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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已经面世的著述，写到容闳投身曾国藩幕府，几乎都是依据容闳本人的回忆录《西学东渐记》，认为是张斯桂和李善兰推荐的，只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研究员朱东安先生提到了赵烈文。他在《曾国藩传》中写道：“容闳则是李善兰、张斯桂、赵烈文三人推荐的。容闳回国后曾在上海一家洋行做事，几次被派到安徽、江西一带收购茶叶，并在九江设立事务所。他乘商务之便，于同治元年行抵安庆，经人介绍结识了赵烈文，求见曾国藩。赵烈文很快报告了容闳的情况与要求，并得到曾国藩的同意。不知何因，容闳竟不辞而别，赵烈文苦寻不获，只好作罢。容闳后来在《西学东渐记》一书中回忆入幕经过时未提此事，亦不知何因。不过赵烈文在日记中已有详细记载，事情是确凿无疑的。其后李善兰、张斯桂入幕，再次向曾国藩推荐，曾国藩遂招聘容闳入幕。”
朱先生显然是依据赵烈文的《能静居日记》提出这一观点的。这确实是他的独到发现，值得肯定。但不知何因，朱先生既然是岳麓书社2013年版《能静居日记》点校出版前读过该书的为数不多的读者之一，对日记中写到的事实却没有完全叙述清楚。如容闳结识赵烈文，并不是到了安庆后经人介绍的，而是事先有人函托赵烈文，请他向曾国藩推荐容闳，这个人叫左桂。所以，同治元年（1862）五月初三日容闳行抵安庆，并不是乘商务之便，而是怀着求见曾国藩的目的，专程来找赵烈文。再如容闳到安庆见过曾国藩，并没有不辞而别，赵烈文也没有苦苦寻找，而是于五月初七日特意上门为容闳送了行，事后双方也一直保持联系。所有这些，均在《能静居日记》中有详细记载。
另外，朱先生虽然肯定了趙烈文是推荐者，却没有否定张斯桂和李善兰是推荐者，也是挺让人遗憾的。至于容闳后来在《西学东渐记》一书中详细回忆进入曾国藩幕府经过，既未提左桂函请赵烈文推荐一事，也未提同治元年五月自己主动到安庆求见曾国藩一事，其原因其实也不难探究。
赵烈文与容闳原先并不相识。咸丰十一年（1861）某天，他突然接到左桂从上海写来的信件，要他向曾国藩推荐容闳。
原来容闳从美国留学回来后，先后在广州美国公使馆、香港高等审判厅、上海海关和一家由英国人经营的丝茶商行打工。数年间他之所以多次“跳槽”，不断更换工作，不辞辛劳地辗转于广州、香港、上海等地，除了个别不可抗拒的因素，另外就是受到雇主或同事的歧视、猜疑和敌对，加之接触了解到所从事行业的内幕情况后，各种看不惯的事情也让他气愤难忍，最后除了辞职走人，别无其他选择。
由于找不到理想的报国门路，咸丰十年（1860）十一月，容闳带着对太平天国的好奇心和一心想要实现的教育救国理想，曾经冒险去了金陵。他想实地考察一下“太平军中人物若何？其举动志趣若何？果胜任创造新政府以代满洲乎”，试图在太平天国推行他所设想的新政。虽然他与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是早就相识的朋友，见面交谈后向洪仁玕提出的“建设有效能的政府、创办银行、设立新式学校”等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各个方面的七条建议和主张，与洪著《资政新篇》有不少相吻合的地方，同样受过欧风美雨浸润的洪仁玕更是热烈欢迎容闳为太平天国服务，并代表太平天国赠予给他一个“义”字爵位（按太平军官制，王一等爵，义字四等爵），但通过和太平天国各阶层人物一个半月深入而广泛的接触，尤其是了解到太平天国主要领导人洪秀全的一些情况后，容闳发现自己的理想计划在当时的金陵基本上就是空谈，不要说一个“海归”的建议，即便亲如族弟洪仁玕的《资政新篇》，也都被洪秀全束之高阁，况且太平军内部成分不纯急速走向腐化，“其全不足恃”，继续待在金陵毫无价值。
在这种情况之下，容闳“于是不得不变计，欲从贸易入手。以为有极巨资财，则借雄厚财力，未必不可图成”。
容闳此行当然不是毫无所获。洪仁玕发给他的一本特别通行证，就可以保证他在太平天国管辖范围内畅行无阻，对他日后从事茶叶生意是很有帮助的。
