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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下称“三院”)“无红包医院”的牌子在大门口挂了十年，今年4月末，南通市政府专门为此举行了纪念仪式，其间一个细节耐人寻味：江苏省纪委、监察局有三位负责人应邀前来，却执意不在仪式上讲话。在南通方面看来，客气背后的潜台词仍是“怀疑”。面对来自各方面的“不相信”的尴尬，这个医院的院长和医生在过去的十年中，已经慢慢学会适应。
医生不许收红包，这一再被强调的行业纪律一旦被认真遵守，却成为行业内多数人认为的“作秀”，医院不收红包，一如天方夜谭。因为无红包医院的生存，必将直面一系列博弈。大家都不相信，它能赢?
令人啼笑皆非的“不相信”
三院打出“无红包”旗号是在1995年。第二年，南通市政府授给它一个“无红包医院”的铜制牌匾。当时王陆军是三院的党委书记，1998年任院长至今。
他承认，三院此举的初衷其实是为了吸引病人。当时三院只是一家传染病专科医院，年业务收入不及今天的十分之一，几乎办不下去了，才想用这个“噱头”招揽顾客。政府授牌是没料到的，挂了牌就骑虎难下了。在生存和舆论的双重压力下，三院不得不把“无红包”进行到底。
十年的坚守中，三院的医生们不得不面对由于各方的“不相信”所带来的种种尴尬。据说，江苏省卫生厅也曾经怀疑过。2004年，南通市申报三院为省级文明典型单位，卫生厅负责人就问：“这个‘无红包医院’到底过不过硬?”南通市纪检部门只好重新组织一次专项调查，证明三院确实不收红包。
今年6月底，王陸军作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到北京开会，临行时，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还当面问了他一句：三院是不是真的不收红包?
最让医生们心寒且啼笑皆非的恐怕还是一些病人对“无红包”的看法。2005年夏天，有个患者来三院心胸外科做手术，给医生送红包被拒绝，患者立刻转到其他医院去了。医生问为什么，患者说：“你不收我红包，说明你心里没底，没有这个水平，连红包都不敢收!”
为证实自己的“清白”，王陆军给记者提供了2005年全年牙口2006年上半年三院全部3117名出院病人的名单。记者从中随机挑出100名留有联系方式的患者进行电话调查，共打通54个电话，接听者有的是患者本人，有的是患者家属，他们无一例外地表示没有送红包，即使送了也被三院的医生退回。
24岁的韩建阳是江苏盐城人，去年2月入住南通三院骨科，医院记录为“创伤性指截断”，2月13日出院时记录为“好转”。韩建阳的父亲在电话中说：“因为小孩的伤情比较急，很偶然地被送到三院。入院时也想过送红包，但手术做得很快，做完后就不用送了。”
35岁的陈蓓，去年4月入住普外科，医院记录为“胆结石伴慢性胆囊炎”，4月23日出院时记录为“治愈”。陈蓓的母亲吴美龄说：“三院的无红包品牌绝对靠得住，我们送过但他们绝对不收。医生不仅不收红包，事后请他们吃饭也不行，说别破坏了医院的规矩。”
吴美龄是一位中专教师，谈到三院她就很激动：“当时与我女儿同病房的还有另外两个病人，一个病人悄悄地问我，是否要偷偷地给医生送红包，我告诉她三院的确不收红包。”吴美龄说，她真想把内心的感动写出来，苦于没处发表：“这样的医院真的应该好好表扬。”
张国华因“原发性肝癌”于今年入住普外科，经过切肝、介入治疗，于5月25日“治愈”出院。他说：“住院前就听说三院不收红包，家属还是包了几百元想送给主刀医生，当时就被拒绝了。”张国华听病友说，三院院长多次发狠话：谁发现三院的医生收红包，谁就可以去砸门口的“无红包医院”牌子。
抵御红包的底牌也是双刃剑
在医院收红包已成为普遍潜规则的大环境下，三院凭什么独善其身，如何赢得这场博弈?面对记者的提问，王陆军说：“收红包主要发生在骨干医生身上，不能主刀的一般医生也收不到红包。所以我们的奖金分配尽可能向临床一线倾斜，向专家骨干倾斜。对贡献特别大的少数医生，年底还会多发万把元钱。”一份2005年的工资单显示，三院专家骨干年收入在6．5万元到8．5万元之间，在南通市算是中上水平。
当然，这比下有余的收入似乎并不足以抵消红包的诱惑。如果当地一位医生掌握的情况属实，目前大医院一例心脏手术红包的“行情”是5000元。就是说，其他医院的医生做一次心脏手术拿的红包，接近三院医生一个月的收入。
像三院这样的公立医院，指望用奖金来弥补医生拒收红包的“损失”是不现实的。受人事、财政制度制约，公立医院奖金实行总额控制，不是想发多少就发多少。在这样的情况下，三院还能给医生些什么?
