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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家统计局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已步入“老年型社会”。作为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必要举措，延迟退休存在两大困境：局势“紧迫性”遭遇民众“低意愿”，“老年人占岗”对峙“青年人就业”。文章详述了美国柔性延迟退休制度的“可圈可点”之处：政策实施“慢动作”，延退年龄“可选择”，以期运用美国延退经验的“钥匙”打开中国延退困局这把“锁”。
关键词：老年型社会；困境；美国经验；启示
早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已经提及延迟退休（简称“延退”），并提出尽快研究制定渐进式延退的方针，当时就引发民众对延退不小的热议。特别是2016年两会期间人社部部长尹蔚民提出针对延退的“四个方向，两步走”的循序渐进式的延退方针，再次将延退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西方国家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原因，比发展中国家率先进入老龄化社会。针对我国延退现存的困境，以国外尤其是美国弹性退休制度的改革为鉴，定会为我国延退政策的制定、落实提供有效参考。
一、我国延退的困境
（一）局势“紧迫性”遭遇民众“低意愿”
国家统计局4月20日发布的2016年中国1%人口抽样调查公报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为22182万人，占16.15%，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4374万人，占10.47%[1]。事实表明，中国确已步入“老年型社会”。人口老龄化同时也引发了养老金制度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尽管2016年两会期间人社部部长尹蔚民表示，目前我国养老金并不存在缺口，其支付能力可达17个月，但随着我国抚养比的持续下降，17个月后养老金能否依然“入可敷出”，这是值得政府思考的问题。在上述两个问题的叠加作用下，延退政策的颁布已迫在眉睫。
当延退已成大势所趋时，民众延退“低意愿”却成了“拦路虎”。清华大学于2015年12月9日发布的《2015年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报告》显示，有39%的受访者认为退休年龄应该保持不变，30%的受访者认为退休年龄可以延迟，但必须要有一个限度。而只有10%的受访者认为延退年龄可以随着预期寿命的延长而延长。
（二）“老年人占岗”对峙“青年人就业”
在延退政策的讨论中存在着另一个争论，即延退政策是否影响青年人就业。学界为此也是各执己见。以唐钧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老年人推迟“交班”势必会对年轻人就业产生冲击。我国每年新增就业岗位1000-1200万，其中约30%的岗位是“自然更替”，即老年人退休后空留出来的岗位。一旦延退政策实施，这300-400万的岗位势必会被占用[2]。而以刘琛为代表的学者却认为事实中的退休年龄与失业率高低并不存在绝对的相关关系，短期内对就业的冲击强度主要取决于退休人数的规模与集中度，若老年人退休与年轻人就业岗位置换完全对等，那么延迟退休必然会进一步恶化就业形势。而事实上老年人与年轻人岗位置换并非对等，因而延退对就业的冲击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3]。
然而，延退影响年轻人就业这一事实毋庸置疑，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都会受其影响。中国“第三次婴儿潮（1986-1990）”是我国“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最大受益者，而放开二孩势必会形成一定规模的“第四次婴儿潮”。若第三次婴儿潮的退休时间延长至65岁，即在2050年左右退休；而“第四次婴儿潮”会在2035年后进入劳动力市场，到时两股婴儿潮竞夺工作岗位的现象在所难免。
二、美国延退的经验
（一）延迟退休年龄的“慢动作”
美国为顺应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以及有效缓解社保资金缺乏的困境，1983年4月，美国对《社会保障法案》进行了修订，把退休年龄逐步提高到67岁。但这项法案不是立即执行的，而是由2003年才开始逐步推行，中间间隔了整整20年的时间。此种做法能使美国民众度过一个舒缓的“心理适应期”，也缓和了民众对延退政策的抵触情绪。
（二）延迟退休政策的“柔性化”
美国延退政策的优势不单单在于小步慢进、逐步提高的方式，还在于它所采取的自主选择延退年龄的柔性化策略，并加之于惩罚与激励相结合的“组合拳打法”。美国民众法定退休年龄为67岁。其实62岁就可以选择退休，不过仅能拿到全额退休金的70%；若67岁之后退休，获得全额养老金的同时会得到相应的奖励。
