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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晚发生在土耳其的未遂政变事件近日持续发酵，引发强烈余波。土总统埃尔多安指责长期流亡美国的苏非派宗教领袖、土耳其社会伊斯兰的倡导者居伦操纵军队中的支持者策划实施了此次政变，并以调查政变阴谋、肃清公共部门的“居伦分子”为由，在军队、司法、教育、行政、媒体等领域大肆搜捕“居伦运动”成员及其支持者。截至7月底，已有至少6万人被波及，1万余人遭逮捕。土当局还查封了130多家媒体，解散了数千个机构和社会组织，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政变引发的余波成为比未遂政变本身更重大的政治事件，对土耳其的对外关系产生了直接影响，加速了土外交“东向”进程。
重新评估美欧作为盟友的“可靠性”
现代土耳其以凯末尔主义立国，奉行全面的现代化、民主化和西方化，1946年又开启民主转型进程;此后数十年中，为执行“入欧”的既定政策，土耳其按照欧盟标准推进了多项政治、经济改革。2002年具有温和伊斯兰色彩的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后，带领土耳其进入了“黄金十年”——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地区影响力不断提升，跃居中东第一大、全球第17大经济体，成为继“金砖国家”之后最有潜力的发展中国家之一。此外，土耳其还是美国的传统盟友、北约成员、欧盟候选国，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上与西方高度一致，曾被美国视为穆斯林社会民主化的典范。但是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土在冷战时期作为抵挡“苏联威胁”向南扩张的藩篱作用逐渐消失，对美战略重要性下降，美土关系开始转冷;同时，土外交独立性日增，加之国内伊斯兰主义回潮，与美西方国家间的不信任感日益积累。近两年来，土与美欧在叙利亚危机、打击“伊斯兰国”、难民危机以及库尔德问题上均有利益分歧，关系日趋紧张。
此次未遂政变进一步暴露了土耳其与美西方的深层矛盾。一方面，土美关系遭遇新的信任危机。土政府一口咬定居伦是政变的幕后黑手，要求美国引渡居伦，美方将此作为法律问题而非政治问题处理，要求土提供居伦直接参与指挥政变的“有力证据”，引起土方不满;埃尔多安怀疑美国中央情报局暗中支持政变或至少是知情不告，土劳动部部长更是直言美国涉嫌参与政变谋划，美方坚决否认并警告称这种毫无依据的指控会“损害双边关系”;政变后土政府一度关闭了向美及北约军队开放的因吉尔利克空军基地，切断电力供应，并逮捕了基地的土籍指挥官，打乱美军空袭“伊斯兰国”的行动计划，或迫其考虑在中东地区寻找新的替代基地。此外，美主流媒体批评土政府的清洗行动，指责其有悖民主与法治原则，是埃尔多安进一步巩固个人权力的手段，引起埃尔多安支持者的反弹。
另一方面，土欧理念差异扩大。虽然欧盟在政变发生后表达了对土耳其民主政治的支持，但其显然不认为土政府的调查和清洗行动符合民主政治的要求。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明确表示，若整肃范围持续扩大并违背民主原则，将暂停土耳其北约成员国资格;欧盟也向土发出警告，一旦埃尔多安暗示的“恢复死刑”成为事实，入盟谈判将不得不停止。此外，还有一个敏感且不愿被提及的因素是，土政变发生后，全国8万个清真寺的伊玛目使用宗教网络传达了埃尔多安的要求，动员民众走上街头反对政变。这很可能是土建国以来清真寺第一次被用于达成政治目的，不能不引起欧洲的警觉，即土耳其的伊斯兰身份在不断回归，意识形态正在逐渐远离西方。而土政府则表达了对欧洲的极度“失望”之情，认为欧盟在民主问题上持双重标准。考虑到土数十年“超级马拉松”式的入盟谈判至今没有实质性进展，这种“失望”也不难理解。埃尔多安更是坦率地指出，未遂政变原本“可以是”土与欧盟确认民主价值观一致性的大好时机，但却暴露了欧洲在这一问题上的“巧言令色”。
