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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奇袭日本的奇男子
投笔一书生，今朝定请缨。
窃符惊魏寝，怀璧返秦城。
孤愤遭时忌，艰难愧位轻。
闻鸡中夜起，未悔去承明。
诏书迟不报，命下悔蹉跎。
坐失军需急，何堪岁币多。
挥戈悬汉日，衔石误虞罗。
岂见臧文仲，赪颜遇卞和。
这是宋育仁写在《泰西各国采风记》前面的两首感事诗，讽喻的是清朝政府坐失良机，以致割地赔款，令人愤懑。身怀稀世之奇谋，有经天纬地之才，只可惜一介书生，权轻位卑，遭人嫉妒，自己的奇谋无法实现。诗中臧文仲是正值齐桓公始成霸主，齐、鲁力量对比悬殊时期登上鲁国政治舞台的，他受命于危乱之际，肩负斡旋重任，充分显示出了其军事及外交方面的才能。卞和献玉则是耳熟能详的典故了。
宋育仁为什么会有如此感慨呢？原来宋育仁曾经有一个非常大胆的计谋，策划奇袭日本以扭转甲午战事的局势，可惜功亏一篑，未能实现，因此愤懑难抑，宣之于诗。
宋育仁（1857—1931），字芸子，四川富顺人，进士出身。被誉为“四川睁眼看世界第一人”，时人以“管子天下才，诸葛真王佐”誉之。历任翰林院检讨，国史馆协修，会典馆纂修，光绪辛卯科广西乡试主考，出使英、法、意、比四国二等参赞，四川矿务、商务监督，直隶总文案，国史馆代馆长，主修《四川通志》局总裁等职，创办《渝报》。
奇袭日本的计谋策划于宋育仁暂署英国使事期间。光绪二十年（1894）三月，宋育仁以二等参赞的身份随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龚照瑗前往欧洲。甲午战争爆发前后，暂署英国使署使事的宋育仁对由购自英、德等国的舰船为主组成的北洋水师还是颇有信心的，因此上书清廷，提出“倭兵少财乏，持久足以困之”的持久战战略，可惜人微言轻，未被重视。而传来的消息却是朝鲜战场、黄海海战的战事连连失利，令人揪心。
此前，有一个名叫哈格雷甫的英国人，与宋育仁相识。宋育仁从哈格雷甫那里得知，哈曾向公使龚照瑗建议，由他与怡和洋行及龚照瑗三方立约，以哈出面代购军备，招募雇傭军，前往中国参战。可惜中国政府迟迟未予答复，以致计划流产。这时，宋育仁突发奇想，是否也可以以此模式组织一支骑兵，突袭日本本土？这个设想得到使馆随员杨宜治、翻译王丰镐的支持，并开始付诸行动。他们决定从英国银行借款两百万英镑，将英国卖给阿根廷、智利两国的兵舰五艘、鱼雷快艇十艘买过来，从澳大利亚招募水兵两千人，组成一支奇袭舰队，聘请英国人、原任北洋水师总教习的琅威理为指挥官，托名澳大利亚商团，以保护商队名义，自菲律宾北上直攻日本本土。
这个似乎是异想天开的奇谋如果得以实现，是否能改变时局我们不得而知，然而一介书生的满腔热血却是令人敬佩的。
此时，返回英国的公使龚照瑗得知这一计划时，不但没有给予支持，反而以妄生事端的名义电告清朝廷。正欲与日本议和的清廷生怕节外生枝，立即电令废止这个计划，并诏令宋育仁急速解职回国，以待议处。
清朝廷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而策划奇谋的宋育仁却被剥夺二品顶戴，降回四品，回翰林院任职。
1897年10月，一年前奉旨回国的宋育仁与人一起创办了四川第一家报刊《渝报》，并以旬刊的形式迅速扩大影响，不断发表时评，翻译西方文章，宣传维新主张，成为他推行其“复古即是维新”主张的前沿阵地。他在《渝报》1897年10月第一期上发表了《复古即维新论》的文章，这是他1887年《时务论》思想的延续，也是他《泰西各国采风记》所述观点的总结，更是他针对顽固派“祖宗之法不可变”、西方经济技术都是“奇技淫巧”的腐朽思想和洋务派只见西方技术文明而不知其制度优点提出的一种全新思想。他认为，其实我们的先人有很多很好的文明制度，只是被后人歪曲以致“经术不显，本源浸失”。因此他在《泰西各国采风记》中介绍西方各国的政治制度、教育制度、司法制度、宗教制度时，总是将它们与《周礼》之制比较研究，证明西方的现代文明制度其实就是《周礼》制度的现代翻版，从而证明他的“复古即维新”的主张是可以行得通的。
