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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农耕系统的丢失比一个生物物种的丢失更可怕。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是保护整个的农耕系统，从而保护与之相伴的农业文化和生物多样性。
中国是世界主要农作物起源中心之一，农作物及野生近缘植物数量达数千种，农作物种质资源数量位居世界前列。2012年3月，首届中华农耕文化展在北京举办，展览特别聚焦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引起参观者的高度关注。
农业系统贴上“世遗”标签
在贵州省黔东南地区层峦叠嶂的大山里，有一片侗族人的集中聚居区——“侗乡”。每年谷雨前后，层层梯田中，侗乡人开始出坡、劳作。当温室里培育的秧苗高约3厘米时，他们将秧苗密密地移栽到稻田里，一个月之后，鱼苗也跟着放进去，等鱼苗长到两三寸，再放入雏鸭，于是形成了典型的传统生态农业系统——稻鱼鸭复合系统。
稻鱼鸭共生构成了一个效益极高的资源循环利用、自成体系的生态系统。稻田为鱼类提供可持续的生态环境和有机食物，而鱼、鸭则为稻子清除虫害和杂草，促其良性生长。在本届中华农耕文化展上，“侗乡稻鱼鸭复合系统”作为农业文化遗产的典型展出，它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在中国命名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之一。
中国是最早响应“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项目的国家之一。截至目前，全球有16个古老的农业系统被列为保护试点，中国占了四个。除了贵州从江“侗乡稻鱼鸭复合系统”外，还有浙江青田县的“稻鱼共生系统”、云南红河州的“哈尼稻作梯田系统”和江西万年县的“稻作文化系统”。
联合国这一保护项目启动于2004年。五个传统农业系统被列为第一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浙江青田县的稻鱼共生系统便是其中之一。
在偏僻的小山村里，青田县方山乡龙现村村民稻田养鱼的习俗已经延续上千年。这种耕作方式不施化肥，不打农药，稻鱼双收。如今，贴上“世遗”标签的青田“田鱼”畅销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巴西、比利时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袁隆平先生的很大贡献，是让全世界的人们吃‘饱’饭，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是让全人类吃‘好’饭。”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苑利说。
很多人一谈到传统农业，就认为它是落后的，总希望用现代农业取代传统农业。中科院地理资源所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副主任闵庆文认为，“传统农业中有许多至今我们依然没有完全认识的功能，比如文化功能和生态功能等等。”
保护与开发如何两全
在2012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文联副主席言恭达呼吁，“农业文化遗产”亟待保护：现在，原生态的树林已很难看见，土生土长的特色家禽也日益减少，传统农业技艺也逐渐失传。
对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有人依赖和使用它。但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以及现代农业技术的大规模推广，传统农业技术的使用正在萎缩。
以江西万年县的稻作文化系统为例。万年县是当今世界上最早的栽培稻遗址之一，稻作起源于1.2万年前。曾向皇家进贡的万年贡米则是一种原始的栽培稻，是迄今为止人类保留下来最早的栽培稻之一。
这一切都源自当地特殊的环境：每天日照比周边地区少3～4小时，气温、水温、土壤温度低3～5℃，稻子生长时间比其他地方长一个月，因而口感极好。但由于条件限制，亩产仅有300～500斤，农民觉得种稻远不如出外打工合算，优质贡米品种也因此面临着失传的危险。
不仅如此，面临生存危机的还有中国古代先民创造的间作套种、稻田养鱼、桑基鱼塘、梯田耕作、旱地农业、农林复合、砂石田、坎儿井、游牧、庭院经济等很多传统生态农业模式。
近年来，代表中国农耕文化的古村落消失速度加快，一直致力于民族文化保护的冯骥才先生把这种现象比喻成“文化悲剧”。有资料显示，截至2009年底，中国共有230万个村庄，具有文化保护价值的古村庄仅存不足三千，只占0.13%。
现代农业技术的推广，在大规模提高粮食产量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如化肥、农药的过量使用以及传统种植圈日渐缩小等。
在中国，被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候选地的一些地区，如云南“普洱茶文化系统”、内蒙古“敖汉旱作农业系统”、河北“宣化传统葡萄园”、浙江绍兴“传统香榧群落”、陕西“佳县传统枣园”等，同样面临保护和开发的两难境地。