次年一月上旬回到上海后，容闳积极投身商场，在上海、安徽和江西等地经营茶叶生意，希望早日赚到大批金钱，为实现心中的理想打下牢固的物质基础。
然而，经商既不是容闳的长处，也与他的理想和初衷相隔甚远，加之战争年代环境险恶，随时都有被抢劫的危险，生命无法得到保障，有一次甚至差点死于土匪的乱刀之下。容闳于是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选择，继续寻找实现理想的目标。
他环顾国内，觉得能成大事者，惟有曾国藩一人，只有投靠曾国藩，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宏伟计划。恰好友人中有一个叫左桂的人，而左桂的结拜兄弟赵烈文又是曾国藩身边的大红人，这就是左桂函托赵烈文推荐容闳的原因。
同治元年五月初三日，在徽州茶商金子香陪同下，容闳果然来到安庆。当天的《能静居日记》是这样记载这件事情的：“金子香同广东友人容君纯甫（光照，香山人，通夷言夷字，曾居花旗八年，应其国贡举得隽，去年左孟星函荐予，属我引荐揆帅，故来——赵烈文原注）来。”
接下来的两天里，《能静居日记》都有赵烈文去见曾国藩的文字记录。五月初四日是：“帅以夷事案牍见委，与弢甫（周腾虎）同谒谢。”五月初五日是：“谒帅贺节，未进见。”
端午节这天赵烈文之所以没有见上曾国藩，是因为前来贺节的人员实在太多，而头一天曾国藩才正式任命赵烈文为外事秘书，此时尚未住进总督官署，所以当天的《曾国藩日记》写道：“早起，各员弁贺节，止见公馆以内者，余俱不见。”
初七日，赵烈文即专门来到金子香和容闳的住地为他俩送行。
由此可以断定，赵烈文向曾国藩推荐容闳的时间是同治元年五月初四日，容闳见曾国藩则是初四至初六日之间。
做出这个判断的另一个根据是：五月初四日从曾国藩那儿出来后，赵烈文当即去找容闳和金子香，一时却没有找着。他显然是去通知容闳见曾国藩的。过了不久，与容闳和金子香住在一起的周学濬和李善兰前来回拜，金子香和容闳却没有同来。朱东安先生说“容闳竟不辞而别，赵烈文苦寻不获”，大概是指这件事。 容闳后来在《西学东渐记》第十三章《与曾文正之谈话》中写道：“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中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是皆曾文正一人之声望道德及其所成就之功业，足以吸引之罗致之也。”
容闳写到的这一事实，无意中透露了同治元年端午节期间，他确实到过曾国藩大营，后来写作《西学东渐记》时，却把此事移到了同治二年（1863）十月。容闳的本意是叙说曾国藩幕府之盛，却不料顾此失彼，让人看到了隐藏在文字背后的东西。
第二天是端午节，赵烈文在曾国藩那儿吃了“闭门羹”之后，即到朋友和同事处走访。在同一时间节点上，他拜访了周学濬、李善兰、金子香和容闳四人。
初七日赵烈文上门送行后，金子香和容闳并没有马上离去。初十日，周学濬和李善兰去上海，赵烈文前往送行，发现金子香和容闳还在那儿。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赵烈文与金子香和容闳不仅常有通信联系，而且从五月二十八日金子香写来的信件，并附送茶叶六包，二十九日赵烈文就能收到，以及六月初四日容闳写来的信件，初五日赵烈文就能收到，且他俩都是派专人送信这些细节看，容闳和金子香显然还在安庆一带活动，估计是因为茶叶生意上的事情。
直到当年九月十七日，赵烈文乘船赴上海料理姐夫周腾虎后事，于十月二十四日在宝顺洋行见到容闳，才可完全确定他已经回到上海。
赵烈文向曾国藩推荐容闳，不仅同治元年五、六月间的《能静居日记》有明确记载，而且同治四年（1865）容闳从美国购买机器回来后，十一月十六日在金陵与赵烈文相见，在当天的日记中，赵烈文再次提到了这件事：“又有远客容纯甫（余前荐于涤帅——赵烈文原注），新使米利坚购器回，阅时年半，历地数万里，涉道途景物，娓娓可听。”
除了赵烈文的《能静居日记》，曾国藩写给友人的书信中，也数次提到同治元年容闳来过安庆。
同治元年六月初九日《复桂超万》信中，曾国藩这样写道：“丁观察（丁杰）所办硼炮二尊，据禀业抵上海。此物实系军中利器，如中国能自行制造，不特为攻剿发匪（太平军）之用，亦可渐夺洋人之长。第不知张炮师（张斯桂）果能如法铸成否？果与洋人所铸无异否？顷有洋商容光照来皖，言及硼炮之利，亦令赴沪试办，渐次习其作法，或可有成。”