《泰西各国采风记》中有一句话：“故言反古乃可救时，非好高谈，实不得已。”也就是说他提出“复古即维新”、“反古乃可救时”这种高调的思想，并非是想标新立异，其实是有不得已的苦衷：
今誉洋者，不知论本，但誉其美，不问其何以能禁暴止奸。自蔽者不知政本，但护言我中国固如是，且疑不如是，不能禁暴止奸。誉洋者不能难，亦以为中国自古如是。盲与盲辨，黑白终不能明，则置而不论，于政弊无救，而徒令慕洋者疑孔子之教。先王之政，固如我中国今之所行，惜于未奉教于洋。此意兴而国本危，名教将为天下裂，不可不察。故言反古乃可救时，非好高谈，实不得已。
这是宋育仁在参观英国监狱之后，发出的一段议论。其所谓“誉洋者”，应该就是指当时的洋务派，他们热衷于西方的科技文明，以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为己任；“自蔽者”大概指清朝廷一大帮顽固守旧派，他们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中国的现有一切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这是当时两股庞大的势力，他们把持朝政，互相攻讦，因此才有了宋育仁这种看似奇特其实是调和的改良思想。因为在宋育仁看来，自蔽者所守的祖宗之法是已经变质的腐朽之法，是秦朝以来的弊政，真正的善政是以《周礼》为标志的上古之法，西方的文明也是这种善政的翻版。在宋育仁看来，一方面，自蔽者们认为不变的祖宗之法、要坚守的祖宗之法不应该是已经腐朽的现有弊政，而应该是《周礼》所展示的善政；另一方面，西方的各种制度实际上早在这些上古善政中都有体现，而且更加完善，因此誉洋者也不要将眼光只拘泥于西方的技术文明，也要看到那些可以追溯到中国上古善政的西方制度。
不过，这种思想并不是他一时的兴起，他在更早之前所写的《时务论》就已经提出了“言救时之策者，孰有愈于复古”的论断，并做了全面论述。他说： 以余观圣人之论治，先富而后教，由兵而反礼。其始务在富强，其术具在六经，而《周官》尤备。外国未习其书，而能得其意，故专勤其始务，而遂收其初效。中国蒙承平而安之既久，书生不问时务，仕者守成法，又不求经术，故习其书，乃反亡其意；猝见外国之富强，震惑于心目，以为自古所未闻，圣人所不及。是非唯不知圣人之治术，并不知外国之富强何由而致也。诚求外国富强之故，乃隐合于圣人经术之用，则言救时之策者，孰有愈于复古乎？
《泰西各国采风记》是宋育仁在欧洲一年时间的考察成果。全书分为政术、学校、礼俗、教门、公法五卷，从五个方面全面论述西方的文明制度、习俗礼仪以及与《周礼》所描述的上古善政的异同，以期为中国的维新运动提供一个可供实行的标本。实际上也是对他《时务论》中提出的观点的一种实地考察和深入总结。
他在“政术”卷中，以英国为主体，旁及西方各国，介绍了西方国家分为帝国、君主国、民主国三种政体的演变历程，详细描述了西方的议院制度、选举制度、官吏体制、司法制度以及财政、税务、钱币、铁路、兵役等方面的情况。
他的“复古即维新”的思想，首先体现在他对西方议院制度及选举制度与中国上古先王政教制度的比较研究之中。他在详细介绍了英国及其他各国的议院制度、选举制度后，有一段较长的评述，对西方议院之制的优劣以及与《周礼》的异同进行比较和论述，实际上就是他“复古即维新”主张的具体体现：
