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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11年10月10日（辛亥年八月十九日）傍晚，古老的华中重镇——湖北省城武昌，气氛显得格外阴沉、郁闷。昏暗的街道上，除了偶尔闪现武装巡警的身影，人迹已经稀少。然而，在木屋草舍之间、深院高堂之内，各色人等还三三两两谈论昨天深夜革命党人被处斩以及党人准备起事的种种消息。正当人们怀着惶恐、期待的双重心情，准备关门闭户的时候，武昌城南右旗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营房突然爆发几响清脆的枪声。紧接着，一群士兵冲出营房，直奔楚望台军械库。城内其他一些新军标营士兵也相继赶赴楚望台集结。城外的辎重队、炮兵和骑兵也经由中和门开入城内。一队又一队士兵持枪拖炮，秩序井然地迅疾奔驰。不久，通往湖广总督督署的几条街道枪声大作，继而炮声隆隆，一些铺店和督署门前钟鼓楼燃起熊熊大火，映照着冲锋陷阵的士兵矫健的身形。
10月11日清晨，被武昌方面彻夜枪炮声惊动的汉口中外居民，纷纷涌到长江堤岸朝南眺望，有人借助望远镜，透过秋晨的薄雾，隐约看到武昌黄鹤楼警钟楼顶飘扬着一面全然不同于清朝黄龙旗的深红底色的九角十八星旗。
“武昌为革命党占领!”
“湖广总督瑞澂弃城!”
这些惊人的消息顿时飞传大江南北、五洲四海。早已如同一片干柴林的中国大地，因这星星之火而立即“腾起熊熊烈焰”。
武昌新军起义对摇摇欲坠的清王朝来说，如同一声不及掩耳的迅雷；对全国民众及革命领导机关同盟会则是一个无比振奋人心的喜讯。当时，革命党人的“共主”孙中山（1866—1925）正在美国从事宣传和募捐活动，他是10月12日在美国哥罗拉多州典华（今译丹佛）城从报纸上获悉“武昌为革命党占领”的消息的。10月13日，孙中山自圣路易斯抵达芝加古（今译芝加哥），为该埠同盟会分会代拟《预祝中华民国成立大会布告》，向世界宣布：武昌已经光复，“义声所播，国人莫不额手相庆，而虏运行将告终。”同盟会的另一领袖、历次武装暴动的主要组织者黄兴（1874—1916）对武昌起义有比较具体的了解。广州黄花岗之役失败以后，黄兴已考虑将起義地点从沿海移往华中腹地，他在武昌起义前五天致书冯自由（1882—1958）说：“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劲，宁、皖、陕、蜀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大事不难一举而定也。”他还批评那种认为湖北党人“无主动之资格”的局外之见，指出鄂省军界“人心愤发，倚为主动，实确有把握，诚为不可得之机会”。为了统筹全局，黄兴与中部同盟会负责人谭人凤（1860—1920）、宋教仁（1882—1913）一再传信湖北党人，要他们等待外款接济和指导者赶赴现场，不可贸然起事。但10月9日汉口、武昌连续发生突然事变，面对弦满欲发的紧急形势，湖北党人毅然举行震惊中外的武昌新军起义，表现了高度的革命主动精神。
自1895年兴中会员陆皓东（1867—1895）广州举义开始，十几年来革命党人先后在广东、云南、安徽、湖南等省举行过多次武装暴动，但就规模和所取得的成就而论，均不能与武昌起义相比拟。武昌起义首次夺占了一座省城，首次建立起完备的、行使了职能的革命政权，在全国人民面前活生生地树立起推翻清王朝和专制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旗帜，将以孙中山为首的全国各地革命者酝酿多年的革命运动推向辉煌的高峰。因此，这次中国历史上具有比较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就以武昌起义爆发的辛亥年命名，而武昌起义也理所当然地被称作“辛亥首义”。
武昌首义事起仓促，带有很大的“猝发”性质。但这次起义能够吸引那样众多的新军士兵参加；刚刚成立的湖北军政府能够立即拿出一系列文告，将革命宗旨宣布天下；武汉三镇及湖北各府县民众能够那样迅速而热烈地起来响应革命；湖北民军在湖南等省的支援下，有力量同前来讨伐的精锐的北洋军周旋于江汉之滨、龟山之麓达四十余天，从而为各省“易帜独立”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这一切则无法用“偶然性”一言以蔽之。当我们考察十九世纪末叶以来湖北出现的新的经济土壤、新的社会阶级和社会思潮，追溯湖北革命党人在长达十年的期间，遵循孙中山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在乡邦所作的英勇而坚实的努力，便会发现：武昌首义决非一只从云端掉下来的幸运之果。