在埃尔多安的有意煽动下，政变后的土社会反美、反欧情绪高涨。土欧于今年上半年签订的难民协议虽不至于因此流产，但全面落实也遥遥无期;原定于9月底欧盟向土支付20亿欧元难民资金、10月底实现土公民入欧免签的计划，现在看来更是希望渺茫;土加入欧盟的进程也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处于实际上的停滞状态。更重要的是，双方都在重新评估彼此作为盟友的“可靠性”。美欧担心一个在意识形态上偏离西方、在政治上践踏人权与法治原则、在军事上不能协调一致的土耳其无法继续发挥盟友作用;土耳其则认为，在合法政权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上，美欧的冷漠态度不能满足其对“盟友”的期望。
“迫不及待”要把土俄关系
提升到“新的高度”
土俄关系快速回暖的趋势早在政变前就已显现，未遂政变则加速了这一进程。一方面，由于政变及后续事件放大了土与美欧的矛盾，土政府在美欧之外寻找替代性战略伙伴的需求上升;另一方面，俄罗斯在政变问题上的表现让埃尔多安颇为满意。在政变进行中、局势尚不明朗之时，俄总统普京就公开表明态度支持埃尔多安政府;政变后土政府展开政治清洗，俄方则表示支持埃尔多安对政变阴谋进行“彻查”，以保证国家与政权安全，与西方要求肃清行动“尊重基本原则和法律”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还有未经证实的消息称，俄情报部门曾在政变前数小时警告过土耳其政府，使其有所准备，对埃尔多安可谓有“救命之恩”。埃尔多安也投桃报李，借清洗“居伦分子”之名逮捕了两名与俄罗斯军机坠毁事件有关的土耳其飞行员，辞退了持反俄立场的外交官。土陆军上校哈桑·阿提拉甚至声称，美国中情局支持“居伦分子”发动政变，就是为了阻止土俄进一步接近。在这种阴谋论的解读下，土俄关系颇有几分“患难见真情”的意味。埃尔多安与普京的会晤也从原计划的G20峰会提前到8月上旬，双方“迫不及待”想要把土俄关系推升到“新的高度”。
事实上，土俄靠近是双方利益相互需求的结果。从土方考虑，发展对俄关系是调整对外政策、突破孤立局面的关键一环。一是希望借此缓解经济恶化局面，取消去年11月以来俄对土农产品进口限制等单边制裁，恢复与俄能源合作，刺激旅游和能源产业增长。二是希望在库尔德问题上获得俄支持，说服普京减少对土叙边境库尔德人的支持，遏制库尔德武装继续壮大。三是希望与俄加强反恐合作，缓解“伊斯兰国”与库尔德工人党频繁活动带来的双重安全压力，重新获得在叙利亚北部边境地带（俄军事基地所在地）的活动能力，以防控库尔德武装、监控“圣战”分子活动、空袭“伊斯兰国”目标等。从俄方考虑，积极回应埃尔多安的示好能带来现实利益：不仅有利于俄增加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博弈筹码，打造与美国抗衡的“反恐联盟”，完善俄在中东乃至全球的战略布局，而且有利于重启“土耳其流”天然气管线、阿库尤核电站等大型合作项目，维护俄在欧洲的能源市场份额。同时，与土交好还能帮助俄维护与独联体和国内“突厥世界”的关系，优化内外政治环境。当然，俄对土的期望不止于此，它更想把土耳其发展为“北约内部的朋友”，通过土耳其牵制北约在黑海地区的军事活动，减轻西侧的战略压力。可以说，只要这些相互需求持续存在，土俄关系就会有向好发展的空间。 此外，未遂政变还大大推动了土耳其政治制度朝着实权“总统制”的方向转变，未来土俄两国的权力结构将更趋相似。埃尔多安是否需要寻找“同路人”，或是向俄罗斯借鉴“普京模式”的成功经验，以维护政权稳定、巩固权力，都不得而知。
仍需在“东西之间”寻求新平衡
除了与俄罗斯靠近外，土还与以色列重修旧好，并暗示要进一步改善与埃及、伊拉克甚至叙利亚的关系。土耳其外交政策新一轮“东向”调整的趋势已然显露。但是，土并不会转型为一个“东方国家”，它与美欧的关系也不会无节制地疏远，更不会破裂。