察议院之制，公举于乡，进而议政，如古之乡校。但乡校不过持清议，不致持国柄。然礼有大事，皆受成于学。西国议员虽举于商，缘其俗重利，才能者皆操商业，故选士于商，其实议院比于古之太学，议员乃西国之士也。其上院则如古世卿，《周礼》询群臣、询群吏、询万民，朝士掌治朝之位，有众庶在焉。然则《周礼》并有上议院在治朝，且令众庶得入而听政，更宽于今之西制。但圣制昭明，先定民志，不必事事交议，时时争辩，以致争权无上耳。西人略得其意，而不知治本。《周礼》选举兴甿，主于乡老。乡大夫乡吏，皆致仕之老，故能选举无失。今既用商，又一听之平民，宜其选以贿成。奥、法选政操于教师，国学高第近雅似矣，而与富商參选，则积重而权亦归商。其变僻陋为富强，全得力于议院。其尽变旧渐之华风，荡然尊卑之分，则由彼教导其源，而议院扬其波。深观得失，议院权虽偏重，而大通民隐，实为善政。其流弊至若彼者，由无礼教以立民志之本，故人人欲擅自主之权，视君如无，不夺不餍。即其得失，以证经术之治，可悟名教以定民志，为选士议政之本源。今中国名教昌明，正宜大通民志。而经术不显，本源浸失，误认名教为涂民耳目，束缚黔首之具。夷未知本，躐等而施之。中外既通，彼此相形，民志将由静而动，教猱升木，为渊驱鱼，不可不深长思也。
他认为西方的选举制、议院制实际上就是《周礼》的“询群臣、询群吏、询万民”，但是“其变僻陋为富强，全得力于议院”，“议院权虽偏重，而大通民隐，实为善政”。
在对西方各国的政治制度考察研究后，宋育仁对西方议院制推崇备至，认为议院是欧洲振兴的根本所在：
政非议不成，议非众不公，而民众不能按户而说，执途而语，故由民举其能者、贤者，代民达隐，陈其所利，除其所害，故议院为欧洲近二百年振兴根本。自有议院，而君不能黩武，暴敛逞刑，抑人才，进佞幸，官不能怙权固位，枉法营私，病民蠧国。故风行景从，不崇朝而遍欧美。议院为其国国政之所在，即其国国本之所在，实其国人才之所在。
又对民选出来的官员，没有贪污腐化、横征暴敛、作威作福的优点欣赏不已：“通率民主之官，六倍于国授，而权职相等，互相维制。无论民举国授，皆就其地取人，进退皆由舆论，无盘踞把持与贪赃枉法、纵威殃民之事。不司赋税监工，故无横征浮派。食禄有定缺，无肥瘠而钻营奔竞，贿赂之风自止。中国今日地方官一切敝政，皆所绝无。”
他在赞赏西方的制度之时，时时将之与《周礼》相比较。如上述没有中国地方官那样弊政的民举之官，他就认为合乎《周礼》“使民兴贤，入使长之；使民兴能，出使治之”之义。
不过，在西方长达一年多，充分认识了西方各种制度、文明的宋育仁，却将“废君主，抑父权，男女同例，婚姻自主，亲不共财，贱不下贵”等西方现代文明说成是陷溺人心的谬说，说明宋育仁的思想还是颇为保守的，“三纲五常”的理念已经深入到了他的骨髓。他的所谓不得已才提出“反古乃可救时”、“复古即维新”的主张，恐怕也只是一种说辞而已。这种观点，从下面这段论述中看得更为清楚：
（西方）父子夫妇之间，直以财相往来，兄弟则无涉矣，无所谓纲常亲爱。此谓去义怀利以相接，由其教平等根之，而其律率之。故尚诈力，轻仁义，贪险成风。人怀鄙薄之心，而貌为势利之交，其举国皆如今官场之交际。乃悟圣道之立纲常名教，使人返本思诚，其道为万不可易。奈何中国之学衰不能以明政，政敝不能以卫教。愚者直不知其敝，智者乃震于功利，以洋为师。不知学洋必重利，重利必尚诈力，尚诈力必轻仁义，轻仁义必废君臣父子之伦。有目前救国危之近效，而隐种世道之深忧，故非明经术者，不足以言治天下也。
这是宋育仁详细介绍了西方在遗产、契约、婚姻等方面的各种律法规定之后的一段评论。他认为，“欧洲人皆重利，以此劝能，其富强之得力在此，而悖理灭性，不免夷狄亦在此。其律最重钱财”，重利忘义，都是因为没有纲常名教为其导引约束所致。如果急功近利，学习西方却又不“明经术”，不以“圣道”的“纲常名教”为指引，那么虽然可以收到挽救国家危难的近期效应，却会埋下危及世道的隐忧，得不偿失。