王陆军说：“对医生的心理要辩证地分析。一方面，作为劳动者，谁都想多赚钱；另一方面，知识分子都有较强的事业心，精神方面的满足他们也很看重。我不能无限制地提高工资，但是可以在事业上努力支持他们。”
三院从2000年开始向综合医院转型，几年来引进了20多位专家骨干。心胸外科主任陆辉辉2002年来三院，35岁就当上了科主任。三院投资数百万元帮他创建心胸外科，他提出买什么设备就给他买什么。这样，三院的心胸外科很快就成了上海心胸医院的分中心。三院又在财务、人事上对科主任充分放权。骨科看中一个研究生，王陆军看都没看就同意了。当时科主任很惊讶，觉得自己权力很大。
“在其他医院，也许我可以拿红包多赚点钱，但是不一定能得到这么好的业务平台。”陆辉辉说。
为了“安抚”医务人员，三院的领导层动用了体制内外的各种资源。对一位引进的人才，三院动用各种关系，把他的爱人，甚至小姨子、妹夫都从外地调过来，解决全家的问题。
对引进的学科带头人，三院给每人10万元住房补贴。有的医生夫妇俩一同来到三院，自己再掏很少一点钱就在靠近市中心的地段买了一套不错的房子。
三院对解决医疗骨干子女就学问题下了很大功夫。基础教育素有“中国教育看江苏，江苏教育看南通”之说，南通市一些顶尖中小学教学质量很高。学校组织活动，三院就赞助；学校对外来学生收择校费，三院也出一部分。这样，医疗骨干的子女都上了南通最好的学校。
他手里还有一张对抗红包的底牌，那就是三院的发展前景。由于三院抗击非典有功，2004年南通市政府以6000万元的低价批给三院36亩黄金地段的土地，用于医院扩建。目前，一栋20层的门诊综合楼已开工兴建。王陆军很清楚，现在很多医生能顶住红包的诱惑留在三院，就是看好综合楼建成以后，三院可望实现跨越式发展。
凡事有利必有弊。王陆军担心的是，在创业阶段，大家可以不计较一时 的得失；将来医院进一步发展，骨干们名气越来越大，还能继续守住道德底线吗?“无红包”医院直面博弈生存
作为“无红包”医院的院长，王陆军始终感觉如履薄冰：“无红包只能是个动态的概念，我依然不敢说医院绝对没有发生医生收红包的事件。”据了解，自1996年以来，三院累计诊治门急诊病人70多万例，住院病人4万多例，也有5例患者反映医务人员收受红包，并被查实两例。医院扣除了其中一位医生的全年奖金，缓一年晋升职称，缓调一年工资。责令另一位医生把红包退还给患者，并罚款一万元，用于对贫困病人的救助。
记者采访了三院多位医生，他们或是三院的老人，或是外来的医疗骨干，从前也收过红包，但对于三院的“无红包”制度，他们都表示赞成。他们的一致看法是，不收红包，让他们精神上解脱很多。传染科主任朱永根说，拿了患者的红包，做完手术后老是心神不宁，万一出现医疗纠纷就很被动。而不拿红包的医生腰杆挺得直，即使有了医疗纠纷，也可以限定在技术或意外的范围之内。
然而，经济收入毕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和记者对话时，三院的医生也表明了自己的矛盾心情。神经外科主任李东旭说：“做一样的手术，其他医院的医生有红包，我们没有，心里确实不平衡。现在其他医院很多同行买了车，住上了别墅，我们三院绝大部分医生还是骑自行车上班。”