此种延退政策不仅仅是考虑到普通大众的利益，更多的是顾及到某些特殊群体的感受，比如重体力劳动者。此类群体的民众年龄达到60岁时，很多表现出对所从事工作的力不从心。而弹性化的延退年龄，就很好的规避了这一点。一方面公民可以自主选择延退时间，从而作出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最佳选择，体现了“差异化平等”的原则。另一方面也是政府利用市场这个有利的杠杆，使社会岗位得到合理的新老更替，避免了“老年人占巢，年轻人失业”的现象。
三、美国延退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一）政策执行需要“过渡期”
很多社会调查过多关注民众的抵触情绪，却往往忽略了产生抵触情绪的缘由：民众反对的是“即刻延迟退休”，而不是“未来延迟退休”。例如美国在1983年提出延退直至2003年才正式实施退休，中间20年的心理调适期，足以让民众适应这种变化。今年两会期间尹蔚民表示，延退方案有望从2022年起正式实施。延退作为关乎民生的敏感话题，2022年或更久时间实施比较稳妥，若操之过急，轻则达不到预期效果，重则引发社会动荡。
（二）政策实施的“刚柔并济”
美国柔性延退制度表明延退年龄不再是一个“固定数值”，而是一个“年龄区间”。民众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自主选择退休年龄。如此即能保证延退目标的实现，体现政策的“刚”性；又能保证民众在“工作”和“休息”间具有选择权，体现了政策的“柔”性。其实，我国2010年10月1日起就在上海已经实施了柔性延退的试点，这说明我国已经把柔性延退提上了议事日程，只是具体的实施办法还有待研究，不过延退必须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按岗位、性别区别对待，避免一刀切。尤其是一线工人，他们工作强度大，且很多人50岁左右面临着“被退休”的风险，此时又不能获得养老金，因而处境十分艰难，况且工人占我国人口的比重较大，照顾这部分群体是政策制定者首先需要考虑的。
第二，设置退休年龄区间，让延退政策更有“温度”。不单单美国，就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来看，取消强制延迟退休都将是必然趋势。目前我国政府出台的政策，包括上海试点的柔性延退政策，都是把“停止工作的年龄”与“领取养老金的年龄”捆绑在一起，此举无疑会引发就业政策与养老保险政策的冲突。就业政策是希望老年人把所占的岗位尽早的交替给年轻人；养老保险政策是希望老年人延迟退休，缓解养老金的支付压力。如果把“停止工作的年龄”与“领取养老金的年龄”相分离，就可以促进就业政策与养老金政策的兼容，即实现“老年人占岗”与“青年人就业”的非零和博弈。[4]
参考文献：
[1] 辛闻.2015年中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EB/OL〕http：//www.china.com.cn/news/txt/2016-04/20/content_38288171.htm
[2] 唐钧.唠叨 “延迟退休” 的负面效应[J].人民论坛，2012（19）
[3] 刘琛.打破悖论：延迟退休对就业的影响分析[J].社会保障研究，2015（4）
[4] 郑春荣，刘慧倩.我国弹性退休年龄制度设计-基于美国相关制度的实践[J].人口学刊，2011（3）
关键词：老年型社会；困境；美国经验；启示
早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已经提及延迟退休（简称“延退”），并提出尽快研究制定渐进式延退的方针，当时就引发民众对延退不小的热议。特别是2016年两会期间人社部部长尹蔚民提出针对延退的“四个方向，两步走”的循序渐进式的延退方针，再次将延退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西方国家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原因，比发展中国家率先进入老龄化社会。针对我国延退现存的困境，以国外尤其是美国弹性退休制度的改革为鉴，定会为我国延退政策的制定、落实提供有效参考。
一、我国延退的困境
（一）局势“紧迫性”遭遇民众“低意愿”
国家统计局4月20日发布的2016年中国1%人口抽样调查公报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为22182万人，占16.15%，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4374万人，占10.47%[1]。事实表明，中国确已步入“老年型社会”。人口老龄化同时也引发了养老金制度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尽管2016年两会期间人社部部长尹蔚民表示，目前我国养老金并不存在缺口，其支付能力可达17个月，但随着我国抚养比的持续下降，17个月后养老金能否依然“入可敷出”，这是值得政府思考的问题。在上述两个问题的叠加作用下，延退政策的颁布已迫在眉睫。
当延退已成大势所趋时，民众延退“低意愿”却成了“拦路虎”。清华大学于2015年12月9日发布的《2015年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报告》显示，有39%的受访者认为退休年龄应该保持不变，30%的受访者认为退休年龄可以延迟，但必须要有一个限度。而只有10%的受访者认为延退年龄可以随着预期寿命的延长而延长。
（二）“老年人占岗”对峙“青年人就业”
