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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凌晨，台湾导演杨德昌因结肠癌在美国贝弗利山家中去世。
他的电影细至对平民生活、社会变迁的敏感，大到对都市巨变下青少年问题、人际关系亲疏的关注，针砭社会制度，延伸到对整个国民性弱点的批判。在台湾影坛无人能出其右
杨德昌算得上是台湾电影史上最出色的一位导演。
他毕生只拍过一部电视长片、一部电影故事短片、还有7部电影故事长片，数量不多，但起码有一半堪称台湾影片的杰作，其他的也都在一般水准以上。
论导演技巧的精妙细致、剧本格局的严谨绵密、主题视野的博大精深、尤其对台北这个城市的人情世相观照，在台湾影坛甚至整个华语影坛均无人能出其右。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对自己的艺术良心负责，绝不马虎应付，这种创作心态和水准，在台湾导演中实难找到。他的去世，怎不令人惋惜？
“十年来最重要的一部台湾电影”
深厚的工程和计算机背景，令他和其他台湾导演在思考模式和关注的议题上都显得很不一样，形成独一无二的个人电影风格。1981年春天，他回到台湾，第一次电影工作，是参与余为彦导演的独立制作《1905年的冬天》，出任编剧及演出，日后余为彦成为他长期的制片拍档。
不久后，当时横跨台湾影、视、歌三界的女强人张艾嘉，将萧飒的同名短篇小说集拍成电视影片，在台视制作一个电影化的电视影集《十一个女人》。杨德昌被选为其中的一位导演，拍摄了《浮萍》上、下集。
影片将女主角月花那种无可奈何又不愿割舍的感觉表现得细腻动人，并有相当强的社会教育意义。虽拍得不够精炼，但杨德昌的导演才华开始被注意，节目播出不久，他和在《十一个女人》中同样表现出色的柯一正被中影公司吸收为《光阴的故事》的导演，跟陶德辰和张毅等四人各自执导了一段半小时的故事短片。从此展开了蔚为传奇的“台湾新电影”的历史。
在《光阴的故事》的四段故事中，杨德昌导演的第二段《指望》被公认为最出色的一段，他以精致的分镜和感情的笔触，写活了一个遭遇初经的少女微妙含蓄的怀春之情，像一篇文艺气息浓厚的散文。在片中担纲少女的演员石安妮，获当年金马奖的最佳女配角提名。
《光阴的故事》公映后叫好叫座，使得4位年轻导演如考试获及格，都得到各自独立拍电影的机会。杨德昌和吴念真合作编写的原创剧本《海滩的一天》，获得台湾的中影公司和香港的新艺城公司联合投资，可见此片深受重视。
《海滩的一天》用一种精密细致的“织锦式编剧”手法，具体而微地概括了当时台湾中产阶级的整个人际关系面貌，对爱情、婚姻、亲情、事业等各方面都做了深刻的探讨。本片的故事背景是70至80年代的台湾。这段时间，台湾从保守的农业社会转型到现代化的工商业社会，人们的观念和行为产生很大转变。影片一开始，分手了13年的林佳莉(张艾嘉)与哥哥林佳森的前女友青青(胡茵梦)在餐厅的重逢；结局，是两个女人离开餐厅分手的一刻。2小时40分的片长，跟两个女人在餐厅相聚聊天的时间差不多，观众仿佛坐在餐厅一角默默倾听这两个当事人回忆往事。这样的剧情结构方式，是台湾影片前所未见的大胆尝试。
“多重视点的转变”和“开放式的结局”也是本片突破性的做法。影片在多位重要角色之间转变叙事者的观点与角度，甚至有很多场“回忆中的回忆”。借着配乐的连贯、剪接点的准确掌握，以及演员神情的自然入戏，成功避免了造成混乱的后果。
对于习惯追问故事结局的中国观众来说，“没有答案的电影结局”是一种大胆的考验。在技术方面，它亦有超水准表现，不让香港影界专美于前，甚至在1983年亚太影展中，击倒市川昆执导的日本片《细雪》获得最佳摄影奖。但此部超前之作却在金马奖角逐中全军覆没，输给了乡土小品的《小毕的故事》。当届金马奖的一位评审委员曾私下表示：“《海滩的一天》连一项奖也没得到是金马奖的耻辱。”