“按规定，我们医生做一台手术，除了工资奖金外，一个小时只能拿7角钱的补助。”他说，“前两天我做了个颅脑外伤手术，从上午开始做，完事都将近下午3点了，又渴又饿。我出去找个小饭馆，要了俩菜，花了35元钱，一边吃一边想，做一个手术的正常收入甚至不能供我吃一顿便餐。”
28岁的张建栋是南通三院肝病科的住院医师，工作3年多来，对于医院“无红包”的做法常常心有微澜。
“医院到学校招聘时，就明确三院是无红包医院。同学们跟我开玩笑，‘如果这家医院真的无红包，到时你就惨了。’我当时并没有当真，因为很多医院都是说说而已，不会认真的。”
没想到一进医院，张建栋首先接受的是医院要求敬业奉献，严格遵守医院“无红包”的承诺，否则重罚。
工作一段时间后，张建栋发现自己与在其他医院工作的同学间差距拉大了。“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完全不在一个档次。”张建栋说：“外出聚会时从穿着上就能看得出来，而且他们请客吃饭非常随便，工作似乎比我轻松多了。感觉在三院工作非常郁闷——每天要严格查房三次，手机24小时不得关机，累死累活每个月工资奖金也只不到2000元。”
家人和亲属的期盼也给张建栋带来了压力。“亲戚都认为做医生挺风光的，很有出息，能赚很多钱。”张建栋的母亲也不相信三院不收红包，曾经与张建栋争论过，说医生的心都是黑的。“我当时就急了，坚持要她到三院看一看，希望能改变她对医生的看法，最起码三院的医生坚决不收红包。”
多次不平静后，终于又复归平静。“我不会因为少了红包收入而考虑选择其他医院，我珍惜无红包医院的品牌，我珍惜白衣天使的称号。”张建栋坚定地说。
认为自己的所得和付出不匹配，是当前很多医生收红包的心理前提。陆辉辉说：“大部分医生并不是为了红包才给病人开刀。不管有没有红包，治疗方案都不能随便改动。如果哪个医生有红包就好好开刀，没有红包就胡乱开刀，其他医生也瞧不起他。”
直到现在，医生对于收入低的抱怨还不时传到王陆军耳朵里，有人说得直白，有人比较委婉。他用“救火队员”比喻自己的角色。这个50岁的黑眼圈浓重的人，回顾“无红包医院”挂牌10年来的经历时说：“在某种意义上，这是院长和医生的一场博弈。”
无红包何时能成“燎原之势”?
南通市有大小几十家医院，为什么只有三院这么一家“无红包医院”?当地其他几家较大医院领导对这个问题都不愿深谈，他们无一例外地表示：三院对红包抓得当然好，但我们也采取了各种严格的措施。
“绝大多数医生是好的。”这是记者在卫生行政部门和医院最常听到的话。可为什么患者偏偏遇到的都是那些“少数”医生呢?当告诉他记者在南京两次“顺利”送出红包、相关医生欣然笑纳后，这位负责人不语了。
记者在长期采访过程中发现，乡镇卫生院和一般的二级医院，由于医疗技术水平相对较低，日常的業务量很难“饱和”，前来求诊的患者不多，医院在“求”患者，所以红包现象并不常见。而在各地级市大医院和南京的很多医院，慕名而来的患者常常为看个专家排几天队，为找个知名专家做手术则可能要排几个星期的队，这时候就更需要红包来“开路”了。看病难和看病贵的现象在这些医院得到了“完美”体现!
