但是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这种无为模式却又限制了浙江的发展，使得浙江在大型重型企业的建设上一直落后于广东、江苏。浙江在过去十年，度过了最好的前五年，同时也错过了最可惜的后五年。前五年，浙江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如果政府能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将金融工作重点放在引导金融资本聚焦在产业转型升级上，现在的浙江必将是另外一番景象。
浙江经济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金融资本未能适应经济发展水平，不断将注意力放在了原始放贷上。在过去十年里，因为政府的刻意放任自流，不断引入金融机构，却没有在金融监管层面下太多功夫，导致进入浙江的所有金融机构在浙江这个市场所从事的竞争过于原始，除了放贷款，没有干别的事。如果说有区别，就是资金规模以及贷款利率的区别。
浙江金融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自娱自乐玩了很多年，没有人真正思考过浙江金融的下一步何去何从，该如何更好地为浙江的企业服务。
我前面提到过，浙江企业是由于内在的赌性促使浙江商人投向房地产和放贷领域，那么浙江金融的不作为，无疑是进一步将浙江商人逼上梁山的又一把利器。银行作为独立法人，快速盈利自然是第一位的，高利率、便捷放贷、严控风险也是理所当然的事，那么如果将促成金融机构如此放贷，未能有效配合地方经济发展的罪魁祸首归到政府身上，其实也是未尝不可的。
某种意义上讲，企业转型升级是一项赌博，浙江实体经济由大量的简单加工以及初加工的出口构成的，以中小作坊居多。浙江人有自己做老板的习惯，所以大量商人都是从一家企业里分化出来的，因此整体规模都不大。加上浙江一直有藏富于民的说法，大家手头有点钱，日子过得还不错。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金融机构的存在，日子反而会过得很好，金融机构的加入，使得大量商人借钱做事，做什么事开始成为关键。
我们通常认为，做转型升级应该走日本产业革新的道路，比如中小作坊扩产、机器升级或者将更多资金投入研发。但中国的金融机构未能给予这个条件，不能匹配浙江产业升级之路。浙江的资金没有投入到产业升级之路，90%都被投入了房地产。为什么金融机构更乐意投资同样是中长期的房地产而不是企业的中长期项目建设呢？
过去十年，房地产的开发太过简单，只要好的地段，合适的价格拿下，傻瓜团队都能开发，因此，发放房地产贷款需要考虑的因素非常少，便于审查。未来房地产开发可能会越来越注重品牌和差异化竞争，但是过去十年就是拼地价、拼资金的游戏。
对于房地产调控，我的观点是不进行分税制度改革，房地产调控就是一句空话，房地产价格上涨趋势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哪怕回落也只是为了更好的上涨做准备。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在当时的历史因素下，对于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具有极大好处，但是当经济连续高速发展了十多年后的今天，分税制的弊端也得到了极大程度的体现。
从分配比例来看，地方政府获得的税收收入过少，使得地方政府一直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这种情况下，无论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是紧缩的财政政策，其实地方从来只有积极而没有紧缩一说，为什么？创造税收来源是根源。中央政策如果违背了地方政府的利益，阳奉阴违的事情势必出现。事实的确如此，今年浙江的税务稽核方面提高到了30%以上，比过去几年提高了不少。税务稽查的另外一面就是要求企业补交税款，浙江企业已经被补交了不少税款。 浙江金融机构应在各自边际内
拓展深度而非广度
面对浙江当前的危机，政府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浙江经济的乱象，我认为要从三个角度着手。
第一个角度是规范金融机构的边际。不同金融业态之间是有边际的，浙江的乱象就是边际混乱，让金融机构在各自的边际内拓展深度而不是考虑如何逾越边际。
我对小贷一直持反对意见。顾名思义，小贷设立的初衷是为了解决小额贷款难的问题，但是小贷公司在小额贷款上的优势是什么？对于一切以放贷为主营业务的机构，我想应该考虑三个问题：第一，资金来源的成本是多少？第二，贷款给谁？风险如何把控？第三，贷款成本是多少？
小贷在当前很长一段时间内很难形成核心竞争优势，小额贷款的整体坏账率目前没有确切的数据，导致大量银行等金融机构不敢过多介入。作为新成立的金融机构，小贷公司试水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目前浙江很多小贷公司潜心做小额贷款的少之又少，即使做小额贷款也属于银行客户的配套存在，也就是说，贷款客户本身并不是小额贷款用户。
我一直认为，小贷公司是否能在经营期间有效形成符合自身特色的管理风险理念和风控制度，是小贷公司能否走到最后的关键，而这恰恰需要长期的业务实践才能产生。
小贷由于缺乏流动性，生存难度极大，跟正规金融机构相比，资金来源成本远高于他们，而跟民间借贷比较，又没有明显的优势。小贷的未来除了放开吸储，唯一的一条生路，就是约束民间资本只能通过牌照进行放贷，形成不跟小贷竞争的状态。否则可以想像，小贷最终必然介入高利贷市场，进行违规揽储、非法集资是必然的事情。
说完小贷，我还想谈谈担保公司。我自己在担保公司干过，也看过很多国家的担保业态，其实担保最大的问题在于盈利模式不符合商业逻辑，所以我始终认为，担保在中国会处于一个逐渐消失的状态。担保公司在很多国家是为了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而出现的，但各个国家的事实却证明，担保公司走到最后都依赖政府补贴生存。什么东西需要政府补贴？当然是不赚钱的业务，所以，担保必然是一个商业模式不成立的业态。国内担保公司以民营担保公司居多，扣除大量担保公司不从事担保业务，实质从事放贷业务外，实际从事担保业务的担保公司其实并不多，这也间接说明，就担保而言的确是走不通的。
事实上，哪怕是有财政补贴的欧洲，在七十年代，大量信贷担保机构纷纷倒闭，特别是1992年瑞典信用保险公司破产后，欧洲金融界基本全面停止了贷款信用担保。而我国的担保机构恰恰主要从事贷款信用担保，所以我对担保向来持保留意见，在我看来，担保有三个致命缺陷无法破解。
第一是风险收益不对称。目前担保公司的收费在3%左右，扣除一个点费用外，大概有2%左右的收入。我一直跟很多人分析一个逻辑，中农工建这些成立几十年的金融机构的坏账率在什么水平？如果扣除银行贷款里大量不会坏账或者可以用流动性来弥补和掩盖的的贷款，我想这个数字不会低于2%。银行的风控制度和担保公司的风控制度相比，银行工作人员的能力与担保公司的人员能力相比，即使不敢说超越担保公司，但是总不会差太多。
