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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陆羽在《茶经》中形容“南方嘉木”的长相，道是“木如瓜芦，叶如栀子，花如白蔷薇，实如栟榈，蒂如丁香，根如胡桃”，甚至“艺法”都是“如种瓜”。一连串子的仿佛……这个植物学分类法很不“现代”的表述却体现出一种生机的亲切：茶在其植物王国中勃勃而生不孤不单，花花草草之间彼此厮见与体认。更有甚者，那个古典时代的“茶”，往往就是“真茶”与“它芽”混搭，甚者配搭之后别开生面，另有药效。例如“石楠芽、枸杞芽、枇杷芽，皆治风疾”，都可出现在一杯茶里。皂荚芽、槐芽、柳芽也可“上春摘其芽和茶作之”。当时南人所输官茶亦往往杂以众叶，除却茅、芦、竹箬之类山中草木芽叶皆可和茶，其中犹称奇崛的，是居然用到椿芽、柿芽。
如此之茶，显然有别于色色追求真香、真味的“文人茶”。
因为“真茶”过于“性冷”，因此，这出入草木群莽的拼配茶，居然带出些“和光同尘”的大智大慧的入世风范。
性冷的真茶中倒有一个例外，蜀中雅州蒙山茶就是“温而主疾”。毛文锡《茶谱》有云：
蒙山有五顶，山有茶园，其中顶曰上清峰。昔有僧人病冷且久，遇一老父谓曰：蒙之中顶茶，当以春分之先后，多构人力，俟雷发声，并手采之，三日而至。若获一两，以本处水煎服，即能祛宿疾，二两当眼前无疾，三两能固肌骨，四两即为地仙矣。其僧如说，获一两余服至，未尽而疾瘳。
这个故事耐人寻味处，在于无论“上清”之峰还是“地仙”之望，均是渊源道教的典故。其摘采程序，“春分”乃春夏之交、阳生阴长之际，无论“多力”、“俟雷”、“并手”的要求，亦为一种“人气”天时的匹配。乃至“中顶茶”之所以较之其他四顶茶独具药效，是为“草木繁密，云雾蔽亏，鸷兽时出，人迹不到”——地力丰足未被破坏，难怪宗奭尝道：“古人谓茶为雀舌、麦粒，言其至嫩也。又有新芽一发，便长寸余，其粗如针，最为上品，其根干、水土力皆有余故也。雀舌、麦粒又在下品。”
“采茶之候，贵及其时，太早则味不全，迟则神散”，语出明人张源的《茶录》，明显就是上古生命观念的底子。例如古人采茶必在“不可见日”的“侵晨”，因为“晨则夜露未晞，茶芽肥润；见日则为阳气所薄，使茶之膏腴内耗，至受水而不鲜明”（《北苑别录》）。这份“阴阳”平衡的小心拿捏与认真期待当中，除了技术层面的原因（采摘气候对茶叶品质的影响），实为古人一直认为“金人承露”之天降甘霖富有灵性，所谓“受甘灵之宵降”（杜育《荈赋》），无疑更是一种精神之路的启示意义。假如人类一直抱有这样的信念与追求，我们的茶园里面是不会在化肥农药之外还要经受工业染绿这样的奇耻大辱的。在此类事件面前，蒙羞的与其说是纯洁的茶林，还不如说是人类的精魂。
“文明程度”已经相当发达的宋代中国，南中国的茶农们依然保持着那个颇具“顺势巫术”韵味的“先春（春分之前）喊山”的习俗：
惊蛰前三天，开焙采茶之日，凌晨五更天，千百人齐上茶山，击鼓而喊：“茶发芽！茶发芽！”声闻数十里。
这事在《宋史》、《文昌杂录》里都有记载，书中并谓此举目的乃在“鼓噪山旁，以达阳气”。欧阳修《尝新茶呈（梅）圣俞》一诗对此记载兹详：
年穷腊尽春欲动，蛰雷未起驱龙蛇。
夜闻击鼓满山谷，千人助叫声喊呀。
万木寒凝睡不醒，唯有此树先萌芽。
乃知此为最灵物，独得天地之英华。
看来，无论茶农还是茶人，那时都未曾敢视茶为可以完全靠人工程序掌控加工的“商品”、“产业”，即使到了“先春喊山”日渐式微的明末清初，茶人依然晓悟这一民俗当中隐藏的神秘与力量：“御茶园里筑高台，惊蛰鸣金礼数该。那识好风生两腋，都从着力喊山来。”（周亮工《闽茶曲》）
二
回到菊花。
菊花和中国许多植物一样，在历史悠久的流传中有过许多令人过目不忘的名：“节花”、“日精”、“更生”、“周盈”、“阴成”……甚至还有一个极像人名的名——傅延年。和汉武帝的妻兄、一顾倾城再顾倾国的北方佳人李夫人的哥哥相重。葛洪在《抱朴子》中对此现象的一个解释是，诸如“日精”、“更生”、“周盈”无非“一菊而根茎花实之名异也”。清代乾隆年间的武进名医邹澍（润庵，1790—1844），带着时代特有的“汉学”脾气，更进一步推敲菊花的名实：“菊古作鞠（《大戴记·夏小正》：‘荣鞠’，《小戴记·月令》：‘鞠有黄花’，《释文》：‘鞠，本又作菊’）”。而“鞠”的本意即是“穷”，例如《尚书·盘庚》所谓“尔惟自鞠自苦”、《诗经·南山》所谓“既曰告止，曷又鞠止”。因为菊花独特的生理规律，润庵先生于是好奇“菊曷其义为穷”，“将无以花事之尽耶？则不可为木芙蓉、款冬等花言矣。将无以其不结实也？则不可为宿根繁生言矣”：
菊宿根生苗，春初即芽，茎有棱，嫩时柔，老则硬，高有至丈余者。……性喜阴恶水，种须高地，初秋烈日尤其所畏，九月开花其色不一，其味亦不一，入药取色黄白味甘者，花开最久，叶枯不落，花萎不零。（《本草疏证》）
润庵先生从“物极必反”的“易经”的智慧，关于“菊花”的名实最后给出了一个非常温暖的答案，是谓：“‘剥’固九月之卦，菊正以九月花，过是即为‘复’矣。”这个世界苦尽甘来、生生不已，正因为体认过绝望，却就此建构了永恒的希望。
早在明代，李时珍（1518—1593）《本草纲目》中对“菊”之写照，已经堪称一往情深：