南京某三甲医院的一位行政管理者并不讳言本院的“红包”现象，但他又说：“另一家医院红包问题更严重，红包的金额已经超过了手术费，甚至专家的红包都有了牌价。”
南通市纪委副书记刘井石直言，在治理红包方面，三院确实是在“孤军奋战”。
三院治理红包的经验对其他医院究竟有没有借鉴意义?蒋志群的看法是：“因为经过10年培养，三院已经形成了一种不收红包的整体氛围，这种氛围其他医院还没有。即使现在把王陆军调到其他医院当院长，也不一定能再造一所无红包医院。”
他分析，害怕人才流失，是有些医院领导对红包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深层原因：“一家医院的水平就体现在那么几个顶尖专家身上。如果对红包抓得太狠，这些人跳槽了，对医院影响很大。”
一家大型医院的党委书记说：“对于广泛出现的现象，要从机制上找原因；对于反复出现的现象，要从规律上找原因。”记者听到的一种较为普遍的意见是，在医务人员待遇偏低的现行体制下，“无红包医院”成为“另类”是必然的。三院采取的各种措施尽管有效，却只是一些“救火”式的无奈之举，可以治标，不能治本。
某医院党委副书记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国家抓反腐倡廉有多难，医院抓拒收红包就有多难；国家抓反腐倡廉有多大的决心，我们医院抓拒收红包就有多大的决心。”刘井石认为，这话也不是没有道理。医院既不是红包的发源地，也不是红包最严重的地方，长期以来，社会上已经形成了一种“不送礼就办不成事”的观念。这种风气不扭转，想杜绝医疗红包，很难。
南通市纪委纠风室副主任余家成讲了这样一件事：他到某医院暗访红包问题，一个产妇的丈夫对他的询问很不满，说：“你们管这些事干什么?我一辈子就生这么一次孩子，给医生四五百元钱我高兴啊!”
东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医疗保险系主任张晓群副教授曾经是南京某三甲医院的医生，他说：“管住红包真的不难，只要院长能够自我约束，并管住医院的中层干部，提高医生的违规成本，加上合理的激励政策，相信越来越多的无红包医院会出现的。”
古语说得好：心不如佛者，不能为医；技不如神者，不能为医。老百姓认为：仅仅为人民币服务者，不能为医。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具备如神般医技的医生越来越多，而具备如佛般心态的医生却越来越少。不就是红包和回扣玷污了医生救死扶伤的职能吗?“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的心态万万不能成为医生的一种常态。
如果有一天，很多医院说他们不收红包时，得到大家会心一笑，将是件非常美妙的事。
这一天，真的非常值得期待!
编辑：卢劲杉
医生不许收红包，这一再被强调的行业纪律一旦被认真遵守，却成为行业内多数人认为的“作秀”，医院不收红包，一如天方夜谭。因为无红包医院的生存，必将直面一系列博弈。大家都不相信，它能赢?
令人啼笑皆非的“不相信”
三院打出“无红包”旗号是在1995年。第二年，南通市政府授给它一个“无红包医院”的铜制牌匾。当时王陆军是三院的党委书记，1998年任院长至今。
他承认，三院此举的初衷其实是为了吸引病人。当时三院只是一家传染病专科医院，年业务收入不及今天的十分之一，几乎办不下去了，才想用这个“噱头”招揽顾客。政府授牌是没料到的，挂了牌就骑虎难下了。在生存和舆论的双重压力下，三院不得不把“无红包”进行到底。
十年的坚守中，三院的医生们不得不面对由于各方的“不相信”所带来的种种尴尬。据说，江苏省卫生厅也曾经怀疑过。2004年，南通市申报三院为省级文明典型单位，卫生厅负责人就问：“这个‘无红包医院’到底过不过硬?”南通市纪检部门只好重新组织一次专项调查，证明三院确实不收红包。
今年6月底，王陸军作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到北京开会，临行时，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还当面问了他一句：三院是不是真的不收红包?
最让医生们心寒且啼笑皆非的恐怕还是一些病人对“无红包”的看法。2005年夏天，有个患者来三院心胸外科做手术，给医生送红包被拒绝，患者立刻转到其他医院去了。医生问为什么，患者说：“你不收我红包，说明你心里没底，没有这个水平，连红包都不敢收!”