同治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复郭嵩焘》信中，曾国藩又写道：“容春浦（纯甫）上年曾来安庆，鄙意以其人久处泰西，深得要领，欲借以招致智巧洋人来为我用。果其招徕渐多，则开厂不于浦东，不于湘潭，凡两湖近水偏僻之县，均可开厂。如湘之常、澧，鄂之荆、襄，滨江不乏善地;此间如华若汀（华蘅芳）、徐雪村（徐寿）、龚春海（龚之棠）辈，内地不乏良工。曷与容君熟商，请其出洋，广为罗致？如须赉多金以往，请即谋之少荃（李鸿章），虽数万金不宜吝也。其善造洋火铜冒者，尤以多募为要。”
同治元年五月，容闳主动来安庆求见曾国藩虽是确凿无疑的事实，容闳后来写作《西学东渐记》，却对此事讳莫如深。在他笔下，这件事情仿佛全然没有发生过。
对于自己的入幕经过，容闳是这样叙说的（大意）：
同治二年，在九江做生意的我，突然收到一封意想不到的信件。信从安徽省城安庆寄来，写信人是六年前在上海认识的熟人，姓张，名斯桂，原在上海做炮舰统带，后到两江总督曾国藩手下做幕僚。信中说他受曾国藩之命，特邀我去安庆，还说曾国藩已听人说起我，非常希望见到我。我立刻陷入困惑之中。我问了自己若干个为什么，如：张斯桂只是一个萍水相逢的朋友，分别之后没有联络过，怎么突然想到给我写信？曾国藩是一个大人物，为什么想要召见我？他难道知道我去过金陵，或者是前往太平军辖区收购茶叶的事情传到他耳里，以为我是奸细，想把我招去杀掉？等等。为慎重起见，我决定未弄清曾国藩的真实意图之前，暂时按兵不动，于是在回信中感謝总督的盛意，还说总督屈尊之邀使我感到极大幸运和荣耀，只是生意繁忙无法脱身，他日一定拜谒云云。
两个月之后，我又收到张斯桂第二封来信，不仅力促速去安庆，而且附有李善兰一信。李善兰是著名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当时也在曾国藩幕府工作，同样是我以前在上海结识的朋友。但李善兰的才华和能力更受到我的尊重和佩服。在信中，李善兰说他已在曾国藩面前介绍过我，说我接受过美国良好教育，其人抱负不凡，一直渴望效力政府，使中国繁荣富强起来。信末又说：总督有极为重要的事情委托我负责，并说某某和某某（即华蘅芳和徐寿）二君，因为有研究和制造机器方面的特长，也受曾国藩之邀去了安庆，所以李善兰希望我能够迅速前往。李善兰的来信不仅打消了我所有顾虑，而且觉得自己以前纯粹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于是回信说：等忙完这两个月，一定前往安庆见总督。
让我意想不到的是，不久又收到张斯桂的第三封信和李善兰的第二封信，可见曾国藩想见我的心情是多么迫切。这两封信十分明白坦诚地把曾国藩的想法告诉了我，就是要弃商从政，到他手下工作。我立刻意识到，能有曾国藩这样的权势人物做依靠，自己的教育救国计划不怕实现不了，若再因循不往，必致坐失良机。我于是立刻复信说：衷心感谢总督盛意，我已考虑成熟，决计应召，等手上生意料理完毕就动身。此信发出后，张、李二人果然不再来信相催。
当年九月我抵达安庆后，首先与老朋友张斯桂、李善兰、华蘅芳和徐寿相见。他们见到我后极感欣慰，说总督自从知道我的情况后，半年来一直急切希望见到我，张斯桂和李善兰连发数函催我去安庆，也是因为这个缘故。现在我来了，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任务也算完成了。当我探询曾国藩急于见我的原因时，他们却含笑不语，只说见了总督自然清楚了。
第二天，我的名片递进去不到一分钟，曾国藩就传见了我。寒暄数语后，总督请我坐在他的正对面。他默默地坐着，一直对我微笑着，这样长达几分钟，看样子见到我使他非常愉快。但同时他又以锐利的目光从头到脚打量我，似乎想从我的外表发现什么奇异之处。接着，他又目光炯炯地注视我的双眼，颇让我坐立不安。之后，我们开始了对话。曾国藩问了我出国几年，年岁多少，是否成家，以及愿不愿意带兵打仗，还说我“目光威棱，望而知为有胆识之人，必能发号施令，以驾驭军旅”。我说我没有军事知识和历练，恐怕担当不起这个重任。约过半小时，曾国藩即“举茶送客”。 数日后，曾国藩再次召见我。与第一次礼节性见面完全不同，这次曾国藩开门见山，直奔主题：“若以为今日欲为中国谋最有益最重要之事业，当从何处着手？”
