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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受众研究历来为修辞学、传播学、心理学等学科所重视，近年来其研究越来越表现出多维融合发展的趋势。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法，回顾了国内外受众研究在修辞学和传播学视角下的发展历程，可以认识到国内在受众研究理论本土化和采用分层研究、民族志研究等方法的某些不足。
【关键词】受众研究修辞学传播学发展历程
“受众”由修辞学中的“听众”概念发展而来。受众和论辩、情境一起构成了修辞学的基础。受众研究的多维融合发展，也引起了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等领域的研究兴趣。“受众作为一个基本的概念出现在各种交际模式的研究中”，“大众传媒学者把受众作为学科研究的核心，作为如何了解传播业、了解公共生活与大众文化的关键”①。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对受众进行了不同的阐释。譬如陈汝东明确概括了修辞传播学的概念：“运用修辞学的理论和方法，以人类修辞为视点，探讨人类各种传播中的修辞现象和传播规律。它以各种传播中的修辞手段、方法、规律为研究对象，以揭示修辞传播规律、提高传播效率为学科目的，其研究领域包括政治、人际、新闻、科技、广告、文艺、广播、影视以及网络等各种传播领域”。②因此，受众研究概括为，分析和阐释特定的受众从所看到听到的媒体内容中生产了什么意义，为什么要这样来阐释媒体内容和生产意义，以及这种阐释如何与媒体权力和公共观念相关联。这类研究也常被称为“接受分析”。
从修辞学和传播学两个具有亲缘属性的学科视角思考受众，不仅可以明晰受众研究融合发展的某些侧面，而且其中的问题与建议可供学界探讨。
一、国外研究回顾
1、修辞学视角
25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区分了青老年人、富人贵族等受众的类型、分析了愤怒、恐惧、怜悯等16种情感，及不同群体的性格特征，并提出了著名的“修辞三要素”（逻辑、情感、人格）。以此为基础建构起来的修辞学，分别将受众、劝说机制和修辞情境视为“修辞成功的关键”、“修辞研究的核心”和“修辞运用的基础”。
随着古典修辞学的没落，受众研究逐渐进入低潮。但是，18世纪苏格兰牧师坎贝尔，从时兴的心理学视角，来阐释受众的概念，提出了“听众中心论”，“为当代的受众研究铺设了道路”③。
20世纪，“新修辞学”的兴起使受众研究也逐渐活跃起来。理查兹在阐释话语的功能时，开始注重听众（受众）的理解，注重“把话语所追求的目的、目标或动机解释给听众”④。肯尼斯·伯克以“本质观”为基础，提出了著名的“同一性”理论，并强调“自我即听众”。这一系列观点的提出，打破了受众与修辞者二元对立的格局，凸显出受众在修辞过程中的关键作用，逐步将受众研究理论化。
佩雷尔曼与泰特卡合著的《新修辞学》一书明确主张“听众中心论”，并把听众群体分为普遍听众（即理想的听众）和特定听众（即真实的听众）。其中，普遍听众概念的界定，表明了“论辩的质量依赖于接受演说者观点的听众的质量”⑤，注重受众群体的选择。比彻尔在其“修辞情境理论”中，将“那些能受话语的影响、能成为变化的中介的人”⑥，明确为受众的产生条件。
哈贝马斯提出了“目的理性”和“交往理性”的概念，阐释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为了合作的目的运用语言来表达以达到自愿一致的情况。从某种意义上，哈贝马斯架起了修辞学与传播学交流融合的桥梁。
2、传播学视角
作为传播学的基础理论之一，受众研究广泛分布于英国、法国、德国和北美地区，在分化组合中发展。20世纪50年代，传播学开始发展，受众研究汲取了诸如修辞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的成果。