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华代表处项目官员戴卫东建议，农业文化遗产地的发展可以和生态旅游、乡村旅游结合起来。开发农业遗产地具有特殊性、唯一性的产品，可以形成一种产业。
但随着旅游业发展，当地百姓不愿再下田种地，而宁愿从事赚钱更快的旅游服务。中科院地理资源所博士生孙业红坦言：“旅游确确实实是一把双刃剑，对于遗产旅游来讲，遗产地的价值越大，它被破坏的可能性也就更为严重。”
谁来担当传承重任
中科院地理资源所党委副书记高星认为，“中国五千年文明的核心实际上就是农业文化。”
然而，谁来担负延续一种古老耕作方式的重任，谁又能远离文化变迁、技术进步、生态变化来独守传统，从而更好地服务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这是亟待研究的课题。
闵庆文的看法是：不刻意追求大而多，也没有必要对被列為农业文化遗产的某种耕作方式及农耕文化进行推广。
“但至少在那些地理偏僻、生态脆弱、耕作条件相对较差的地方，可以适当保留传统的耕作方式及农耕文化，并通过多功能价值的挖掘，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比如在农业机械难以施展“才华”和极易造成水土流失、土地退化的山区，就可以让某些传统的耕作方式当家，像红河的稻作梯田、青田的稻田养鱼、从江的稻鱼鸭、万年的贡米生产基地等。这样的生产方式，既适合那里的自然条件，也可以满足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
在谈到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时，工程院院士、中科院地理资源所研究员李文华强调，“我们所进行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是保护整个的农耕系统。农耕系统保住了，与之相伴的农业文化、生物多样性及可持续发展等就全都保住了。如果一个农耕系统丢失了，那就会丢失一大片。一个系统的丢失，比一个生物物种的丢失更可怕。”
在2012年全国两会期间，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是一个郑重讨论的话题。
全国政协委员言恭达呼吁，由各省农委牵头，建立农业文化遗产联合保护机构，参加单位包括文物、农业、水利、林业、畜牧业、渔业及环境保护等主管部门，以确定保护范围、各自职责、对原生态物种的修复、传统农业生产技艺、设施保护等任务。同时，在普查基础上，筛选出重点保护目录，尤其是濒临灭亡的重要遗产，由上述部门按各自职责加以保护。
此外，他还建议建立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培养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专门人才，扶持农业传统技艺传承人。把现场保护与建立农业文化遗产博物馆相结合，在有特色的农业文化遗产现场建立农业生态博物馆。”
中国是世界主要农作物起源中心之一，农作物及野生近缘植物数量达数千种，农作物种质资源数量位居世界前列。2012年3月，首届中华农耕文化展在北京举办，展览特别聚焦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引起参观者的高度关注。
农业系统贴上“世遗”标签
在贵州省黔东南地区层峦叠嶂的大山里，有一片侗族人的集中聚居区——“侗乡”。每年谷雨前后，层层梯田中，侗乡人开始出坡、劳作。当温室里培育的秧苗高约3厘米时，他们将秧苗密密地移栽到稻田里，一个月之后，鱼苗也跟着放进去，等鱼苗长到两三寸，再放入雏鸭，于是形成了典型的传统生态农业系统——稻鱼鸭复合系统。
稻鱼鸭共生构成了一个效益极高的资源循环利用、自成体系的生态系统。稻田为鱼类提供可持续的生态环境和有机食物，而鱼、鸭则为稻子清除虫害和杂草，促其良性生长。在本届中华农耕文化展上，“侗乡稻鱼鸭复合系统”作为农业文化遗产的典型展出，它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在中国命名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之一。
中国是最早响应“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项目的国家之一。截至目前，全球有16个古老的农业系统被列为保护试点，中国占了四个。除了贵州从江“侗乡稻鱼鸭复合系统”外，还有浙江青田县的“稻鱼共生系统”、云南红河州的“哈尼稻作梯田系统”和江西万年县的“稻作文化系统”。
联合国这一保护项目启动于2004年。五个传统农业系统被列为第一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浙江青田县的稻鱼共生系统便是其中之一。
在偏僻的小山村里，青田县方山乡龙现村村民稻田养鱼的习俗已经延续上千年。这种耕作方式不施化肥，不打农药，稻鱼双收。如今，贴上“世遗”标签的青田“田鱼”畅销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巴西、比利时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袁隆平先生的很大贡献，是让全世界的人们吃‘饱’饭，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是让全人类吃‘好’饭。”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苑利说。
