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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郭沫若于1936年创作的短篇小说《楚霸王自杀》是对“霸王别姬”母题的一次“别有用心”的政治改写。小说虚设了乌江亭长和钟离昧两个人物形象，两人教化大众式的“应答叙事”为作者的政论宣讲提供了便利的叙事舞台；作者还对项羽失败的“天命观”作了否定，并指出项羽失败的真正原因是失去民心，其借助历史素材抒发个人政治观点的目的不言自明。
关键词 霸王别姬；应答叙事；意图改写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霸王别姬”及其相关的故事最早出现在《史记》中。《史记》以降，关于项羽、刘邦、虞姬以及楚汉战争的故事开始在民间广为流传，反映在文艺作品中，就是大量咏史的诗、史话、杂剧以及传统戏剧对这一故事的演绎与评说。“霸王别姬”及其相关的故事情节，已构成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母题。
进入20世纪，西方各种社会思潮、价值观冲击着中国的传统文化，现代作家借助“霸王别姬”这一家喻户晓的故事，在审美情感上将自身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吸纳，以及对现实的感受与反思整合起来，纳入一个公共的叙事体系中，通过对传统“霸王别姬”故事中各个叙事元素的填补与颠覆性重说(主要是人物形象与情节设置两方面的改写)，实现各自“别有用心”的意图改写。新历史主义对于历史的定义为“霸王别姬”母题的改写提供了理论依据，而《史记》以及后《史记》文本中关于这一故事的记载和重述为现代作家对“霸王别姬”进行意图改写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1936年，游历日本的郭沫若创作了短篇历史小说《楚霸王自杀》。这篇小说突破了以往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程式化理解，熔铸了作者独特的个人体验、政治理想和时代追求，从政论的角度出发，重新对“霸王别姬”这一传统故事进行新编，实现了作者政治话语与时代语境的完美结合，构成了“霸王别姬”母题在现代流变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霸王别姬”故事本身附属于刘邦和项羽的军事斗争，是这场宏大政治事件的一个小插曲，因此，从政治角度展开对项羽、虞姬、刘邦、吕雉等历史人物的评说一直都是人们所喜好的一种方式。20世纪初，虽然西方新思想的引介大开国人眼界，但由于长期以来儒家思想根深蒂固的影响，大部分人在衡量与评价刘项之争时依然站在传统价值观立场上，贬项褒刘。京剧大师梅兰芳和当时风头正劲的武生杨小楼演绎的京戏《霸王别姬》，便是持传统的价值立场；又如李永蘩发表在1915年1月25日《中华教育界》第4卷第1期上的政论文章《高祖英明难制吕后之悍项羽残暴竞得虞姬之贤论》也颇具代表性。1936年2月，远在日本的郭沫若也借助这一历史题材，创作出一篇颇具政论色彩的短篇小说《楚霸王自杀》。郭沫若选择了“霸王别姬”这一故事并对其进行新编，通过对项羽、刘邦、钟离昧、乌江亭长、田父等相关人物形象的补白与重说，以及对相关故事情节的合理想象与推衍，实现了他对“霸王别姬”母题“别有用心”的意图改写。
一、人物形象的虚设与“应答叙事”
在这篇小说中，郭沫若以项羽自刎乌江的史实为依托，合理发挥想象，对项羽自刎于乌江这一历史场景进行了改写，虚设了历史中并不存在的两个人物：乌江亭长和受伤的项羽部将钟离昧。