首先，美欧当前对土有多重战略需求，无意继续扩大分歧。土战略地位重要，其常规军事力量位列北约第二，是美在欧洲部署核防御系统的东线支点，也是北约最东侧的反导防线。冷战时土是美欧抵御苏联扩张的前沿阵地，目前又充当着西方进军伊斯兰世界的桥头堡和防范伊斯兰主义泛滥的防波堤。在反恐问题上，美欧需要土合作打击“伊斯兰国”，加强土叙边境管控，切断恐怖资金、武器及“圣战”分子的流通渠道;在难民问题上，欧盟寄望于土严控难民入欧的水陆通道，减少欧洲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压力。因此，一个稳定、繁荣、强大且亲西方的土耳其对美欧而言至关重要。即便美欧对正发党的伊斯兰化倾向心存疑虑、对埃尔多安的独裁作风颇有微词，但仍会尽力与土维持良好关系。埃尔多安对此也有清醒认识，更不会主动站到美欧的对立面。
其次，土欧经济联系是双方政治关系持续走低的“刹车器”。欧盟是土最大贸易伙伴，对欧贸易占土外贸总额的44%以上，欧盟国家还是土外部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欧债危机造成欧洲经济疲软，直接导致土外贸市场萎缩、资本流入不足。随着全球经济逐渐复苏，未来欧洲在土经济发展中仍将扮演重要角色。正发党上台后，领导土耳其经历了“黄金十年”，创造了经济发展的神话，成为其政权合法性的主要来源;而近两年土经济下滑激化了社会矛盾，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正发党的执政根基。因此从长远看，重振土经济乃是埃尔多安巩固权力的根本之道。为此，正发党修订了“土耳其新契约2023”战略，拟投资2000亿美元发展交通、能源等事业，刺激经济增长。政变平息后，土总理耶尔德勒姆也表示将尽快把政府工作的重心回调到经济发展问题上。一旦经济发展在土政策优先序列中占据首位，欧洲对土的重要性就会随之上升，政治摩擦也将让位于经济利益。
其三，在“东”、“西”间保持实用主义的灵活立场，能使土利益最大化。虽然从领土和经济规模看，土耳其只能算是中等强国，但它毕竟继承了奥斯曼帝国的“光荣与梦想”，不甘心依附于某一强国或强国集团。土外交的“东向”与“西进”只是策略不同而已，根本目的不在于“选边站”，而在于操纵国际环境为其所用。未遂政变后土加速与俄及伊朗靠拢，固然有对美欧心灰意冷的因素，但也有借助俄这张“东方牌”向美欧施加压力的考虑。7月上旬，土耳其在北约峰会上与西方盟友商讨如何应对“俄罗斯威胁”，呼吁北约成员限制俄在黑海地区的活动、警惕“黑海成为俄罗斯的内湖”。这与土耳其加快与俄罗斯和解步伐并不矛盾。土耳其很清楚，“北约成员”身份是其对俄谈判的有力条件，而与俄发展“亲密关系”也能转化为与美欧讨价还价的资本。彻底拥抱西方或是倒向东方都会丧失这种灵活地位。目前土外交政策的“东向”调整，并非背离西方、否定与西方世界的联系，只是修正此前极端亲西方的立场而已。更进一步说，未尝不是为其更从容地与西方打交道创造条件。
布热津斯基曾指出，土耳其受到来自三个方向的牵引力：现代主义者希望它成为一个欧洲国家，在外交上亲近西方;伊斯兰主义者希望它能够面向中东，回归穆斯林大家庭;民族主义者则着眼于东方，主张在里海盆地和中亚的各突厥民族中承担历史新使命。无论其政策导向倾向何方，都会受到其他两种力量的牵制。因此，从较长的历史时期看，土外交政策一直处于变动之中，同时受制于国内政治力量对比和国际、地区环境。
当前是西方对土吸引力和影响力日益减弱的时期，尤其是涉及民主、人权、法治等问题。土耳其未遂政变从两方面强化了这一趋势：一是美欧先隔岸观火、后指手画脚的反应，刺激了土国内的民族情绪，使埃尔多安疏远西方的政策具备了民意基础;二是政治清洗将凯末尔主义者、强硬世俗主义者和“居伦分子”等驱逐出权力机构，为其调整外交政策扫清了障碍。
