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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初，拿破仑依托法国大革命创造的全新国家体制，通过对外战争创造了接近统一欧洲的奇迹。尽管他最终因穷兵黩武、树敌过多而失败，但法国工业社会的巨大威力和活力，给欧陆诸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半个世纪后，工业化发展的不平衡，带来了欧陆国与国之间竞争关系的激化与恶化，最终后果就是烈度空前的新型战争。1870年的普法战争，堪称工业化浪潮背景下的欧陆第一战。政府全面干预且效果速成的普鲁士道路，因赢得这场战争而喧嚣尘上，成为众多后进国家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常选范式，影响之深远，远超战争胜败本身。
法国不断“翻烧饼”
法国大革命将欧洲带入了一个全新的19世纪。
疲软的法兰西经革命一夜豹变，拿破仑碾压一切的强大战争机器令人生畏。位处欧洲心脏位置的德意志地区首当其冲：奥地利三次参与反法联盟均败北，被誉为18世纪欧洲军队样板的普鲁士军亦非法军一合之敌，余者望风披靡。
拿破仑对德意志进行再整合，另组“莱茵联邦”作为附庸，三百余诸侯合并为三十余邦国，大大颠覆了德意志的格局。哈布斯堡氏被迫“自废”神圣罗马帝国，自称奥地利帝国以止损，甚至再度祭出家传必杀技，与拿破仑联姻。整个德意志被捆上了法兰西的战车，向莫斯科隆隆而去。
俄罗斯的寒冷和空旷，最终耗死60万法军，葬送了拿破仑帝国和法兰西。战胜国在维也纳开会，试图将欧洲秩序拨回1789年之前。维也纳体系以保守、倒退闻名，但要维持1789年体制并非易事。拿破仑对欧洲各国的军事侵略固然是在破门拆窗，却给专制藩篱下倍感窒息的各国平民带来了新鲜空气，贵族仍存，但贵族时代开始落幕。
如果说政治领域疾风骤雨式的暴力革命让人难以忍受，那么经济领域润物无声的工业革命让人无从抗拒。政治、经济的双重革命，使欧洲社会产生了颠覆性的巨变—工业化的伴生物城市化，在改变社会结构、壮大平民力量的同时，也给政府治理带来了全新课题。
显然，作为筑基于乡村庄园和手工作坊的上层建筑，维也纳体系难以应付工业化浪潮的冲击：自由主义思潮侵蚀正统主义根基，平民向贵族索要政治话语权，被压迫民族要求民族独立。19世纪40年代中期，饥荒和经济危机陆续而至，干柴遇烈火，引燃了1848年大革命。革命迅速席卷欧洲，摧枯拉朽般毁灭了维也纳体系。宪政、代议制、地方自治、民族平等等话语，充斥着欧洲社会。
大革命策源地的法国，再次冲到最前方。爱革命的法国人，早在1830年就推翻了复辟的波旁王朝，建立了君主、国会二元制的奥尔良王朝，之后又不爽于新朝的僵化、停滞和无能，通过1848年的二月革命废掉奥尔良王朝，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
拿破仑三世在经济领域的建树远胜拿破仑大帝。
几个月混乱不堪的过渡期后，第二共和國用选票迎来了一位万众拥戴的大总统—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此公是拿破仑大帝的侄子，仅仅三年后，他就利用大众对共和国的厌倦，发动政变称帝，开创了法兰西第二帝国，是为拿破仑三世。
成为皇帝后动用国家力量积极干预经济、推动工业化的做法，使拿破仑三世在经济领域的建树远胜拿破仑大帝。在“工农并举”政策指引下，法国于19世纪60年代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工业生产水平仅次于英国，农业发展也上了台阶;大兴公共工程，在刺激经济的同时还提升了城市建设管理水平，使得法国成为当时社会治理的标杆。
腰包鼓了好办事，法国的军事力量在第二帝国时期开始复苏。1867年，第二帝国的荣耀达到巅峰：这一年，巴黎世界博览会召开，布洛涅平原开展10万人规模大阅兵，举世瞩目，颇见万国来朝之气象。
拿破仑三世还继承了法国外交“反哈布斯堡”的长期传统，不放过任何打击奥地利的机会。为从根源上去除维也纳体系的影响，他支持包括意大利在内的一切民族独立运动。本意是打击多民族国家的奥地利，却弄巧成拙，因波兰问题开罪俄罗斯。再加上刻意营造的“拿破仑再世”的人设，与法国国力增长相匹配的却是整个欧洲的猜疑和防范。
普鲁士全面师法拿破仑
对于拿破仑大帝的政治遗产，德意志诸邦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反应。大部分邦国仅学习经济;长期恐法的奥地利深感畏惧，除了军事领域的有限变革，其余唯恐避之不及;普鲁士则全面师法拿破仑，成就主要集中于军事和政治领域，与工业化条件相匹配的军政体制逐步建立完善。
拿破仑大帝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工业化条件下的全新战争模式：依托国民社会的义务兵制所展示的高动员力，令贵族社会的各国望尘莫及;工业化提高生产力，将更多劳动力从田间地头解放出来，为军营提供兵源;新式的军队组织及训练体系，更令法军活力四射;工业科技的进步，强化了武器装备和后勤运输。
总之，工业化实现了整个国家“道”与“器”的全面提升。1806年耶拿战役无情证明了“普鲁士人的勇气、服从和荣誉感，根本不足以与当时法国人已使之完善的新规模战争抗衡”。
法国工业革命的成果，堆砌在大都市纸醉金迷的消费经济和皇帝好大喜功的炫耀夸饰上。