奇怪的是，为了维护其复古思维的合理性，宋育仁对西方的科学文明也有曲解和批评。第三卷《礼俗》卷中，宋育仁在对西方工商立国、理财有道、职业分工、学术分业等现代文明做了介绍后，既对其先进性和优点不吝赞美之词，又时不时出现一些奇特的思维以维护其“复古即维新”的主张。最明显的例子无过于其对西方天文学的解释。因为西方地球自转、绕日而行以及发现天王、海王二星等天文学新的观点似乎无法合乎周制，便有了下面一通解说： 究举其大概，地球自转本轴，每日一周，不过为变日每日一周天旧说，设法以合于昼夜；地球旋绕日轮，每岁一周，不过为变日行在南北陆旧说，设法以合于寒暑、冬夏。月绕地球，仍属浑天家言，不足争奇立异，故又创为五星皆地球，各有数月旋绕以矜创获。五星乃谈天古候，不能自辟蹊径，又乞灵于远镜，创天王、海王二星之名，以实其行星无数之言，因以破日月五星为七政之说。至日之光气变动，月之积冰仍本火之精为日、水之精为月古义，而小变其辞，其规合脱卸，可谓工于掩袭，而踪迹终属可寻。
这段解说，将西方利用天文望远镜发现天王、海王二星说成是“乞灵”之举，其他学说也是为了标新立异而已。他为什么要这样看待西方的天文学说呢？原来他是担心如果这样的学说一旦成立，那么，他所要恢复的古制变成了空中楼阁、虚妄之言，因为他认为，西方这种学说：
其用心，尤在破中国守先之言，为以彼教易名教之助。天为无物，地与五星，同为地球，俱由吸力相引，则天尊地卑之说为诬，肇造天地之主可信。乾坤不成两大阴阳，无分贵贱，日月星不为三光，五星不配五行，七曜拟于不伦，上祀诬而无理，六经皆虚言，圣人为妄作……如彼学所云，则一部《周易》，全无是处，洪范五行、春秋灾异皆成瞽说，中国所谓圣人者，亦无知妄男子耳。学术日微，为异端所劫，学者以耳为心，视为无关要义，从而雷同附和。人欲塞其源，而我为操畚，可不重思之乎？
在他看来，如果按照西方的天文学说，那么，天尊地卑、君臣父子的伦理纲常都没有了，这是要“从发源处决去天尊地卑，则一切平等男女均有自主之权；妇不统于夫，子不制于父，族姓无别，人伦无处立根，举宪天法地、顺阴阳陈五行诸大义，一扫而空”，因此，他在《教门》公法两卷中，不惜篇幅，对西方的宗教演变、万国公法的条规进行了条分缕析的辨析，推论出西方宗教原是对东方上古经世之术的反叛、《春秋》才是真正的万世公法，从而证明他的复古之策才是维新的最佳途徑。其中他抨击最严厉的是利玛窦、艾儒略、汤若望、南怀仁，认为“利、艾、汤、南以后，始译传其学，持以与中学争胜，而秘所从来。西人自诞以为独得，群萌闻声相哗，以为稀有，甘自鄙弃旧闻，而争誉之。市哄耳谈，几成定论”，“利、艾东来以后，又窃取中国圣言以攻中国名教，所谓异端之尤，黠盗之魁”。
利、艾、汤、南四人，是明代以后西方传教士向中国介绍西学、传播西方教义的代表。宋育仁认为他们篡改中国先王的“圣言”来攻击中国的名教，混乱了视听，导致出现了如今的局面，也是他推行“复古即维新”之策最大的障碍，这也是他对此深恶痛疾的原因。
他在《时务论》最后有一段论述，可以看成是他提出“复古即维新”的最佳表述，值得重视：
顾议救时，而必斤斤复古者，诚见外国之盛强，在于治法之密而近于古，非因循补苴之治术，所能与之争。《周官》圣人经世之术，外国略得其意，而其效立睹，非汉唐以下诸人之所及见。论者不思其本，欲举国效洋，而天下啍啍不服其名，狃于习见，闭口不谈，而天下汹汹，交丧其实。孰明乎外国之为治，有得有失乎？其失者，彼夷狄之法，其得者，乃古昔圣人之意也。今取证于外国富强之实效，而正告天下以复古之美名。名正言顺，事成而天下悦从，而四海无不服。舍此而再思其次，则无策以自救。用此则拨乱而反治，转败而为功，譬之荆轲入秦，图穷而匕首见矣。夫殷忧者，天所以启圣人也。毋亦我朝奉天宪圣，经术当兴，天故令外夷之悟我中国乎？则何幸有此万期之一时也。
总之，无论是写《时务论》也好，还是亲身求证的《泰西各国采风记》也好，以致后来兴办实业，创办《渝报》，宋育仁的目的都是一个，就是用西方只是略得中国圣人经世之术就已经取得了非常可观的成效，来证明“复古即维新”之策的正确。