第二是流动性风险。银行有很强的流动性，理论上银行只要不挤兑的流动性风险，坏账再高也没有关系。而担保公司的流动性就是代偿，一旦无法代偿，就造成了信用挤兑。信用挤兑很可怕，当年的中科智，只是一家银行发出代偿声明，就导致了连锁反映。
第三是担保公司客户群的风险度要远高于银行。浙江银行的风险容忍度已经很高了，现实情况也的确如此，很多担保公司做不了的客户，银行能做。这就意味着银行做不了的客户，担保公司如果去操作，风险会被大大抬高。客户群体的不同很大程度决定了风险事件发生的概率。
之所以提这两个业态，是因为在浙江中小企业占比过大，而能贴合中小企业的，除了小贷就是担保，这两者在浙江却一直未能得到有效的金融监管呵护。最近，浙江省金融办成立了小贷监管处，或许对小贷寻找出路是一个利好消息。
浙江的金融，与其不断设新金融机构，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不如先规范各个金融机构的边际，让小贷做小贷，担保做担保，典当做典当，信托做信托……规范好边界，收缩好金融布局，再反过来大力发展或许效果更好。
浙江经济只是一场
击鼓传花的游戏
第二个角度是核心点。提到浙江经济，我们一定会思考几个问题：为什么金融机构不断涌入浙江放贷？钱来自哪里？浙江人真有那么神奇的赚钱能力吗？浙江的危机明确告诉大家，都错了，浙江经济这只是一场击鼓传花的游戏罢了。
浙江经济最深层的问题是货币的滥发以及滥发之后大量沉淀在银行体系内的资金到处寻找出路，而恰恰在这个时候，房地产暴利不能维系，很多事情就集中爆发了。如果债券市场尽快建立，则可以缓解部分资金无处可去的尴尬境地，同时也缓解浙江民间高利贷过于泛滥的问题。我国的企业融资过于依赖银行融资，而股票市场又沦落为优秀企业套现的场所，导致很多需要转型升级以及真正需要用钱的企业，处于无处可融的尴尬境地。
浙江的债券市场分为两类：一类是银行为代表的相对正规的债券市场，另一类就是非银行高利贷。凡是银行不接受的客户，所能选择的就是高利贷。在信托融资至少高于15%，小贷融资成本平均18%，典当融资25%，民间融资成本至少在36%以上的环境下，浙江企业并没有太多选择。也就是说，如果不能进入银行融资通道，事实上就只能进行高利贷了，区别只是被谁宰的问题，而这也恰恰是浙江的悲哀之处。所以，从风险特征上来看，中国的债权市场只存在低风险和高风险，不存在中等风险的产品区间。原因是中国的债券市场并不发达，大量无法在低风险区域解决的债权就都进入了风险较高的区域，甚至连银行本身也成为了高风险债权的主要解决方。
近期的一些政策让我看到一些希望，各地债券市场的建立，应该会逐步改变这一风险结构特征。目前大量高风险区域中的中等风险债权会逐步下移到中等风险区域之中，通过债券的方式进行融资。对浙江的企业而言，这或许是个利好消息，有可能会成为破局的关键。 其实在浙江，很多进入高风险区域的债券，本身并不是高风险，但却由于在高风险区域里游荡的金融机构本身具备极高的风险收益，所以会推高这个区域里的企业融资成本，从而推动这些企业的风险高企。这种高企，不是因为他本身有高风险，而是因为外部的环境所产生的高风险。
比如一家企业，接受三年期年化8%—12%的利率是中等风险，但如果接受短期20%的利率就成了高风险。高利贷区域里的市场较为险恶，普遍的信息流通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资金的借贷也缺乏有效性，使得借入方很难有效安排和使用资金，从而无形之中也推高了经营压力。事实上，目前高利贷的放贷机构也在谋求转型。高利贷是无法改变的商业形态，其生存有合理的生存逻辑，并且将在长时间内持续下去。但长久以来的实践证明，以下两种情形同时出现的高利贷，必然无法持续：固定成本的借贷行为匹配主动管理型的操作方式。
什么叫主动管理？就是你把钱借给我，别管我怎么用；所谓固定成本的借贷行为匹配主动管理型的操作方式，就是你借给我钱，我给你许诺一定的利息，你别管我怎么用。这种借入固定利息的资金进行主动管理，基本上就意味着死亡是迟早的事，主要在于资金和项目之间的平衡很难做到无缝对接。比如一旦你以20%借入资金，你必须保证每年收益超过20%才能保本，这对于某些商业奇才来说或许是可行的，但项目和资金的匹配度是没有那么好的，中间会存在很多时间成本。在这段时间里，如果项目没有找到，利息却要不断支出，所以实际成本必然要达到20%以上，因此，借入资金方的财务压力是极大的。假如你借了一亿元一年的时间，但可能你实际能用的资金只有五千万的六个月，按照年化计算，大概实际成本要高达80%以上，纵然你是商业奇才，我想也做不到这个收益率。所以，吴英这类人一旦走上固定收益的主动管理，是必死无疑的。
我将固定利息超过15%的主动管理型基本都定义为非法集资，即使如此，高利贷还是有存在空间和形态的。高利贷的合理生存逻辑有两种：一是项目管理型的固定成本资金，二是不设定固定收益的主动管理型。在项目主导的情况下，收益可以跟项目锁定，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无效资金成本沉淀，从而降低由于资金沉淀带来的成本过高的风险，信托就是典型的项目管理型的固定收益类的高利贷形态。而不设定固定收益的主动管理型的高利贷，更像是一种股权投资行为，是一种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行为，由于是风险共担和利益共享，从而使得高利贷的资金成本较低，可操作空间较大，可投资的品种也更为丰富，他所要体现的是良好的资产管理能力，小额贷款公司、典当公司以及某些主动管理型的私募债券基金都是这种模式。
从持续的经营角度考虑，由于项目管理型会因为一个项目的失败给单一项目投资人造成较大的冲击；而主动管理型，可以在多个项目之间进行分散投资和平衡，从而减少某一项目失败带来的风险。因此，高利贷只有通过非固定收益的主动管理型才有持续存在的可能。
未来金融改革的破局会从债权市场开始，债权市场的发达会很大程度上改变目前除了银行就是非银行高利贷的格局。很多游荡在高利贷区域里的企业，可能落在债券市场，而融资成本大大降低，从而变相拉低了其他金融机构的放贷利率；或者直接参与到债券市场从事交易。相比之下，债权的流动性要远远好于单一的债权交易，所以债权市场将改变以银行为主导的债权市场格局。
我之所以看重债券市场，很大程度跟政府开始转变自身定位的考量有关。中国在私募之前没有债券市场，之前所有的公募债都要两个部门审批才能发行，无论实践中还是理论上都不存在违约的可能，这种情况下的债券市场没有价值。而这次私募债的发行采取的是备案制，极大改变了发行体系，将产品定价和风险承担都推到了市场中，这会衍生出很多机会，也会极大推动国内债券市场的变革。
当然，私募债为主导的债券市场的建设难度会很大，主要集中在风险定价和风险承担的制度建设上。债券市场一开始或许就会是腥风血雨、惨淡开场，尤其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情况下，但是艰难起步是破局的好步骤。
金融改革需
从鼓励金融创新开始
第三个角度是务虚。前段时间跟朋友吃饭，一个朋友说，中国的金融专家在过去十年都在“牢”里呆着。说这句话的时候挺悲哀，一个不会保护金融创新的国家，一个法律模糊的国家，金融人才除了“牢”里的确没有更合适的地方呆着。