菊春生夏茂，秋花冬实，备受四气，饱经露霜，叶枯不落，花槁不零，味兼甘苦，性禀平和。昔人谓其能除风热，益肝补阴，盖不知其得金水之精英尤多，能益金水二脏也。补水所以制火，益金所以平木，木平则风息，火降则热除，用治诸风头目，其旨深微。黄者入金水阴分，白者入金水阳分，红者行妇人血分，皆可入药，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其苗可蔬，叶可啜，花可饵，根实可药，囊之可枕，酿之可饮。自本至末，罔不有功。宜乎前贤比之君子，神农列之上品，隐士采入酒斝，骚人餐其落英。……菊之贵重如此，岂可群芳与伍哉？
这就是曩时的名医！李时珍不是现在的“医学哲学家”，他搞的是临床，据说行药风格剽悍峻急，颇有杀伐之相。面对一抔花草犹如面对满抱的生命，花草活在水里，展开世界，人花无语如一，相应相和，鼓宫宫动、鼓商商应，医生思考着自己的生命、时空的意义，他面对的病人同样如此。这是一个完整、细腻、精微、敬畏的生息不已的天地。 当然你也可以使用“和谐”来形容。
无论如何，看到那本由欧洲人撰写、被中国人译成《草药生活》、当成某种“时尚格调”来推广宣传的The New Age Herbalist（广东旅游出版社，2007），我真感到有点羞愧：
和草药一起生活是一件十分惬意的事情。不论在家中种植，还是在花园中培育，它们那醉人的香气和鲜艳的色彩，都能够为生活增添不少情调。在种植草药的过程中，它们会在不知不觉中为人类的健康带来益处……
我们总是约定俗成、不假思索地以自己作为世界的中心来看待世界，总是不能“放下自己”。
中药学的老祖母《神农本草》，“序录”开宗明义讲的乃是诸药使用的纲领性文件与指导性方针，例如讲到中药之配伍原则，道是：
药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摄和合，宜用一君、二臣、三佐、五使，又可一君、三臣、九佐使也。
那么就说“药有阴阳配合，子母兄弟，根茎花实，草石骨肉”罢。这非常温暖了吧？花花草草们挨挨挤挤在这壁厢、招摇在一杯一盏，不是排兵布阵大动干戈，它们的彼此遇合显得亲亲热热，不仅像一个很有德性的社区，且更像一个甜蜜的家族：“凡此七情，和合视之，当用相须相使者，勿用相恶相反者。”于是之后《本草纲目》中讲到煎中药的用水，有个认认真真的规定，就是必须用“流水”：
流水者，大而江河，小而溪涧，皆流水也。其外动而性静，其质柔而气刚，与湖泽陂塘之止水不同。
今世习惯了“科学主义”的读者，往往看见“动、静、刚、柔”（另外还有“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又有寒、热、温、凉四气”等等……这背后自然是那个显得神秘兮兮的“阴阳五行”？然而，是她真的神秘？还是我们不肯亲近？）之类语汇就万分紧张，以为大有装神弄鬼、呼风唤雨之嫌疑。但如果换个思路，这个连水性都如此活生生、灵艳艳的世界，是不是很美？人与物不是彼此对峙，而是浑然一体，那个世界因为没有人造的隔膜与壁垒从而显得亲切、完整。
三
湘潭“旷世逸才”杨度的胞弟“白心草堂主人”杨钧，写过一首深自得意的《野菊》诗：
冉冉孤荣伴野林，满山残落此堪寻。
不从篱苑求知己，无奈风霜富杀心。
荒径少过应寂寞，闲愁因汝费沈吟。
可怜生长依时晚，粉蝶犹难为一临。
这是古已有之、流传有序的“咏物诗”，却是体物见人、示意、明心。杜子美以降，“咏物诗”的好处就是“贵刻核”——此语仿佛可释为“精准而传神”？以画论之，当是集写实、写意兼美之长。然而“刻核”的炼字造句中映衬的又是一段类似的人格。于是杨钧不厌其烦逐句自评此诗“绝不为敷衍之词”：
第二句，有力透纸背之势，将野菊身份完全写出；三、四两句，则言布衣韦带之士，以傲公卿、而遭挫折，世无敬士之人；后半写野菊之神，而嗟其末运。
杨钧的自我期许，已经不言而喻。更有趣的，他还将其与“律诗圣手”玉溪生李商隐的同题之诗相互比较：“苦竹园南椒屋边，微香冉冉泪涓涓。已悲节物为寒雁，忍委芳心与暮蝉。细路独来当此夕，清樽相伴省他年。紫云新苑移花处，不许霜载近御筵。”杨钧的评论极为尖刻，认为李诗“第二句松懈不切题，三、四句太泛与题无关、寒雁暮蝉衬贴。无味且合拿”，好的只有第五句（“细路独来当此夕”），第六句成了“家菊”，第七、八句则“心思卑鄙，无官可做，即发牢骚，殊失身份”。
唐、宋、元、明、清一脉相承的文人品质的日趋清苦，确是值得玩味事。例如有唐士人的热衷：不止孟浩然“欲渡无舟楫，端居耻圣明”、杜少陵“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谪仙人李白一度放舍的也是“我辈岂是蓬蒿人”的“在野状态”，尽管社会现实教训了他，因为不能也不肯“损眉折腰侍权贵”之后“一生好入名山游”。之前的中古贵族，例如最能体现魏晋风采的《世说新语》开篇第一句昭然就是“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德行·第一》）——从氏族到士人之后这等顾盼自雄被次第消灭是中国历史不争的事实，“为官长者当清、当慎、当勤”（李秉《家诫》），甚至“清固为本”，《世说新语》中俯拾皆是“清识”、“清才”、“清言”、“清远”、“清方”、“清通”、“清约”……但我们闻不到如下瘦菊伶仃的“清苦”：
欲讯秋情众莫知，喃喃负手叩东篱：
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开花为底迟？