投笔一书生，今朝定请缨。
窃符惊魏寝，怀璧返秦城。
孤愤遭时忌，艰难愧位轻。
闻鸡中夜起，未悔去承明。
诏书迟不报，命下悔蹉跎。
坐失军需急，何堪岁币多。
挥戈悬汉日，衔石误虞罗。
岂见臧文仲，赪颜遇卞和。
这是宋育仁写在《泰西各国采风记》前面的两首感事诗，讽喻的是清朝政府坐失良机，以致割地赔款，令人愤懑。身怀稀世之奇谋，有经天纬地之才，只可惜一介书生，权轻位卑，遭人嫉妒，自己的奇谋无法实现。诗中臧文仲是正值齐桓公始成霸主，齐、鲁力量对比悬殊时期登上鲁国政治舞台的，他受命于危乱之际，肩负斡旋重任，充分显示出了其军事及外交方面的才能。卞和献玉则是耳熟能详的典故了。
宋育仁为什么会有如此感慨呢？原来宋育仁曾经有一个非常大胆的计谋，策划奇袭日本以扭转甲午战事的局势，可惜功亏一篑，未能实现，因此愤懑难抑，宣之于诗。
宋育仁（1857—1931），字芸子，四川富顺人，进士出身。被誉为“四川睁眼看世界第一人”，时人以“管子天下才，诸葛真王佐”誉之。历任翰林院检讨，国史馆协修，会典馆纂修，光绪辛卯科广西乡试主考，出使英、法、意、比四国二等参赞，四川矿务、商务监督，直隶总文案，国史馆代馆长，主修《四川通志》局总裁等职，创办《渝报》。
奇袭日本的计谋策划于宋育仁暂署英国使事期间。光绪二十年（1894）三月，宋育仁以二等参赞的身份随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龚照瑗前往欧洲。甲午战争爆发前后，暂署英国使署使事的宋育仁对由购自英、德等国的舰船为主组成的北洋水师还是颇有信心的，因此上书清廷，提出“倭兵少财乏，持久足以困之”的持久战战略，可惜人微言轻，未被重视。而传来的消息却是朝鲜战场、黄海海战的战事连连失利，令人揪心。
此前，有一个名叫哈格雷甫的英国人，与宋育仁相识。宋育仁从哈格雷甫那里得知，哈曾向公使龚照瑗建议，由他与怡和洋行及龚照瑗三方立约，以哈出面代购军备，招募雇傭军，前往中国参战。可惜中国政府迟迟未予答复，以致计划流产。这时，宋育仁突发奇想，是否也可以以此模式组织一支骑兵，突袭日本本土？这个设想得到使馆随员杨宜治、翻译王丰镐的支持，并开始付诸行动。他们决定从英国银行借款两百万英镑，将英国卖给阿根廷、智利两国的兵舰五艘、鱼雷快艇十艘买过来，从澳大利亚招募水兵两千人，组成一支奇袭舰队，聘请英国人、原任北洋水师总教习的琅威理为指挥官，托名澳大利亚商团，以保护商队名义，自菲律宾北上直攻日本本土。
这个似乎是异想天开的奇谋如果得以实现，是否能改变时局我们不得而知，然而一介书生的满腔热血却是令人敬佩的。
此时，返回英国的公使龚照瑗得知这一计划时，不但没有给予支持，反而以妄生事端的名义电告清朝廷。正欲与日本议和的清廷生怕节外生枝，立即电令废止这个计划，并诏令宋育仁急速解职回国，以待议处。
清朝廷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而策划奇谋的宋育仁却被剥夺二品顶戴，降回四品，回翰林院任职。
鼓吹“复古即维新”的奇特思维
1897年10月，一年前奉旨回国的宋育仁与人一起创办了四川第一家报刊《渝报》，并以旬刊的形式迅速扩大影响，不断发表时评，翻译西方文章，宣传维新主张，成为他推行其“复古即是维新”主张的前沿阵地。他在《渝报》1897年10月第一期上发表了《复古即维新论》的文章，这是他1887年《时务论》思想的延续，也是他《泰西各国采风记》所述观点的总结，更是他针对顽固派“祖宗之法不可变”、西方经济技术都是“奇技淫巧”的腐朽思想和洋务派只见西方技术文明而不知其制度优点提出的一种全新思想。他认为，其实我们的先人有很多很好的文明制度，只是被后人歪曲以致“经术不显，本源浸失”。因此他在《泰西各国采风记》中介绍西方各国的政治制度、教育制度、司法制度、宗教制度时，总是将它们与《周礼》之制比较研究，证明西方的现代文明制度其实就是《周礼》制度的现代翻版，从而证明他的“复古即维新”的主张是可以行得通的。