在司马迁的《史记·项羽本纪》中，正当项羽穷途末路、望江兴叹之际，乌江亭长适时而出、从天而降，为项羽指明了一条逃生之路。为了把项羽塑造成一个舍生取义的英雄，为了完成对项羽传统道德化身的完美人格的塑造，司马迁不惜弃史官之“春秋笔法”于不顾，运用合理想象设置故事情节，于细节中展示人物恪守信义的传统美德。可以说。在《史记·项羽本纪》乌江自刎这一场景中，乌江亭长只是凸显项羽恪守信义这一人格魅力的一个陪衬性符码，而作为故事中的一个人物形象却是模糊的，存在“补白”的可能性。到了郭沫若笔下，乌江亭长的形象变得鲜活、生动，这显然是经过了作者有意的刻画与增补。在小说《楚霸王自杀》中，“眼睛含着智的光辉”的乌江亭长从一出场就在气势上把英雄项羽压了下去。他以读书人的气度指点江山、批评时政：“只要你(指项羽)把你目前的这种仁心，以后推广出去，真真正正把天下的人救起来，真真正正把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天下的人放在你的念头上，以你的才力专用于救世济人，我看不要说天，什么人都是会帮着你的，江东父老也一定会帮着你的，现在还不迟”。可以说，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郭沫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影子。当时日本到处弥漫着军国主义的气息，郭沫若那颗敏感的心似乎也察觉到了中日两国之间一触即发的大战讯号，对政治始终抱有热情的他在民族危亡的多事之秋当然不会无动于衷。从郭沫若创作这篇小说的历史背景与个人境遇判断，借历史人物讽谕政治的改写意图不言自明。
郭沫若虚设的另一人物是受伤的项羽部将钟离昧。在《史记·项羽本纪》中，确有项王临终托付乌驹于乌江亭长的记载，但却只字未提钟离昧。这一人物在郭沫若小说中的凭空介入，也是作者为了叙事的需要而特意安排的。乌江亭长取代项羽成为小说叙述的核心人物之后，载着项羽赠送的乌驹远离江岸，在江心飘荡的小舟上观看这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搏杀，观看“力能扛鼎气拔山”的霸王如何慷慨自刎。按照叙事逻辑，颇具评说欲望和布道冲动的“读书人”——知识分子——乌江亭长不仅要“看”，而且要“说”。作者在创作这篇小说之前，对于“说什么”早已成竹在胸。关键是“如何说”。乌江亭长不可能对着自己身边项王赠送的战马发一通“仁爱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宏论。鉴于此，郭沫若设置了这样一个情节：霸王项羽临别时不但赠送千里良驹给乌江亭长，而且请求亭长将其受伤部将钟离昧送过江去。所以乌江亭长完全有理由对着身边这个比他更为关注项羽生死的钟离昧，发表一通与霸王之败相关的政治演说。钟离昧这一人物的设置，从故事情节上说，为乌江亭长指点江山、批评霸王个人英雄主义的政治演讲提供了一个“受训对象”；从叙述功能上讲，是作者虚设的一个“听众”，象征作者力图要唤醒、要启蒙的愚昧的民众。郭沫若写作这篇小说的目的其实就是想借历史题材讽谕政治，号召国内停止内战，一致抗击日寇的入侵。钟离昧看到项王自刎乌江后，也想拔剑自刎，追霸王而去。乌江亭长是这样劝慰他的：“现今天下的人还在水火里面，北方的匈奴，尤其在跳梁，我们现在正是需要着有不怕死的精神而以济人救世为怀的武人的。你的责任还很重大，不应该做这样无责任的事。”此处的“北方的匈奴”指涉的就是在北方一直对中国东北三省甚至整个中国虎视耽耽的日本。