在中国做金融创新，需要有种舍我其谁的魄力和勇气，但其实回头看看全球的金融创新，最初的目的都很单纯，都只是为了当时的金融监管。所以，现在看起来的很多金融创新，无一不是突破金融监管而创造的，政府和金融机构在一次次的博弈中，不断衍生和变化，促进了金融市场的蓬勃发展。一个金融创新突破了金融监管，而不违反金融监管政策，本身又无私利的金融机构，我们是需要创造条件给予充分的保障的。所以我觉得，金融改革先从鼓励金融创新开始吧。
最近被好几个人追问浙江怎么了？我自己也纳闷，浙江到底怎么了？回头想想，浙江好像也没有怎样，只是在还债而已，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浙江经济虽然在总量上一直处于全国领先，但其实过去的十年里，浙江基本上属于倒退阶段，经济层面没有任何进步。十年前我们谈论浙江企业的时候，谈谁？万向；现在我们谈谁？还是万向。十年前娃哈哈就已经全国闻名，十年后走在全国前列的依然是娃哈哈。十年的时间，全国涌现出了无数大型、超大型企业，可是这十年，浙江在经济领域几乎无所作为，反而在一些负面新闻里见到了不少浙江大型企业的身影：从2008年的华联三鑫，到2012年的中江控股；从2008年的浙玻，到2012年的高盛科技再到到虎牌控股；尤其是近期，杭州600家知名民营企业联名上书，向浙江省政府紧急求助，恳请政府帮助他们度过因银行催贷、抽贷而面临的难关。
如果按区域来看，浙江在2008年到2012年间，除了经济不发达的衢州地区和丽水地区外，基本每个地级市都已经洗过一次牌了。我们鲜有听说企业能在这四年来安稳地走过，为什么？这个命题很值得思考。
过于发达的
金融体系害了浙江
我走过很多地方，看过很多家银行，很少有地方像浙江这样体现出两个特征：1、金融机构数量仅次于上海、北京；2、金融机构信贷投放的风险容忍程度远超过金融更为发达的上海、北京。
这两个特征很有意思，浙江的经济总量在广东、山东、江苏之后，位列第四，2011年大概是31000亿左右，但是浙江的金融机构数量可能位列全国之首，基本上能开设分支机构的金融机构都在浙江开设了分支机构，不能开设分支机构的也以办事处等名义开设。更奇怪的是，在2002年到2009年以前，基本上没有听说过亏钱的金融机构，谁来谁赚钱，而且赚得盆满钵满。
此外，还有几个关键点值得注意：第一，2010年之前，工农中建四大银行，除了中行在系统内排名不靠前外，其他三家银行在系统内排名基本都位于前三。中信银行、民生银行等一些股份制银行也在各自系统内占有极大份额，高者甚至占到四分之一，这是怎样惊人的数字？
浙江因为超强的盈利能力使得各家金融机构挤尽脑汁都想来这里开设分支机构，许多本不被允许开设异地机构的城商行，也开始陆续进驻浙江。到现在为止，杭州街头的银行堪比公共厕所，所以我总是跟人调侃，在杭州，你可能找不到公共厕所，但是你肯定能找到银行。
第二，浙江放贷的容易程度在全国堪称第一。2006年，我还在银行做信贷科长，曾经去北京汇报工作，要求总行增加对浙江贸易流通类企业的扶持力度。当时总行要求对贸易流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控制在60%以内，但浙江真实的贸易流通型企业资产负债率没有低于85%的。如果按照总行的标准，浙江基本上处于无业务可做的状态。后来总行给予了权限，允许浙江贸易流通型企业资产负债率控制在85%左右。当时，总行说了一句话，全国就浙江一家，别无分号。
2008年，我因为工作关系到上海，当时一家企业全额资产抵押打7折，申请1500万贷款，居然被银行驳回了好几次。我很纳闷问银行“这样的企业不批，你们还做什么业务？”银行同事回问我一句“难道你们有抵押就放贷款么？”我想想，好像的确是。别说抵押，在浙江，企业有担保基本上就会放贷。
浙江的现状的确如此，可能是浙江金融机构太多，因此竞争极为惨烈，企业总是在各家银行间游走，并且不断挤压银行的底线，不少企业的贷款条件不断下降。出现这种状况，源于1999年到2008年将近十年的时间里，浙江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贷款质量也非常高，几乎无坏账。在这种盲目乐观的前提下，各银行的确也给了浙江各家金融机构分行以极大的权限审批业务。
在众多金融机构不断下降放贷标准的情况下，浙江经济在悄无声息中出现了一些变化，其中最突出的便是实业空心化蔓延。金融发达应该促进实业发展，可是为什么浙江金融高度发达反而会导致实业空心化？浙江，就是这么一个神奇的地方，而且一路就是这么走来的。
从2002年开始，浙江经济不断上行，大量实体经济的确得到了高速发展，与此同时，一些很有意思的情况出现了。很多实体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利润远远赶不上固定资产所带来的利润增长。简单地说，很多人辛辛苦苦开工厂做实业，一年才赚一千多万，可是，当年买的土地、盖的厂房反而能赚几个亿。
这与金融发达有关系吗？当然有。一旦目标发生改变，经营模式就会发生很大变化。正因为大量固定资产的升值高于实业创造的利润，使得很多企业想不断得到资金，扩大对固定资产的投入。这部分资金远远大于实体经济自身所需要的资金，浙江过于发达的金融自然会助推这种情况的发生，很多金融机构变相给予企业远超过企业生产所需要的资金，帮助企业扩大和增加对资产的投入，帮助企业圈地、买房，甚至投资房地产。
在过去的十年，这种情况不断恶化，大量真正做实业的人没有好结果，而那些不断通过实业套现做投资的企业却相继暴富。一个个财富神话的诞生，使得很多企业自然而然走上了投机生涯。
我有个朋友，主业是建筑工程，2006年东拼西凑买了套房，花了三百多万，一年后这套房涨到了八百多万，这让他倍受鼓舞。于是，他利用建筑工程公司的平台将房屋抵押贷款六百多万，紧接着又花了七百多万买了两套房，这两套房不久之后评估1200万，他又将这两套房抵押贷款八百多万元，手拿着现金接着买房。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买了四套房，2009年下半年，他的资产已经过亿。利用自己建筑企业的平台，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我的这位朋友赚了五六千万，这显然比他做二十年建筑赚得还要多。
在浙江，这样的故事不断上演。2002年以来，依靠固定资产升值暴富的人显然比做实业暴富的人多了太多，所以，浙江越来越多的企业陷入了一种怪圈，创业之后请人管理，不为赚钱，只要维系一定的生产量即可。这些创业者会去做一件在他们看来很伟大的事情：贷款、买地、投资，什么赚钱投资什么，就是不花在实业上，因为过往的事实已经证明，在当前趋势下，土地的升值或者投资的利润要远高于实业的经营，实业日益沦落为企业向银行贷款的依据而已。而银行对此并非毫无所知，只是受限于经营压力变相给予支持。 久而久之，浙江陷入了全民投资或者全民投机的盛宴中，在经济不发生太大变化的情况下这种盛宴有可能维系，一旦经济形势发生变化，噩梦就会不期而至。
联保贷款，
是熊掌还是砒霜？
浙江金融究竟发达到什么程度，从我以下举的几个例子就可以看出。
