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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4月14日，重庆五大黑帮的“保护伞”文强，因犯有受贿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强奸罪，被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妻周晓亚及手下所谓“三大金刚”黄代强、赵利明、陈涛也受到相应判决。
2009年6月起，重庆市掀起的“打黑风暴”，为中共建政以来单一地方规模最大的打黑行动，也是执政者的超强铁腕动作。令人叹服。涉嫌充当重庆黑恶势力“最大保护伞”的原重庆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时任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的落马，更引爆了社会舆论对重庆打黑风暴的关注。
一
2008年6月25日，重庆市公安局宣布人事任免的决定，从辽宁省锦州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一职“空降”来渝的王立军接任了文强的重庆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局长职务，而文强的新去处是重庆市司法局。
不到一年，2009年3月26日下午，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发布公告，任命王立军为重庆市公安局局长、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刘光磊不再兼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6月25日，打黑除恶行动正式宣布启动10天后，王立军兼任武警重庆市总队第一政委、第一书记，全面接管重庆警界。
两个警界重量级人物的交接，被不少关注于此的人认为是“要动文强的信号”。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律师韩德云分析，作为正局级官员，文强调任市司法局局长虽属平调，他也由此从“二把手”变成了“一把手”，但却让他远离了经营多年的公安系统。
不过，文强本人或许对这场权力博弈还充满自信和镇定，有消息说，“文强出事之前经常往北京跑”。到了2009年6月份，有关文强“落马”的传闻从未中断，文强本人还曾对这些传闻公开进行调侃。“双规”前，在一些公开会议上，文强颇为自信，看不出丝毫政治生命走到尽头的迹象。
两个月后的8月6日，他自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终于变成了现实，正在北京参加全国司法厅(局)长座谈会的文强，被限制了自由。8月7日上午，北京飞往重庆的国航CA1419航班降落在江北机场后，王立军亲自带队到场，将文强接上了不远处的警用防暴车，并将其临时“安置”在武警招待所。
此前的7月31日，重庆市就司法行政机关贯彻落实“平安重庆”建设等事项展开专题调研，文强作了工作汇报。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里。
重庆警方人士证实，文强在京被采取措施时，重庆本地也有抓捕行动同步展开。8月7日凌晨两点左右，重庆市公安局一辆警车来到位于市区南滨路附近的“海棠晓月”小区。警方出示的身份为“重庆市公安局文强案专案组”。
专案组要求物管公司负责人提供协助，突击搜查小区的三套住宅，包括B区一套，c区两套。其中BN的房屋为200多平方米的跃层豪宅，是文强主要居住地。c区两套住房，登记业主分别为两位女性。8月8日，中共重庆市纪委有关负责人证实，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在这场自上而下的打黑风暴中，强硬的王立军居然以单骑突进的方式，部分地瓦解了重庆官场以及黑社会既有的利益格局。
重庆市非公有制经济促进会会长黄伟认识不少“落马”官员，他觉得他们都不冤——不过，他又反问：如果我们身处文强的位置，有几个人会不勾结黑社会、住豪宅、开名车、泡靓妞?