由武昌起义导入高潮的辛亥革命，以推翻“洋人朝廷”——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为目标，从而具有全新的性质。章太炎（1869—1936）曾经颇有风趣地概括了这场革命同旧式农民起义的区别：“以前的革命，俗称强盗结义；现在的革命，俗称秀才造反。”这里的“秀才”，实指近代知识分子。由于有这样的“秀才”起来“造反”，才摆脱了作为“改朝换代”工具的旧式农民战争的厄运。
辛亥革命曾经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希望。当时，不少革命党人都以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殊不知，“专制永长，昭苏非易”，“桎梏顿解，卷挛尚多”。在帝国主义支持下，根深蒂固的反动势力很快从震惊中恢复过来，重新集结、扩充力量，朝革命发起反扑。而作为革命领导者的中国资产阶级却是那样幼弱，这个阶级固然涌现出一批悲歌慷慨的战士，但就总体而论，中国资产阶级虽有足够的勇气推翻清廷，但在更深刻意义的反帝反专制的斗争中却表现出“一种惊人的、不可思议的软弱性”。辛亥革命经过“武昌起义——南京临时政府建立”的短暂蓬勃发展阶段，便迅速跌入失败的深渊。而历史又是那样善于捉弄人：恰恰在辛亥革命“首义之区”的湖北，革命果实以特别典型的方式落入旧势力之手。那个在起义翌日被党人强拉来充当湖北军政府都督的原清军混成协协统黎元洪（1864—1928），做了一段尸位素餐的“泥（黎）菩萨”之后，在旧官僚、立宪派和革命党人中热衷于个人权位者的簇拥下，逐渐掌握了军政府的实权，并对首义志士或驱逐、或屠杀、或收买。以后，连这个与首义有某种因缘关系的黎元洪也被袁世凯挤出湖北，昔日的“首义之区”竟全然落入北洋军阀的掌握之中。富于象征意味的事情是：曾被湖北军政府命名为“起义门”的原中和门，由前来督鄂的北洋军人段祺瑞（1865—1936）于1913年底重新改回原名“中和门”。一度生机勃勃、被全国人民视为希望所在的湖北，又回复到旧的生活轨道，“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人民群众并未在这场革命中获得多少实际利益，不过“枉然失了一条辫子”。
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人民尽管陷入苦难的深渊，却并没有沉沦，他们在重新摸索前进的道路，“社会运动和民主主义高潮正在汹涌澎湃地发展”。“世界上任何力量也不能在亚洲恢复旧的农奴制度，也不能铲除亚洲国家和半亚洲国家人民群众的英勇的民主精神。”列宁（1870—1924）在1913年这个中国革命的低潮时期对中国形势做出的积极估量，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孙中山1915年说，他奔走于国内外，领导反对袁世凯的护国运动，“实欲竟辛亥之功”。可见，即使在最黑暗的时日，辛亥革命的理想仍然鼓舞着中国革命者奋斗不息。
武昌首义从酝酿、爆发、扩展到失败的历程，相当充分地显示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特征。
10月11日清晨，被武昌方面彻夜枪炮声惊动的汉口中外居民，纷纷涌到长江堤岸朝南眺望，有人借助望远镜，透过秋晨的薄雾，隐约看到武昌黄鹤楼警钟楼顶飘扬着一面全然不同于清朝黄龙旗的深红底色的九角十八星旗。
“武昌为革命党占领!”
“湖广总督瑞澂弃城!”
这些惊人的消息顿时飞传大江南北、五洲四海。早已如同一片干柴林的中国大地，因这星星之火而立即“腾起熊熊烈焰”。
武昌新军起义对摇摇欲坠的清王朝来说，如同一声不及掩耳的迅雷；对全国民众及革命领导机关同盟会则是一个无比振奋人心的喜讯。当时，革命党人的“共主”孙中山（1866—1925）正在美国从事宣传和募捐活动，他是10月12日在美国哥罗拉多州典华（今译丹佛）城从报纸上获悉“武昌为革命党占领”的消息的。10月13日，孙中山自圣路易斯抵达芝加古（今译芝加哥），为该埠同盟会分会代拟《预祝中华民国成立大会布告》，向世界宣布：武昌已经光复，“义声所播，国人莫不额手相庆，而虏运行将告终。”同盟会的另一领袖、历次武装暴动的主要组织者黄兴（1874—1916）对武昌起义有比较具体的了解。广州黄花岗之役失败以后，黄兴已考虑将起義地点从沿海移往华中腹地，他在武昌起义前五天致书冯自由（1882—1958）说：“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劲，宁、皖、陕、蜀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大事不难一举而定也。”他还批评那种认为湖北党人“无主动之资格”的局外之见，指出鄂省军界“人心愤发，倚为主动，实确有把握，诚为不可得之机会”。为了统筹全局，黄兴与中部同盟会负责人谭人凤（1860—1920）、宋教仁（1882—1913）一再传信湖北党人，要他们等待外款接济和指导者赶赴现场，不可贸然起事。但10月9日汉口、武昌连续发生突然事变，面对弦满欲发的紧急形势，湖北党人毅然举行震惊中外的武昌新军起义，表现了高度的革命主动精神。