圃露庭霜何寂寞？雁归蛩病可相思？
莫言举世无谈者，解语何妨话片时。
这是世所公认《红楼梦》中写得最好的一首诗，“林潇湘魁夺菊花诗”的《问菊》。而《红楼梦》最为世所公认的作者曹雪芹，有个笔名就是“耐冷道人”——思路也像来自某朵花或草——“敏探春兴利除宿弊”，整顿大观园的财政管理，宝玉的怡红院与宝钗的蘅芜苑，原来花花草草皆可卖钱，其中就有正名或本名就是“忍冬”的“金银花”：“凌冬不凋，故名忍冬。”金银花或金银藤这些名目则来自她的相貌：“花（长瓣垂须）初开时，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映，气甚芬芳”（李时珍）。鸳鸯藤或鹭鸶藤之类称谓自然还是因其“黄白相半”的气质。至于金钗股、通灵草……道家修行之人于此的解释是其汁能“伏硫制汞，故有通灵之称”，她是一款解毒功能颇强的花草。
清末民初最具争议性的“汉奸才子”郑孝胥——因其做过溥仪伪满洲国的“总理大臣”——日记中曾载掌故，即关于金银花：“文肃公尝欲作亭，植忍冬藤覆其上，而颜之曰‘夜识’，取‘不贪夜识金银气’，忍冬藤即俗呼金银花者也。李次青作《夜识亭记》，但言‘清畏人知’，实非文肃意也。”（日记光绪十八年三月初八）半月之后（廿四日），郑孝胥受朋友沈爱苍之托，专门重写了《夜识亭记》。
文肃公即沈文肃，沈葆桢（1820—1879）之谥号，在晚清，他是与林则徐齐名的一代名宦，又是后者的嫡亲外甥兼乘龙快婿，福建水师由其一手建构，与左宗棠并称“中国船政之父”。上述掌故“夜识”二字还是沈葆桢的斋名，其立意乃在：“士君子之德行，惟以不贪为主，所持者简而易全，所取者淡而易置。”典出杜甫《题张氏隐居》，原诗全章为：“春山无伴独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涧道怜寒历冰雪，石门抖日到林丘。不贪夜识金银气，远害朝看麋鹿游。乘兴杳然速出处，时君疑是泛度舟。” 金银花不是昂贵的植物，“在处有之，附树延蔓”，符合一位以清正廉洁知名的士大夫官僚的审美范式，农谚流传中甚至有“涝死庄稼旱死草，冻死石榴晒伤瓜，不会影响金银花”这样的赞叹，着实形容其生命力的顽强。《神农本草经》的整理者、精通医药与丹法的陶弘景对金银花延年益寿的功效评价很高，然而“凡易得之草，人多不肯为之，更求难得者，贵远贱近，庸人之情也”，似乎正与绞股蓝这些年的得意相映成趣。
明嘉靖四年（1525），贵为皇族宗室的朱橚（朱元璋第五子）组织人手写下《救荒本草》一书，其中细细描绘了绞股蓝的性状：“生田野中，延蔓而生，叶似小蓝叶，短小较薄，边有锯齿，又似痢见草，叶亦软，淡绿，五叶攒生一处，开小花，黄色，亦有开白花者，结子如豌豆大，生则青色，熟则紫黑色，叶味甜。”《救荒本草》是踏踏实实的书，不讲文学抒情，看重流年荒贱之时人类自保能力的开发与训练，类似如今的“野外生存指南”之类。
绞股蓝某些流行网络的别名，例如“神仙草”、“福寿草”或“南方人参”、“东方神草”……颇带着现代商业炒作的意味，印象当中，前些年这味草花成了容易患上“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老板”队伍中非常流行的养生饮品。父亲曾经告诉我，他四十年前被迫下乡当民办教师的时候，漫山遍野都是绞股蓝。容易饿肚的百姓当年不大搭理它。不过作为一味中药，汉朝的“医圣”张仲景的确在《金匮要略》中早早就提到了她。
要说做医生得要做到药王爷孙思邈（约581—682）的派头，有了健康与寿数（百岁老人），那才有了底气与说服力。孙氏《备急千金要方》中有令人感动的句子：“夫为医者，当须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若能用食平疴，释情遣疾者，可谓良工。”
孙思邈那个算是入室弟子的进士学生孟诜（621—713），也是《食疗本草》的原作者，他有句著名的养生明言、名言，道是“善言莫离口，良药莫离手”——这里的药，当作“药食同源”解、“用之充饥则之谓食，以其疗病则谓之药”。
四
古往今来菊花诗人们诗学的高下姑且不论，作为“诗学现象”之花花草草倒是十分有趣。“岁寒三友”松竹梅，“花中四君”梅兰竹菊……在这个物我世界中，难怪药中亦有养气的“四君子汤”，《汤头歌诀》劈头就是：
四君子汤中和义，参（人参）术（白术）茯苓甘草比。
益以夏（半夏）陈（陈皮）名六君，祛痰补气阳虚弭。
在本草家族中，人参的身份尊贵，一直算得上数一数二，《神农本草经》中它位列上品，所谓“补内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久服轻身延年”。依然从其命名就可略窥门径：人参又有“神草”、“土精”、“地精”、“海腴”、“皱面还童”等等让人听听就羡慕不已的美名，其本该写作“人薓”。李时珍道是：薓从，即浸，所谓“年深浸渐长成者，根如人形，有神”。相信古人面对纸上谈兵之“人薓”而不是“人参”的时候，那份敬物惜命的心思一定很郑重、很绵密。关于人参的神话流传中土自是历史悠久。《礼斗威仪》所谓“下有人参，上有紫气”。《春秋运斗枢》干脆将其比拟为星宿下凡：“摇光星散而为人参。人君废山渎之利，则摇光不明，人参不生。”
我小时候常读的故事书里，则经常见到跑来跑去的“人参娃娃”。