作为一个权力精英堕落的样本，在金钱的诱惑、权力的膨胀以及监督的缺位下，“打黑”局长文强逐渐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
二
1991年，四川省重庆市巴县(现重庆市巴南区)的基层官吏文强的仕途一片平坦。由于“聪明、勤奋、工作肯钻研”的特点，以及1983年全国“严打”斗争中的表现，文强得到当时中共巴县县委书记张文彬(后任重庆市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的赏识。1972年从泸州公安学校毕业后仅仅十余年，他就完成了从基层科员到地方要吏的飞跃。
1983年，巴县搞机构改革，组建新班子，恰逢县委分管政法口的常委要到成都学习两年，文强就接替了他的职务，得以跻身县委常委。此前，他连县公安局副局长都不是。
1985年，年仅30岁的文强升任巴县分管政法口的县委副书记。此时，他已经站到了从区县进入重庆市官场升迁的康庄大道上。
不出所料，文强的仕途果然一片光明。在定为直辖市之前，重庆主城区的官员大多从周围区县选拔，作为辖区内收入最高、财力贡献最大的一个县，巴县官员上调后一般都出任重要岗位。
1991年，恰逢中央提倡“干部年轻化”，文强在这个背景下被重庆市委组织部推荐给了重庆市公安局。时任四川省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的牛星照看中了文强，想调他来市里，开始提出建议让他升任沙坪坝区公安分局局长，先考察一下他。不过，当时的巴县县委主要领导认为这个职务安排太低，“我们巴县出来的干部，没这么安排的”。
一年后的9月，文强如愿调任了重庆市公安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虽然只有中专学历，但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文强曾在西南师范大学举办的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在职学习两年。那时候提拔干部，学历是很重要的一个标准，而警界当时高学历者甚少，这段学习经历，成为文强到市局任要职的重要砝码。
刚到市局的文强表现出了其对权力的敬畏。市局当时有一批解放后就参加公安工作的老领导，在公安队伍中很有威望。能跻身一个更高层级的权力系统，文强显得很恭敬，他称呼局里的老领导为“老人家”。另一方面，他又享有了权力的傲慢。一位曾经的市局警察就领教过文强的高傲，“当时我和我们处长送文件过去，他爱搭不理的。”
重庆电视台《警方热线》节目的记者回忆上世纪90年代的文强时，认为其当时已经很强势了——“公安内部都知道文强是谁的人，再加上公安系统是半军事化管理，所以，临江门1号市公安局大院里的人，哪怕是处长、主任、科长，对他都得敬畏三分。”
三
不过，此时的文强也确实表现出了他在刑侦方面的特殊才华。时任局长的王文德是搞敌情出身，懂侦查业务，他也认可文强“肯钻研，分析案情能说到点子上”。刚到重庆两年，文强领导的刑侦队伍便破获了两起全国闻名的大案：1992年，重庆警匪枪战；1994年，中国第一盗案。业内人士透露，上世纪90年代，重庆的刑侦力量在全国排前几位，丝毫不逊色于上海、广州等大城市。
不得不承认，那时文强在刑侦破案上确实很专业，也很能吃苦。有记者曾听说文强破过这样一个案子，嫌疑人家在农村，独楼独院，文强在详细了解了其外部环境和室内构造后，画出了行动图，确定由武警破门而入，特警殿后，其余民警包围四周，以防嫌犯翻墙逃匿。
“警方和记者都真实记录了行动全过程，现场很精彩”，该记者说。
于是，他提出要采访文强，请他介绍这次凌晨搜捕行动的相关情况，文强同意给半小时的时间。那天很热，文强穿 着衬衫和短裤，作为市局领导在电视节目中穿便装是不严肃的，于是该记者要求他把警服穿上，并且要戴上帽子。
“下头呢?拍不到噻?裤子就不笼起了哦，热球得很”，文强说。
在这位记者看来，文强的口才远不如市公安局另一位主管交通、消防、科技工作的副局长(正局级)何海忠，录了很多遍才搞定，但是那个时候他“没有架子，很随和，属于性情中人”。
很多和文强吃过饭的商界人士对他也有类似的评价，认为他是典型的重庆袍哥脾气，质地粗糙，缺乏打磨抛光。
不过，也有人认为这些都是表象，而非本质，一个明显的例子便是——他的“哥们”怎么全是巨商富贾，而没有一个平头百姓呢?