为证实自己的“清白”，王陆军给记者提供了2005年全年牙口2006年上半年三院全部3117名出院病人的名单。记者从中随机挑出100名留有联系方式的患者进行电话调查，共打通54个电话，接听者有的是患者本人，有的是患者家属，他们无一例外地表示没有送红包，即使送了也被三院的医生退回。
24岁的韩建阳是江苏盐城人，去年2月入住南通三院骨科，医院记录为“创伤性指截断”，2月13日出院时记录为“好转”。韩建阳的父亲在电话中说：“因为小孩的伤情比较急，很偶然地被送到三院。入院时也想过送红包，但手术做得很快，做完后就不用送了。”
35岁的陈蓓，去年4月入住普外科，医院记录为“胆结石伴慢性胆囊炎”，4月23日出院时记录为“治愈”。陈蓓的母亲吴美龄说：“三院的无红包品牌绝对靠得住，我们送过但他们绝对不收。医生不仅不收红包，事后请他们吃饭也不行，说别破坏了医院的规矩。”
吴美龄是一位中专教师，谈到三院她就很激动：“当时与我女儿同病房的还有另外两个病人，一个病人悄悄地问我，是否要偷偷地给医生送红包，我告诉她三院的确不收红包。”吴美龄说，她真想把内心的感动写出来，苦于没处发表：“这样的医院真的应该好好表扬。”
张国华因“原发性肝癌”于今年入住普外科，经过切肝、介入治疗，于5月25日“治愈”出院。他说：“住院前就听说三院不收红包，家属还是包了几百元想送给主刀医生，当时就被拒绝了。”张国华听病友说，三院院长多次发狠话：谁发现三院的医生收红包，谁就可以去砸门口的“无红包医院”牌子。
抵御红包的底牌也是双刃剑
在医院收红包已成为普遍潜规则的大环境下，三院凭什么独善其身，如何赢得这场博弈?面对记者的提问，王陆军说：“收红包主要发生在骨干医生身上，不能主刀的一般医生也收不到红包。所以我们的奖金分配尽可能向临床一线倾斜，向专家骨干倾斜。对贡献特别大的少数医生，年底还会多发万把元钱。”一份2005年的工资单显示，三院专家骨干年收入在6．5万元到8．5万元之间，在南通市算是中上水平。
当然，这比下有余的收入似乎并不足以抵消红包的诱惑。如果当地一位医生掌握的情况属实，目前大医院一例心脏手术红包的“行情”是5000元。就是说，其他医院的医生做一次心脏手术拿的红包，接近三院医生一个月的收入。
像三院这样的公立医院，指望用奖金来弥补医生拒收红包的“损失”是不现实的。受人事、财政制度制约，公立医院奖金实行总额控制，不是想发多少就发多少。在这样的情况下，三院还能给医生些什么?
王陆军说：“对医生的心理要辩证地分析。一方面，作为劳动者，谁都想多赚钱；另一方面，知识分子都有较强的事业心，精神方面的满足他们也很看重。我不能无限制地提高工资，但是可以在事业上努力支持他们。”
三院从2000年开始向综合医院转型，几年来引进了20多位专家骨干。心胸外科主任陆辉辉2002年来三院，35岁就当上了科主任。三院投资数百万元帮他创建心胸外科，他提出买什么设备就给他买什么。这样，三院的心胸外科很快就成了上海心胸医院的分中心。三院又在财务、人事上对科主任充分放权。骨科看中一个研究生，王陆军看都没看就同意了。当时科主任很惊讶，觉得自己权力很大。
“在其他医院，也许我可以拿红包多赚点钱，但是不一定能得到这么好的业务平台。”陆辉辉说。
为了“安抚”医务人员，三院的领导层动用了体制内外的各种资源。对一位引进的人才，三院动用各种关系，把他的爱人，甚至小姨子、妹夫都从外地调过来，解决全家的问题。
对引进的学科带头人，三院给每人10万元住房补贴。有的医生夫妇俩一同来到三院，自己再掏很少一点钱就在靠近市中心的地段买了一套不错的房子。
三院对解决医疗骨干子女就学问题下了很大功夫。基础教育素有“中国教育看江苏，江苏教育看南通”之说，南通市一些顶尖中小学教学质量很高。学校组织活动，三院就赞助；学校对外来学生收择校费，三院也出一部分。这样，医疗骨干的子女都上了南通最好的学校。