自1895年兴中会员陆皓东（1867—1895）广州举义开始，十几年来革命党人先后在广东、云南、安徽、湖南等省举行过多次武装暴动，但就规模和所取得的成就而论，均不能与武昌起义相比拟。武昌起义首次夺占了一座省城，首次建立起完备的、行使了职能的革命政权，在全国人民面前活生生地树立起推翻清王朝和专制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旗帜，将以孙中山为首的全国各地革命者酝酿多年的革命运动推向辉煌的高峰。因此，这次中国历史上具有比较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就以武昌起义爆发的辛亥年命名，而武昌起义也理所当然地被称作“辛亥首义”。
武昌首义事起仓促，带有很大的“猝发”性质。但这次起义能够吸引那样众多的新军士兵参加；刚刚成立的湖北军政府能够立即拿出一系列文告，将革命宗旨宣布天下；武汉三镇及湖北各府县民众能够那样迅速而热烈地起来响应革命；湖北民军在湖南等省的支援下，有力量同前来讨伐的精锐的北洋军周旋于江汉之滨、龟山之麓达四十余天，从而为各省“易帜独立”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这一切则无法用“偶然性”一言以蔽之。当我们考察十九世纪末叶以来湖北出现的新的经济土壤、新的社会阶级和社会思潮，追溯湖北革命党人在长达十年的期间，遵循孙中山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在乡邦所作的英勇而坚实的努力，便会发现：武昌首义决非一只从云端掉下来的幸运之果。
由武昌起义导入高潮的辛亥革命，以推翻“洋人朝廷”——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为目标，从而具有全新的性质。章太炎（1869—1936）曾经颇有风趣地概括了这场革命同旧式农民起义的区别：“以前的革命，俗称强盗结义；现在的革命，俗称秀才造反。”这里的“秀才”，实指近代知识分子。由于有这样的“秀才”起来“造反”，才摆脱了作为“改朝换代”工具的旧式农民战争的厄运。
辛亥革命曾经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希望。当时，不少革命党人都以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殊不知，“专制永长，昭苏非易”，“桎梏顿解，卷挛尚多”。在帝国主义支持下，根深蒂固的反动势力很快从震惊中恢复过来，重新集结、扩充力量，朝革命发起反扑。而作为革命领导者的中国资产阶级却是那样幼弱，这个阶级固然涌现出一批悲歌慷慨的战士，但就总体而论，中国资产阶级虽有足够的勇气推翻清廷，但在更深刻意义的反帝反专制的斗争中却表现出“一种惊人的、不可思议的软弱性”。辛亥革命经过“武昌起义——南京临时政府建立”的短暂蓬勃发展阶段，便迅速跌入失败的深渊。而历史又是那样善于捉弄人：恰恰在辛亥革命“首义之区”的湖北，革命果实以特别典型的方式落入旧势力之手。那个在起义翌日被党人强拉来充当湖北军政府都督的原清军混成协协统黎元洪（1864—1928），做了一段尸位素餐的“泥（黎）菩萨”之后，在旧官僚、立宪派和革命党人中热衷于个人权位者的簇拥下，逐渐掌握了军政府的实权，并对首义志士或驱逐、或屠杀、或收买。以后，连这个与首义有某种因缘关系的黎元洪也被袁世凯挤出湖北，昔日的“首义之区”竟全然落入北洋军阀的掌握之中。富于象征意味的事情是：曾被湖北军政府命名为“起义门”的原中和门，由前来督鄂的北洋军人段祺瑞（1865—1936）于1913年底重新改回原名“中和门”。一度生机勃勃、被全国人民视为希望所在的湖北，又回复到旧的生活轨道，“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人民群众并未在这场革命中获得多少实际利益，不过“枉然失了一条辫子”。
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人民尽管陷入苦难的深渊，却并没有沉沦，他们在重新摸索前进的道路，“社会运动和民主主义高潮正在汹涌澎湃地发展”。“世界上任何力量也不能在亚洲恢复旧的农奴制度，也不能铲除亚洲国家和半亚洲国家人民群众的英勇的民主精神。”列宁（1870—1924）在1913年这个中国革命的低潮时期对中国形势做出的积极估量，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孙中山1915年说，他奔走于国内外，领导反对袁世凯的护国运动，“实欲竟辛亥之功”。可见，即使在最黑暗的时日，辛亥革命的理想仍然鼓舞着中国革命者奋斗不息。
武昌首义从酝酿、爆发、扩展到失败的历程，相当充分地显示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