律师周立太对文强印象就很差，文强调任市司法局局长后，周立太有事给文强打电话，“作为司法局局长，那是他份内的事”，但是文强很不耐烦地打断了他——你找别人吧。脾气也很大的周立太当时气得把电话都扔了。
四
无论在政界还是在民间，人们议论最多的便是文强的江湖气，这跟他的爱好和行事作风也一脉相承——喜欢看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上了酒桌也很豪爽，跟他熟悉的人并不以职务称之，而是喊他“强哥”。
看起来很亲热的文强，在更多人眼中显得难以亲近。上世纪90年代，重庆有个警察找到某一跑公安口的记者黄伟，想调换单位，记者打个电话，文强就出来了，酒喝了但事没办成。事后该记者听一个相熟的朋友说，文强对他的评价是“一个文人，文气十足，不好耍”，既然不好耍肯定就打不拢，此后除了工作再无联系。
黄伟对文强的印象也大致如此。他和文强也很熟，还曾跟黄代强一起去西安替文强的哥哥祝寿，“文二哥”的称号来自于文强在家中的排行，文强的哥哥在部队工作，位列少校。
在重庆打黑成果展上，有关部门曾绘制了文强团伙的组织架构图。文强系“金字塔塔尖”，下面分别是其手下的“三大金刚”——原重庆市公安局刑警总队副总队长黄代强、原重庆市公安局公交分局副局长赵利明、原重庆市公安局治安总队总队长陈涛。
黄伟并不讳言自己和文强以及黄代强的关系——“因为我不参与他们的事情”。在和他们吃饭时，他也总能坐在主桌，能和他们坐在同一张桌上，这也是一种江湖秩序的体现。
熟悉文强的公安内部人士透露，从2000年开始，文强的涉黑问题已逐渐暴露，而上面也开始关注。一名退休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证实，那时文强涉黑在重庆已经不是秘密，他和一些涉黑大佬在公共场合出入变得公开化。
坊间广为传播的事例是，他和重庆市原“黑老大”王平相熟到可以在路边吃麻辣小面的地步，多年前的巴南区“黑老大”封曼、在重庆黑社会中颇有地位的“毛今儿”(绰号)都是文强的“结拜兄弟”。
1996年12月，重庆市朝千隧道发生枪战，王平涉案。此后在警方严密布控下，王平仍然逃离重庆。有传闻说，王平之所以能在警方布下的天罗地网中全身而逃，文强“功不可没”。2001年，公安部开展第一次全国“打黑”行动，王平成为A级通缉犯。当时，文强被公安部找去谈话，讯问他和王平的关系，文强以培养“特情”的理由把自己剔干净了。
2000年10月25日，发生在重庆的“白云湖事件”，又暴露了文强的问题。当时有王渝男等十多人合伙在璧山县白云湖度假村开设了一家“百家乐”地下赌场，被查封后仅短短半个月即重新开放。数日后，赌场再次被潜入的近百名警察查抄，现场发生枪战，民警王诵伦身中130粒散弹倒在血泊中。
负责此案的原市局治安总队总队长李虹，私下让人毁掉了该赌场的账本和通讯录。李虹系文强一手提拔，担任治安总队总队长之前，系负责打黑的刑警总队一支队队长。知情人透露，“白云湖赌场”内有“友情赠送”给文强的干股。
一位参与此案的司法界人士向记者回忆说，死难民警的家属当场大骂文强，“打什么黑，文强才是最大的黑社会”。王立军甚至说：“重庆警察队伍问题比社会治安形势还要严峻。”
就在文强涉黑成为公开的秘密时，2000年9月19日，“共和国第一刑事大案”头号主犯张君在重庆的擒获挽救了他的败局，不仅使他成功摆脱了涉黑的阴影，还成为其仕途上升的动力。在“张君案”后不久，文强晋升为一级警监的正局级侦查员，并擢任警号——000002的常务副局长，成为“二把手”。
但文强最受非议的是张君被抓获后，在电视上频频露面，大讲自己破案中的作为，此举在公安系统内引起很多不满。其实，张君被抓获的一个重要起因是湖南公安先发现线索，提供给重庆。最后公安部嘉奖的时候，文强被记一等功，湖南方面却颗粒无收。后来重庆市局一位老领导去湖南开会，湖南方面的人当面表示不满，称文强“是政治流氓”。
2001年6月起，当时的重庆市公安局局长朱明国看文强太霸道，便让其靠边站，由周至任(后任重庆市警察协会常务副会长)担任常务副局长。文强“闲了”一年多时间，后来，因为“工作不好开展”，文强又被启用，2003年，兼任市局党委副书记，从此更为嚣张。
有消息说，从“白云湖事件”开始，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文强的反映就没间断过。
对于这些质疑，文强都以工作的借口把自己撇清了。2004年，他还特地在饭桌上主动提起这个问题：“现在有人说我涉黑，我们办案需要‘线人’，必须要跟那边保持联系，办案才方便。”
五
文强的落马，无疑再次吸引了海内外目光聚焦重庆打黑风暴。
文强专案组共有5个小组，其中3个小组的组长分别来自中纪委、公安部和辽宁警方，另外，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也有人员参与办案。
重庆市纪检监察部门的结论是：文强道德败坏、包养情妇、长期嫖娼、赌博成性。“文强对14岁及14岁以下的未成年少女很感兴趣”，一位接近文强专案组的人士透露，文强曾多次通过买春方式奸淫幼女。因此，重庆坊间一些人戏称其为“大无畏的‘洛丽塔’(--本全球禁书的书名，恋童癖的代名词)实践者和一个用身体写作的人”。
