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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活着》都是通过主人公福贵一生经历各种苦难来展现生命的坚韧与顽强。本文主要从处理死亡的方式、故事风格、意象选择三个方面分析了小说与电影呈现效果的不同，帮助读者从对比中对苦难人生有进一步的思考和领悟。
◆关键词：《活着》；死亡；风格；意象
《活着》是作家余华的长篇代表作，在这篇小说中，余华舍弃了以往血腥暴力的叙述方式，转而用一种较为平淡，娓娓道来的方式，向我们讲述一个悲惨人物命运多舛的一生。1994年，这部小说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获得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和最佳男主角奖。两种艺术形式在阐述故事方面各有特点和侧重，二者之间存在着的这些不同值得我们去分析比较，从而在过程中不断发掘故事深处的蕴意。
一、对人物死亡方式处理的不同
小说的情节可以说是由人物的相继死亡推动发展的，从母亲到外孙，福贵目睹了从老到少年龄阶段亲人的死亡。尽管他的生命在充军时也一度遭遇连天炮火的威胁，他还是活了下来，但他的活着却没有换来家庭的圆满，反而迎来一个个死亡。作者余华通过推进一系列的非自然死亡的情节方式，从而为读者构建了一个极具现实讽刺意味而又有非现实性色彩的景象。
而在电影中，一些人物荒诞的死亡方式被重新改编，变得更具合理性，与现实的距离大大缩短，更加凸显在时代大背景中死亡的深刻寓意。电影里，有庆是因为被叫去学校炼钢，在围墙旁不小心睡着了，而县长春生也是每天对炼钢的情况进行视察而导致了休息不足，在开车时撞倒围墙，从而使在墙下睡觉的有庆被砸死了。在大跃进时期炼钢是重要任务，连小孩子也成为劳动力，导演改编有庆之死和县长春生的关联，增强了有庆之死背后的时代叹息感。而对于凤霞的死，小说只简单解释是生产时大出血死了，可在电影里这一情节有了详细的说明：文革时期红卫兵占领了医院，以前的医生们被当做“反动权威”关进了牛棚，所以当凤霞最终因为失血过多身亡。从这两个地方的改编可以看出，电影强化了社会背景对人物命运的影响，让庞大的时代洪流冲刷掉死亡的荒诞性。
二、叙事风格的不同
小说《活着》的基调是悲凉的，因为主人公徐福贵整个人生其实是一场悲剧。小说主人公自传式的叙说方式加深了故事悲凉的风格，小说中不只一次写了亲人离世时带给福贵身心的重创，如儿子有庆死后：“我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听不到我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撒满了盐。”这种第一人称主人公自述身世时的哀伤富有感染力，也增强了小说的悲凉风格。
和小说相比，电影的基调多了几分温暖和希望。最能体现的是对结尾的改动。在电影里，故事结束在了二喜带着馒头看望福贵两夫妻的画面：一家人开开心心地在一起吃饭，馒头天真的样子让人觉得生活总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尤其是在福贵翻出原来装皮影戏的箱子给馒头装小鸡时，馒头问他“小鸡长大以后呢？”，福贵说“鸡长大了就变成鹅，鹅长大了就变成羊，羊长大了就变成牛。”这一段话传达的是积极向上的观念，事物总会不断发展变得更好，这一理念更有现实意味，也表明了导演认为对于生活总是抱有希望的态度。
三、意象选择的不同
在小说《活着》中，突出的意象是福贵身边跟着的一头老牛。“我”第一次见到福贵的时候，他正开导着那头老牛。福贵的老牛也叫“福贵”，在福贵眼里老牛不只是牲畜，还是情感的寄托。事实上，通过小说的叙述，福贵已然和老牛融为一体，老牛的沉默、坚韧，恰恰代表了福贵在大喜大悲后对人生的态度。
而电影《活着》中，老牛的形象不见了，皮影戏却成了贯穿全文的代表意象。皮影戏在小说中不是重要的元素，描写并不多，但在电影中成为了贯穿全片的线索，是主人公悲欢命运的缩影。旧社会里，还是小地主少爷的福贵把唱皮影戏当做消磨时间的享乐，而当福贵赌博输光家产，向龙二借钱，龙二却给了他一箱皮影，此时皮影戏又成了他像现实低头的象征。将皮影戏当成养家糊口的谋生工具的福贵过上了在外漂泊的日子，却在一次演出时被国民党抓了充军。后来福贵被解放军救下，在战斗的间隙给解放军唱皮影戏，鼓舞革命斗志，皮影戏成了他干过革命的有利证据。“大跃进”、大食堂、大炼钢铁时，皮影戏成了提高生产积极性的文艺工具，见证了福贵难得幸福的一段时光；“文革”时，破四旧的风氣盛行，皮影戏被认为是旧社会的文化代表。当福贵对凤霞大声说“留不住了，烧！”，皮影戏被烧掉的一瞬间，带给人的是一种无言的伤痛，而在凤霞烧皮影时，镇长正好带来的关于二喜的消息，这一情节的衔接又蕴含了从灰烬中生出希望的意味。
由于表现方式、艺术手段，特别是艺术家人生经历的不同，使小说和电影《活着》存在诸多差异。但是，无论文本还是影像，都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重温经典，我们都应对“活着”有更深的理解。
参考文献
[1]余华.活着[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2]王晓萍.《活着》：从小说到电影[J].电影文学，2014（12）：60-61.