很多人一谈到传统农业，就认为它是落后的，总希望用现代农业取代传统农业。中科院地理资源所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副主任闵庆文认为，“传统农业中有许多至今我们依然没有完全认识的功能，比如文化功能和生态功能等等。”
保护与开发如何两全
在2012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文联副主席言恭达呼吁，“农业文化遗产”亟待保护：现在，原生态的树林已很难看见，土生土长的特色家禽也日益减少，传统农业技艺也逐渐失传。
对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有人依赖和使用它。但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以及现代农业技术的大规模推广，传统农业技术的使用正在萎缩。
以江西万年县的稻作文化系统为例。万年县是当今世界上最早的栽培稻遗址之一，稻作起源于1.2万年前。曾向皇家进贡的万年贡米则是一种原始的栽培稻，是迄今为止人类保留下来最早的栽培稻之一。
这一切都源自当地特殊的环境：每天日照比周边地区少3～4小时，气温、水温、土壤温度低3～5℃，稻子生长时间比其他地方长一个月，因而口感极好。但由于条件限制，亩产仅有300～500斤，农民觉得种稻远不如出外打工合算，优质贡米品种也因此面临着失传的危险。
不仅如此，面临生存危机的还有中国古代先民创造的间作套种、稻田养鱼、桑基鱼塘、梯田耕作、旱地农业、农林复合、砂石田、坎儿井、游牧、庭院经济等很多传统生态农业模式。
近年来，代表中国农耕文化的古村落消失速度加快，一直致力于民族文化保护的冯骥才先生把这种现象比喻成“文化悲剧”。有资料显示，截至2009年底，中国共有230万个村庄，具有文化保护价值的古村庄仅存不足三千，只占0.13%。
现代农业技术的推广，在大规模提高粮食产量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如化肥、农药的过量使用以及传统种植圈日渐缩小等。
在中国，被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候选地的一些地区，如云南“普洱茶文化系统”、内蒙古“敖汉旱作农业系统”、河北“宣化传统葡萄园”、浙江绍兴“传统香榧群落”、陕西“佳县传统枣园”等，同样面临保护和开发的两难境地。
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华代表处项目官员戴卫东建议，农业文化遗产地的发展可以和生态旅游、乡村旅游结合起来。开发农业遗产地具有特殊性、唯一性的产品，可以形成一种产业。
但随着旅游业发展，当地百姓不愿再下田种地，而宁愿从事赚钱更快的旅游服务。中科院地理资源所博士生孙业红坦言：“旅游确确实实是一把双刃剑，对于遗产旅游来讲，遗产地的价值越大，它被破坏的可能性也就更为严重。”
谁来担当传承重任
中科院地理资源所党委副书记高星认为，“中国五千年文明的核心实际上就是农业文化。”
然而，谁来担负延续一种古老耕作方式的重任，谁又能远离文化变迁、技术进步、生态变化来独守传统，从而更好地服务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这是亟待研究的课题。
闵庆文的看法是：不刻意追求大而多，也没有必要对被列為农业文化遗产的某种耕作方式及农耕文化进行推广。
“但至少在那些地理偏僻、生态脆弱、耕作条件相对较差的地方，可以适当保留传统的耕作方式及农耕文化，并通过多功能价值的挖掘，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比如在农业机械难以施展“才华”和极易造成水土流失、土地退化的山区，就可以让某些传统的耕作方式当家，像红河的稻作梯田、青田的稻田养鱼、从江的稻鱼鸭、万年的贡米生产基地等。这样的生产方式，既适合那里的自然条件，也可以满足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
在谈到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时，工程院院士、中科院地理资源所研究员李文华强调，“我们所进行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是保护整个的农耕系统。农耕系统保住了，与之相伴的农业文化、生物多样性及可持续发展等就全都保住了。如果一个农耕系统丢失了，那就会丢失一大片。一个系统的丢失，比一个生物物种的丢失更可怕。”
在2012年全国两会期间，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是一个郑重讨论的话题。
全国政协委员言恭达呼吁，由各省农委牵头，建立农业文化遗产联合保护机构，参加单位包括文物、农业、水利、林业、畜牧业、渔业及环境保护等主管部门，以确定保护范围、各自职责、对原生态物种的修复、传统农业生产技艺、设施保护等任务。同时，在普查基础上，筛选出重点保护目录，尤其是濒临灭亡的重要遗产，由上述部门按各自职责加以保护。
此外，他还建议建立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培养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专门人才，扶持农业传统技艺传承人。把现场保护与建立农业文化遗产博物馆相结合，在有特色的农业文化遗产现场建立农业生态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