在浙江，银行为了将贷款放出去无所不用其极，只要有抵押物，不管什么公司都有渠道拿到贷款。贷款的品种很多，通常是在抵押物基础上打六折，浙江的操作方式是高评估再打折，甚至有的不但不打折还可以上浮20%，比如，1000万的房子可以贷款1200万。没有企业平台，银行会帮你找；缺乏贷款条件，银行会帮你造贷款条件；企业流水不够，银行也能帮你完成流水。如果这个银行不干，可以，我换个银行。
在抵押行不通的情况下，浙江还诞生了联保贷款，也就是几家企业相互担保的贷款方式，这种方式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推荐，但这种方式对于企业究竟是好是坏呢？
早在银行工作的时候我就认识到两点：一是如果一个企业确实需要钱，那么要将钱给到位，因为给少了也是风险；二是一旦给一个企业超过他自身所需要的钱，那不是在帮企业，而是在害企业。
浙江一直喊中小企业融资难，但我却认为浙江企业所用到的贷款90%都被挪用到生产经营以外。换句话说，浙江企业其实并不缺钱，之所以贷款是因为浙江商人天生的敏感性和赌性。
所谓敏感性就是对于赚钱的事情浙江商人能先天下所知；所谓赌性，就是只要有1%的赚钱机会，浙江商人都会愿意赌上一把。这两种性格正是浙江商人闯天下的根本。
浙江中小企业到底多缺钱有时候是个伪命题。对于没有钱扩大投资的人来说铁定认为自己是缺钱的，这部分人的言行会造成融资难的现象，从而导致整个中小企业看上去都是缺钱的样子。但是静下心来看看，他们应该是缺钱投资而不是缺钱做生意。我还在银行工作的时候曾经想在义乌小商品城开发一个叫“商户贷”的贷款，走访一圈之后发现，如果是单纯做生意的人根本不缺钱，除了临时性的进货会用到一些钱，其他时候现金流很好，这部分人缺少的反而是理财通道。因此，我对市面上很多银行推出的商户贷款很不看好。可是为什么浙江明明不缺钱，还会有如此多的银行拼命贷款给他们呢？
所有的一切应该归功于浙江人民神奇的赚钱能力。浙江人民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在没有任何资源的情况下率先创富成功，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与此同时，浙江人民非常讲信誉，通常情况下刻意违约的情况很少见，2008年以前，浙江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一直是全国第一而坏账损失却并不高。越来越多的银行明明知道浙江企业也许并不是真的需要钱却还乐意把钱借给他们，一方面是相信浙江商人的赚钱能力，另一方面，从全国范围来看，可以贷款的地区并不多。
我接触过很多地方，不少地方因为放贷问题解决不了，只能到浙江收银行承兑汇票来解决放贷问题。相对于其他地区，浙江的风险还是很低的，这也就是个别股份制银行会将全国信贷规模的一半投放到浙江市场的原因。但是浙江真的能吃得下这么大规模的贷款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链接：
银行承兑汇票背后：野蛮生长的灰色利益链
在萧山闹市区的一个写字楼里，号称有着十几亿身价的林岗和公司的部门经理正在开会。
这些人都三十多岁，几个高管的年收入基本都在百万以上，连公司的普通员工年薪都在二三十万。他们的共同点是学历较高，都曾接触过金融方面的业务，也经常和银行打交道。这家名为润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企业名气不大，但业务的经营额却不少，近段时间来每天所涉及的金额都在3亿至5亿元。表面上，这家企业涉足金融、地产、资源等五六个行业，可实际上，它却是一家依靠非法倒买倒卖“承兑汇票”的公司，而且赚的盆满钵满。
2012年7月10日，趁林岗和几个部门经理开会之际，杭州警方调集三百多名警力，将这伙人一锅端掉。 据警方介绍，林岗等人成立了杭州润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金就达6000万元。平日里，公司通过互联网发布票据贴现信息，承诺见票当日全额打款，在取得承兑汇票后，再次将有关汇票贴现或转卖，并从中牟利。
这家从萧山发源的公司总部设在上海，总裁林岗37岁，常年辗转在长三角的各大城市。林岗在萧山的办公室近100平米，装修相当考究，而林岗本人也很低调，身上没有太多名牌，看上很斯文。一开始，林岗等人在萧山做承兑汇票业务，短短三四年的时间，公司规模迅速扩大，分别在北京、南京、深圳等地开设了分公司，员工也达到了近三百人。
在警方的初步审查后发现，这起非法从事票据贴现业务的团伙涉案金额高达900多亿元，是近年来发现的涉案金额最大的非法票据贴现案。
低价转让承兑汇票，
让企业雪上加霜
近年来，在银根收紧的大背景下，不少人开始从事非法进行承兑汇票的转让（俗称倒票）。他们以不同渠道买卖承兑汇票并通过转出、贴现等方式牟取利差，并逐渐形成了非法的地下承兑汇票交易市场。
什么是非法经营承兑汇票呢？可以举个例子，一个企业因为生意需要，在银行有50万元保证金的基础上，开出一张100万元的承兑汇票。在有真实生意往来的情况下，这张汇票可以在企业之间充当资金流通，到6个月后，最下家可以到银行凭票兑出100万元现金，这是不加一分钱利息的。但如果在6个月时间里想提前兑现，银行则需要收取一定的利息。不法分子通过各种方式，假造生意凭据，使得这张汇票在没有任何企业生意往来的情况下，就能迅速兑出现金且利息较低。这样，利差就产生了，若有企业或个人急于套取现金，倒卖汇票获利也由此产生了。比如一张100万元的汇票，他们以95万元买来，再以97万元卖出，以此赚取差价。
自去年银根收紧以来，企业经营状况不景气，很多公司都会选择以银行存兑汇票来支付货款。对于企业而言，现金为王的理念在日常经营中显得尤为重要，为了弄到现金，很多企业主绞尽脑汁，一些企业主只好折价转让，让经营利润原本就越发微薄的企业更加雪上加霜。
赚取区域间汇兑差价，
承兑汇票黑暗中野蛮生长 在买卖承兑汇票的地点选择上，这些人也有自己的一套。东北需要贷款的企业不多，银行里又有不少闲钱，而沿海城市有很多企业需要现金。如一张1000万元的承兑汇票，在沿海城市买卖可能只需960万元现金，而在东北可能就要980万元现金，这里面就有20万元的差价。于是，游走于沿海城市和东北的中介就产生了，他们专门赚两地不同的承兑汇票贴现率之间的差额。
中介也分好几个级别，低级别的中介只负责连接某一大区域里不同地方的两个中介。也就是说，低级别中介的人把现金给企业，把承兑汇票送到一个区域比如杭州的大中介，对方会根据更高的贴现率给他们现金，大中介集合了各地的承兑汇票，连夜坐飞机赶到东北，把汇票卖给东北一些银行。比如一张700万元的承兑汇票，在金华的贴现率是99.525%，而在杭州的贴现率是99.54%，两者差是0.015%。
低级别的中介能赚多少呢？按照金华和杭州的贴现率之差，低级别中介的人只要把承兑汇票送到杭州，一天时间就可以赚6510元，而这只是一笔700万承兑汇票一天的利润。一张承兑汇票从金华企业主手里，最后转到东北某家银行，中间转了好多次，利润也被层层剥掉。高额的利润，使越来越多的人投身于这个不能在阳光下生存的产业链中。