《泰西各国采风记》中有一句话：“故言反古乃可救时，非好高谈，实不得已。”也就是说他提出“复古即维新”、“反古乃可救时”这种高调的思想，并非是想标新立异，其实是有不得已的苦衷：
今誉洋者，不知论本，但誉其美，不问其何以能禁暴止奸。自蔽者不知政本，但护言我中国固如是，且疑不如是，不能禁暴止奸。誉洋者不能难，亦以为中国自古如是。盲与盲辨，黑白终不能明，则置而不论，于政弊无救，而徒令慕洋者疑孔子之教。先王之政，固如我中国今之所行，惜于未奉教于洋。此意兴而国本危，名教将为天下裂，不可不察。故言反古乃可救时，非好高谈，实不得已。
这是宋育仁在参观英国监狱之后，发出的一段议论。其所谓“誉洋者”，应该就是指当时的洋务派，他们热衷于西方的科技文明，以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为己任；“自蔽者”大概指清朝廷一大帮顽固守旧派，他们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中国的现有一切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这是当时两股庞大的势力，他们把持朝政，互相攻讦，因此才有了宋育仁这种看似奇特其实是调和的改良思想。因为在宋育仁看来，自蔽者所守的祖宗之法是已经变质的腐朽之法，是秦朝以来的弊政，真正的善政是以《周礼》为标志的上古之法，西方的文明也是这种善政的翻版。在宋育仁看来，一方面，自蔽者们认为不变的祖宗之法、要坚守的祖宗之法不应该是已经腐朽的现有弊政，而应该是《周礼》所展示的善政；另一方面，西方的各种制度实际上早在这些上古善政中都有体现，而且更加完善，因此誉洋者也不要将眼光只拘泥于西方的技术文明，也要看到那些可以追溯到中国上古善政的西方制度。
不过，这种思想并不是他一时的兴起，他在更早之前所写的《时务论》就已经提出了“言救时之策者，孰有愈于复古”的论断，并做了全面论述。他说： 以余观圣人之论治，先富而后教，由兵而反礼。其始务在富强，其术具在六经，而《周官》尤备。外国未习其书，而能得其意，故专勤其始务，而遂收其初效。中国蒙承平而安之既久，书生不问时务，仕者守成法，又不求经术，故习其书，乃反亡其意；猝见外国之富强，震惑于心目，以为自古所未闻，圣人所不及。是非唯不知圣人之治术，并不知外国之富强何由而致也。诚求外国富强之故，乃隐合于圣人经术之用，则言救时之策者，孰有愈于复古乎？
《泰西各国采风记》是宋育仁在欧洲一年时间的考察成果。全书分为政术、学校、礼俗、教门、公法五卷，从五个方面全面论述西方的文明制度、习俗礼仪以及与《周礼》所描述的上古善政的异同，以期为中国的维新运动提供一个可供实行的标本。实际上也是对他《时务论》中提出的观点的一种实地考察和深入总结。
他在“政术”卷中，以英国为主体，旁及西方各国，介绍了西方国家分为帝国、君主国、民主国三种政体的演变历程，详细描述了西方的议院制度、选举制度、官吏体制、司法制度以及财政、税务、钱币、铁路、兵役等方面的情况。
他的“复古即维新”的思想，首先体现在他对西方议院制度及选举制度与中国上古先王政教制度的比较研究之中。他在详细介绍了英国及其他各国的议院制度、选举制度后，有一段较长的评述，对西方议院之制的优劣以及与《周礼》的异同进行比较和论述，实际上就是他“复古即维新”主张的具体体现：