穿红肚兜、扎朝天辫的白白嫩嫩的胖娃娃在故事书里都是千年野山参变化的，它们经常因为变化成人形之后过于贪玩、因此被心怀歹意或受人蒙蔽的朋友偷偷拴上一条红丝线，于是被人类顺藤摸瓜找到它们夜晚栖身的深山老林，找到它们颤颤巍巍头顶着鲜红鲜红人参果儿的小模样，接着它们就被连根挖走下了煮锅，饶是命大的人参娃娃总能遇见一个善良的或改过的孩子放它出锅，多半也已经被煮得浑身青一块紫一块，损伤了道行，只好搬到另外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躲起来再去修行。
现在我自己人到中年有欲生华发之戚，才算是明白为什么在太多的草药传说当中，草药总是必须变化成了“娃娃”，人参娃娃之外，还有首乌娃娃、茯苓娃娃……这个白白胖胖的娃娃就是人类延年益寿、返老还童、长生久视的渴望与愿景。
从前的野山参真的会“逃走”，有经验的“放山人”（寻找野参的药农）都知道它会逃走。好容易发现了太过细小的一株野山参，然而不便挖取，做好记号之后，来年或几年再来找寻觊觎，野山参果然不见了呢。后来的科学家给出解释说，这是人参“休眠”了。人参长得极慢哦，几片片叶子都得按年数数长，初生一枚三出复叶，两年一枚五出复叶，三年两枚五出复叶……第四年才会开花结子，最多才生出六枚五出复叶，这时候人参至少已经七岁八岁大了。
长得极慢之外，人参还喜欢“拒绝长大”，谁说我都要年年长叶啦？！一旦遇到气候反常、外界伤害、山石挤压、金属碰触……地上茎叶受到破损之后，人参的地下根茎就干脆不复再长，可以停止发芽一年甚至数年。这种时候，它在地面上的生命形态，自然就是“逃走”了。一枚弱不禁风的娃娃草药居然有此神出鬼没的“应激反应”，人参……够聪明够机灵吧，它难道不是“独立生命”？
这么个精灵古怪的罕物，又动辄能够起死回生的，自然造假历来不少。例如上党参、辽东参、百济参、高丽参之优劣，更兼沙参、芥苨、桔梗之鉴别。传说要试验人参真伪，即令两人竞走，一含参片一空口，三五里之后、若含参者气息平和而空口者气喘吁吁，则此参为真。眼瞅着人参的实物近乎弹尽粮绝——资深研究者说，经过这么几千年的挖掘利用，野生人参恐怕早就在地球上绝种了；关于人参的理论倒是有神乎其神、越吹越大的嫌疑与可能——理论过于完美的时候反而让人疑神疑鬼了：
人参秉天宿之光华，钟地土之广厚，久久而成人形，三才俱备，故主补五脏。脏者，藏也，肾藏精，心藏神，肝藏魂，肺藏魄，脾藏智。安精神、定魂魄，则补心肾肺肝之真气矣。夫真气充足，则内外调和，故止惊悸之内动，除邪气之外侵。明目者，五脏之精上注于目也。开心者，五脏之神皆主于心也。又曰：益智者，所以补脾也。
清代钱塘名医张志聪（隐庵，1616—1674）这段话，句句都是针对《神农本草经》的注解。听起来合情合理到让人心里七上八下。用药忌温补而善攻伐的吴门徐大椿（灵胎，1693—1771），虽痛骂“今医家之用参救人者少，杀人者多”，虽忧虑“（人参）力大而峻，用之失宜，其害亦甚于它药”，虽认为“人参长于补虚，而短于攻疾”，却依然给予人参极高的尊贵待遇： 人参得天地精英纯粹之气以生，与人之气体相似，故于人身无所不补。非若它药有偏长而治病各有其能也。凡补气之药皆属阳，惟人参能补气，而体质属阴，故无刚燥之病，而又能入于阴分，最为可贵。
然而这些都是从前的老话了。“千年野山参”变化的人参娃娃和我记忆中的传说一样，这次不止是逃走，恐怕已经断灭了。如今市场上所谓“野山参”，最厚道的猜想，怕也就是野生人参的种子种植或幼苗移植，种植或移植到原来野生人参生长的那些幽暗寂寞的环境当中，种者称“老山参”，移者称“移山参”。要命的是，这个小东西无论移植还是种植，居然都会发生遗传学上的变异——这自然影响它原本的药效。莫要单纯讥笑中医中药那些神奇验方如今动辄不灵——人类已经微乎其微还有机会面对一株得地气精华的“千年人葠”了。被另一清代名医陈念祖（修园，1753—1823）贬到一塌糊涂的《本草纲目》（“学者必于此等书焚去，方可与言医道”）认为人参“能治男女一切虚证”。然而有点经验的医生都心知肚明，那个临危受命能发挥“补气救脱”、“回阳救逆”之奇效的人参娃娃，一定得是“野山参”，而不是那些用农药、化肥催产出来的粗、松、甚至空心的虚肿胖子。
这种一命抵一命的时刻，人类最可深切体验自己傲慢的无知与自然的伟岸。
五
“天命弗僭，贲若草木，兆民允殖”，这是《尚书》中美丽的心思与善良的嘱托：人在大地之上犹如一朵深色的野花，孤独着草木的孤独，叹息着草木的叹息，经历着四时休王、五行生克、永恒无常……风吹雨打，地裂山塌，人与花花草草经历类同的命运，生生世世。
“冉冉孤生竹，结根泰山阿。与君为新婚，菟丝附女萝。菟丝生有时，夫妇会有宜”，在《玉台新咏》的时代，距离今天很远的那些人们，总是在描摹自己的生活貌相与情感形态的时候如此富有同情与怜惜地刻画出来这些植物，人生草木中，欢欢喜喜携手，不是孤孤零零形单影只。“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这是花是草同时更是人自己。古典诗学里这种手段被称作“比兴”，似乎只是个章回小说中“得胜头回”的影子似的。但写诗的时代与读诗的人们却都明白，这些青竹、菟丝、女萝、蕙兰……出现在诗里她们是人类的朋友乃至亲人，物伤其类，她们和我们悲苦着一样的悲苦，哀愁着一样的哀愁，她们不是我们的什么“投射对象”、“喻体象征”，她们只是自己，她们站在我们生命的旁边、参与到我们生活的当中，是可以“执子之手”的那一个：
青烟飏其间，青袍似青草。