按照我的本意，当然“必以教育计划为答”，因为教育救国是我回国时立下的志向，也是最为利国利民的千秋大业。但这几天和张斯桂、李善兰等人朝夕相处之中，朋友们曾经提示过我，说曾国藩目前最关心的事情是在“中国设一西式机器厂”，至于这个厂子的性质，一时却拿不定主意，希望我再次见到曾国藩时，能在这方面提些有益的意见和建议。我既然了解曾国藩的想法，当然得把教育救国计划搁一搁，而把设立机器厂的事情放在首位。我于是胸有成竹地回答说：当然是尽快建设一个现代化兵工厂。不过我又解释说：就目前情况来看，中国若办兵工厂，应该先办一个普通的、基础性的机器厂，这个机器厂当有制造机器而不是生产具体产品的机器。换句话说，就是先办一个能够由此派生出许多分厂的母厂，再由各个分厂负责制造所需要的产品。曾国藩听后却谦虚地说：这些事我不甚了了，徐寿和华蘅芳有专门研究，可与他们详细讨论，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来。
大约一星期后，曾国藩即正式任命我为出洋委员，授官五品军功，携款六万八千两白银，到国外采购生产机器的机器。
从以上叙述看来，容闳显然只写了同治二年去安庆的经过。后人正是根据他提供的这一版本，才普遍认定张斯桂和李善兰是容闳进入曾国藩幕府的推荐人。
容闳为什么对同治元年见曾国藩的事只字不提？要回答这一问题，只有从《曾国藩全集》、《西学东渐记》和《能静居日记》的文字缝隙中细心梳理，才有可能发现某些蛛丝马迹。
曾国藩虽是求才若渴之人，经赵烈文推荐后，也很快拨冗会见了容闳，但从同治元年六月初九日写给桂超万信中的用语可知，在端午期间摩肩接踵、多如过江之鲫的求见者中，应接不暇的曾国藩只是把容闳当作一个普通的“洋商”看待，见面交谈后也仅是让他去上海协助制造兵器，并没有把耶鲁高材生视为稀世珍宝。商人历来不为中国士林所重视，所以曾国藩初见容闳时也不能例外。曾国藩的这一态度，自然会让满怀希望而来的容闳产生严重失落感，他没有去上海协助制造兵器，而是继续打理自己的生意，也就理所当然。
另外正如前文所写，容闳是同治元年五月初三日到达安庆的。第二天，赵烈文即向曾国藩做了引荐。再过两天，也就是五月初七日，赵烈文即登门为他送行。由此也可看出，容闳这次安庆之行，确确实实未受重视，甚至称得上被轻易打发。他最后失望而归，并在以后羞于提及此事，也就完全可以理解。
至于一年后突然接到张斯桂的邀请信，容闳下意识怀疑曾国藩会加害自己，则正如他在《西学东渐记》中所写的那样，是害怕曾国藩知道了自己曾经私通太平军这件事：“予前赴南京，识太平军中渠帅。后在太平县向革军购茶，岂彼已有所闻欤？忆一年前湘乡（曾国藩）驻徽州，为太平军所败，谣言总督已阵亡（即咸丰十年八月李元度大意失徽州之后，曾国藩孤守祁门、一日数险——笔者注）。时予身近战地，彼遂疑予为奸细，欲置予于法，故以甘言相诱耶？”
可见同治元年五月去见曾国藩时，容闳有意隐瞒了这一“严重政治问题”。所以第二年曾国藩突然派人写信找他，容闳自然而然会产生后怕。在容闳看来，曾国藩如果不是“甘言相诱（用甜言蜜语引诱自己上钩）”，对自己的态度怎么会突然由“冷”变“热”呢？
其实，曾国藩的态度发生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是因为到了同治二年三月二十七日给郭嵩焘写信时，曾国藩迫于镇压农民起义和抵抗外来侵略的需要，走上了自办军事工业之路，在安庆设立了中国近代第一家兵工厂安庆内军械所。为了扩大兵工厂规模，他准备大量“招致智巧洋人来为我用”。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自然会想起容闳这个有着特殊留学背景并对外国情况十分了解，却曾经被自己忽视甚至怠慢过的人，从而指示在上海做道员的郭嵩焘尽快联系容闳，与他“熟商”出国招募人才事宜。购买外国机器则是当年十月曾国藩与容闳见面交谈后，听取了容闳建议后决定的。
曾国藩显然认为容闳就在上海，实际上他早已去了九江，充当某茶叶公司的经理人，半年后又自动辞职，自己单独做生意。因为郭嵩焘与容闳不熟，加之他也很快离开上海，先后赴任两淮盐运使和广东巡抚，所以最后只能由他人负责联系。这便是曾国藩向郭嵩焘发出指示，结果由认识容闳的张斯桂写信联系的原因所在。