乌江亭长与钟离昧这两个人物的设置，在小说中具有双重意义。乌江亭长以读书人的身份赋予作者言说的便捷，作者可以明正言顺、令人信服地借乌江亭长之口评述时政。而钟离昧名字本身就颇具深义，“钟离昧”与“终离味”谐音，暗指那些被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所蒙蔽的愚昧的民众， 应摆脱蒙昧，看清时势，做出正确的选择。可以说，这两个人物的设置，在叙述策略上形成了一种“应答叙事”。乌江亭长启蒙者的身份对应钟离昧被启蒙对象的身份，两人一问一答的叙述模式耐人寻味，俨然一幅知识分子教化大众的熟悉场景。两个“子虚乌有”的人物的设置，在另外一重意义上为故事场景虚设了一层“真实的外衣”。这种“应答叙事”给读者造成一种紧张刺激的“在场”感觉，有效地避免了全篇第三人称外在叙述所造成的说教色彩浓烈而真实感淡薄的缺陷。
二、天命观的颠覆与意象化隐喻
郭沫若对“楚霸王自杀”的另一处改写，是对于“天亡霸王”这一天命观的质疑与反驳。在《史记·项羽本纪》中，项羽在自杀前曾悲壮地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苍天，因为他不甘心也不相信自己最终被不守信义的刘邦所打败。所以在持剑自杀之前，他怨气满腹且迷惑不解地向苍天诘问。“太史公”站在史家的高度，较为客观地评价了项羽失败的原因。在他看来，是项羽骄傲自大、刚愎自用的个性导致了失败，简单地说，项羽的失败就是一出典型的个人英雄主义的性格悲剧。但在郭沫若看来，项羽的失败另有原因。在《楚霸王自杀》中，郭沫若借乌江亭长之口评价项羽的失败，不但否定了“天亡霸王”的天命观，而且为项羽败于汉王刘邦找到了一个更为恰当的理由，那就是“失掉了民心”。项羽在推翻暴秦之后火烧阿房宫，在新安坑秦降卒20万，这些残暴的行为导致了民心离散，进而导致他的速亡。郭沫若此处不仅仅是对历史人物项羽的评说，他所暗指的是“只顾自己的权势，不管老百姓死活的人”，也就是当时一心推行“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的国民党反动派。他不无警告地预言他们是走着自杀的道路，项王便是一个很好的教训。郭沫若一直认为文艺不能脱离时代的中心要求，必须为重大政治斗争服务。他曾经指出：“现实主义并不是单纯的写实主义，它必须‘彰善阐恶，树之风声’，因而它的骨子里不免有‘刺’。中国的儒家经典《诗三百篇》，差不多没有一篇没有‘刺’。‘刺’对于文艺存在可以说等于自然属性。”可以看出，郭沫若在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刺”，虽然不像鲁迅杂文一样“像匕首，像投枪”般犀利，但同样可以刺中国民党反动派的要害，让当时麻木的国民直面惨淡的现实和淋漓的鲜血。
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说的开头与结尾，有白雪、太阳、长江三种事物反复出现，而结尾也同样出现了对于白雪、太阳、长江三种事物的白描和拟人化对话。应该说，白雪、太阳、长江三种自然界的事物在郭沫若笔下构成了三种意象，其功能不仅是为故事的发生设置适当的背景，而且分别指涉楚汉战争时的英雄项羽、民心、读书人乌江亭长。这三种意象具有更深层的隐喻：“骄矜”的白雪“只图巩固自己的位置”。不言自明，白雪影射的是“挟着污秽一道流来”的国民党反动派；而“新生的清早的太阳”当然象征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在沉毅的声浪中吐着他的赤诚的劝告”的长江。其实就是作为知识分子的郭沫若本人的隐喻。在内忧外患、国难当头的时刻，对祖国母亲怀有赤诚之心的郭沫若满怀救亡图存的报国之志。借古人讽谕现世，借古事影射现实，从而曲折而强烈地表达了中国人民反对法西斯暴政、反对内战、反对侵略、反对妥协投降的现实要求，写古人而实为“夫子自道”。但客观地讲，郭沫若这篇政治讽谕小说图解政治的色彩过于浓郁，人物过于漫画式或概念化，作品思想有余而形象不足，带有即兴随笔的成分，但作品构思之大胆和想象之奇特难能可贵。