不过，此前土也曾推行过“东向”和“南下”战略，尝试与美欧拉开距离，回归地区，打造“战略纵深”，但结果不如人意，陷入“不东不西”的尴尬处境。此轮政策调整仍立足地区，重回睦邻“零问题”的思路，同时借助俄平衡西方，能否达到预期目的尚待观察。仅就土俄关系来说，还存在很多根本性分歧无法解决。未来俄罗斯势必在叙利亚问题上向土施压，土对叙政策是否会出现较大调整关系到地区格局变动，是各方关注焦点。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助理研究员）
政变引发的余波成为比未遂政变本身更重大的政治事件，对土耳其的对外关系产生了直接影响，加速了土外交“东向”进程。
重新评估美欧作为盟友的“可靠性”
现代土耳其以凯末尔主义立国，奉行全面的现代化、民主化和西方化，1946年又开启民主转型进程;此后数十年中，为执行“入欧”的既定政策，土耳其按照欧盟标准推进了多项政治、经济改革。2002年具有温和伊斯兰色彩的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后，带领土耳其进入了“黄金十年”——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地区影响力不断提升，跃居中东第一大、全球第17大经济体，成为继“金砖国家”之后最有潜力的发展中国家之一。此外，土耳其还是美国的传统盟友、北约成员、欧盟候选国，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上与西方高度一致，曾被美国视为穆斯林社会民主化的典范。但是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土在冷战时期作为抵挡“苏联威胁”向南扩张的藩篱作用逐渐消失，对美战略重要性下降，美土关系开始转冷;同时，土外交独立性日增，加之国内伊斯兰主义回潮，与美西方国家间的不信任感日益积累。近两年来，土与美欧在叙利亚危机、打击“伊斯兰国”、难民危机以及库尔德问题上均有利益分歧，关系日趋紧张。
此次未遂政变进一步暴露了土耳其与美西方的深层矛盾。一方面，土美关系遭遇新的信任危机。土政府一口咬定居伦是政变的幕后黑手，要求美国引渡居伦，美方将此作为法律问题而非政治问题处理，要求土提供居伦直接参与指挥政变的“有力证据”，引起土方不满;埃尔多安怀疑美国中央情报局暗中支持政变或至少是知情不告，土劳动部部长更是直言美国涉嫌参与政变谋划，美方坚决否认并警告称这种毫无依据的指控会“损害双边关系”;政变后土政府一度关闭了向美及北约军队开放的因吉尔利克空军基地，切断电力供应，并逮捕了基地的土籍指挥官，打乱美军空袭“伊斯兰国”的行动计划，或迫其考虑在中东地区寻找新的替代基地。此外，美主流媒体批评土政府的清洗行动，指责其有悖民主与法治原则，是埃尔多安进一步巩固个人权力的手段，引起埃尔多安支持者的反弹。
另一方面，土欧理念差异扩大。虽然欧盟在政变发生后表达了对土耳其民主政治的支持，但其显然不认为土政府的调查和清洗行动符合民主政治的要求。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明确表示，若整肃范围持续扩大并违背民主原则，将暂停土耳其北约成员国资格;欧盟也向土发出警告，一旦埃尔多安暗示的“恢复死刑”成为事实，入盟谈判将不得不停止。此外，还有一个敏感且不愿被提及的因素是，土政变发生后，全国8万个清真寺的伊玛目使用宗教网络传达了埃尔多安的要求，动员民众走上街头反对政变。这很可能是土建国以来清真寺第一次被用于达成政治目的，不能不引起欧洲的警觉，即土耳其的伊斯兰身份在不断回归，意识形态正在逐渐远离西方。而土政府则表达了对欧洲的极度“失望”之情，认为欧盟在民主问题上持双重标准。考虑到土数十年“超级马拉松”式的入盟谈判至今没有实质性进展，这种“失望”也不难理解。埃尔多安更是坦率地指出，未遂政变原本“可以是”土与欧盟确认民主价值观一致性的大好时机，但却暴露了欧洲在这一问题上的“巧言令色”。