在延退政策的讨论中存在着另一个争论，即延退政策是否影响青年人就业。学界为此也是各执己见。以唐钧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老年人推迟“交班”势必会对年轻人就业产生冲击。我国每年新增就业岗位1000-1200万，其中约30%的岗位是“自然更替”，即老年人退休后空留出来的岗位。一旦延退政策实施，这300-400万的岗位势必会被占用[2]。而以刘琛为代表的学者却认为事实中的退休年龄与失业率高低并不存在绝对的相关关系，短期内对就业的冲击强度主要取决于退休人数的规模与集中度，若老年人退休与年轻人就业岗位置换完全对等，那么延迟退休必然会进一步恶化就业形势。而事实上老年人与年轻人岗位置换并非对等，因而延退对就业的冲击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3]。
然而，延退影响年轻人就业这一事实毋庸置疑，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都会受其影响。中国“第三次婴儿潮（1986-1990）”是我国“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最大受益者，而放开二孩势必会形成一定规模的“第四次婴儿潮”。若第三次婴儿潮的退休时间延长至65岁，即在2050年左右退休；而“第四次婴儿潮”会在2035年后进入劳动力市场，到时两股婴儿潮竞夺工作岗位的现象在所难免。
二、美国延退的经验
（一）延迟退休年龄的“慢动作”
美国为顺应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以及有效缓解社保资金缺乏的困境，1983年4月，美国对《社会保障法案》进行了修订，把退休年龄逐步提高到67岁。但这项法案不是立即执行的，而是由2003年才开始逐步推行，中间间隔了整整20年的时间。此种做法能使美国民众度过一个舒缓的“心理适应期”，也缓和了民众对延退政策的抵触情绪。
（二）延迟退休政策的“柔性化”
美国延退政策的优势不单单在于小步慢进、逐步提高的方式，还在于它所采取的自主选择延退年龄的柔性化策略，并加之于惩罚与激励相结合的“组合拳打法”。美国民众法定退休年龄为67岁。其实62岁就可以选择退休，不过仅能拿到全额退休金的70%；若67岁之后退休，获得全额养老金的同时会得到相应的奖励。
此种延退政策不仅仅是考虑到普通大众的利益，更多的是顾及到某些特殊群体的感受，比如重体力劳动者。此类群体的民众年龄达到60岁时，很多表现出对所从事工作的力不从心。而弹性化的延退年龄，就很好的规避了这一点。一方面公民可以自主选择延退时间，从而作出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最佳选择，体现了“差异化平等”的原则。另一方面也是政府利用市场这个有利的杠杆，使社会岗位得到合理的新老更替，避免了“老年人占巢，年轻人失业”的现象。
三、美国延退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一）政策执行需要“过渡期”
很多社会调查过多关注民众的抵触情绪，却往往忽略了产生抵触情绪的缘由：民众反对的是“即刻延迟退休”，而不是“未来延迟退休”。例如美国在1983年提出延退直至2003年才正式实施退休，中间20年的心理调适期，足以让民众适应这种变化。今年两会期间尹蔚民表示，延退方案有望从2022年起正式实施。延退作为关乎民生的敏感话题，2022年或更久时间实施比较稳妥，若操之过急，轻则达不到预期效果，重则引发社会动荡。
（二）政策实施的“刚柔并济”
美国柔性延退制度表明延退年龄不再是一个“固定数值”，而是一个“年龄区间”。民众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自主选择退休年龄。如此即能保证延退目标的实现，体现政策的“刚”性；又能保证民众在“工作”和“休息”间具有选择权，体现了政策的“柔”性。其实，我国2010年10月1日起就在上海已经实施了柔性延退的试点，这说明我国已经把柔性延退提上了议事日程，只是具体的实施办法还有待研究，不过延退必须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按岗位、性别区别对待，避免一刀切。尤其是一线工人，他们工作强度大，且很多人50岁左右面临着“被退休”的风险，此时又不能获得养老金，因而处境十分艰难，况且工人占我国人口的比重较大，照顾这部分群体是政策制定者首先需要考虑的。
第二，设置退休年龄区间，让延退政策更有“温度”。不单单美国，就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来看，取消强制延迟退休都将是必然趋势。目前我国政府出台的政策，包括上海试点的柔性延退政策，都是把“停止工作的年龄”与“领取养老金的年龄”捆绑在一起，此举无疑会引发就业政策与养老保险政策的冲突。就业政策是希望老年人把所占的岗位尽早的交替给年轻人；养老保险政策是希望老年人延迟退休，缓解养老金的支付压力。如果把“停止工作的年龄”与“领取养老金的年龄”相分离，就可以促进就业政策与养老金政策的兼容，即实现“老年人占岗”与“青年人就业”的非零和博弈。[4]
参考文献：
[1] 辛闻.2015年中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EB/OL〕http：//www.china.com.cn/news/txt/2016-04/20/content_38288171.htm
[2] 唐钧.唠叨 “延迟退休” 的负面效应[J].人民论坛，2012（19）
[3] 刘琛.打破悖论：延迟退休对就业的影响分析[J].社会保障研究，2015（4）
[4] 郑春荣，刘慧倩.我国弹性退休年龄制度设计-基于美国相关制度的实践[J].人口学刊，2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