近年来，非法经营承兑汇票的形式出现了多样化，除了一些企业和个人为了谋取非法利益，非法买卖银行承兑汇票外，还有公司企业为骗取银行信用，向银行提供虚假资料，骗取银行承兑汇票。此外，利用“克隆”银行承兑汇票或变造银行承兑汇票进行诈骗也屡有发生。更有甚者，个别银行工作人员出于业绩考核和逐利动机，与相关企业合谋，甚至与不法分子勾结，参与伪造相关手续，非法出具银行承兑汇票。
去年以来，仅杭州市涉及银行承兑汇票的案件就有十余起，涉案金额上亿元，案值最小的也在千万元以上。据估算，全国涉及非法经营银行承兑汇票的数额可达上千亿元。地下承兑汇票交易市场的存在，使得一部分人以此为业，反复循环地开票、倒买倒卖、贴现赚取息差，导致银行存、贷规模被无限放大，使政府和监管部门对金融形势造成误判，不利于政府宏观调控手段的运用。
如果一个区域只出现个别性的投机事件，影响总归是有限的，一旦出现群体性的投机，问题就大了。再加上中国的金融机构本身就存在极大的制度缺陷，两者叠加，山雨欲来风满楼也就很自然了。
2009年，我离开银行时写过一篇文章，抨击银行贷款与商人需求不匹配，导致银行一直在做短贷长用的事情。我一直认为，当贷款的期限与企业的实际用途期限不匹配的情况下，企业的风险是巨大而不确定的。
浙江的企业，赌性很重，胆子很大，敢用短期资金做中长期的投资，于是，不可预测的事件越来越多。再加上浙江金融普遍接受担保贷款，衍生出很多外围事件便成了情理之中的事情。
我有个朋友的工厂，年产值4亿，利润3000万左右，因为工厂建的比较早，土地价值上涨很快，如今大概价值两亿左右，维持工厂扩大再生产大概需要五六千万贷款足矣。但是有一天，他突然跟我说，他在东北某个省会城市拿了块地，准备建造大型商用物业，预测利润会达到十多亿元。
于是，他利用公司平台将工厂土地抵押贷款1.5亿元，担保贷款1亿元，跟银行方面交待的用途是扩大再生产，贷款期限一年。于是，我的这位朋友就拿着贷款得到的2.5亿元到了东北，拿了地开始造房子，这房子一造就是7年。在这7年里，他唯一能形容自己的词语就是生不如死。每年为了继续贷款，他必须马不停蹄地找担保公司，靠着自己圈子里的人脉，担保的事情勉强能过关。最让他疲于奔命的还是还贷，就算每年能顺利找到担保，也得先还后贷。在浙江，转贷一天的成本是千分之三，一般转贷过程都在五天左右，也就是1.5%的成本，一个亿的转贷费用就是150万。等他把房子造好销售时，曾经设想好的利润都没有赚到，用他的话说“钱都让银行和高利贷赚走了”。
即便遭遇如此惨痛的经历，我的这位朋友都算是幸运的。更为不幸的是谁？是那些被抽贷的企业。企业都在控诉银行如何不负责任，随意抽走资金，但企业自己准备好足够的流动资金来应付银行随时发生的抽贷了吗？
抽贷的问题很难准确描述，但是合理使用资金做实业的企业是不存在这种问题的，因为这些企业不会借贷超过自己现金流的资金。当然，这其中排除一些大型固定资产投入或者重大并购等资金，对于这部分资金的使用，负责任的企业会保证长期资金的借入而非短期拆借，因为一旦项目启动，而资金无法持续，将会随时面临流动性的问题。我接触过很多企业，不少企业主认为，如果不进行短期拆借，企业将得不到发展。其实我想说，很多时候想赶在别人前面，但事情的结果往往是你走到了最后。而事实也恰恰证明，对资金有所要有所不要的企业，往往发展的很好；对资金来者不拒的企业，到最后往往都是死路一条。我看过太多的商人，暴富是因为资金来的容易，灭亡也是因为资金来的太容易。
金融机构助推实业空心化 如果说资产增值过快让企业无心实业是实业空心化的首要原因，那么实业空心化的次要原因就要“归功于”金融机构了。
浙江金融机构众多，理论上说浙江的中小企业应该获得相对较为低廉的贷款资金。但奇怪的是，在浙江，金融机构可以在信贷审批上不断放宽条件，但有两点所有银行都达成了攻守同盟：第一，几乎所有的金融机构都要求企业配套存款；第二，几乎所有的金融机构发放的贷款都要上浮较高的利率。
这样的操作手法，变相推高了企业贷款成本，并且导致实业更加空心化。实体经济一年的毛利润在10%左右，无法支付银行高额利息，因此，企业贷款之后更多地投入到比实体经济更赚钱的行业——房地产或者一些投机性领域。如果实在没有能力的企业，会将贷款得到的钱借给愿意出更高利率的人，这个过程又在无形中增加了极大的风险。因此，在浙江有90%的贷款最后都以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流入房地产或者投机性行业，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将实业推到了一个难以生存的漩涡。
浙江的游资很出名，除了闻名天下的炒房团，在流通领域也多有涉足。浙江的游资喜欢囤积各种东西，然后推高价格，白菜、大米、猪肉、大蒜、钢材、铜、铁、盐等等。推高价格之后使得这些领域的下游产业没有空间可以继续生存，涉及这些领域的企业成为受害者，最终迫不得已也进入投机性行业。随着经济形式的恶化、大量投机性行业的萎缩以及房地产行情的持续萎靡，那些利用短期银行资金从事投机的企业面临资金链断裂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贷款条件过于宽松，导致银行一旦开始有严格的条件出台，企业的资金势必被抽走。而事实上，按照当前浙江企业的状况，没有一家企业经得起银行抽走贷款，不仅在于浙江企业的杠杆用的很高，还因为这些贷款都不在实体经济中流转，流动性很差，一旦抽走贷款，悲惨的事情势必发生。
我始终认为，担保是个恶制度，担保制度是连坐制度的衍生，无助于风险控制的同时反而极大地加剧了风险的产生，因为企业是否有风险跟是否追加担保本身没有必然关系。担保是一种事后风险追偿机制，并不是风险的防范措施。担保链条会牵扯很多人，从而极大地加剧整体性的风险，链条上的任何一家担保出现问题，整个链条上的企业都会遇到麻烦。
链接：
浙江企业互保之殇
入梅以来，浙江已经数不清下了多少场暴雨。
清晨，杭州的天空就像一幅中国水墨画，深深浅浅不同颜色的云彩布满天空。这并不代表暴雨会就此打住。如此多的云彩漂浮在空中，反而说明空气中水分很充足，暴风雨会在未来的某一时刻突然到来。
此时，天气带给人们的惴惴不安远不及这里的众多中小企业主遇到的麻烦更让人焦灼。一段时间以来，浙江民营企业频频爆发的由互保、联保引发的银行抽贷、压贷事件困扰着这个中国经济最发达省份至少90%的企业主。不久之前，据传杭州余杭三位企业家因为不堪银行抽贷，集体服用安眠药自杀，还好在医院被抢救过来。这是继2011年夏秋温州的民间高利贷危机爆发以来，浙江民营企业遭遇的又一波资金链风暴。
朱洪涛在宁波经营着一家家具企业，今年年初，公司在杭州一家银行的一笔1500万元贷款被收走后便再无下文。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朱洪涛每天奔走于各个银行，以前关系都还不错的银行，如今给他的答复都是千篇一律地重复“再等等”。究其原因，是与朱洪涛同在一个互保圈里的企业出了问题。
朱洪涛的遭遇只是如今浙江中小企业主在互保、联保问题上的一个缩影。由于国内经济形势下滑，互保、联保成了笼罩在很多民营企业家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有业内人士表示，只要在银行参与融资的企业，90%都参与了互保、联保，且平均每家企业的互保、联保单位都有五至七家，而对于一些有着优良资质的企业，他们在互保、联保方面牵连的企业可能更多。杭州家具商会曾提供过一张互保图，图中涉及的企业多达六十多家，其中不乏行业龙头、知名企业、中国民企500强。同样也是杭州家具商会提供的一份资料显示，仅仅杭州家具行业，担保圈所涉及的企业就有一百多家，银行23家，关联金额超过100亿元，涉及家具行业就业人口5万余人。