在埃尔多安的有意煽动下，政变后的土社会反美、反欧情绪高涨。土欧于今年上半年签订的难民协议虽不至于因此流产，但全面落实也遥遥无期;原定于9月底欧盟向土支付20亿欧元难民资金、10月底实现土公民入欧免签的计划，现在看来更是希望渺茫;土加入欧盟的进程也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处于实际上的停滞状态。更重要的是，双方都在重新评估彼此作为盟友的“可靠性”。美欧担心一个在意识形态上偏离西方、在政治上践踏人权与法治原则、在军事上不能协调一致的土耳其无法继续发挥盟友作用;土耳其则认为，在合法政权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上，美欧的冷漠态度不能满足其对“盟友”的期望。
“迫不及待”要把土俄关系
提升到“新的高度”
土俄关系快速回暖的趋势早在政变前就已显现，未遂政变则加速了这一进程。一方面，由于政变及后续事件放大了土与美欧的矛盾，土政府在美欧之外寻找替代性战略伙伴的需求上升;另一方面，俄罗斯在政变问题上的表现让埃尔多安颇为满意。在政变进行中、局势尚不明朗之时，俄总统普京就公开表明态度支持埃尔多安政府;政变后土政府展开政治清洗，俄方则表示支持埃尔多安对政变阴谋进行“彻查”，以保证国家与政权安全，与西方要求肃清行动“尊重基本原则和法律”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还有未经证实的消息称，俄情报部门曾在政变前数小时警告过土耳其政府，使其有所准备，对埃尔多安可谓有“救命之恩”。埃尔多安也投桃报李，借清洗“居伦分子”之名逮捕了两名与俄罗斯军机坠毁事件有关的土耳其飞行员，辞退了持反俄立场的外交官。土陆军上校哈桑·阿提拉甚至声称，美国中情局支持“居伦分子”发动政变，就是为了阻止土俄进一步接近。在这种阴谋论的解读下，土俄关系颇有几分“患难见真情”的意味。埃尔多安与普京的会晤也从原计划的G20峰会提前到8月上旬，双方“迫不及待”想要把土俄关系推升到“新的高度”。
事实上，土俄靠近是双方利益相互需求的结果。从土方考虑，发展对俄关系是调整对外政策、突破孤立局面的关键一环。一是希望借此缓解经济恶化局面，取消去年11月以来俄对土农产品进口限制等单边制裁，恢复与俄能源合作，刺激旅游和能源产业增长。二是希望在库尔德问题上获得俄支持，说服普京减少对土叙边境库尔德人的支持，遏制库尔德武装继续壮大。三是希望与俄加强反恐合作，缓解“伊斯兰国”与库尔德工人党频繁活动带来的双重安全压力，重新获得在叙利亚北部边境地带（俄军事基地所在地）的活动能力，以防控库尔德武装、监控“圣战”分子活动、空袭“伊斯兰国”目标等。从俄方考虑，积极回应埃尔多安的示好能带来现实利益：不仅有利于俄增加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博弈筹码，打造与美国抗衡的“反恐联盟”，完善俄在中东乃至全球的战略布局，而且有利于重启“土耳其流”天然气管线、阿库尤核电站等大型合作项目，维护俄在欧洲的能源市场份额。同时，与土交好还能帮助俄维护与独联体和国内“突厥世界”的关系，优化内外政治环境。当然，俄对土的期望不止于此，它更想把土耳其发展为“北约内部的朋友”，通过土耳其牵制北约在黑海地区的军事活动，减轻西侧的战略压力。可以说，只要这些相互需求持续存在，土俄关系就会有向好发展的空间。 此外，未遂政变还大大推动了土耳其政治制度朝着实权“总统制”的方向转变，未来土俄两国的权力结构将更趋相似。埃尔多安是否需要寻找“同路人”，或是向俄罗斯借鉴“普京模式”的成功经验，以维护政权稳定、巩固权力，都不得而知。
仍需在“东西之间”寻求新平衡
除了与俄罗斯靠近外，土还与以色列重修旧好，并暗示要进一步改善与埃及、伊拉克甚至叙利亚的关系。土耳其外交政策新一轮“东向”调整的趋势已然显露。但是，土并不会转型为一个“东方国家”，它与美欧的关系也不会无节制地疏远，更不会破裂。
