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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值得关注的是民营中小企业。他们势单力薄，无力抵挡腐败势力对自己合法利益的侵犯，无力为自己争取公平公正的公共政策，所以，他们的营商环境往往最糟糕
你可以不喜欢企业因循的中国式增长的草率路径，你可以叹息中国的商人们的坏品味，也可以怀疑国企、民企和外企缺乏社会责任感、满足于弱肉强食的显规则……但是，即使是这样，你还是会发现，过去29年来的社会变迁，绕不开的是这些大大小小的公司行为，在犬儒主义地发出一些感伤和批评之前，我们还是要回到现实之中来。人，毕竟不能提着自己的头发逃离地球，与其空发狠话，不如回到地面上探讨如何在中国营造一个更好的营商环境。
财经作家吴晓波在回顾过去30年的市场经济发展的专著之中，着重关注的是国营资本、民间资本和跨国资本——这三种资本状态在中国的大舞台上有不同的命运起伏，他们互相之间的交融、博弈、竞争，以展现这个国家在不断往前走的态势。
在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中国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私有化（这并非是坏事），而是进行选择性的自由化，在这一过程中，国外投资者比本地企业家更受优待。
根据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提供的数据显示，民营企业中，注册资本金在100万元以下的占50%以上，所有者权益在200万元以下的占60%，在亿元以上的只占2%左右。可见，民营企业内部分化也很严重。
因此，当讨论中国的公司需要争取好的营商环境的时候，首要是争取公平竞争的环境。大企业一般都在各级政府的视野里，他们的营商环境一般都好于中小企业，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他们的情况缺乏代表性，也较难复制推广。最值得关注的是民营中小企业。他们势单力薄，无力抵挡腐败势力对自己合法利益的侵犯，无力为自己争取公平公正的公共政策，所以，他们的营商环境往往最糟糕。
事实上，在中国拓展的企业，无论是外资还是民营，当规模大到一定程度以后，就会成为很多行业的领导者，这样就会跟国家政策、国家利益产生很微妙的博弈。这个时候，企业的发展方向、导向是不是跟国家政策——以国营资本为主流的政策能够兼容。如果不能够兼容的话，企业就会产生巨大的危机。
还有一种持续的危机存在。那就是众多的民营企业几乎都是草莽起家。中国一直缺乏一个成熟经理人的阶级和商人阶级。第一代第二代的创业者都是大学毕业、初中毕业或者当兵回来就开始搞企业，没有足够的商业运营传统。所以，企业大到一定地步以后，很容易就不知道往哪儿走了，因为自己没有经验可以借鉴，而企业所处的时代本身又是创世纪的时代，甚至无法了解旁边的公司，无论是对手还是朋友，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很多企业死于自己的激情中。
而由过去29年的经验来看，中国未来工业发展最具潜力的发动机，不是国有部门，也不是由在中国说英文的海外华人掌控的国际500强的分公司，而是数以百万计的灵活的私营企业。大量证据表明，它们比规模更大的对手更进取、更高效、更富创新精神。
因此，有一些事情如果在2007年发生的话，那么，对于民营企业以及中国的营商环境，都会是喜讯。例如，公平税负。现在民营企业税赋普遍过重，比外资实际税赋高10个点。还有隐性成本，即乱收费（包括罚款）、乱摊派和公关费用。这三种税外负担不可小视，大概相当于税收的35%，利润的30%。这一项能够改善的话，民营企业的自身积累就会坚实得多。又例如，进一步落实“非公经济36条”，以此为准，清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2005年公布的“非公经济36条”是建国以来第一个以中央政府的名义鼓励、支持私营经济的专门的法规性文件。它就仿佛是一个邀请函，邀请民营企业进入原来的那些垄断领域，而且收什么费要公开、透明，不公开不透明的，可以申请行政复议。这就要求改善政府行政管理，要求相应的行政改革。
我相信，在今天的中国，营商自由，是比起其他自由更加能够看到增进社会福祉的实际效果的自由。
你可以不喜欢企业因循的中国式增长的草率路径，你可以叹息中国的商人们的坏品味，也可以怀疑国企、民企和外企缺乏社会责任感、满足于弱肉强食的显规则……但是，即使是这样，你还是会发现，过去29年来的社会变迁，绕不开的是这些大大小小的公司行为，在犬儒主义地发出一些感伤和批评之前，我们还是要回到现实之中来。人，毕竟不能提着自己的头发逃离地球，与其空发狠话，不如回到地面上探讨如何在中国营造一个更好的营商环境。
财经作家吴晓波在回顾过去30年的市场经济发展的专著之中，着重关注的是国营资本、民间资本和跨国资本——这三种资本状态在中国的大舞台上有不同的命运起伏，他们互相之间的交融、博弈、竞争，以展现这个国家在不断往前走的态势。
在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中国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私有化（这并非是坏事），而是进行选择性的自由化，在这一过程中，国外投资者比本地企业家更受优待。
根据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提供的数据显示，民营企业中，注册资本金在100万元以下的占50%以上，所有者权益在200万元以下的占60%，在亿元以上的只占2%左右。可见，民营企业内部分化也很严重。
因此，当讨论中国的公司需要争取好的营商环境的时候，首要是争取公平竞争的环境。大企业一般都在各级政府的视野里，他们的营商环境一般都好于中小企业，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他们的情况缺乏代表性，也较难复制推广。最值得关注的是民营中小企业。他们势单力薄，无力抵挡腐败势力对自己合法利益的侵犯，无力为自己争取公平公正的公共政策，所以，他们的营商环境往往最糟糕。
事实上，在中国拓展的企业，无论是外资还是民营，当规模大到一定程度以后，就会成为很多行业的领导者，这样就会跟国家政策、国家利益产生很微妙的博弈。这个时候，企业的发展方向、导向是不是跟国家政策——以国营资本为主流的政策能够兼容。如果不能够兼容的话，企业就会产生巨大的危机。
还有一种持续的危机存在。那就是众多的民营企业几乎都是草莽起家。中国一直缺乏一个成熟经理人的阶级和商人阶级。第一代第二代的创业者都是大学毕业、初中毕业或者当兵回来就开始搞企业，没有足够的商业运营传统。所以，企业大到一定地步以后，很容易就不知道往哪儿走了，因为自己没有经验可以借鉴，而企业所处的时代本身又是创世纪的时代，甚至无法了解旁边的公司，无论是对手还是朋友，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很多企业死于自己的激情中。
而由过去29年的经验来看，中国未来工业发展最具潜力的发动机，不是国有部门，也不是由在中国说英文的海外华人掌控的国际500强的分公司，而是数以百万计的灵活的私营企业。大量证据表明，它们比规模更大的对手更进取、更高效、更富创新精神。
因此，有一些事情如果在2007年发生的话，那么，对于民营企业以及中国的营商环境，都会是喜讯。例如，公平税负。现在民营企业税赋普遍过重，比外资实际税赋高10个点。还有隐性成本，即乱收费（包括罚款）、乱摊派和公关费用。这三种税外负担不可小视，大概相当于税收的35%，利润的30%。这一项能够改善的话，民营企业的自身积累就会坚实得多。又例如，进一步落实“非公经济36条”，以此为准，清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2005年公布的“非公经济36条”是建国以来第一个以中央政府的名义鼓励、支持私营经济的专门的法规性文件。它就仿佛是一个邀请函，邀请民营企业进入原来的那些垄断领域，而且收什么费要公开、透明，不公开不透明的，可以申请行政复议。这就要求改善政府行政管理，要求相应的行政改革。
我相信，在今天的中国，营商自由，是比起其他自由更加能够看到增进社会福祉的实际效果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