险些亡国的普鲁士痛定思痛，幡然醒悟，于1807年被占领期间，秘密启动了由开明贵族施泰因男爵和哈登堡侯爵主持的改革。改革顺应工业化潮流，旨在推进贵族社会向国民社会的渐变，具体措施为解放农奴、城市改革、推动工商、行政及军事改革。
通过改革，普鲁士基本实现了经济从封建庄园制向资本主义容克地产制，政治从封建专制国向君主立宪国的转变，为工业化铺平了道路。普鲁士还启动了洪堡教育改革，以促进国家从传统农业国向新型工业国、社会由传统贵族社会向新型国民社会的转型，其成果就是德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领先地位。
反观当时的法国，堂堂世界第二大国，满足于泥足巨人虚浮的表象。法国工业革命的成果，堆砌在大都市纸醉金迷的消费经济和皇帝好大喜功的炫耀夸饰上，而未能充分转化成社会动能。拿破仑三世从未输掉一场民意测验，但法兰西第二帝国也始终未脱农民王朝的底色，其军事动员力反倒不如普鲁士。
法军走的是职业化的精兵之路，看似合理，但需要注意的是，普法战争之前，法国的对外战争没有一场是独立操作，哪怕侵略弱小的越南也要拉上西班牙。法军的真实战斗力和抗压性，恐怕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法国引以为豪的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是工业化条件下的一次大国战争，因众多工业科技的应用，堪称普法战争的预演，将法军的弊端展现得淋漓尽致。尽管在此战中占尽优势，法军仍是联军阵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家。
这也许可以从拿破仑三世青年时的建军思路找到答案。他曾在撰写时评时，盛赞腓特烈大帝时的普鲁士军队，认为其纪律和无畏值得法军效法。拿破仑三世思维的滞后性，使得整个法国暮气沉沉，对比普鲁士一切向前看的朝气蓬勃，胜负已分。
从普奥战争到普法战争
1848年欧洲大革命后，农奴制改革使整个普鲁士社会顺应了工业化浪潮，成为德意志诸邦中最强者。
后拿破仑时代，既无神圣罗马帝国，亦无莱茵联邦，奥地利推出了一个德意志主权邦国的松散联盟，是为德意志邦联。相较起来，闷声发财的普鲁士更实际。它于1826年就纠合六国组建北德关税同盟，并几经博弈，主导了统一的德意志关税同盟，强化了诸邦对普鲁士经济的依赖。普鲁士还谋划统一德意志，选择了将奥地利排除在外的小德意志方案。
1864年，围绕着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的领土归属，德意志邦联与丹麦爆发战争，普鲁士和奥地利分别占领上述两地。两年后，普奥战争爆发，德意志诸邦各选一方，南北对战。普军仅花费七星期就击败对手，一举将奥地利扫地出门。这一结果大大超乎拿破仑三世的预计，法兰西不得不正视普鲁士已从乳虎到大虫的蜕变。
历史总是如此相似：奥地利与法国曾因西班牙继嗣之争而战，170年后，普鲁士与法国再度因西班牙继嗣之争（西班牙女王被推翻后，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试图让远亲利奥波德亲王到西班牙接班）爆发了普法战争。
普法战争的结果令人大跌眼镜：从1870年7月19日宣战到同年9月2日拿破仑三世投降于色当，不足两个月。普鲁士首相俾斯麦擅改外交电报的“埃姆斯密电”事件，为战争起因笼上一层浓浓的阴谋论色彩，加上战争过程中普法两军对比鲜明的表现，更让人倾向于相信普鲁士准备充分、法国中了圈套。
但至少在当时，鲜有人认为法国会战败。战后，质疑和抨击集中到了拿破仑三世身上—仓促开战、胡乱指挥和外交窘困—一切都是拿破仑三世的错。
数十万人规模的战争，从来就不会由少数人左右，而是综合国力的宏观较量。从战斗表现看，职业军人为主的法军不缺勇气、不乏经验，单兵素质强于普军，但组织调度不善，机动性和灵活性远逊于普鲁士军队。最令人惊奇的是，人口多于普鲁士的法国，可动员兵力竟只有前者的一半！
历史仿佛穿越回法国吊打普鲁士的拿破仑时代，只是双方的角色对调了。这全因为，1870年已经不是那个蒸汽动力的年代，而是电气推动的工业化时代，无论技术条件还是社会机制都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战争形态亦如此。不幸的是，法国人未能做到“苟日新、日日新”，而德国人却通过长期不懈的自我革新，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领跑（如1866年德国人西门子制成了发电机）。
作为一个先军政治国家，军事革新是普鲁士永恒的课题。以1850年第一次石勒苏益格战争为界，之前的改革重点是旨在扩大动员力的体制建设，之后在于现代科技与指挥调度体系的深入结合。拥有70万作战部队的普鲁士利用电报、铁路等先进科技，机动灵活地迂回包抄、分割法军，克虏伯大炮的远射程、大威力，成为法军的噩梦。
1870年11月，南北德意志合并为统一的德意志帝国。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法国凡尔赛宫正式即位为德意志帝国皇帝。
凡尔赛宫的灯火，照亮了普鲁士道路。这灯火太过耀眼，普鲁士道路因之罩上一层炫目的光彩，加上德国人的卖力宣传，俨然成为一个鼓吹“铁与血”、印证德意志种族优越性的几近宗教图腾的存在;而普鲁士道路所蕴含的政治改良、经济理性、社会包容等精神内核，反倒被束之高阁，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