毋庸置疑，郭沫若对项羽败亡的“再记述”明显受到了当时政治因素的影响，虽然其艺术视野还基本局限在传统价值观念的框架之内，但对项羽形象的重新定位及相关情节的改写，使得“霸王别姬”母题获得了可以进一步生发的逻辑起点，人们可以从现代的历史观念出发对这一母题做出新的阐释。
关键词 霸王别姬；应答叙事；意图改写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霸王别姬”及其相关的故事最早出现在《史记》中。《史记》以降，关于项羽、刘邦、虞姬以及楚汉战争的故事开始在民间广为流传，反映在文艺作品中，就是大量咏史的诗、史话、杂剧以及传统戏剧对这一故事的演绎与评说。“霸王别姬”及其相关的故事情节，已构成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母题。
进入20世纪，西方各种社会思潮、价值观冲击着中国的传统文化，现代作家借助“霸王别姬”这一家喻户晓的故事，在审美情感上将自身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吸纳，以及对现实的感受与反思整合起来，纳入一个公共的叙事体系中，通过对传统“霸王别姬”故事中各个叙事元素的填补与颠覆性重说(主要是人物形象与情节设置两方面的改写)，实现各自“别有用心”的意图改写。新历史主义对于历史的定义为“霸王别姬”母题的改写提供了理论依据，而《史记》以及后《史记》文本中关于这一故事的记载和重述为现代作家对“霸王别姬”进行意图改写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1936年，游历日本的郭沫若创作了短篇历史小说《楚霸王自杀》。这篇小说突破了以往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程式化理解，熔铸了作者独特的个人体验、政治理想和时代追求，从政论的角度出发，重新对“霸王别姬”这一传统故事进行新编，实现了作者政治话语与时代语境的完美结合，构成了“霸王别姬”母题在现代流变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霸王别姬”故事本身附属于刘邦和项羽的军事斗争，是这场宏大政治事件的一个小插曲，因此，从政治角度展开对项羽、虞姬、刘邦、吕雉等历史人物的评说一直都是人们所喜好的一种方式。20世纪初，虽然西方新思想的引介大开国人眼界，但由于长期以来儒家思想根深蒂固的影响，大部分人在衡量与评价刘项之争时依然站在传统价值观立场上，贬项褒刘。京剧大师梅兰芳和当时风头正劲的武生杨小楼演绎的京戏《霸王别姬》，便是持传统的价值立场；又如李永蘩发表在1915年1月25日《中华教育界》第4卷第1期上的政论文章《高祖英明难制吕后之悍项羽残暴竞得虞姬之贤论》也颇具代表性。1936年2月，远在日本的郭沫若也借助这一历史题材，创作出一篇颇具政论色彩的短篇小说《楚霸王自杀》。郭沫若选择了“霸王别姬”这一故事并对其进行新编，通过对项羽、刘邦、钟离昧、乌江亭长、田父等相关人物形象的补白与重说，以及对相关故事情节的合理想象与推衍，实现了他对“霸王别姬”母题“别有用心”的意图改写。
一、人物形象的虚设与“应答叙事”
在这篇小说中，郭沫若以项羽自刎乌江的史实为依托，合理发挥想象，对项羽自刎于乌江这一历史场景进行了改写，虚设了历史中并不存在的两个人物：乌江亭长和受伤的项羽部将钟离昧。