他手里还有一张对抗红包的底牌，那就是三院的发展前景。由于三院抗击非典有功，2004年南通市政府以6000万元的低价批给三院36亩黄金地段的土地，用于医院扩建。目前，一栋20层的门诊综合楼已开工兴建。王陆军很清楚，现在很多医生能顶住红包的诱惑留在三院，就是看好综合楼建成以后，三院可望实现跨越式发展。
凡事有利必有弊。王陆军担心的是，在创业阶段，大家可以不计较一时 的得失；将来医院进一步发展，骨干们名气越来越大，还能继续守住道德底线吗?“无红包”医院直面博弈生存
作为“无红包”医院的院长，王陆军始终感觉如履薄冰：“无红包只能是个动态的概念，我依然不敢说医院绝对没有发生医生收红包的事件。”据了解，自1996年以来，三院累计诊治门急诊病人70多万例，住院病人4万多例，也有5例患者反映医务人员收受红包，并被查实两例。医院扣除了其中一位医生的全年奖金，缓一年晋升职称，缓调一年工资。责令另一位医生把红包退还给患者，并罚款一万元，用于对贫困病人的救助。
记者采访了三院多位医生，他们或是三院的老人，或是外来的医疗骨干，从前也收过红包，但对于三院的“无红包”制度，他们都表示赞成。他们的一致看法是，不收红包，让他们精神上解脱很多。传染科主任朱永根说，拿了患者的红包，做完手术后老是心神不宁，万一出现医疗纠纷就很被动。而不拿红包的医生腰杆挺得直，即使有了医疗纠纷，也可以限定在技术或意外的范围之内。
然而，经济收入毕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和记者对话时，三院的医生也表明了自己的矛盾心情。神经外科主任李东旭说：“做一样的手术，其他医院的医生有红包，我们没有，心里确实不平衡。现在其他医院很多同行买了车，住上了别墅，我们三院绝大部分医生还是骑自行车上班。”
“按规定，我们医生做一台手术，除了工资奖金外，一个小时只能拿7角钱的补助。”他说，“前两天我做了个颅脑外伤手术，从上午开始做，完事都将近下午3点了，又渴又饿。我出去找个小饭馆，要了俩菜，花了35元钱，一边吃一边想，做一个手术的正常收入甚至不能供我吃一顿便餐。”
28岁的张建栋是南通三院肝病科的住院医师，工作3年多来，对于医院“无红包”的做法常常心有微澜。
“医院到学校招聘时，就明确三院是无红包医院。同学们跟我开玩笑，‘如果这家医院真的无红包，到时你就惨了。’我当时并没有当真，因为很多医院都是说说而已，不会认真的。”
没想到一进医院，张建栋首先接受的是医院要求敬业奉献，严格遵守医院“无红包”的承诺，否则重罚。
工作一段时间后，张建栋发现自己与在其他医院工作的同学间差距拉大了。“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完全不在一个档次。”张建栋说：“外出聚会时从穿着上就能看得出来，而且他们请客吃饭非常随便，工作似乎比我轻松多了。感觉在三院工作非常郁闷——每天要严格查房三次，手机24小时不得关机，累死累活每个月工资奖金也只不到2000元。”
家人和亲属的期盼也给张建栋带来了压力。“亲戚都认为做医生挺风光的，很有出息，能赚很多钱。”张建栋的母亲也不相信三院不收红包，曾经与张建栋争论过，说医生的心都是黑的。“我当时就急了，坚持要她到三院看一看，希望能改变她对医生的看法，最起码三院的医生坚决不收红包。”
多次不平静后，终于又复归平静。“我不会因为少了红包收入而考虑选择其他医院，我珍惜无红包医院的品牌，我珍惜白衣天使的称号。”张建栋坚定地说。
认为自己的所得和付出不匹配，是当前很多医生收红包的心理前提。陆辉辉说：“大部分医生并不是为了红包才给病人开刀。不管有没有红包，治疗方案都不能随便改动。如果哪个医生有红包就好好开刀，没有红包就胡乱开刀，其他医生也瞧不起他。”
直到现在，医生对于收入低的抱怨还不时传到王陆军耳朵里，有人说得直白，有人比较委婉。他用“救火队员”比喻自己的角色。这个50岁的黑眼圈浓重的人，回顾“无红包医院”挂牌10年来的经历时说：“在某种意义上，这是院长和医生的一场博弈。”
无红包何时能成“燎原之势”?