回风动地起，秋草萋以绿。
因此，与子偕老。
陆羽在《茶经》中形容“南方嘉木”的长相，道是“木如瓜芦，叶如栀子，花如白蔷薇，实如栟榈，蒂如丁香，根如胡桃”，甚至“艺法”都是“如种瓜”。一连串子的仿佛……这个植物学分类法很不“现代”的表述却体现出一种生机的亲切：茶在其植物王国中勃勃而生不孤不单，花花草草之间彼此厮见与体认。更有甚者，那个古典时代的“茶”，往往就是“真茶”与“它芽”混搭，甚者配搭之后别开生面，另有药效。例如“石楠芽、枸杞芽、枇杷芽，皆治风疾”，都可出现在一杯茶里。皂荚芽、槐芽、柳芽也可“上春摘其芽和茶作之”。当时南人所输官茶亦往往杂以众叶，除却茅、芦、竹箬之类山中草木芽叶皆可和茶，其中犹称奇崛的，是居然用到椿芽、柿芽。
如此之茶，显然有别于色色追求真香、真味的“文人茶”。
因为“真茶”过于“性冷”，因此，这出入草木群莽的拼配茶，居然带出些“和光同尘”的大智大慧的入世风范。
性冷的真茶中倒有一个例外，蜀中雅州蒙山茶就是“温而主疾”。毛文锡《茶谱》有云：
蒙山有五顶，山有茶园，其中顶曰上清峰。昔有僧人病冷且久，遇一老父谓曰：蒙之中顶茶，当以春分之先后，多构人力，俟雷发声，并手采之，三日而至。若获一两，以本处水煎服，即能祛宿疾，二两当眼前无疾，三两能固肌骨，四两即为地仙矣。其僧如说，获一两余服至，未尽而疾瘳。
这个故事耐人寻味处，在于无论“上清”之峰还是“地仙”之望，均是渊源道教的典故。其摘采程序，“春分”乃春夏之交、阳生阴长之际，无论“多力”、“俟雷”、“并手”的要求，亦为一种“人气”天时的匹配。乃至“中顶茶”之所以较之其他四顶茶独具药效，是为“草木繁密，云雾蔽亏，鸷兽时出，人迹不到”——地力丰足未被破坏，难怪宗奭尝道：“古人谓茶为雀舌、麦粒，言其至嫩也。又有新芽一发，便长寸余，其粗如针，最为上品，其根干、水土力皆有余故也。雀舌、麦粒又在下品。”
“采茶之候，贵及其时，太早则味不全，迟则神散”，语出明人张源的《茶录》，明显就是上古生命观念的底子。例如古人采茶必在“不可见日”的“侵晨”，因为“晨则夜露未晞，茶芽肥润；见日则为阳气所薄，使茶之膏腴内耗，至受水而不鲜明”（《北苑别录》）。这份“阴阳”平衡的小心拿捏与认真期待当中，除了技术层面的原因（采摘气候对茶叶品质的影响），实为古人一直认为“金人承露”之天降甘霖富有灵性，所谓“受甘灵之宵降”（杜育《荈赋》），无疑更是一种精神之路的启示意义。假如人类一直抱有这样的信念与追求，我们的茶园里面是不会在化肥农药之外还要经受工业染绿这样的奇耻大辱的。在此类事件面前，蒙羞的与其说是纯洁的茶林，还不如说是人类的精魂。
“文明程度”已经相当发达的宋代中国，南中国的茶农们依然保持着那个颇具“顺势巫术”韵味的“先春（春分之前）喊山”的习俗：
惊蛰前三天，开焙采茶之日，凌晨五更天，千百人齐上茶山，击鼓而喊：“茶发芽！茶发芽！”声闻数十里。
这事在《宋史》、《文昌杂录》里都有记载，书中并谓此举目的乃在“鼓噪山旁，以达阳气”。欧阳修《尝新茶呈（梅）圣俞》一诗对此记载兹详：
年穷腊尽春欲动，蛰雷未起驱龙蛇。
夜闻击鼓满山谷，千人助叫声喊呀。
万木寒凝睡不醒，唯有此树先萌芽。
乃知此为最灵物，独得天地之英华。
看来，无论茶农还是茶人，那时都未曾敢视茶为可以完全靠人工程序掌控加工的“商品”、“产业”，即使到了“先春喊山”日渐式微的明末清初，茶人依然晓悟这一民俗当中隐藏的神秘与力量：“御茶园里筑高台，惊蛰鸣金礼数该。那识好风生两腋，都从着力喊山来。”（周亮工《闽茶曲》）
二
回到菊花。
菊花和中国许多植物一样，在历史悠久的流传中有过许多令人过目不忘的名：“节花”、“日精”、“更生”、“周盈”、“阴成”……甚至还有一个极像人名的名——傅延年。和汉武帝的妻兄、一顾倾城再顾倾国的北方佳人李夫人的哥哥相重。葛洪在《抱朴子》中对此现象的一个解释是，诸如“日精”、“更生”、“周盈”无非“一菊而根茎花实之名异也”。清代乾隆年间的武进名医邹澍（润庵，1790—1844），带着时代特有的“汉学”脾气，更进一步推敲菊花的名实：“菊古作鞠（《大戴记·夏小正》：‘荣鞠’，《小戴记·月令》：‘鞠有黄花’，《释文》：‘鞠，本又作菊’）”。而“鞠”的本意即是“穷”，例如《尚书·盘庚》所谓“尔惟自鞠自苦”、《诗经·南山》所谓“既曰告止，曷又鞠止”。因为菊花独特的生理规律，润庵先生于是好奇“菊曷其义为穷”，“将无以花事之尽耶？则不可为木芙蓉、款冬等花言矣。将无以其不结实也？则不可为宿根繁生言矣”：
菊宿根生苗，春初即芽，茎有棱，嫩时柔，老则硬，高有至丈余者。……性喜阴恶水，种须高地，初秋烈日尤其所畏，九月开花其色不一，其味亦不一，入药取色黄白味甘者，花开最久，叶枯不落，花萎不零。（《本草疏证》）
润庵先生从“物极必反”的“易经”的智慧，关于“菊花”的名实最后给出了一个非常温暖的答案，是谓：“‘剥’固九月之卦，菊正以九月花，过是即为‘复’矣。”这个世界苦尽甘来、生生不已，正因为体认过绝望，却就此建构了永恒的希望。
早在明代，李时珍（1518—1593）《本草纲目》中对“菊”之写照，已经堪称一往情深：