本片当年票房还突破了1000万新台币。识货的人都将它视为“十年来最重要的一部台湾电影”，在台湾电影资料馆主办的第一届电影欣赏奖中，《海滩的一天》获得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奖。
持续关注社会话题
在接下来由他和朋友合资开拍的《青梅竹马》中，杨德昌大胆打破明星制度，起用并不是俊男美女的年轻导演侯孝贤和唱民歌的蔡琴当男女主角。影片很有创作诚意，编导野心也很大，企图透过阿隆和阿贞这对情侣以及他们身边的一些人物，反映台北这个大都会的物质文明带来的人际关系疏离。这个话题虽然是很多高度发达国家日趋严重的社会问题，但对当年的台北人而言，还是令大众颇感陌生。
杨德昌采用冷漠、压抑、暧昧的方式来阐述自己的理念，却也压缩了观众的层面。1985年公映时，落得台北市4天下片、中南部的戏院仅3天下片的悲惨收场。看得出杨德昌在发展“文化电影”的理想时，有点高估当时的台湾市场。
可喜的是，中影公司支持其开拍《恐怖分子》，令他重振雄风。此片远从香港请来当红女星缪骞人主演，描述女作家周郁芬在苦闷中寻找创作灵感，其夫是医院化验师，不惜出卖同事求取升职，夫妻之间无法沟通。在台北街头传来的枪声中，逃亡少女和富家子摄影师跟女作家缠绕在一起，三线交错的故事和开放式结局，让人想起《海滩的一天》。
这部反映台北大都会恐怖生活状态的《恐怖分子》，在1986年让杨德昌首次赢得金马奖最佳影片，在1988年又获卢卡诺影展银豹奖和意大利毕沙洛影展最佳导演奖。
有了国际知名度，艺术电影就有了国际市场。杨德昌雄心勃勃，于1989年成立杨德昌工作室，打算培养自己的电影班底打持久战。
他花了一年时间完成《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剧本，又花一年拍摄和完成后制作，终于在1991年7月上映这部时长3小时版的巨作。影片根据1961年夏天发生于台北市牯岭街的一宗凶杀案新闻改编，透过初中生小四(张震)和身边一群混帮派的青少年，反映20世纪60年代初期，整个台湾社会的时代氛围，格局宏大，结构精密。当时的政治恐怖气氛、僵化教育制度、帮会利益冲突，以至经济转型等大问题，都透过张家父子的故事有所涉猎，堪称是台湾电影史上破天荒的一部“六十年代社会史”。
杨德昌更以片长4小时的“导演完整版”参加金马奖，击败一批强劲对手，包括李安的处女作《推手》、关锦鹏的《阮玲玉》、王家卫的《阿飞正传》等，夺得最佳影片奖。那一年也堪称金马奖40多年来水准最高的一届。
1993年，杨德昌获选日本《电影旬报》年度电影奖的最佳外国导演，《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获选为年度十大外片第二名。
对台北渐无话可讲？
1994年，他尝试执导世态喜剧《独立时代》，可惜太过知识分子的内容不大容易令人发笑，效果未如理想，但仍获金马奖最佳原著剧本奖。而杨德昌在国际影坛的地位却水涨船高，意大利都灵电影节和希腊的铁萨隆尼卡电影节，同时邀请他担任评审。
两年后，杨德昌改从年轻化、通俗化、国际化的角度来剖析台北，透过一个敛财骗色青年四人帮在几天之内的离奇遭遇，反映当前台北市在表面上已迈向国际化的庸俗荒谬本质。《麻将》打破了台湾片一贯的乡土地域色彩，大量运用外国演员和英语对白，藉以凸显台北市成为国际都会的色彩，还请到法国影坛新秀维吉妮·拉朵杨；主角四人组的对白也大量采用俚俗的三字经和次文化用语，企图更贴近年轻观众。影片获得1996年柏林电影节的评审团特别奖。
由于台湾的市场景况持续低迷，杨德昌在本土已难以找到资金开拍新作。千禧年前夕，他接受日本制片人投资企划的“Y2K”计划，代表台北开拍他的最后一部故事长片《一一》。
影片通过讲述中年科技人简南俊(吴念真)一家三代的故事，全方位探讨世纪之交的台北人命运。多线叙述、理性思辩的导演风格，已显得如此自然。他也因此片获得2000年戛纳电影节的最佳导演奖，美国影评人协会和纽约及洛杉矶影评人协会同时选《一一》为当年美国的最佳外语片。可惜这位台湾第一位得到戛纳最佳导演的影人，却因不满台湾的电影市场环境拒绝上映《一一》。