互保引发的噩梦：
要么躲债，要么被债压死
在温州，有一家小型企业，资产不到五千万，但却因为参与了七八个银行的互保贷款项目，最后拿到了三亿多元的贷款。这种现象在温州甚至整个浙江都不少见。
保证贷款一般由企业之间对等承担，简称为“互保”。而所谓联保贷款，就是三家或三家以上中小企业，自愿组成担保联合体，其中一家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后，联保体所有成员都需要承担还贷连带责任。
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这一模式在推动当地信贷市场发展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其在浙江对公信贷中所占的比例，曾有金融监管部门人士估测可达40%。在民营经济尤为发达的温州，甚至还有估计称，互保类贷款可占到整个温州地区银行对公信贷总额的60%。联保本是贷款制度设计的美好愿景，然而当经济运行的外部环境风向调转，银行抽贷频繁，参与互保、联保的诸多企业都因“连坐”陷入泥沼。在以经济实力位居温州地区探花之位的永嘉县，大量民营企业家开始着手削减互保贷款的规模，有的甚至干脆将互保圈解体。
然而实际上，企业和银行、法院，对于互保贷款违约后的连带责任追溯，理解上是存在差异的。比如，一个六家互保总额2.4亿元的贷款，每家拿到4000万元，一旦有一家还不上贷款，在企业看来，应该由其他五家企业平摊还不上贷款的那4000万元。但在法院和银行的实际操作中，对于互保责任的认定是，还不上的这4000万元将由剩下的五家企业中资产最好的那一家全部代偿，万一这家也还不完，就再从剩下的四家企业里选择最优者还清剩余贷款。
这样看来，企业实际上是误解了互保责任的认定，但银行和法院的做法却无形中使互保圈的企业出现道德风险，要么躲债，要么被债压死，最终导致整个互保体系中的信任崩塌，也使债务危机传导至整个互保链条。
在杭州家具商会写给浙江省银监局的一封公开信中提到：近半年，我们这些企业的董事长们每天都在恐惧中度过，担心贷款进去出不来，夜夜的噩梦，根本没有一点心思管理生产经营。
多米诺骨牌式的灾难，
难以在短期内看到尽头
7月初，杭州地区600家知名民营企业联名上书浙江省政府紧急求助，恳请政府帮助他们度过因银行催贷、抽贷而面临的难关。这个消息得到了浙江省金融办公室工作人员的证实。600家参与联名上书的民营企业中，不乏行业龙头、知名企业和中国民营500强企业，如国内输配电行业最强企业之一的虎牌集团、家具行业龙头嘉逸集团、国内人造板行业的领军企业荣事集团等。
引发这次催贷危局的，是两大导火索：一是中江控股董事长俞中江因无力偿还高利贷，资金链断裂，6月14日被杭州警方以涉嫌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刑拘。旗下数十家实体企业和相关资产、债权、债务被依法核查，涉及金额初步统计达数十亿元。二是天煜建设有限公司旗下分公司涉嫌非法集资案发。注册地在东阳的天煜建设下属江苏分公司经理因涉嫌非法集资于2011年12月被法院立案，牵连天煜建设全部账户和房产陆续被法院冻结查封。
此后，沿着企业间的联保链条，银行抽贷风波遍及整个浙江。3月初，浙江荣事实业集团被北京银行抽贷3000万元；3月26日，虎牌集团受荣事实业抽贷影响，加上自身因收购引发的问题，被华夏银行抽贷4000万元，之后又陆续被中国银行、建行、农行相继抽贷，流动资金瞬间告急。更要命是的是，这家中国民企500强斥资7.98亿元收购了浙江宏发能源投资公司，收购款中一半来自自有资金，失血本身就很严重；4月，虎牌集团下游担保圈的企业陆续出现被抽贷的情况，互保链上的正邦水电自4月起，在短短一个半月之内被4家银行抽贷1.05亿元…… 这是一场真正的多米诺骨牌式的灾难。
在奋力扛过一段时间之后，越来越多的企业扛不住了，于是上演了600家企业联名上书这一幕。这次参加联名上书的600家企业提出的诉求主要有两点：一是希望浙江省政府联合省经信委、省金融办、省银监局以及各级政府维稳办成立协调小组，对这次因银行催贷引发的民企资金链危机尽快进行集中和系统性的处置；二是希望浙江省政府出面协调银行暂时停止收贷，并尽快将近期所收贷款暂时发放给相关企业，给企业以喘息和处理危机的时间；希望政府出面与银行方面协调，争取今后三年之内不要削减相关企业的贷款额度。
尽管各级地方政府一再出面召集银企协调会，但银行有自己的商业逻辑。更为深入的表现是，不仅大部分银行已经暂停了互保、联保贷款业务，连小贷公司对参与了互保、联保的企业都是避之不及。这意味着，这场危机难以在短期内看到尽头。
金融加剧了实体经济空心化，但其实，实体经济空心化也导致浙江金融无法进一步发展。金融是实体经济的润滑剂，却代替不了实体经济，实体经济空心化，从某种意义上讲又将浙江金融推到了风口浪尖，让浙江金融即使有心做实体贷款也找不到合适的企业。纵观整个浙江省，居然找不出一家大型和超大型企业，反观江苏、山东、广州的情况，浙江是应该低头反思的。
其实，我不是很认同当前的金融改革，我始终认为，我们目前的金融过于发达，当然这种发达不仅仅是数量上的发达，还表现在不同金融领域进行业务操作的金融机构，在浙江集体演变成了同质化的低效率的放贷竞争。而我们当前的金融改革却是在推动金融的进一步民营化以及新设金融机构制度上下文章。对于目前这种发达的金融，我们应该鼓励金融差异化发展，同时鼓励创新金融产品。
浙江近期发生的事情并非坏事，让浙江的企业回归到合理的发展道路上，否则未来的危机会更严重。未来十年，中国GDP会逐步从8%下降到4-5%之间，利用资产的大幅度升值来获得收益的可能性会逐步降低。
今年三月，我发过一条微博：今年是凯恩斯主义破产的一年，我不是坚定的原市场教旨主义者，我还是很迷信政府的干预措施的，但是我对今年政府的干预手段表示很没有信心。不是不相信政府，而是因为在很多时候，政府作为市场的一个主体，他能做的也相当有限。未来的几个月很考验执政能力。
我悲观的想，经济大面积下滑的情况下，动荡和社会不稳定会成为常态，大家要习惯接受一个不安分的2012或者2013，当然，如果还有明年的话。
过去十年，浙江度过了最好的前五年，也错过了最可惜的后五年
说了这么多，我的核心思想只有一点，浙江金融所从事的金融业态过于简单和低级还是很符合浙江精神的，那就是任何事情都能够草根化。野蛮生长是浙江的天性，浙江政府的无为模式，大大促进了浙江的发展，但是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这种无为模式却又限制了浙江的发展，使得浙江在大型重型企业的建设上一直落后于广东、江苏。浙江在过去十年，度过了最好的前五年，同时也错过了最可惜的后五年。前五年，浙江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如果政府能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将金融工作重点放在引导金融资本聚焦在产业转型升级上，现在的浙江必将是另外一番景象。