菊春生夏茂，秋花冬实，备受四气，饱经露霜，叶枯不落，花槁不零，味兼甘苦，性禀平和。昔人谓其能除风热，益肝补阴，盖不知其得金水之精英尤多，能益金水二脏也。补水所以制火，益金所以平木，木平则风息，火降则热除，用治诸风头目，其旨深微。黄者入金水阴分，白者入金水阳分，红者行妇人血分，皆可入药，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其苗可蔬，叶可啜，花可饵，根实可药，囊之可枕，酿之可饮。自本至末，罔不有功。宜乎前贤比之君子，神农列之上品，隐士采入酒斝，骚人餐其落英。……菊之贵重如此，岂可群芳与伍哉？
这就是曩时的名医！李时珍不是现在的“医学哲学家”，他搞的是临床，据说行药风格剽悍峻急，颇有杀伐之相。面对一抔花草犹如面对满抱的生命，花草活在水里，展开世界，人花无语如一，相应相和，鼓宫宫动、鼓商商应，医生思考着自己的生命、时空的意义，他面对的病人同样如此。这是一个完整、细腻、精微、敬畏的生息不已的天地。 当然你也可以使用“和谐”来形容。
无论如何，看到那本由欧洲人撰写、被中国人译成《草药生活》、当成某种“时尚格调”来推广宣传的The New Age Herbalist（广东旅游出版社，2007），我真感到有点羞愧：
和草药一起生活是一件十分惬意的事情。不论在家中种植，还是在花园中培育，它们那醉人的香气和鲜艳的色彩，都能够为生活增添不少情调。在种植草药的过程中，它们会在不知不觉中为人类的健康带来益处……
我们总是约定俗成、不假思索地以自己作为世界的中心来看待世界，总是不能“放下自己”。
中药学的老祖母《神农本草》，“序录”开宗明义讲的乃是诸药使用的纲领性文件与指导性方针，例如讲到中药之配伍原则，道是：
药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摄和合，宜用一君、二臣、三佐、五使，又可一君、三臣、九佐使也。
那么就说“药有阴阳配合，子母兄弟，根茎花实，草石骨肉”罢。这非常温暖了吧？花花草草们挨挨挤挤在这壁厢、招摇在一杯一盏，不是排兵布阵大动干戈，它们的彼此遇合显得亲亲热热，不仅像一个很有德性的社区，且更像一个甜蜜的家族：“凡此七情，和合视之，当用相须相使者，勿用相恶相反者。”于是之后《本草纲目》中讲到煎中药的用水，有个认认真真的规定，就是必须用“流水”：
流水者，大而江河，小而溪涧，皆流水也。其外动而性静，其质柔而气刚，与湖泽陂塘之止水不同。
今世习惯了“科学主义”的读者，往往看见“动、静、刚、柔”（另外还有“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又有寒、热、温、凉四气”等等……这背后自然是那个显得神秘兮兮的“阴阳五行”？然而，是她真的神秘？还是我们不肯亲近？）之类语汇就万分紧张，以为大有装神弄鬼、呼风唤雨之嫌疑。但如果换个思路，这个连水性都如此活生生、灵艳艳的世界，是不是很美？人与物不是彼此对峙，而是浑然一体，那个世界因为没有人造的隔膜与壁垒从而显得亲切、完整。
三
湘潭“旷世逸才”杨度的胞弟“白心草堂主人”杨钧，写过一首深自得意的《野菊》诗：
冉冉孤荣伴野林，满山残落此堪寻。
不从篱苑求知己，无奈风霜富杀心。
荒径少过应寂寞，闲愁因汝费沈吟。
可怜生长依时晚，粉蝶犹难为一临。
这是古已有之、流传有序的“咏物诗”，却是体物见人、示意、明心。杜子美以降，“咏物诗”的好处就是“贵刻核”——此语仿佛可释为“精准而传神”？以画论之，当是集写实、写意兼美之长。然而“刻核”的炼字造句中映衬的又是一段类似的人格。于是杨钧不厌其烦逐句自评此诗“绝不为敷衍之词”：
第二句，有力透纸背之势，将野菊身份完全写出；三、四两句，则言布衣韦带之士，以傲公卿、而遭挫折，世无敬士之人；后半写野菊之神，而嗟其末运。
杨钧的自我期许，已经不言而喻。更有趣的，他还将其与“律诗圣手”玉溪生李商隐的同题之诗相互比较：“苦竹园南椒屋边，微香冉冉泪涓涓。已悲节物为寒雁，忍委芳心与暮蝉。细路独来当此夕，清樽相伴省他年。紫云新苑移花处，不许霜载近御筵。”杨钧的评论极为尖刻，认为李诗“第二句松懈不切题，三、四句太泛与题无关、寒雁暮蝉衬贴。无味且合拿”，好的只有第五句（“细路独来当此夕”），第六句成了“家菊”，第七、八句则“心思卑鄙，无官可做，即发牢骚，殊失身份”。
唐、宋、元、明、清一脉相承的文人品质的日趋清苦，确是值得玩味事。例如有唐士人的热衷：不止孟浩然“欲渡无舟楫，端居耻圣明”、杜少陵“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谪仙人李白一度放舍的也是“我辈岂是蓬蒿人”的“在野状态”，尽管社会现实教训了他，因为不能也不肯“损眉折腰侍权贵”之后“一生好入名山游”。之前的中古贵族，例如最能体现魏晋风采的《世说新语》开篇第一句昭然就是“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德行·第一》）——从氏族到士人之后这等顾盼自雄被次第消灭是中国历史不争的事实，“为官长者当清、当慎、当勤”（李秉《家诫》），甚至“清固为本”，《世说新语》中俯拾皆是“清识”、“清才”、“清言”、“清远”、“清方”、“清通”、“清约”……但我们闻不到如下瘦菊伶仃的“清苦”：
欲讯秋情众莫知，喃喃负手叩东篱：
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开花为底迟？
圃露庭霜何寂寞？雁归蛩病可相思？
莫言举世无谈者，解语何妨话片时。