由此可见，容闳的情况曾国藩早就知道，张斯桂和李善兰无非是奉曾国藩之命，负责联系并督促他早日来安庆而已，他们自己并没有以推荐者自居。后人不知其中内幕，又没有认真推敲《西学东渐记》中的某些关键用词，便被容闳的表面说法所迷惑，认为张斯桂和李善蘭是推荐人，这是不确切的。左桂、赵烈文才是真正的推荐人。
朱先生显然是依据赵烈文的《能静居日记》提出这一观点的。这确实是他的独到发现，值得肯定。但不知何因，朱先生既然是岳麓书社2013年版《能静居日记》点校出版前读过该书的为数不多的读者之一，对日记中写到的事实却没有完全叙述清楚。如容闳结识赵烈文，并不是到了安庆后经人介绍的，而是事先有人函托赵烈文，请他向曾国藩推荐容闳，这个人叫左桂。所以，同治元年（1862）五月初三日容闳行抵安庆，并不是乘商务之便，而是怀着求见曾国藩的目的，专程来找赵烈文。再如容闳到安庆见过曾国藩，并没有不辞而别，赵烈文也没有苦苦寻找，而是于五月初七日特意上门为容闳送了行，事后双方也一直保持联系。所有这些，均在《能静居日记》中有详细记载。
另外，朱先生虽然肯定了趙烈文是推荐者，却没有否定张斯桂和李善兰是推荐者，也是挺让人遗憾的。至于容闳后来在《西学东渐记》一书中详细回忆进入曾国藩幕府经过，既未提左桂函请赵烈文推荐一事，也未提同治元年五月自己主动到安庆求见曾国藩一事，其原因其实也不难探究。
赵烈文推荐容闳经过
赵烈文与容闳原先并不相识。咸丰十一年（1861）某天，他突然接到左桂从上海写来的信件，要他向曾国藩推荐容闳。
原来容闳从美国留学回来后，先后在广州美国公使馆、香港高等审判厅、上海海关和一家由英国人经营的丝茶商行打工。数年间他之所以多次“跳槽”，不断更换工作，不辞辛劳地辗转于广州、香港、上海等地，除了个别不可抗拒的因素，另外就是受到雇主或同事的歧视、猜疑和敌对，加之接触了解到所从事行业的内幕情况后，各种看不惯的事情也让他气愤难忍，最后除了辞职走人，别无其他选择。
由于找不到理想的报国门路，咸丰十年（1860）十一月，容闳带着对太平天国的好奇心和一心想要实现的教育救国理想，曾经冒险去了金陵。他想实地考察一下“太平军中人物若何？其举动志趣若何？果胜任创造新政府以代满洲乎”，试图在太平天国推行他所设想的新政。虽然他与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是早就相识的朋友，见面交谈后向洪仁玕提出的“建设有效能的政府、创办银行、设立新式学校”等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各个方面的七条建议和主张，与洪著《资政新篇》有不少相吻合的地方，同样受过欧风美雨浸润的洪仁玕更是热烈欢迎容闳为太平天国服务，并代表太平天国赠予给他一个“义”字爵位（按太平军官制，王一等爵，义字四等爵），但通过和太平天国各阶层人物一个半月深入而广泛的接触，尤其是了解到太平天国主要领导人洪秀全的一些情况后，容闳发现自己的理想计划在当时的金陵基本上就是空谈，不要说一个“海归”的建议，即便亲如族弟洪仁玕的《资政新篇》，也都被洪秀全束之高阁，况且太平军内部成分不纯急速走向腐化，“其全不足恃”，继续待在金陵毫无价值。
在这种情况之下，容闳“于是不得不变计，欲从贸易入手。以为有极巨资财，则借雄厚财力，未必不可图成”。
容闳此行当然不是毫无所获。洪仁玕发给他的一本特别通行证，就可以保证他在太平天国管辖范围内畅行无阻，对他日后从事茶叶生意是很有帮助的。
次年一月上旬回到上海后，容闳积极投身商场，在上海、安徽和江西等地经营茶叶生意，希望早日赚到大批金钱，为实现心中的理想打下牢固的物质基础。
然而，经商既不是容闳的长处，也与他的理想和初衷相隔甚远，加之战争年代环境险恶，随时都有被抢劫的危险，生命无法得到保障，有一次甚至差点死于土匪的乱刀之下。容闳于是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选择，继续寻找实现理想的目标。
他环顾国内，觉得能成大事者，惟有曾国藩一人，只有投靠曾国藩，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宏伟计划。恰好友人中有一个叫左桂的人，而左桂的结拜兄弟赵烈文又是曾国藩身边的大红人，这就是左桂函托赵烈文推荐容闳的原因。