1938年，坎特里尔通过研究广播剧，呈现了受众的个体差异和易受影响性。1949年，拉扎斯菲尔德和贝雷尔森共同发表了《人民的选择》，指出了类主体性，并验证了不同的受众所具有的主体选择性。霍夫兰致力于领导人演讲的说服机制的研究，建构起“认知-态度-行为”的传递关系。霍尔则批判吸收了多个流派的受众研究理论，提出了“编码-解码”的理论模式。这一模式结束了“传播学研究中单一主体的模式转向‘主体间性’”⑦。从1964年，鲍尔提出的“顽固受众”理论，到1979年英国学者布鲁姆勒提出“主动受众”观点，受众的积极作用得到了凸显。这一阶段的研究，被归类为“使用与满足”模式研究。
1980年，戴维莫利发表了《〈举国关注〉的观众》，标志着“新受众”研究模式的开始。他指出，文本具有多义性，给受众提供无数种不同阅读的可能，而意义不是传者“传递”的，而是受者“生产”的，在主体间传播关系中重构了受众观念。1991年和1995年，学界先后出版了《大众媒介与社会》、《媒介研究的进路》等专著，概述了“接受研究”和“新受众研究”理念并加以推广。
随着受众研究的深化，批判视野和接受视野的受众研究成为西方学者关注的焦点。荷兰学者丹尼斯·麦奎尔对“使用与满足”模式进行了批判：“在这种模式中，所有的社会调整都是为了改良，所有媒介内容都可以被看作是帮助个体做出调整的东西”⑧。阿尔都塞、葛兰西等学者，强调媒体作为国家机器在强化意识形态压制受众主体等负面作用。菲斯克则极力强调大众对于意识形态的反抗。约翰·科纳认为“旧”受众研究谈的是“大政治”，而“新”受众研究谈的是日常生活的“小政治”，丧失了批判的能量。
此外，丹尼斯·麦奎尔将受众研究分为三大类；詹森和罗森格伦将受众研究传统分为五类。
二、国内研究回顾
1、修辞学视角
自先秦以来，历代均有关于听读者理解和鉴赏的论述。儒家强调“知言”，《论语》有“听其言而观其行”的论述，强调言论要有效果。对于“鉴赏”的论述，刘勰的《文心雕龙》可视为这方面的早期代表，书中提出了“六观”，“概括了从文本的语体认定、文字阅读到审美鉴赏的全过程”⑨。此后，朱熹、黄庭坚、金圣叹、李渔等人对于“理解”和“鉴赏”均有论述。古代的相关研究，大多是对于美学、文章作法等的認识，20世纪以后，现代意义上的修辞学逐渐形成并开始关注受众。
【关键词】受众研究修辞学传播学发展历程
“受众”由修辞学中的“听众”概念发展而来。受众和论辩、情境一起构成了修辞学的基础。受众研究的多维融合发展，也引起了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等领域的研究兴趣。“受众作为一个基本的概念出现在各种交际模式的研究中”，“大众传媒学者把受众作为学科研究的核心，作为如何了解传播业、了解公共生活与大众文化的关键”①。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对受众进行了不同的阐释。譬如陈汝东明确概括了修辞传播学的概念：“运用修辞学的理论和方法，以人类修辞为视点，探讨人类各种传播中的修辞现象和传播规律。它以各种传播中的修辞手段、方法、规律为研究对象，以揭示修辞传播规律、提高传播效率为学科目的，其研究领域包括政治、人际、新闻、科技、广告、文艺、广播、影视以及网络等各种传播领域”。②因此，受众研究概括为，分析和阐释特定的受众从所看到听到的媒体内容中生产了什么意义，为什么要这样来阐释媒体内容和生产意义，以及这种阐释如何与媒体权力和公共观念相关联。这类研究也常被称为“接受分析”。
从修辞学和传播学两个具有亲缘属性的学科视角思考受众，不仅可以明晰受众研究融合发展的某些侧面，而且其中的问题与建议可供学界探讨。
一、国外研究回顾
1、修辞学视角
25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区分了青老年人、富人贵族等受众的类型、分析了愤怒、恐惧、怜悯等16种情感，及不同群体的性格特征，并提出了著名的“修辞三要素”（逻辑、情感、人格）。以此为基础建构起来的修辞学，分别将受众、劝说机制和修辞情境视为“修辞成功的关键”、“修辞研究的核心”和“修辞运用的基础”。