这是世所公认《红楼梦》中写得最好的一首诗，“林潇湘魁夺菊花诗”的《问菊》。而《红楼梦》最为世所公认的作者曹雪芹，有个笔名就是“耐冷道人”——思路也像来自某朵花或草——“敏探春兴利除宿弊”，整顿大观园的财政管理，宝玉的怡红院与宝钗的蘅芜苑，原来花花草草皆可卖钱，其中就有正名或本名就是“忍冬”的“金银花”：“凌冬不凋，故名忍冬。”金银花或金银藤这些名目则来自她的相貌：“花（长瓣垂须）初开时，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映，气甚芬芳”（李时珍）。鸳鸯藤或鹭鸶藤之类称谓自然还是因其“黄白相半”的气质。至于金钗股、通灵草……道家修行之人于此的解释是其汁能“伏硫制汞，故有通灵之称”，她是一款解毒功能颇强的花草。
清末民初最具争议性的“汉奸才子”郑孝胥——因其做过溥仪伪满洲国的“总理大臣”——日记中曾载掌故，即关于金银花：“文肃公尝欲作亭，植忍冬藤覆其上，而颜之曰‘夜识’，取‘不贪夜识金银气’，忍冬藤即俗呼金银花者也。李次青作《夜识亭记》，但言‘清畏人知’，实非文肃意也。”（日记光绪十八年三月初八）半月之后（廿四日），郑孝胥受朋友沈爱苍之托，专门重写了《夜识亭记》。
文肃公即沈文肃，沈葆桢（1820—1879）之谥号，在晚清，他是与林则徐齐名的一代名宦，又是后者的嫡亲外甥兼乘龙快婿，福建水师由其一手建构，与左宗棠并称“中国船政之父”。上述掌故“夜识”二字还是沈葆桢的斋名，其立意乃在：“士君子之德行，惟以不贪为主，所持者简而易全，所取者淡而易置。”典出杜甫《题张氏隐居》，原诗全章为：“春山无伴独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涧道怜寒历冰雪，石门抖日到林丘。不贪夜识金银气，远害朝看麋鹿游。乘兴杳然速出处，时君疑是泛度舟。” 金银花不是昂贵的植物，“在处有之，附树延蔓”，符合一位以清正廉洁知名的士大夫官僚的审美范式，农谚流传中甚至有“涝死庄稼旱死草，冻死石榴晒伤瓜，不会影响金银花”这样的赞叹，着实形容其生命力的顽强。《神农本草经》的整理者、精通医药与丹法的陶弘景对金银花延年益寿的功效评价很高，然而“凡易得之草，人多不肯为之，更求难得者，贵远贱近，庸人之情也”，似乎正与绞股蓝这些年的得意相映成趣。
明嘉靖四年（1525），贵为皇族宗室的朱橚（朱元璋第五子）组织人手写下《救荒本草》一书，其中细细描绘了绞股蓝的性状：“生田野中，延蔓而生，叶似小蓝叶，短小较薄，边有锯齿，又似痢见草，叶亦软，淡绿，五叶攒生一处，开小花，黄色，亦有开白花者，结子如豌豆大，生则青色，熟则紫黑色，叶味甜。”《救荒本草》是踏踏实实的书，不讲文学抒情，看重流年荒贱之时人类自保能力的开发与训练，类似如今的“野外生存指南”之类。
绞股蓝某些流行网络的别名，例如“神仙草”、“福寿草”或“南方人参”、“东方神草”……颇带着现代商业炒作的意味，印象当中，前些年这味草花成了容易患上“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老板”队伍中非常流行的养生饮品。父亲曾经告诉我，他四十年前被迫下乡当民办教师的时候，漫山遍野都是绞股蓝。容易饿肚的百姓当年不大搭理它。不过作为一味中药，汉朝的“医圣”张仲景的确在《金匮要略》中早早就提到了她。
要说做医生得要做到药王爷孙思邈（约581—682）的派头，有了健康与寿数（百岁老人），那才有了底气与说服力。孙氏《备急千金要方》中有令人感动的句子：“夫为医者，当须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若能用食平疴，释情遣疾者，可谓良工。”
孙思邈那个算是入室弟子的进士学生孟诜（621—713），也是《食疗本草》的原作者，他有句著名的养生明言、名言，道是“善言莫离口，良药莫离手”——这里的药，当作“药食同源”解、“用之充饥则之谓食，以其疗病则谓之药”。
四
古往今来菊花诗人们诗学的高下姑且不论，作为“诗学现象”之花花草草倒是十分有趣。“岁寒三友”松竹梅，“花中四君”梅兰竹菊……在这个物我世界中，难怪药中亦有养气的“四君子汤”，《汤头歌诀》劈头就是：
四君子汤中和义，参（人参）术（白术）茯苓甘草比。
益以夏（半夏）陈（陈皮）名六君，祛痰补气阳虚弭。
在本草家族中，人参的身份尊贵，一直算得上数一数二，《神农本草经》中它位列上品，所谓“补内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久服轻身延年”。依然从其命名就可略窥门径：人参又有“神草”、“土精”、“地精”、“海腴”、“皱面还童”等等让人听听就羡慕不已的美名，其本该写作“人薓”。李时珍道是：薓从，即浸，所谓“年深浸渐长成者，根如人形，有神”。相信古人面对纸上谈兵之“人薓”而不是“人参”的时候，那份敬物惜命的心思一定很郑重、很绵密。关于人参的神话流传中土自是历史悠久。《礼斗威仪》所谓“下有人参，上有紫气”。《春秋运斗枢》干脆将其比拟为星宿下凡：“摇光星散而为人参。人君废山渎之利，则摇光不明，人参不生。”
我小时候常读的故事书里，则经常见到跑来跑去的“人参娃娃”。