在司马迁的《史记·项羽本纪》中，正当项羽穷途末路、望江兴叹之际，乌江亭长适时而出、从天而降，为项羽指明了一条逃生之路。为了把项羽塑造成一个舍生取义的英雄，为了完成对项羽传统道德化身的完美人格的塑造，司马迁不惜弃史官之“春秋笔法”于不顾，运用合理想象设置故事情节，于细节中展示人物恪守信义的传统美德。可以说。在《史记·项羽本纪》乌江自刎这一场景中，乌江亭长只是凸显项羽恪守信义这一人格魅力的一个陪衬性符码，而作为故事中的一个人物形象却是模糊的，存在“补白”的可能性。到了郭沫若笔下，乌江亭长的形象变得鲜活、生动，这显然是经过了作者有意的刻画与增补。在小说《楚霸王自杀》中，“眼睛含着智的光辉”的乌江亭长从一出场就在气势上把英雄项羽压了下去。他以读书人的气度指点江山、批评时政：“只要你(指项羽)把你目前的这种仁心，以后推广出去，真真正正把天下的人救起来，真真正正把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天下的人放在你的念头上，以你的才力专用于救世济人，我看不要说天，什么人都是会帮着你的，江东父老也一定会帮着你的，现在还不迟”。可以说，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郭沫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影子。当时日本到处弥漫着军国主义的气息，郭沫若那颗敏感的心似乎也察觉到了中日两国之间一触即发的大战讯号，对政治始终抱有热情的他在民族危亡的多事之秋当然不会无动于衷。从郭沫若创作这篇小说的历史背景与个人境遇判断，借历史人物讽谕政治的改写意图不言自明。
郭沫若虚设的另一人物是受伤的项羽部将钟离昧。在《史记·项羽本纪》中，确有项王临终托付乌驹于乌江亭长的记载，但却只字未提钟离昧。这一人物在郭沫若小说中的凭空介入，也是作者为了叙事的需要而特意安排的。乌江亭长取代项羽成为小说叙述的核心人物之后，载着项羽赠送的乌驹远离江岸，在江心飘荡的小舟上观看这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搏杀，观看“力能扛鼎气拔山”的霸王如何慷慨自刎。按照叙事逻辑，颇具评说欲望和布道冲动的“读书人”——知识分子——乌江亭长不仅要“看”，而且要“说”。作者在创作这篇小说之前，对于“说什么”早已成竹在胸。关键是“如何说”。乌江亭长不可能对着自己身边项王赠送的战马发一通“仁爱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宏论。鉴于此，郭沫若设置了这样一个情节：霸王项羽临别时不但赠送千里良驹给乌江亭长，而且请求亭长将其受伤部将钟离昧送过江去。所以乌江亭长完全有理由对着身边这个比他更为关注项羽生死的钟离昧，发表一通与霸王之败相关的政治演说。钟离昧这一人物的设置，从故事情节上说，为乌江亭长指点江山、批评霸王个人英雄主义的政治演讲提供了一个“受训对象”；从叙述功能上讲，是作者虚设的一个“听众”，象征作者力图要唤醒、要启蒙的愚昧的民众。郭沫若写作这篇小说的目的其实就是想借历史题材讽谕政治，号召国内停止内战，一致抗击日寇的入侵。钟离昧看到项王自刎乌江后，也想拔剑自刎，追霸王而去。乌江亭长是这样劝慰他的：“现今天下的人还在水火里面，北方的匈奴，尤其在跳梁，我们现在正是需要着有不怕死的精神而以济人救世为怀的武人的。你的责任还很重大，不应该做这样无责任的事。”此处的“北方的匈奴”指涉的就是在北方一直对中国东北三省甚至整个中国虎视耽耽的日本。
乌江亭长与钟离昧这两个人物的设置，在小说中具有双重意义。乌江亭长以读书人的身份赋予作者言说的便捷，作者可以明正言顺、令人信服地借乌江亭长之口评述时政。而钟离昧名字本身就颇具深义，“钟离昧”与“终离味”谐音，暗指那些被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所蒙蔽的愚昧的民众， 应摆脱蒙昧，看清时势，做出正确的选择。可以说，这两个人物的设置，在叙述策略上形成了一种“应答叙事”。乌江亭长启蒙者的身份对应钟离昧被启蒙对象的身份，两人一问一答的叙述模式耐人寻味，俨然一幅知识分子教化大众的熟悉场景。两个“子虚乌有”的人物的设置，在另外一重意义上为故事场景虚设了一层“真实的外衣”。这种“应答叙事”给读者造成一种紧张刺激的“在场”感觉，有效地避免了全篇第三人称外在叙述所造成的说教色彩浓烈而真实感淡薄的缺陷。