随着古典修辞学的没落，受众研究逐渐进入低潮。但是，18世纪苏格兰牧师坎贝尔，从时兴的心理学视角，来阐释受众的概念，提出了“听众中心论”，“为当代的受众研究铺设了道路”③。
20世纪，“新修辞学”的兴起使受众研究也逐渐活跃起来。理查兹在阐释话语的功能时，开始注重听众（受众）的理解，注重“把话语所追求的目的、目标或动机解释给听众”④。肯尼斯·伯克以“本质观”为基础，提出了著名的“同一性”理论，并强调“自我即听众”。这一系列观点的提出，打破了受众与修辞者二元对立的格局，凸显出受众在修辞过程中的关键作用，逐步将受众研究理论化。
佩雷尔曼与泰特卡合著的《新修辞学》一书明确主张“听众中心论”，并把听众群体分为普遍听众（即理想的听众）和特定听众（即真实的听众）。其中，普遍听众概念的界定，表明了“论辩的质量依赖于接受演说者观点的听众的质量”⑤，注重受众群体的选择。比彻尔在其“修辞情境理论”中，将“那些能受话语的影响、能成为变化的中介的人”⑥，明确为受众的产生条件。
哈贝马斯提出了“目的理性”和“交往理性”的概念，阐释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为了合作的目的运用语言来表达以达到自愿一致的情况。从某种意义上，哈贝马斯架起了修辞学与传播学交流融合的桥梁。
2、传播学视角
作为传播学的基础理论之一，受众研究广泛分布于英国、法国、德国和北美地区，在分化组合中发展。20世纪50年代，传播学开始发展，受众研究汲取了诸如修辞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的成果。
1938年，坎特里尔通过研究广播剧，呈现了受众的个体差异和易受影响性。1949年，拉扎斯菲尔德和贝雷尔森共同发表了《人民的选择》，指出了类主体性，并验证了不同的受众所具有的主体选择性。霍夫兰致力于领导人演讲的说服机制的研究，建构起“认知-态度-行为”的传递关系。霍尔则批判吸收了多个流派的受众研究理论，提出了“编码-解码”的理论模式。这一模式结束了“传播学研究中单一主体的模式转向‘主体间性’”⑦。从1964年，鲍尔提出的“顽固受众”理论，到1979年英国学者布鲁姆勒提出“主动受众”观点，受众的积极作用得到了凸显。这一阶段的研究，被归类为“使用与满足”模式研究。
1980年，戴维莫利发表了《〈举国关注〉的观众》，标志着“新受众”研究模式的开始。他指出，文本具有多义性，给受众提供无数种不同阅读的可能，而意义不是传者“传递”的，而是受者“生产”的，在主体间传播关系中重构了受众观念。1991年和1995年，学界先后出版了《大众媒介与社会》、《媒介研究的进路》等专著，概述了“接受研究”和“新受众研究”理念并加以推广。
随着受众研究的深化，批判视野和接受视野的受众研究成为西方学者关注的焦点。荷兰学者丹尼斯·麦奎尔对“使用与满足”模式进行了批判：“在这种模式中，所有的社会调整都是为了改良，所有媒介内容都可以被看作是帮助个体做出调整的东西”⑧。阿尔都塞、葛兰西等学者，强调媒体作为国家机器在强化意识形态压制受众主体等负面作用。菲斯克则极力强调大众对于意识形态的反抗。约翰·科纳认为“旧”受众研究谈的是“大政治”，而“新”受众研究谈的是日常生活的“小政治”，丧失了批判的能量。
此外，丹尼斯·麦奎尔将受众研究分为三大类；詹森和罗森格伦将受众研究传统分为五类。
二、国内研究回顾
1、修辞学视角
自先秦以来，历代均有关于听读者理解和鉴赏的论述。儒家强调“知言”，《论语》有“听其言而观其行”的论述，强调言论要有效果。对于“鉴赏”的论述，刘勰的《文心雕龙》可视为这方面的早期代表，书中提出了“六观”，“概括了从文本的语体认定、文字阅读到审美鉴赏的全过程”⑨。此后，朱熹、黄庭坚、金圣叹、李渔等人对于“理解”和“鉴赏”均有论述。古代的相关研究，大多是对于美学、文章作法等的認识，20世纪以后，现代意义上的修辞学逐渐形成并开始关注受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