同治元年五月初三日，在徽州茶商金子香陪同下，容闳果然来到安庆。当天的《能静居日记》是这样记载这件事情的：“金子香同广东友人容君纯甫（光照，香山人，通夷言夷字，曾居花旗八年，应其国贡举得隽，去年左孟星函荐予，属我引荐揆帅，故来——赵烈文原注）来。”
接下来的两天里，《能静居日记》都有赵烈文去见曾国藩的文字记录。五月初四日是：“帅以夷事案牍见委，与弢甫（周腾虎）同谒谢。”五月初五日是：“谒帅贺节，未进见。”
端午节这天赵烈文之所以没有见上曾国藩，是因为前来贺节的人员实在太多，而头一天曾国藩才正式任命赵烈文为外事秘书，此时尚未住进总督官署，所以当天的《曾国藩日记》写道：“早起，各员弁贺节，止见公馆以内者，余俱不见。”
初七日，赵烈文即专门来到金子香和容闳的住地为他俩送行。
由此可以断定，赵烈文向曾国藩推荐容闳的时间是同治元年五月初四日，容闳见曾国藩则是初四至初六日之间。
做出这个判断的另一个根据是：五月初四日从曾国藩那儿出来后，赵烈文当即去找容闳和金子香，一时却没有找着。他显然是去通知容闳见曾国藩的。过了不久，与容闳和金子香住在一起的周学濬和李善兰前来回拜，金子香和容闳却没有同来。朱东安先生说“容闳竟不辞而别，赵烈文苦寻不获”，大概是指这件事。 容闳后来在《西学东渐记》第十三章《与曾文正之谈话》中写道：“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中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是皆曾文正一人之声望道德及其所成就之功业，足以吸引之罗致之也。”
容闳写到的这一事实，无意中透露了同治元年端午节期间，他确实到过曾国藩大营，后来写作《西学东渐记》时，却把此事移到了同治二年（1863）十月。容闳的本意是叙说曾国藩幕府之盛，却不料顾此失彼，让人看到了隐藏在文字背后的东西。
第二天是端午节，赵烈文在曾国藩那儿吃了“闭门羹”之后，即到朋友和同事处走访。在同一时间节点上，他拜访了周学濬、李善兰、金子香和容闳四人。
初七日赵烈文上门送行后，金子香和容闳并没有马上离去。初十日，周学濬和李善兰去上海，赵烈文前往送行，发现金子香和容闳还在那儿。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赵烈文与金子香和容闳不仅常有通信联系，而且从五月二十八日金子香写来的信件，并附送茶叶六包，二十九日赵烈文就能收到，以及六月初四日容闳写来的信件，初五日赵烈文就能收到，且他俩都是派专人送信这些细节看，容闳和金子香显然还在安庆一带活动，估计是因为茶叶生意上的事情。
直到当年九月十七日，赵烈文乘船赴上海料理姐夫周腾虎后事，于十月二十四日在宝顺洋行见到容闳，才可完全确定他已经回到上海。
赵烈文向曾国藩推荐容闳，不仅同治元年五、六月间的《能静居日记》有明确记载，而且同治四年（1865）容闳从美国购买机器回来后，十一月十六日在金陵与赵烈文相见，在当天的日记中，赵烈文再次提到了这件事：“又有远客容纯甫（余前荐于涤帅——赵烈文原注），新使米利坚购器回，阅时年半，历地数万里，涉道途景物，娓娓可听。”
除了赵烈文的《能静居日记》，曾国藩写给友人的书信中，也数次提到同治元年容闳来过安庆。
同治元年六月初九日《复桂超万》信中，曾国藩这样写道：“丁观察（丁杰）所办硼炮二尊，据禀业抵上海。此物实系军中利器，如中国能自行制造，不特为攻剿发匪（太平军）之用，亦可渐夺洋人之长。第不知张炮师（张斯桂）果能如法铸成否？果与洋人所铸无异否？顷有洋商容光照来皖，言及硼炮之利，亦令赴沪试办，渐次习其作法，或可有成。”
同治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复郭嵩焘》信中，曾国藩又写道：“容春浦（纯甫）上年曾来安庆，鄙意以其人久处泰西，深得要领，欲借以招致智巧洋人来为我用。果其招徕渐多，则开厂不于浦东，不于湘潭，凡两湖近水偏僻之县，均可开厂。如湘之常、澧，鄂之荆、襄，滨江不乏善地;此间如华若汀（华蘅芳）、徐雪村（徐寿）、龚春海（龚之棠）辈，内地不乏良工。曷与容君熟商，请其出洋，广为罗致？如须赉多金以往，请即谋之少荃（李鸿章），虽数万金不宜吝也。其善造洋火铜冒者，尤以多募为要。”