浙江经济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金融资本未能适应经济发展水平，不断将注意力放在了原始放贷上。在过去十年里，因为政府的刻意放任自流，不断引入金融机构，却没有在金融监管层面下太多功夫，导致进入浙江的所有金融机构在浙江这个市场所从事的竞争过于原始，除了放贷款，没有干别的事。如果说有区别，就是资金规模以及贷款利率的区别。
浙江金融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自娱自乐玩了很多年，没有人真正思考过浙江金融的下一步何去何从，该如何更好地为浙江的企业服务。
我前面提到过，浙江企业是由于内在的赌性促使浙江商人投向房地产和放贷领域，那么浙江金融的不作为，无疑是进一步将浙江商人逼上梁山的又一把利器。银行作为独立法人，快速盈利自然是第一位的，高利率、便捷放贷、严控风险也是理所当然的事，那么如果将促成金融机构如此放贷，未能有效配合地方经济发展的罪魁祸首归到政府身上，其实也是未尝不可的。
某种意义上讲，企业转型升级是一项赌博，浙江实体经济由大量的简单加工以及初加工的出口构成的，以中小作坊居多。浙江人有自己做老板的习惯，所以大量商人都是从一家企业里分化出来的，因此整体规模都不大。加上浙江一直有藏富于民的说法，大家手头有点钱，日子过得还不错。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金融机构的存在，日子反而会过得很好，金融机构的加入，使得大量商人借钱做事，做什么事开始成为关键。
我们通常认为，做转型升级应该走日本产业革新的道路，比如中小作坊扩产、机器升级或者将更多资金投入研发。但中国的金融机构未能给予这个条件，不能匹配浙江产业升级之路。浙江的资金没有投入到产业升级之路，90%都被投入了房地产。为什么金融机构更乐意投资同样是中长期的房地产而不是企业的中长期项目建设呢？
过去十年，房地产的开发太过简单，只要好的地段，合适的价格拿下，傻瓜团队都能开发，因此，发放房地产贷款需要考虑的因素非常少，便于审查。未来房地产开发可能会越来越注重品牌和差异化竞争，但是过去十年就是拼地价、拼资金的游戏。
对于房地产调控，我的观点是不进行分税制度改革，房地产调控就是一句空话，房地产价格上涨趋势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哪怕回落也只是为了更好的上涨做准备。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在当时的历史因素下，对于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具有极大好处，但是当经济连续高速发展了十多年后的今天，分税制的弊端也得到了极大程度的体现。
从分配比例来看，地方政府获得的税收收入过少，使得地方政府一直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这种情况下，无论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是紧缩的财政政策，其实地方从来只有积极而没有紧缩一说，为什么？创造税收来源是根源。中央政策如果违背了地方政府的利益，阳奉阴违的事情势必出现。事实的确如此，今年浙江的税务稽核方面提高到了30%以上，比过去几年提高了不少。税务稽查的另外一面就是要求企业补交税款，浙江企业已经被补交了不少税款。 浙江金融机构应在各自边际内
拓展深度而非广度
面对浙江当前的危机，政府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浙江经济的乱象，我认为要从三个角度着手。
第一个角度是规范金融机构的边际。不同金融业态之间是有边际的，浙江的乱象就是边际混乱，让金融机构在各自的边际内拓展深度而不是考虑如何逾越边际。
我对小贷一直持反对意见。顾名思义，小贷设立的初衷是为了解决小额贷款难的问题，但是小贷公司在小额贷款上的优势是什么？对于一切以放贷为主营业务的机构，我想应该考虑三个问题：第一，资金来源的成本是多少？第二，贷款给谁？风险如何把控？第三，贷款成本是多少？
小贷在当前很长一段时间内很难形成核心竞争优势，小额贷款的整体坏账率目前没有确切的数据，导致大量银行等金融机构不敢过多介入。作为新成立的金融机构，小贷公司试水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目前浙江很多小贷公司潜心做小额贷款的少之又少，即使做小额贷款也属于银行客户的配套存在，也就是说，贷款客户本身并不是小额贷款用户。
我一直认为，小贷公司是否能在经营期间有效形成符合自身特色的管理风险理念和风控制度，是小贷公司能否走到最后的关键，而这恰恰需要长期的业务实践才能产生。
小贷由于缺乏流动性，生存难度极大，跟正规金融机构相比，资金来源成本远高于他们，而跟民间借贷比较，又没有明显的优势。小贷的未来除了放开吸储，唯一的一条生路，就是约束民间资本只能通过牌照进行放贷，形成不跟小贷竞争的状态。否则可以想像，小贷最终必然介入高利贷市场，进行违规揽储、非法集资是必然的事情。
说完小贷，我还想谈谈担保公司。我自己在担保公司干过，也看过很多国家的担保业态，其实担保最大的问题在于盈利模式不符合商业逻辑，所以我始终认为，担保在中国会处于一个逐渐消失的状态。担保公司在很多国家是为了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而出现的，但各个国家的事实却证明，担保公司走到最后都依赖政府补贴生存。什么东西需要政府补贴？当然是不赚钱的业务，所以，担保必然是一个商业模式不成立的业态。国内担保公司以民营担保公司居多，扣除大量担保公司不从事担保业务，实质从事放贷业务外，实际从事担保业务的担保公司其实并不多，这也间接说明，就担保而言的确是走不通的。
事实上，哪怕是有财政补贴的欧洲，在七十年代，大量信贷担保机构纷纷倒闭，特别是1992年瑞典信用保险公司破产后，欧洲金融界基本全面停止了贷款信用担保。而我国的担保机构恰恰主要从事贷款信用担保，所以我对担保向来持保留意见，在我看来，担保有三个致命缺陷无法破解。
第一是风险收益不对称。目前担保公司的收费在3%左右，扣除一个点费用外，大概有2%左右的收入。我一直跟很多人分析一个逻辑，中农工建这些成立几十年的金融机构的坏账率在什么水平？如果扣除银行贷款里大量不会坏账或者可以用流动性来弥补和掩盖的的贷款，我想这个数字不会低于2%。银行的风控制度和担保公司的风控制度相比，银行工作人员的能力与担保公司的人员能力相比，即使不敢说超越担保公司，但是总不会差太多。
第二是流动性风险。银行有很强的流动性，理论上银行只要不挤兑的流动性风险，坏账再高也没有关系。而担保公司的流动性就是代偿，一旦无法代偿，就造成了信用挤兑。信用挤兑很可怕，当年的中科智，只是一家银行发出代偿声明，就导致了连锁反映。
第三是担保公司客户群的风险度要远高于银行。浙江银行的风险容忍度已经很高了，现实情况也的确如此，很多担保公司做不了的客户，银行能做。这就意味着银行做不了的客户，担保公司如果去操作，风险会被大大抬高。客户群体的不同很大程度决定了风险事件发生的概率。