侦查机关还透露，文强涉嫌受贿现金数并没有此前社会传言的那么巨大——接近亿元，目前经确认的有2260多万元，但强奸罪的证据已确凿无疑。
西谚说，权力是最好的春药。官居山城公安“金字塔塔尖”的文强，当然令不少女性爱恋，投怀送抱者大有人在，如有机会得到他的宠幸，那可是不少女人的梦想。因此，文强的周围集合了不少各界美女。据称，除了那倍受世人关注与猜测的多名女明星“群芳谱”外，在流传甚广的其情人、曾任重庆市公安局经侦总队总队长的陈光明在接受调查之前，关于这个曾经集“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劳动模范”、“第五届全国十大女杰”、“重庆市首届十大女杰特别奖”、中共十七大代表等荣誉称号于一身的“警界女杰”和文强的绯闻已经很多了。陈光明也曾流露：“文强‘霸占’了我10多年，不让 我结婚。”
被“双规”后，文强知道自己不招供一些违法事实难以过关，最初装出很坦白的样子，在提审时，他还主动讲述一些玩弄女明星的过程，说但凡有女明星、女歌星到重庆走穴演出，只要能想到办法搞定她们，包括用钱买、利用女星的隐私恐吓她们等，他都要和这些明星睡一觉。不光如此，他还多次在滔店与被其下属灌醉的女大学生发生性关系。
不少贪腐官员与明星们有染，似乎已经成了当前重要的娱乐生态，现在文强不但供出了自己的“业务情妇”，还供出了与不少明星有染的实情。当然，文强不可能糟蹋了所有到渝演出过的女明星，也不是所有的女明星都会吃他那一套，也许根本就是其混淆视听杜撰出来的，由此避重就轻。但是，文强玩弄女明星的事不可能纯属自己瞎吹，以他原有的地位和实力，以及当今社会中，某些女明星要钱不要脸的事实，相信不会是空穴来风。
六
有司法界人士认为，重庆黑社会势力猖獗的事实，“作为分管刑事侦查10多年的公安局副局长，文强应负主要责任”——他与黑道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助长了当地黑恶势力的疯狂膨胀，另一方面也使一些原本正常经营的公司逐步走上养黑、用黑的路子。
警察和黑势力就此形成了一个畸形的怪圈。正是在这样的公安执法环境之下，重庆公安开始大量培养“线人”，光明正大地和涉黑人员接触。
公开信息显示，2004年前后，重庆街头“光头党”与“平头党”不断滋事，打砸商家，殴打群众，这些恶性治安案件频频见诸报端。但2004年11月22日，重庆市公安局刑警总队在接受媒体专访时却高调对外宣称：“重庆市带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已被彻底铲除，目前我市无‘黑社会’。”刘光磊2008年在做客新华网时也表示：“根据统计，我市群众的安全感最近几年一直都保持在92％左右，2007年达到了最高峰的93.73％”。
“93.73％的安全感”，并没有表面上的那么花好稻好。重庆警方对“保护伞”的清剿措施已显严厉，采取了“新旧账一起清算”的狠招。截至2009年底，重庆市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涉黑涉恶犯罪嫌疑人1176人，起诉78件共782人。同时立案查办打黑除恶斗争中揭露出来的职务犯罪87人，其中厅(局)级干部12人。
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中政府官员的角色由“保护伞”转变为“黑老大”，并不仅仅是个别官员思想素质差导致的结果，也不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升级的表现，而是腐败转型的又一标志。它预示着反腐道路将更加任重道远。
2009年6月起，重庆市掀起的“打黑风暴”，为中共建政以来单一地方规模最大的打黑行动，也是执政者的超强铁腕动作。令人叹服。涉嫌充当重庆黑恶势力“最大保护伞”的原重庆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时任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的落马，更引爆了社会舆论对重庆打黑风暴的关注。
一
2008年6月25日，重庆市公安局宣布人事任免的决定，从辽宁省锦州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一职“空降”来渝的王立军接任了文强的重庆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局长职务，而文强的新去处是重庆市司法局。
不到一年，2009年3月26日下午，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发布公告，任命王立军为重庆市公安局局长、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刘光磊不再兼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6月25日，打黑除恶行动正式宣布启动10天后，王立军兼任武警重庆市总队第一政委、第一书记，全面接管重庆警界。