容闳自述入幕经过
同治元年五月，容闳主动来安庆求见曾国藩虽是确凿无疑的事实，容闳后来写作《西学东渐记》，却对此事讳莫如深。在他笔下，这件事情仿佛全然没有发生过。
对于自己的入幕经过，容闳是这样叙说的（大意）：
同治二年，在九江做生意的我，突然收到一封意想不到的信件。信从安徽省城安庆寄来，写信人是六年前在上海认识的熟人，姓张，名斯桂，原在上海做炮舰统带，后到两江总督曾国藩手下做幕僚。信中说他受曾国藩之命，特邀我去安庆，还说曾国藩已听人说起我，非常希望见到我。我立刻陷入困惑之中。我问了自己若干个为什么，如：张斯桂只是一个萍水相逢的朋友，分别之后没有联络过，怎么突然想到给我写信？曾国藩是一个大人物，为什么想要召见我？他难道知道我去过金陵，或者是前往太平军辖区收购茶叶的事情传到他耳里，以为我是奸细，想把我招去杀掉？等等。为慎重起见，我决定未弄清曾国藩的真实意图之前，暂时按兵不动，于是在回信中感謝总督的盛意，还说总督屈尊之邀使我感到极大幸运和荣耀，只是生意繁忙无法脱身，他日一定拜谒云云。
两个月之后，我又收到张斯桂第二封来信，不仅力促速去安庆，而且附有李善兰一信。李善兰是著名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当时也在曾国藩幕府工作，同样是我以前在上海结识的朋友。但李善兰的才华和能力更受到我的尊重和佩服。在信中，李善兰说他已在曾国藩面前介绍过我，说我接受过美国良好教育，其人抱负不凡，一直渴望效力政府，使中国繁荣富强起来。信末又说：总督有极为重要的事情委托我负责，并说某某和某某（即华蘅芳和徐寿）二君，因为有研究和制造机器方面的特长，也受曾国藩之邀去了安庆，所以李善兰希望我能够迅速前往。李善兰的来信不仅打消了我所有顾虑，而且觉得自己以前纯粹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于是回信说：等忙完这两个月，一定前往安庆见总督。
让我意想不到的是，不久又收到张斯桂的第三封信和李善兰的第二封信，可见曾国藩想见我的心情是多么迫切。这两封信十分明白坦诚地把曾国藩的想法告诉了我，就是要弃商从政，到他手下工作。我立刻意识到，能有曾国藩这样的权势人物做依靠，自己的教育救国计划不怕实现不了，若再因循不往，必致坐失良机。我于是立刻复信说：衷心感谢总督盛意，我已考虑成熟，决计应召，等手上生意料理完毕就动身。此信发出后，张、李二人果然不再来信相催。
当年九月我抵达安庆后，首先与老朋友张斯桂、李善兰、华蘅芳和徐寿相见。他们见到我后极感欣慰，说总督自从知道我的情况后，半年来一直急切希望见到我，张斯桂和李善兰连发数函催我去安庆，也是因为这个缘故。现在我来了，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任务也算完成了。当我探询曾国藩急于见我的原因时，他们却含笑不语，只说见了总督自然清楚了。
第二天，我的名片递进去不到一分钟，曾国藩就传见了我。寒暄数语后，总督请我坐在他的正对面。他默默地坐着，一直对我微笑着，这样长达几分钟，看样子见到我使他非常愉快。但同时他又以锐利的目光从头到脚打量我，似乎想从我的外表发现什么奇异之处。接着，他又目光炯炯地注视我的双眼，颇让我坐立不安。之后，我们开始了对话。曾国藩问了我出国几年，年岁多少，是否成家，以及愿不愿意带兵打仗，还说我“目光威棱，望而知为有胆识之人，必能发号施令，以驾驭军旅”。我说我没有军事知识和历练，恐怕担当不起这个重任。约过半小时，曾国藩即“举茶送客”。 数日后，曾国藩再次召见我。与第一次礼节性见面完全不同，这次曾国藩开门见山，直奔主题：“若以为今日欲为中国谋最有益最重要之事业，当从何处着手？”