之所以提这两个业态，是因为在浙江中小企业占比过大，而能贴合中小企业的，除了小贷就是担保，这两者在浙江却一直未能得到有效的金融监管呵护。最近，浙江省金融办成立了小贷监管处，或许对小贷寻找出路是一个利好消息。
浙江的金融，与其不断设新金融机构，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不如先规范各个金融机构的边际，让小贷做小贷，担保做担保，典当做典当，信托做信托……规范好边界，收缩好金融布局，再反过来大力发展或许效果更好。
浙江经济只是一场
击鼓传花的游戏
第二个角度是核心点。提到浙江经济，我们一定会思考几个问题：为什么金融机构不断涌入浙江放贷？钱来自哪里？浙江人真有那么神奇的赚钱能力吗？浙江的危机明确告诉大家，都错了，浙江经济这只是一场击鼓传花的游戏罢了。
浙江经济最深层的问题是货币的滥发以及滥发之后大量沉淀在银行体系内的资金到处寻找出路，而恰恰在这个时候，房地产暴利不能维系，很多事情就集中爆发了。如果债券市场尽快建立，则可以缓解部分资金无处可去的尴尬境地，同时也缓解浙江民间高利贷过于泛滥的问题。我国的企业融资过于依赖银行融资，而股票市场又沦落为优秀企业套现的场所，导致很多需要转型升级以及真正需要用钱的企业，处于无处可融的尴尬境地。
浙江的债券市场分为两类：一类是银行为代表的相对正规的债券市场，另一类就是非银行高利贷。凡是银行不接受的客户，所能选择的就是高利贷。在信托融资至少高于15%，小贷融资成本平均18%，典当融资25%，民间融资成本至少在36%以上的环境下，浙江企业并没有太多选择。也就是说，如果不能进入银行融资通道，事实上就只能进行高利贷了，区别只是被谁宰的问题，而这也恰恰是浙江的悲哀之处。所以，从风险特征上来看，中国的债权市场只存在低风险和高风险，不存在中等风险的产品区间。原因是中国的债券市场并不发达，大量无法在低风险区域解决的债权就都进入了风险较高的区域，甚至连银行本身也成为了高风险债权的主要解决方。
近期的一些政策让我看到一些希望，各地债券市场的建立，应该会逐步改变这一风险结构特征。目前大量高风险区域中的中等风险债权会逐步下移到中等风险区域之中，通过债券的方式进行融资。对浙江的企业而言，这或许是个利好消息，有可能会成为破局的关键。 其实在浙江，很多进入高风险区域的债券，本身并不是高风险，但却由于在高风险区域里游荡的金融机构本身具备极高的风险收益，所以会推高这个区域里的企业融资成本，从而推动这些企业的风险高企。这种高企，不是因为他本身有高风险，而是因为外部的环境所产生的高风险。
比如一家企业，接受三年期年化8%—12%的利率是中等风险，但如果接受短期20%的利率就成了高风险。高利贷区域里的市场较为险恶，普遍的信息流通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资金的借贷也缺乏有效性，使得借入方很难有效安排和使用资金，从而无形之中也推高了经营压力。事实上，目前高利贷的放贷机构也在谋求转型。高利贷是无法改变的商业形态，其生存有合理的生存逻辑，并且将在长时间内持续下去。但长久以来的实践证明，以下两种情形同时出现的高利贷，必然无法持续：固定成本的借贷行为匹配主动管理型的操作方式。
什么叫主动管理？就是你把钱借给我，别管我怎么用；所谓固定成本的借贷行为匹配主动管理型的操作方式，就是你借给我钱，我给你许诺一定的利息，你别管我怎么用。这种借入固定利息的资金进行主动管理，基本上就意味着死亡是迟早的事，主要在于资金和项目之间的平衡很难做到无缝对接。比如一旦你以20%借入资金，你必须保证每年收益超过20%才能保本，这对于某些商业奇才来说或许是可行的，但项目和资金的匹配度是没有那么好的，中间会存在很多时间成本。在这段时间里，如果项目没有找到，利息却要不断支出，所以实际成本必然要达到20%以上，因此，借入资金方的财务压力是极大的。假如你借了一亿元一年的时间，但可能你实际能用的资金只有五千万的六个月，按照年化计算，大概实际成本要高达80%以上，纵然你是商业奇才，我想也做不到这个收益率。所以，吴英这类人一旦走上固定收益的主动管理，是必死无疑的。
我将固定利息超过15%的主动管理型基本都定义为非法集资，即使如此，高利贷还是有存在空间和形态的。高利贷的合理生存逻辑有两种：一是项目管理型的固定成本资金，二是不设定固定收益的主动管理型。在项目主导的情况下，收益可以跟项目锁定，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无效资金成本沉淀，从而降低由于资金沉淀带来的成本过高的风险，信托就是典型的项目管理型的固定收益类的高利贷形态。而不设定固定收益的主动管理型的高利贷，更像是一种股权投资行为，是一种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行为，由于是风险共担和利益共享，从而使得高利贷的资金成本较低，可操作空间较大，可投资的品种也更为丰富，他所要体现的是良好的资产管理能力，小额贷款公司、典当公司以及某些主动管理型的私募债券基金都是这种模式。
从持续的经营角度考虑，由于项目管理型会因为一个项目的失败给单一项目投资人造成较大的冲击；而主动管理型，可以在多个项目之间进行分散投资和平衡，从而减少某一项目失败带来的风险。因此，高利贷只有通过非固定收益的主动管理型才有持续存在的可能。
未来金融改革的破局会从债权市场开始，债权市场的发达会很大程度上改变目前除了银行就是非银行高利贷的格局。很多游荡在高利贷区域里的企业，可能落在债券市场，而融资成本大大降低，从而变相拉低了其他金融机构的放贷利率；或者直接参与到债券市场从事交易。相比之下，债权的流动性要远远好于单一的债权交易，所以债权市场将改变以银行为主导的债权市场格局。
我之所以看重债券市场，很大程度跟政府开始转变自身定位的考量有关。中国在私募之前没有债券市场，之前所有的公募债都要两个部门审批才能发行，无论实践中还是理论上都不存在违约的可能，这种情况下的债券市场没有价值。而这次私募债的发行采取的是备案制，极大改变了发行体系，将产品定价和风险承担都推到了市场中，这会衍生出很多机会，也会极大推动国内债券市场的变革。
当然，私募债为主导的债券市场的建设难度会很大，主要集中在风险定价和风险承担的制度建设上。债券市场一开始或许就会是腥风血雨、惨淡开场，尤其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情况下，但是艰难起步是破局的好步骤。
金融改革需
从鼓励金融创新开始
第三个角度是务虚。前段时间跟朋友吃饭，一个朋友说，中国的金融专家在过去十年都在“牢”里呆着。说这句话的时候挺悲哀，一个不会保护金融创新的国家，一个法律模糊的国家，金融人才除了“牢”里的确没有更合适的地方呆着。
在中国做金融创新，需要有种舍我其谁的魄力和勇气，但其实回头看看全球的金融创新，最初的目的都很单纯，都只是为了当时的金融监管。所以，现在看起来的很多金融创新，无一不是突破金融监管而创造的，政府和金融机构在一次次的博弈中，不断衍生和变化，促进了金融市场的蓬勃发展。一个金融创新突破了金融监管，而不违反金融监管政策，本身又无私利的金融机构，我们是需要创造条件给予充分的保障的。所以我觉得，金融改革先从鼓励金融创新开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