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后殖民翻译理论关注的是不平等的权利关系。根据这一理论，译者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以及翻译目的，如果应用不恰当，则会助长殖民霸权主义，反之，则有利于消解文化霸权，并在一定程度上瓦解“种族中心主义”，从而促进世界多极化发展。杂合既是翻译过程的必然结果，也是语言文化交流的必然体现。杂合反映了世界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有利于不同文化间的平等交流。赛珍珠在翻译《水浒传》时主要采用了异化策略，具有明显的杂合性，译本保留了汉语与英语在语言及文化方面的特点，有利于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文学。研读其译本对译者也有着积极意义，有助于译者们学习如何运用语言讲好本民族的故事，传递本民族的文化。本文试图从后殖民理论的角度，从语言特征、文学规范和文化意义三个方面对《水浒传》翻译的杂合性做出具体的阐释，旨在探讨《水浒传》翻译的文学意义及其对文化传播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赛珍珠;《水浒传》;后殖民翻译理论;杂合特征
前言：
美国作家赛珍珠本名珀尔·布克（Pearl Sydenstricker Buck）。在中国近40年的生活经历让她对中国的农耕文化与乡土情结有着自己深沉的理解。《水浒传》译本问世之初，在欧美非常流行。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水浒传》的译本虽然在西方享有盛誉，但在中国却没有受到强烈的反响，甚至屡遭批判。自19世纪90年代起，中外学者开始呼吁以更为客观和公正的态度来重新评价和审视赛珍珠的作品。目前，国内对赛珍珠《水浒传》的英译本研究还不多。本文试图从语言特征、文学规范和文化意义三个方面来阐释赛珍珠《水浒传》的杂合性，试图探寻其文学价值，从而揭示其对文化传播的积极意义。
一、后殖民翻译理论概述
19世纪70年代，西方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语言学，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正式步入历史舞台。后殖民翻译理论起源于后殖民主义，关注翻译与政治的关系，试图探索更广泛的话语权。该理论认为，翻译不仅是语言与文化之间的桥梁，也是消除文化殖民的有力工具。这对于我國的文学翻译来说无疑有着启发意义。
1.后殖民主义理论
19世纪40-50年代，亚洲，非洲和拉美等地区的许多殖民地都挣脱了西方的殖民统治，纷纷独立。然而，领土的独立并不意味着霸权主义和殖民文化的终结，这些受到殖民的土地仍然面临着失去话语权的危机，其文化也始终处于边缘地位。许多学者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概念，如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概念、福柯的“话语”和“权力”概念、农民的“民族文化”等。赛义德在《东方学》中揭示了东西方普遍存在的文化不平等，并进一步批判了西方的文化霸权。“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编织了所谓的文化心理优势，让宗主国的文化殖民和文化霸权披上了冠冕堂皇的外衣。
2.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
拉曼·塞尔登（Raman Selden）认为，“后殖民翻译理论作为后现代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致力于消解“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使人们看到西方对东方文化的曲解、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的权力关系以及西方国家对东方国家在文化层面上的压迫。正是这样的文化殖民，使得非西方国家文化长期处于边缘化地位”（Widdowson & Brooker，2004：221-222）。萨义德在书中表示，“这种被扭曲被肢解的‘想象性东方’，成为验证西方自身的‘他者’，并将一种‘虚构的东方’形象反过来强加于东方，使东方纳入西方中心的权力结构，从而完成文化语言上被殖民的过程”（邱云华，2005：267），后殖民翻译理论关注的正是原文和译文背后蕴藏的霸权主义和权力关系。
翻译作为一种殖民的途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翻译数量的差距。一直以来，由于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的权力差异，其话语权的体现也有所偏重。英美等发达国家翻译发展中国家的作品数量远远少于发展中国家翻译发达国家的作品数量，这些发达国家充分利用其巨大的翻译产出量，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这种不平衡既是文化殖民的体现，也是话语权力不平等的标志。二是翻译文本的选择。为了巩固本国的文化输出，体现本国的文化价值，强势文化往往会有针对性地选择翻译文本，甚至只选择翻译那些与本国价值观相符合的作品，以彰显民族主义情节。三是译文的过度归化。后殖民主义翻译认为翻译不再仅仅关乎语言，而是关乎政治和权力。强势文化的译者因其自身的大国优越感在翻译时会过度采用归化甚至改写的方法，让目的语读者无法体会作品的原汁原味，从而进一步巩固其霸权文化。
当然，翻译也是解殖民化的强大工具。尼南贾纳在《为翻译定位：历史、后殖民主义与后殖民语境》一书中表示“这不仅让我们看到了翻译与殖民霸权的共谋，也揭示了翻译作为干预、抵制宗主国文化的工具的可能”（张志强，2010：43），他表示重译是消解殖民化的途径之一。他认为重译可以进一步推进解殖民化作用。斯皮瓦克是一名女性主义者，同时他也一直致力于后殖民理论的研究，她认为可以把翻译作为阅读的一种方式，以此消解殖民化。霍米·巴巴在后置民理论中首次引入“杂合”这个概念，反对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压迫和威胁，希望可以开拓一个“第三空间”。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和伯尔曼（Antoine Berman）均提出了异化的翻译策略，以消解文化殖民。译者可以通过异化来进行适当地文化干预，通过保留原文本的文学特色和文化意识来抵抗文化霸权主义，尊重文化的差异性，以选择以异化的翻译策略为主，但绝不能一味异化而全然将归化的翻译策略排斥在外。
综上，翻译既可以作为殖民的途径，也可以用来消解殖民。为了实现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真实对话，译者和读者都要培养自己的跨文化视野，杜绝狭隘的种族中心主义。
二、后殖民语境下的杂合理论
“杂合”原本并不是翻译领域的专有词汇，而是生物学范畴的词汇，意为“不同种属的动植物在进行杂交后产生的后代”（Simpson，Werner，1989：523）后来，它逐渐被其他学科引用。在文化领域，巴赫金首先将杂合的概念引入文学领域，并从文学理论的角度赋予了“杂合”一词新的含义。他认为，翻译中的杂合指的是：“在一句话的范围内，两种社会语言在语句范围内的混合，即两种不同的语言意识被时代、社会差异或其他因素所分离，因而出现的混合”。（Bakhtin，Mikhail，1981：235）。在文化交流过程中，每一种文化都不可能不妥协地保持其独立性和纯洁性。因此，任何形式的语言和文化方面的交流都会呈现出杂合的特点。“杂合”不是传统翻译方法层面的“异化”，而是为促进文化平等交流而采取的一种翻译策略。为了达到异化的效果，译者可选择一些所谓的“边缘文本”进行翻译，在翻译过程中可以适当采用归化的翻译方法;译者也可以选择符合目标文化和文学经典的文本，但在翻译文学文本时，译者可以引入不同的话语表达方式，尽量利用古代语言、俚语和典故来表现出低于原文的异质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