穿红肚兜、扎朝天辫的白白嫩嫩的胖娃娃在故事书里都是千年野山参变化的，它们经常因为变化成人形之后过于贪玩、因此被心怀歹意或受人蒙蔽的朋友偷偷拴上一条红丝线，于是被人类顺藤摸瓜找到它们夜晚栖身的深山老林，找到它们颤颤巍巍头顶着鲜红鲜红人参果儿的小模样，接着它们就被连根挖走下了煮锅，饶是命大的人参娃娃总能遇见一个善良的或改过的孩子放它出锅，多半也已经被煮得浑身青一块紫一块，损伤了道行，只好搬到另外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躲起来再去修行。
现在我自己人到中年有欲生华发之戚，才算是明白为什么在太多的草药传说当中，草药总是必须变化成了“娃娃”，人参娃娃之外，还有首乌娃娃、茯苓娃娃……这个白白胖胖的娃娃就是人类延年益寿、返老还童、长生久视的渴望与愿景。
从前的野山参真的会“逃走”，有经验的“放山人”（寻找野参的药农）都知道它会逃走。好容易发现了太过细小的一株野山参，然而不便挖取，做好记号之后，来年或几年再来找寻觊觎，野山参果然不见了呢。后来的科学家给出解释说，这是人参“休眠”了。人参长得极慢哦，几片片叶子都得按年数数长，初生一枚三出复叶，两年一枚五出复叶，三年两枚五出复叶……第四年才会开花结子，最多才生出六枚五出复叶，这时候人参至少已经七岁八岁大了。
长得极慢之外，人参还喜欢“拒绝长大”，谁说我都要年年长叶啦？！一旦遇到气候反常、外界伤害、山石挤压、金属碰触……地上茎叶受到破损之后，人参的地下根茎就干脆不复再长，可以停止发芽一年甚至数年。这种时候，它在地面上的生命形态，自然就是“逃走”了。一枚弱不禁风的娃娃草药居然有此神出鬼没的“应激反应”，人参……够聪明够机灵吧，它难道不是“独立生命”？
这么个精灵古怪的罕物，又动辄能够起死回生的，自然造假历来不少。例如上党参、辽东参、百济参、高丽参之优劣，更兼沙参、芥苨、桔梗之鉴别。传说要试验人参真伪，即令两人竞走，一含参片一空口，三五里之后、若含参者气息平和而空口者气喘吁吁，则此参为真。眼瞅着人参的实物近乎弹尽粮绝——资深研究者说，经过这么几千年的挖掘利用，野生人参恐怕早就在地球上绝种了；关于人参的理论倒是有神乎其神、越吹越大的嫌疑与可能——理论过于完美的时候反而让人疑神疑鬼了：
人参秉天宿之光华，钟地土之广厚，久久而成人形，三才俱备，故主补五脏。脏者，藏也，肾藏精，心藏神，肝藏魂，肺藏魄，脾藏智。安精神、定魂魄，则补心肾肺肝之真气矣。夫真气充足，则内外调和，故止惊悸之内动，除邪气之外侵。明目者，五脏之精上注于目也。开心者，五脏之神皆主于心也。又曰：益智者，所以补脾也。
清代钱塘名医张志聪（隐庵，1616—1674）这段话，句句都是针对《神农本草经》的注解。听起来合情合理到让人心里七上八下。用药忌温补而善攻伐的吴门徐大椿（灵胎，1693—1771），虽痛骂“今医家之用参救人者少，杀人者多”，虽忧虑“（人参）力大而峻，用之失宜，其害亦甚于它药”，虽认为“人参长于补虚，而短于攻疾”，却依然给予人参极高的尊贵待遇： 人参得天地精英纯粹之气以生，与人之气体相似，故于人身无所不补。非若它药有偏长而治病各有其能也。凡补气之药皆属阳，惟人参能补气，而体质属阴，故无刚燥之病，而又能入于阴分，最为可贵。
然而这些都是从前的老话了。“千年野山参”变化的人参娃娃和我记忆中的传说一样，这次不止是逃走，恐怕已经断灭了。如今市场上所谓“野山参”，最厚道的猜想，怕也就是野生人参的种子种植或幼苗移植，种植或移植到原来野生人参生长的那些幽暗寂寞的环境当中，种者称“老山参”，移者称“移山参”。要命的是，这个小东西无论移植还是种植，居然都会发生遗传学上的变异——这自然影响它原本的药效。莫要单纯讥笑中医中药那些神奇验方如今动辄不灵——人类已经微乎其微还有机会面对一株得地气精华的“千年人葠”了。被另一清代名医陈念祖（修园，1753—1823）贬到一塌糊涂的《本草纲目》（“学者必于此等书焚去，方可与言医道”）认为人参“能治男女一切虚证”。然而有点经验的医生都心知肚明，那个临危受命能发挥“补气救脱”、“回阳救逆”之奇效的人参娃娃，一定得是“野山参”，而不是那些用农药、化肥催产出来的粗、松、甚至空心的虚肿胖子。
这种一命抵一命的时刻，人类最可深切体验自己傲慢的无知与自然的伟岸。
五
“天命弗僭，贲若草木，兆民允殖”，这是《尚书》中美丽的心思与善良的嘱托：人在大地之上犹如一朵深色的野花，孤独着草木的孤独，叹息着草木的叹息，经历着四时休王、五行生克、永恒无常……风吹雨打，地裂山塌，人与花花草草经历类同的命运，生生世世。
“冉冉孤生竹，结根泰山阿。与君为新婚，菟丝附女萝。菟丝生有时，夫妇会有宜”，在《玉台新咏》的时代，距离今天很远的那些人们，总是在描摹自己的生活貌相与情感形态的时候如此富有同情与怜惜地刻画出来这些植物，人生草木中，欢欢喜喜携手，不是孤孤零零形单影只。“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这是花是草同时更是人自己。古典诗学里这种手段被称作“比兴”，似乎只是个章回小说中“得胜头回”的影子似的。但写诗的时代与读诗的人们却都明白，这些青竹、菟丝、女萝、蕙兰……出现在诗里她们是人类的朋友乃至亲人，物伤其类，她们和我们悲苦着一样的悲苦，哀愁着一样的哀愁，她们不是我们的什么“投射对象”、“喻体象征”，她们只是自己，她们站在我们生命的旁边、参与到我们生活的当中，是可以“执子之手”的那一个：
青烟飏其间，青袍似青草。
回风动地起，秋草萋以绿。
因此，与子偕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