最后，他亦选择病逝在美国而非台北，莫非这几年杨德昌对台北已无话可讲？
他的电影细至对平民生活、社会变迁的敏感，大到对都市巨变下青少年问题、人际关系亲疏的关注，针砭社会制度，延伸到对整个国民性弱点的批判。在台湾影坛无人能出其右
杨德昌算得上是台湾电影史上最出色的一位导演。
他毕生只拍过一部电视长片、一部电影故事短片、还有7部电影故事长片，数量不多，但起码有一半堪称台湾影片的杰作，其他的也都在一般水准以上。
论导演技巧的精妙细致、剧本格局的严谨绵密、主题视野的博大精深、尤其对台北这个城市的人情世相观照，在台湾影坛甚至整个华语影坛均无人能出其右。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对自己的艺术良心负责，绝不马虎应付，这种创作心态和水准，在台湾导演中实难找到。他的去世，怎不令人惋惜？
“十年来最重要的一部台湾电影”
深厚的工程和计算机背景，令他和其他台湾导演在思考模式和关注的议题上都显得很不一样，形成独一无二的个人电影风格。1981年春天，他回到台湾，第一次电影工作，是参与余为彦导演的独立制作《1905年的冬天》，出任编剧及演出，日后余为彦成为他长期的制片拍档。
不久后，当时横跨台湾影、视、歌三界的女强人张艾嘉，将萧飒的同名短篇小说集拍成电视影片，在台视制作一个电影化的电视影集《十一个女人》。杨德昌被选为其中的一位导演，拍摄了《浮萍》上、下集。
影片将女主角月花那种无可奈何又不愿割舍的感觉表现得细腻动人，并有相当强的社会教育意义。虽拍得不够精炼，但杨德昌的导演才华开始被注意，节目播出不久，他和在《十一个女人》中同样表现出色的柯一正被中影公司吸收为《光阴的故事》的导演，跟陶德辰和张毅等四人各自执导了一段半小时的故事短片。从此展开了蔚为传奇的“台湾新电影”的历史。
在《光阴的故事》的四段故事中，杨德昌导演的第二段《指望》被公认为最出色的一段，他以精致的分镜和感情的笔触，写活了一个遭遇初经的少女微妙含蓄的怀春之情，像一篇文艺气息浓厚的散文。在片中担纲少女的演员石安妮，获当年金马奖的最佳女配角提名。
《光阴的故事》公映后叫好叫座，使得4位年轻导演如考试获及格，都得到各自独立拍电影的机会。杨德昌和吴念真合作编写的原创剧本《海滩的一天》，获得台湾的中影公司和香港的新艺城公司联合投资，可见此片深受重视。
《海滩的一天》用一种精密细致的“织锦式编剧”手法，具体而微地概括了当时台湾中产阶级的整个人际关系面貌，对爱情、婚姻、亲情、事业等各方面都做了深刻的探讨。本片的故事背景是70至80年代的台湾。这段时间，台湾从保守的农业社会转型到现代化的工商业社会，人们的观念和行为产生很大转变。影片一开始，分手了13年的林佳莉(张艾嘉)与哥哥林佳森的前女友青青(胡茵梦)在餐厅的重逢；结局，是两个女人离开餐厅分手的一刻。2小时40分的片长，跟两个女人在餐厅相聚聊天的时间差不多，观众仿佛坐在餐厅一角默默倾听这两个当事人回忆往事。这样的剧情结构方式，是台湾影片前所未见的大胆尝试。
“多重视点的转变”和“开放式的结局”也是本片突破性的做法。影片在多位重要角色之间转变叙事者的观点与角度，甚至有很多场“回忆中的回忆”。借着配乐的连贯、剪接点的准确掌握，以及演员神情的自然入戏，成功避免了造成混乱的后果。
对于习惯追问故事结局的中国观众来说，“没有答案的电影结局”是一种大胆的考验。在技术方面，它亦有超水准表现，不让香港影界专美于前，甚至在1983年亚太影展中，击倒市川昆执导的日本片《细雪》获得最佳摄影奖。但此部超前之作却在金马奖角逐中全军覆没，输给了乡土小品的《小毕的故事》。当届金马奖的一位评审委员曾私下表示：“《海滩的一天》连一项奖也没得到是金马奖的耻辱。”
本片当年票房还突破了1000万新台币。识货的人都将它视为“十年来最重要的一部台湾电影”，在台湾电影资料馆主办的第一届电影欣赏奖中，《海滩的一天》获得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奖。
持续关注社会话题