按照我的本意，当然“必以教育计划为答”，因为教育救国是我回国时立下的志向，也是最为利国利民的千秋大业。但这几天和张斯桂、李善兰等人朝夕相处之中，朋友们曾经提示过我，说曾国藩目前最关心的事情是在“中国设一西式机器厂”，至于这个厂子的性质，一时却拿不定主意，希望我再次见到曾国藩时，能在这方面提些有益的意见和建议。我既然了解曾国藩的想法，当然得把教育救国计划搁一搁，而把设立机器厂的事情放在首位。我于是胸有成竹地回答说：当然是尽快建设一个现代化兵工厂。不过我又解释说：就目前情况来看，中国若办兵工厂，应该先办一个普通的、基础性的机器厂，这个机器厂当有制造机器而不是生产具体产品的机器。换句话说，就是先办一个能够由此派生出许多分厂的母厂，再由各个分厂负责制造所需要的产品。曾国藩听后却谦虚地说：这些事我不甚了了，徐寿和华蘅芳有专门研究，可与他们详细讨论，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来。
大约一星期后，曾国藩即正式任命我为出洋委员，授官五品军功，携款六万八千两白银，到国外采购生产机器的机器。
从以上叙述看来，容闳显然只写了同治二年去安庆的经过。后人正是根据他提供的这一版本，才普遍认定张斯桂和李善兰是容闳进入曾国藩幕府的推荐人。
疑团的解开
容闳为什么对同治元年见曾国藩的事只字不提？要回答这一问题，只有从《曾国藩全集》、《西学东渐记》和《能静居日记》的文字缝隙中细心梳理，才有可能发现某些蛛丝马迹。
曾国藩虽是求才若渴之人，经赵烈文推荐后，也很快拨冗会见了容闳，但从同治元年六月初九日写给桂超万信中的用语可知，在端午期间摩肩接踵、多如过江之鲫的求见者中，应接不暇的曾国藩只是把容闳当作一个普通的“洋商”看待，见面交谈后也仅是让他去上海协助制造兵器，并没有把耶鲁高材生视为稀世珍宝。商人历来不为中国士林所重视，所以曾国藩初见容闳时也不能例外。曾国藩的这一态度，自然会让满怀希望而来的容闳产生严重失落感，他没有去上海协助制造兵器，而是继续打理自己的生意，也就理所当然。
另外正如前文所写，容闳是同治元年五月初三日到达安庆的。第二天，赵烈文即向曾国藩做了引荐。再过两天，也就是五月初七日，赵烈文即登门为他送行。由此也可看出，容闳这次安庆之行，确确实实未受重视，甚至称得上被轻易打发。他最后失望而归，并在以后羞于提及此事，也就完全可以理解。
至于一年后突然接到张斯桂的邀请信，容闳下意识怀疑曾国藩会加害自己，则正如他在《西学东渐记》中所写的那样，是害怕曾国藩知道了自己曾经私通太平军这件事：“予前赴南京，识太平军中渠帅。后在太平县向革军购茶，岂彼已有所闻欤？忆一年前湘乡（曾国藩）驻徽州，为太平军所败，谣言总督已阵亡（即咸丰十年八月李元度大意失徽州之后，曾国藩孤守祁门、一日数险——笔者注）。时予身近战地，彼遂疑予为奸细，欲置予于法，故以甘言相诱耶？”
可见同治元年五月去见曾国藩时，容闳有意隐瞒了这一“严重政治问题”。所以第二年曾国藩突然派人写信找他，容闳自然而然会产生后怕。在容闳看来，曾国藩如果不是“甘言相诱（用甜言蜜语引诱自己上钩）”，对自己的态度怎么会突然由“冷”变“热”呢？
其实，曾国藩的态度发生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是因为到了同治二年三月二十七日给郭嵩焘写信时，曾国藩迫于镇压农民起义和抵抗外来侵略的需要，走上了自办军事工业之路，在安庆设立了中国近代第一家兵工厂安庆内军械所。为了扩大兵工厂规模，他准备大量“招致智巧洋人来为我用”。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自然会想起容闳这个有着特殊留学背景并对外国情况十分了解，却曾经被自己忽视甚至怠慢过的人，从而指示在上海做道员的郭嵩焘尽快联系容闳，与他“熟商”出国招募人才事宜。购买外国机器则是当年十月曾国藩与容闳见面交谈后，听取了容闳建议后决定的。
曾国藩显然认为容闳就在上海，实际上他早已去了九江，充当某茶叶公司的经理人，半年后又自动辞职，自己单独做生意。因为郭嵩焘与容闳不熟，加之他也很快离开上海，先后赴任两淮盐运使和广东巡抚，所以最后只能由他人负责联系。这便是曾国藩向郭嵩焘发出指示，结果由认识容闳的张斯桂写信联系的原因所在。
由此可见，容闳的情况曾国藩早就知道，张斯桂和李善兰无非是奉曾国藩之命，负责联系并督促他早日来安庆而已，他们自己并没有以推荐者自居。后人不知其中内幕，又没有认真推敲《西学东渐记》中的某些关键用词，便被容闳的表面说法所迷惑，认为张斯桂和李善蘭是推荐人，这是不确切的。左桂、赵烈文才是真正的推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