察议院之制，公举于乡，进而议政，如古之乡校。但乡校不过持清议，不致持国柄。然礼有大事，皆受成于学。西国议员虽举于商，缘其俗重利，才能者皆操商业，故选士于商，其实议院比于古之太学，议员乃西国之士也。其上院则如古世卿，《周礼》询群臣、询群吏、询万民，朝士掌治朝之位，有众庶在焉。然则《周礼》并有上议院在治朝，且令众庶得入而听政，更宽于今之西制。但圣制昭明，先定民志，不必事事交议，时时争辩，以致争权无上耳。西人略得其意，而不知治本。《周礼》选举兴甿，主于乡老。乡大夫乡吏，皆致仕之老，故能选举无失。今既用商，又一听之平民，宜其选以贿成。奥、法选政操于教师，国学高第近雅似矣，而与富商參选，则积重而权亦归商。其变僻陋为富强，全得力于议院。其尽变旧渐之华风，荡然尊卑之分，则由彼教导其源，而议院扬其波。深观得失，议院权虽偏重，而大通民隐，实为善政。其流弊至若彼者，由无礼教以立民志之本，故人人欲擅自主之权，视君如无，不夺不餍。即其得失，以证经术之治，可悟名教以定民志，为选士议政之本源。今中国名教昌明，正宜大通民志。而经术不显，本源浸失，误认名教为涂民耳目，束缚黔首之具。夷未知本，躐等而施之。中外既通，彼此相形，民志将由静而动，教猱升木，为渊驱鱼，不可不深长思也。
他认为西方的选举制、议院制实际上就是《周礼》的“询群臣、询群吏、询万民”，但是“其变僻陋为富强，全得力于议院”，“议院权虽偏重，而大通民隐，实为善政”。
在对西方各国的政治制度考察研究后，宋育仁对西方议院制推崇备至，认为议院是欧洲振兴的根本所在：
政非议不成，议非众不公，而民众不能按户而说，执途而语，故由民举其能者、贤者，代民达隐，陈其所利，除其所害，故议院为欧洲近二百年振兴根本。自有议院，而君不能黩武，暴敛逞刑，抑人才，进佞幸，官不能怙权固位，枉法营私，病民蠧国。故风行景从，不崇朝而遍欧美。议院为其国国政之所在，即其国国本之所在，实其国人才之所在。
又对民选出来的官员，没有贪污腐化、横征暴敛、作威作福的优点欣赏不已：“通率民主之官，六倍于国授，而权职相等，互相维制。无论民举国授，皆就其地取人，进退皆由舆论，无盘踞把持与贪赃枉法、纵威殃民之事。不司赋税监工，故无横征浮派。食禄有定缺，无肥瘠而钻营奔竞，贿赂之风自止。中国今日地方官一切敝政，皆所绝无。”
他在赞赏西方的制度之时，时时将之与《周礼》相比较。如上述没有中国地方官那样弊政的民举之官，他就认为合乎《周礼》“使民兴贤，入使长之；使民兴能，出使治之”之义。
不过，在西方长达一年多，充分认识了西方各种制度、文明的宋育仁，却将“废君主，抑父权，男女同例，婚姻自主，亲不共财，贱不下贵”等西方现代文明说成是陷溺人心的谬说，说明宋育仁的思想还是颇为保守的，“三纲五常”的理念已经深入到了他的骨髓。他的所谓不得已才提出“反古乃可救时”、“复古即维新”的主张，恐怕也只是一种说辞而已。这种观点，从下面这段论述中看得更为清楚：
（西方）父子夫妇之间，直以财相往来，兄弟则无涉矣，无所谓纲常亲爱。此谓去义怀利以相接，由其教平等根之，而其律率之。故尚诈力，轻仁义，贪险成风。人怀鄙薄之心，而貌为势利之交，其举国皆如今官场之交际。乃悟圣道之立纲常名教，使人返本思诚，其道为万不可易。奈何中国之学衰不能以明政，政敝不能以卫教。愚者直不知其敝，智者乃震于功利，以洋为师。不知学洋必重利，重利必尚诈力，尚诈力必轻仁义，轻仁义必废君臣父子之伦。有目前救国危之近效，而隐种世道之深忧，故非明经术者，不足以言治天下也。
这是宋育仁详细介绍了西方在遗产、契约、婚姻等方面的各种律法规定之后的一段评论。他认为，“欧洲人皆重利，以此劝能，其富强之得力在此，而悖理灭性，不免夷狄亦在此。其律最重钱财”，重利忘义，都是因为没有纲常名教为其导引约束所致。如果急功近利，学习西方却又不“明经术”，不以“圣道”的“纲常名教”为指引，那么虽然可以收到挽救国家危难的近期效应，却会埋下危及世道的隐忧，得不偿失。