首先，美欧当前对土有多重战略需求，无意继续扩大分歧。土战略地位重要，其常规军事力量位列北约第二，是美在欧洲部署核防御系统的东线支点，也是北约最东侧的反导防线。冷战时土是美欧抵御苏联扩张的前沿阵地，目前又充当着西方进军伊斯兰世界的桥头堡和防范伊斯兰主义泛滥的防波堤。在反恐问题上，美欧需要土合作打击“伊斯兰国”，加强土叙边境管控，切断恐怖资金、武器及“圣战”分子的流通渠道;在难民问题上，欧盟寄望于土严控难民入欧的水陆通道，减少欧洲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压力。因此，一个稳定、繁荣、强大且亲西方的土耳其对美欧而言至关重要。即便美欧对正发党的伊斯兰化倾向心存疑虑、对埃尔多安的独裁作风颇有微词，但仍会尽力与土维持良好关系。埃尔多安对此也有清醒认识，更不会主动站到美欧的对立面。
其次，土欧经济联系是双方政治关系持续走低的“刹车器”。欧盟是土最大贸易伙伴，对欧贸易占土外贸总额的44%以上，欧盟国家还是土外部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欧债危机造成欧洲经济疲软，直接导致土外贸市场萎缩、资本流入不足。随着全球经济逐渐复苏，未来欧洲在土经济发展中仍将扮演重要角色。正发党上台后，领导土耳其经历了“黄金十年”，创造了经济发展的神话，成为其政权合法性的主要来源;而近两年土经济下滑激化了社会矛盾，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正发党的执政根基。因此从长远看，重振土经济乃是埃尔多安巩固权力的根本之道。为此，正发党修订了“土耳其新契约2023”战略，拟投资2000亿美元发展交通、能源等事业，刺激经济增长。政变平息后，土总理耶尔德勒姆也表示将尽快把政府工作的重心回调到经济发展问题上。一旦经济发展在土政策优先序列中占据首位，欧洲对土的重要性就会随之上升，政治摩擦也将让位于经济利益。
其三，在“东”、“西”间保持实用主义的灵活立场，能使土利益最大化。虽然从领土和经济规模看，土耳其只能算是中等强国，但它毕竟继承了奥斯曼帝国的“光荣与梦想”，不甘心依附于某一强国或强国集团。土外交的“东向”与“西进”只是策略不同而已，根本目的不在于“选边站”，而在于操纵国际环境为其所用。未遂政变后土加速与俄及伊朗靠拢，固然有对美欧心灰意冷的因素，但也有借助俄这张“东方牌”向美欧施加压力的考虑。7月上旬，土耳其在北约峰会上与西方盟友商讨如何应对“俄罗斯威胁”，呼吁北约成员限制俄在黑海地区的活动、警惕“黑海成为俄罗斯的内湖”。这与土耳其加快与俄罗斯和解步伐并不矛盾。土耳其很清楚，“北约成员”身份是其对俄谈判的有力条件，而与俄发展“亲密关系”也能转化为与美欧讨价还价的资本。彻底拥抱西方或是倒向东方都会丧失这种灵活地位。目前土外交政策的“东向”调整，并非背离西方、否定与西方世界的联系，只是修正此前极端亲西方的立场而已。更进一步说，未尝不是为其更从容地与西方打交道创造条件。
布热津斯基曾指出，土耳其受到来自三个方向的牵引力：现代主义者希望它成为一个欧洲国家，在外交上亲近西方;伊斯兰主义者希望它能够面向中东，回归穆斯林大家庭;民族主义者则着眼于东方，主张在里海盆地和中亚的各突厥民族中承担历史新使命。无论其政策导向倾向何方，都会受到其他两种力量的牵制。因此，从较长的历史时期看，土外交政策一直处于变动之中，同时受制于国内政治力量对比和国际、地区环境。
当前是西方对土吸引力和影响力日益减弱的时期，尤其是涉及民主、人权、法治等问题。土耳其未遂政变从两方面强化了这一趋势：一是美欧先隔岸观火、后指手画脚的反应，刺激了土国内的民族情绪，使埃尔多安疏远西方的政策具备了民意基础;二是政治清洗将凯末尔主义者、强硬世俗主义者和“居伦分子”等驱逐出权力机构，为其调整外交政策扫清了障碍。
不过，此前土也曾推行过“东向”和“南下”战略，尝试与美欧拉开距离，回归地区，打造“战略纵深”，但结果不如人意，陷入“不东不西”的尴尬处境。此轮政策调整仍立足地区，重回睦邻“零问题”的思路，同时借助俄平衡西方，能否达到预期目的尚待观察。仅就土俄关系来说，还存在很多根本性分歧无法解决。未来俄罗斯势必在叙利亚问题上向土施压，土对叙政策是否会出现较大调整关系到地区格局变动，是各方关注焦点。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