二、天命观的颠覆与意象化隐喻
郭沫若对“楚霸王自杀”的另一处改写，是对于“天亡霸王”这一天命观的质疑与反驳。在《史记·项羽本纪》中，项羽在自杀前曾悲壮地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苍天，因为他不甘心也不相信自己最终被不守信义的刘邦所打败。所以在持剑自杀之前，他怨气满腹且迷惑不解地向苍天诘问。“太史公”站在史家的高度，较为客观地评价了项羽失败的原因。在他看来，是项羽骄傲自大、刚愎自用的个性导致了失败，简单地说，项羽的失败就是一出典型的个人英雄主义的性格悲剧。但在郭沫若看来，项羽的失败另有原因。在《楚霸王自杀》中，郭沫若借乌江亭长之口评价项羽的失败，不但否定了“天亡霸王”的天命观，而且为项羽败于汉王刘邦找到了一个更为恰当的理由，那就是“失掉了民心”。项羽在推翻暴秦之后火烧阿房宫，在新安坑秦降卒20万，这些残暴的行为导致了民心离散，进而导致他的速亡。郭沫若此处不仅仅是对历史人物项羽的评说，他所暗指的是“只顾自己的权势，不管老百姓死活的人”，也就是当时一心推行“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的国民党反动派。他不无警告地预言他们是走着自杀的道路，项王便是一个很好的教训。郭沫若一直认为文艺不能脱离时代的中心要求，必须为重大政治斗争服务。他曾经指出：“现实主义并不是单纯的写实主义，它必须‘彰善阐恶，树之风声’，因而它的骨子里不免有‘刺’。中国的儒家经典《诗三百篇》，差不多没有一篇没有‘刺’。‘刺’对于文艺存在可以说等于自然属性。”可以看出，郭沫若在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刺”，虽然不像鲁迅杂文一样“像匕首，像投枪”般犀利，但同样可以刺中国民党反动派的要害，让当时麻木的国民直面惨淡的现实和淋漓的鲜血。
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说的开头与结尾，有白雪、太阳、长江三种事物反复出现，而结尾也同样出现了对于白雪、太阳、长江三种事物的白描和拟人化对话。应该说，白雪、太阳、长江三种自然界的事物在郭沫若笔下构成了三种意象，其功能不仅是为故事的发生设置适当的背景，而且分别指涉楚汉战争时的英雄项羽、民心、读书人乌江亭长。这三种意象具有更深层的隐喻：“骄矜”的白雪“只图巩固自己的位置”。不言自明，白雪影射的是“挟着污秽一道流来”的国民党反动派；而“新生的清早的太阳”当然象征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在沉毅的声浪中吐着他的赤诚的劝告”的长江。其实就是作为知识分子的郭沫若本人的隐喻。在内忧外患、国难当头的时刻，对祖国母亲怀有赤诚之心的郭沫若满怀救亡图存的报国之志。借古人讽谕现世，借古事影射现实，从而曲折而强烈地表达了中国人民反对法西斯暴政、反对内战、反对侵略、反对妥协投降的现实要求，写古人而实为“夫子自道”。但客观地讲，郭沫若这篇政治讽谕小说图解政治的色彩过于浓郁，人物过于漫画式或概念化，作品思想有余而形象不足，带有即兴随笔的成分，但作品构思之大胆和想象之奇特难能可贵。
毋庸置疑，郭沫若对项羽败亡的“再记述”明显受到了当时政治因素的影响，虽然其艺术视野还基本局限在传统价值观念的框架之内，但对项羽形象的重新定位及相关情节的改写，使得“霸王别姬”母题获得了可以进一步生发的逻辑起点，人们可以从现代的历史观念出发对这一母题做出新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