[3]张祖群.人生如同一场皮影戏——对《活着》小说和电影文本的双重解读[J].电影评介，2014（13）：1-6.
◆关键词：《活着》；死亡；风格；意象
《活着》是作家余华的长篇代表作，在这篇小说中，余华舍弃了以往血腥暴力的叙述方式，转而用一种较为平淡，娓娓道来的方式，向我们讲述一个悲惨人物命运多舛的一生。1994年，这部小说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获得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和最佳男主角奖。两种艺术形式在阐述故事方面各有特点和侧重，二者之间存在着的这些不同值得我们去分析比较，从而在过程中不断发掘故事深处的蕴意。
一、对人物死亡方式处理的不同
小说的情节可以说是由人物的相继死亡推动发展的，从母亲到外孙，福贵目睹了从老到少年龄阶段亲人的死亡。尽管他的生命在充军时也一度遭遇连天炮火的威胁，他还是活了下来，但他的活着却没有换来家庭的圆满，反而迎来一个个死亡。作者余华通过推进一系列的非自然死亡的情节方式，从而为读者构建了一个极具现实讽刺意味而又有非现实性色彩的景象。
而在电影中，一些人物荒诞的死亡方式被重新改编，变得更具合理性，与现实的距离大大缩短，更加凸显在时代大背景中死亡的深刻寓意。电影里，有庆是因为被叫去学校炼钢，在围墙旁不小心睡着了，而县长春生也是每天对炼钢的情况进行视察而导致了休息不足，在开车时撞倒围墙，从而使在墙下睡觉的有庆被砸死了。在大跃进时期炼钢是重要任务，连小孩子也成为劳动力，导演改编有庆之死和县长春生的关联，增强了有庆之死背后的时代叹息感。而对于凤霞的死，小说只简单解释是生产时大出血死了，可在电影里这一情节有了详细的说明：文革时期红卫兵占领了医院，以前的医生们被当做“反动权威”关进了牛棚，所以当凤霞最终因为失血过多身亡。从这两个地方的改编可以看出，电影强化了社会背景对人物命运的影响，让庞大的时代洪流冲刷掉死亡的荒诞性。
二、叙事风格的不同
小说《活着》的基调是悲凉的，因为主人公徐福贵整个人生其实是一场悲剧。小说主人公自传式的叙说方式加深了故事悲凉的风格，小说中不只一次写了亲人离世时带给福贵身心的重创，如儿子有庆死后：“我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听不到我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撒满了盐。”这种第一人称主人公自述身世时的哀伤富有感染力，也增强了小说的悲凉风格。
和小说相比，电影的基调多了几分温暖和希望。最能体现的是对结尾的改动。在电影里，故事结束在了二喜带着馒头看望福贵两夫妻的画面：一家人开开心心地在一起吃饭，馒头天真的样子让人觉得生活总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尤其是在福贵翻出原来装皮影戏的箱子给馒头装小鸡时，馒头问他“小鸡长大以后呢？”，福贵说“鸡长大了就变成鹅，鹅长大了就变成羊，羊长大了就变成牛。”这一段话传达的是积极向上的观念，事物总会不断发展变得更好，这一理念更有现实意味，也表明了导演认为对于生活总是抱有希望的态度。
三、意象选择的不同
在小说《活着》中，突出的意象是福贵身边跟着的一头老牛。“我”第一次见到福贵的时候，他正开导着那头老牛。福贵的老牛也叫“福贵”，在福贵眼里老牛不只是牲畜，还是情感的寄托。事实上，通过小说的叙述，福贵已然和老牛融为一体，老牛的沉默、坚韧，恰恰代表了福贵在大喜大悲后对人生的态度。
而电影《活着》中，老牛的形象不见了，皮影戏却成了贯穿全文的代表意象。皮影戏在小说中不是重要的元素，描写并不多，但在电影中成为了贯穿全片的线索，是主人公悲欢命运的缩影。旧社会里，还是小地主少爷的福贵把唱皮影戏当做消磨时间的享乐，而当福贵赌博输光家产，向龙二借钱，龙二却给了他一箱皮影，此时皮影戏又成了他像现实低头的象征。将皮影戏当成养家糊口的谋生工具的福贵过上了在外漂泊的日子，却在一次演出时被国民党抓了充军。后来福贵被解放军救下，在战斗的间隙给解放军唱皮影戏，鼓舞革命斗志，皮影戏成了他干过革命的有利证据。“大跃进”、大食堂、大炼钢铁时，皮影戏成了提高生产积极性的文艺工具，见证了福贵难得幸福的一段时光；“文革”时，破四旧的风氣盛行，皮影戏被认为是旧社会的文化代表。当福贵对凤霞大声说“留不住了，烧！”，皮影戏被烧掉的一瞬间，带给人的是一种无言的伤痛，而在凤霞烧皮影时，镇长正好带来的关于二喜的消息，这一情节的衔接又蕴含了从灰烬中生出希望的意味。
由于表现方式、艺术手段，特别是艺术家人生经历的不同，使小说和电影《活着》存在诸多差异。但是，无论文本还是影像，都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重温经典，我们都应对“活着”有更深的理解。
参考文献
[1]余华.活着[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2]王晓萍.《活着》：从小说到电影[J].电影文学，2014（12）：60-61.
[3]张祖群.人生如同一场皮影戏——对《活着》小说和电影文本的双重解读[J].电影评介，2014（1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