奇怪的是，为了维护其复古思维的合理性，宋育仁对西方的科学文明也有曲解和批评。第三卷《礼俗》卷中，宋育仁在对西方工商立国、理财有道、职业分工、学术分业等现代文明做了介绍后，既对其先进性和优点不吝赞美之词，又时不时出现一些奇特的思维以维护其“复古即维新”的主张。最明显的例子无过于其对西方天文学的解释。因为西方地球自转、绕日而行以及发现天王、海王二星等天文学新的观点似乎无法合乎周制，便有了下面一通解说： 究举其大概，地球自转本轴，每日一周，不过为变日每日一周天旧说，设法以合于昼夜；地球旋绕日轮，每岁一周，不过为变日行在南北陆旧说，设法以合于寒暑、冬夏。月绕地球，仍属浑天家言，不足争奇立异，故又创为五星皆地球，各有数月旋绕以矜创获。五星乃谈天古候，不能自辟蹊径，又乞灵于远镜，创天王、海王二星之名，以实其行星无数之言，因以破日月五星为七政之说。至日之光气变动，月之积冰仍本火之精为日、水之精为月古义，而小变其辞，其规合脱卸，可谓工于掩袭，而踪迹终属可寻。
这段解说，将西方利用天文望远镜发现天王、海王二星说成是“乞灵”之举，其他学说也是为了标新立异而已。他为什么要这样看待西方的天文学说呢？原来他是担心如果这样的学说一旦成立，那么，他所要恢复的古制变成了空中楼阁、虚妄之言，因为他认为，西方这种学说：
其用心，尤在破中国守先之言，为以彼教易名教之助。天为无物，地与五星，同为地球，俱由吸力相引，则天尊地卑之说为诬，肇造天地之主可信。乾坤不成两大阴阳，无分贵贱，日月星不为三光，五星不配五行，七曜拟于不伦，上祀诬而无理，六经皆虚言，圣人为妄作……如彼学所云，则一部《周易》，全无是处，洪范五行、春秋灾异皆成瞽说，中国所谓圣人者，亦无知妄男子耳。学术日微，为异端所劫，学者以耳为心，视为无关要义，从而雷同附和。人欲塞其源，而我为操畚，可不重思之乎？
在他看来，如果按照西方的天文学说，那么，天尊地卑、君臣父子的伦理纲常都没有了，这是要“从发源处决去天尊地卑，则一切平等男女均有自主之权；妇不统于夫，子不制于父，族姓无别，人伦无处立根，举宪天法地、顺阴阳陈五行诸大义，一扫而空”，因此，他在《教门》公法两卷中，不惜篇幅，对西方的宗教演变、万国公法的条规进行了条分缕析的辨析，推论出西方宗教原是对东方上古经世之术的反叛、《春秋》才是真正的万世公法，从而证明他的复古之策才是维新的最佳途徑。其中他抨击最严厉的是利玛窦、艾儒略、汤若望、南怀仁，认为“利、艾、汤、南以后，始译传其学，持以与中学争胜，而秘所从来。西人自诞以为独得，群萌闻声相哗，以为稀有，甘自鄙弃旧闻，而争誉之。市哄耳谈，几成定论”，“利、艾东来以后，又窃取中国圣言以攻中国名教，所谓异端之尤，黠盗之魁”。
利、艾、汤、南四人，是明代以后西方传教士向中国介绍西学、传播西方教义的代表。宋育仁认为他们篡改中国先王的“圣言”来攻击中国的名教，混乱了视听，导致出现了如今的局面，也是他推行“复古即维新”之策最大的障碍，这也是他对此深恶痛疾的原因。
他在《时务论》最后有一段论述，可以看成是他提出“复古即维新”的最佳表述，值得重视：
顾议救时，而必斤斤复古者，诚见外国之盛强，在于治法之密而近于古，非因循补苴之治术，所能与之争。《周官》圣人经世之术，外国略得其意，而其效立睹，非汉唐以下诸人之所及见。论者不思其本，欲举国效洋，而天下啍啍不服其名，狃于习见，闭口不谈，而天下汹汹，交丧其实。孰明乎外国之为治，有得有失乎？其失者，彼夷狄之法，其得者，乃古昔圣人之意也。今取证于外国富强之实效，而正告天下以复古之美名。名正言顺，事成而天下悦从，而四海无不服。舍此而再思其次，则无策以自救。用此则拨乱而反治，转败而为功，譬之荆轲入秦，图穷而匕首见矣。夫殷忧者，天所以启圣人也。毋亦我朝奉天宪圣，经术当兴，天故令外夷之悟我中国乎？则何幸有此万期之一时也。
总之，无论是写《时务论》也好，还是亲身求证的《泰西各国采风记》也好，以致后来兴办实业，创办《渝报》，宋育仁的目的都是一个，就是用西方只是略得中国圣人经世之术就已经取得了非常可观的成效，来证明“复古即维新”之策的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