南通市有大小几十家医院，为什么只有三院这么一家“无红包医院”?当地其他几家较大医院领导对这个问题都不愿深谈，他们无一例外地表示：三院对红包抓得当然好，但我们也采取了各种严格的措施。
“绝大多数医生是好的。”这是记者在卫生行政部门和医院最常听到的话。可为什么患者偏偏遇到的都是那些“少数”医生呢?当告诉他记者在南京两次“顺利”送出红包、相关医生欣然笑纳后，这位负责人不语了。
记者在长期采访过程中发现，乡镇卫生院和一般的二级医院，由于医疗技术水平相对较低，日常的業务量很难“饱和”，前来求诊的患者不多，医院在“求”患者，所以红包现象并不常见。而在各地级市大医院和南京的很多医院，慕名而来的患者常常为看个专家排几天队，为找个知名专家做手术则可能要排几个星期的队，这时候就更需要红包来“开路”了。看病难和看病贵的现象在这些医院得到了“完美”体现!
南京某三甲医院的一位行政管理者并不讳言本院的“红包”现象，但他又说：“另一家医院红包问题更严重，红包的金额已经超过了手术费，甚至专家的红包都有了牌价。”
南通市纪委副书记刘井石直言，在治理红包方面，三院确实是在“孤军奋战”。
三院治理红包的经验对其他医院究竟有没有借鉴意义?蒋志群的看法是：“因为经过10年培养，三院已经形成了一种不收红包的整体氛围，这种氛围其他医院还没有。即使现在把王陆军调到其他医院当院长，也不一定能再造一所无红包医院。”
他分析，害怕人才流失，是有些医院领导对红包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深层原因：“一家医院的水平就体现在那么几个顶尖专家身上。如果对红包抓得太狠，这些人跳槽了，对医院影响很大。”
一家大型医院的党委书记说：“对于广泛出现的现象，要从机制上找原因；对于反复出现的现象，要从规律上找原因。”记者听到的一种较为普遍的意见是，在医务人员待遇偏低的现行体制下，“无红包医院”成为“另类”是必然的。三院采取的各种措施尽管有效，却只是一些“救火”式的无奈之举，可以治标，不能治本。
某医院党委副书记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国家抓反腐倡廉有多难，医院抓拒收红包就有多难；国家抓反腐倡廉有多大的决心，我们医院抓拒收红包就有多大的决心。”刘井石认为，这话也不是没有道理。医院既不是红包的发源地，也不是红包最严重的地方，长期以来，社会上已经形成了一种“不送礼就办不成事”的观念。这种风气不扭转，想杜绝医疗红包，很难。
南通市纪委纠风室副主任余家成讲了这样一件事：他到某医院暗访红包问题，一个产妇的丈夫对他的询问很不满，说：“你们管这些事干什么?我一辈子就生这么一次孩子，给医生四五百元钱我高兴啊!”
东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医疗保险系主任张晓群副教授曾经是南京某三甲医院的医生，他说：“管住红包真的不难，只要院长能够自我约束，并管住医院的中层干部，提高医生的违规成本，加上合理的激励政策，相信越来越多的无红包医院会出现的。”
古语说得好：心不如佛者，不能为医；技不如神者，不能为医。老百姓认为：仅仅为人民币服务者，不能为医。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具备如神般医技的医生越来越多，而具备如佛般心态的医生却越来越少。不就是红包和回扣玷污了医生救死扶伤的职能吗?“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的心态万万不能成为医生的一种常态。
如果有一天，很多医院说他们不收红包时，得到大家会心一笑，将是件非常美妙的事。
这一天，真的非常值得期待!
编辑：卢劲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