在接下来由他和朋友合资开拍的《青梅竹马》中，杨德昌大胆打破明星制度，起用并不是俊男美女的年轻导演侯孝贤和唱民歌的蔡琴当男女主角。影片很有创作诚意，编导野心也很大，企图透过阿隆和阿贞这对情侣以及他们身边的一些人物，反映台北这个大都会的物质文明带来的人际关系疏离。这个话题虽然是很多高度发达国家日趋严重的社会问题，但对当年的台北人而言，还是令大众颇感陌生。
杨德昌采用冷漠、压抑、暧昧的方式来阐述自己的理念，却也压缩了观众的层面。1985年公映时，落得台北市4天下片、中南部的戏院仅3天下片的悲惨收场。看得出杨德昌在发展“文化电影”的理想时，有点高估当时的台湾市场。
可喜的是，中影公司支持其开拍《恐怖分子》，令他重振雄风。此片远从香港请来当红女星缪骞人主演，描述女作家周郁芬在苦闷中寻找创作灵感，其夫是医院化验师，不惜出卖同事求取升职，夫妻之间无法沟通。在台北街头传来的枪声中，逃亡少女和富家子摄影师跟女作家缠绕在一起，三线交错的故事和开放式结局，让人想起《海滩的一天》。
这部反映台北大都会恐怖生活状态的《恐怖分子》，在1986年让杨德昌首次赢得金马奖最佳影片，在1988年又获卢卡诺影展银豹奖和意大利毕沙洛影展最佳导演奖。
有了国际知名度，艺术电影就有了国际市场。杨德昌雄心勃勃，于1989年成立杨德昌工作室，打算培养自己的电影班底打持久战。
他花了一年时间完成《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剧本，又花一年拍摄和完成后制作，终于在1991年7月上映这部时长3小时版的巨作。影片根据1961年夏天发生于台北市牯岭街的一宗凶杀案新闻改编，透过初中生小四(张震)和身边一群混帮派的青少年，反映20世纪60年代初期，整个台湾社会的时代氛围，格局宏大，结构精密。当时的政治恐怖气氛、僵化教育制度、帮会利益冲突，以至经济转型等大问题，都透过张家父子的故事有所涉猎，堪称是台湾电影史上破天荒的一部“六十年代社会史”。
杨德昌更以片长4小时的“导演完整版”参加金马奖，击败一批强劲对手，包括李安的处女作《推手》、关锦鹏的《阮玲玉》、王家卫的《阿飞正传》等，夺得最佳影片奖。那一年也堪称金马奖40多年来水准最高的一届。
1993年，杨德昌获选日本《电影旬报》年度电影奖的最佳外国导演，《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获选为年度十大外片第二名。
对台北渐无话可讲？
1994年，他尝试执导世态喜剧《独立时代》，可惜太过知识分子的内容不大容易令人发笑，效果未如理想，但仍获金马奖最佳原著剧本奖。而杨德昌在国际影坛的地位却水涨船高，意大利都灵电影节和希腊的铁萨隆尼卡电影节，同时邀请他担任评审。
两年后，杨德昌改从年轻化、通俗化、国际化的角度来剖析台北，透过一个敛财骗色青年四人帮在几天之内的离奇遭遇，反映当前台北市在表面上已迈向国际化的庸俗荒谬本质。《麻将》打破了台湾片一贯的乡土地域色彩，大量运用外国演员和英语对白，藉以凸显台北市成为国际都会的色彩，还请到法国影坛新秀维吉妮·拉朵杨；主角四人组的对白也大量采用俚俗的三字经和次文化用语，企图更贴近年轻观众。影片获得1996年柏林电影节的评审团特别奖。
由于台湾的市场景况持续低迷，杨德昌在本土已难以找到资金开拍新作。千禧年前夕，他接受日本制片人投资企划的“Y2K”计划，代表台北开拍他的最后一部故事长片《一一》。
影片通过讲述中年科技人简南俊(吴念真)一家三代的故事，全方位探讨世纪之交的台北人命运。多线叙述、理性思辩的导演风格，已显得如此自然。他也因此片获得2000年戛纳电影节的最佳导演奖，美国影评人协会和纽约及洛杉矶影评人协会同时选《一一》为当年美国的最佳外语片。可惜这位台湾第一位得到戛纳最佳导演的影人，却因不满台湾的电影市场环境拒绝上映《一一》。
最后，他亦选择病逝在美国而非台北，莫非这几年杨德昌对台北已无话可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