两个警界重量级人物的交接，被不少关注于此的人认为是“要动文强的信号”。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律师韩德云分析，作为正局级官员，文强调任市司法局局长虽属平调，他也由此从“二把手”变成了“一把手”，但却让他远离了经营多年的公安系统。
不过，文强本人或许对这场权力博弈还充满自信和镇定，有消息说，“文强出事之前经常往北京跑”。到了2009年6月份，有关文强“落马”的传闻从未中断，文强本人还曾对这些传闻公开进行调侃。“双规”前，在一些公开会议上，文强颇为自信，看不出丝毫政治生命走到尽头的迹象。
两个月后的8月6日，他自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终于变成了现实，正在北京参加全国司法厅(局)长座谈会的文强，被限制了自由。8月7日上午，北京飞往重庆的国航CA1419航班降落在江北机场后，王立军亲自带队到场，将文强接上了不远处的警用防暴车，并将其临时“安置”在武警招待所。
此前的7月31日，重庆市就司法行政机关贯彻落实“平安重庆”建设等事项展开专题调研，文强作了工作汇报。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里。
重庆警方人士证实，文强在京被采取措施时，重庆本地也有抓捕行动同步展开。8月7日凌晨两点左右，重庆市公安局一辆警车来到位于市区南滨路附近的“海棠晓月”小区。警方出示的身份为“重庆市公安局文强案专案组”。
专案组要求物管公司负责人提供协助，突击搜查小区的三套住宅，包括B区一套，c区两套。其中BN的房屋为200多平方米的跃层豪宅，是文强主要居住地。c区两套住房，登记业主分别为两位女性。8月8日，中共重庆市纪委有关负责人证实，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在这场自上而下的打黑风暴中，强硬的王立军居然以单骑突进的方式，部分地瓦解了重庆官场以及黑社会既有的利益格局。
重庆市非公有制经济促进会会长黄伟认识不少“落马”官员，他觉得他们都不冤——不过，他又反问：如果我们身处文强的位置，有几个人会不勾结黑社会、住豪宅、开名车、泡靓妞?
作为一个权力精英堕落的样本，在金钱的诱惑、权力的膨胀以及监督的缺位下，“打黑”局长文强逐渐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
二
1991年，四川省重庆市巴县(现重庆市巴南区)的基层官吏文强的仕途一片平坦。由于“聪明、勤奋、工作肯钻研”的特点，以及1983年全国“严打”斗争中的表现，文强得到当时中共巴县县委书记张文彬(后任重庆市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的赏识。1972年从泸州公安学校毕业后仅仅十余年，他就完成了从基层科员到地方要吏的飞跃。
1983年，巴县搞机构改革，组建新班子，恰逢县委分管政法口的常委要到成都学习两年，文强就接替了他的职务，得以跻身县委常委。此前，他连县公安局副局长都不是。
1985年，年仅30岁的文强升任巴县分管政法口的县委副书记。此时，他已经站到了从区县进入重庆市官场升迁的康庄大道上。
不出所料，文强的仕途果然一片光明。在定为直辖市之前，重庆主城区的官员大多从周围区县选拔，作为辖区内收入最高、财力贡献最大的一个县，巴县官员上调后一般都出任重要岗位。
1991年，恰逢中央提倡“干部年轻化”，文强在这个背景下被重庆市委组织部推荐给了重庆市公安局。时任四川省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的牛星照看中了文强，想调他来市里，开始提出建议让他升任沙坪坝区公安分局局长，先考察一下他。不过，当时的巴县县委主要领导认为这个职务安排太低，“我们巴县出来的干部，没这么安排的”。
一年后的9月，文强如愿调任了重庆市公安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虽然只有中专学历，但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文强曾在西南师范大学举办的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在职学习两年。那时候提拔干部，学历是很重要的一个标准，而警界当时高学历者甚少，这段学习经历，成为文强到市局任要职的重要砝码。
刚到市局的文强表现出了其对权力的敬畏。市局当时有一批解放后就参加公安工作的老领导，在公安队伍中很有威望。能跻身一个更高层级的权力系统，文强显得很恭敬，他称呼局里的老领导为“老人家”。另一方面，他又享有了权力的傲慢。一位曾经的市局警察就领教过文强的高傲，“当时我和我们处长送文件过去，他爱搭不理的。”
重庆电视台《警方热线》节目的记者回忆上世纪90年代的文强时，认为其当时已经很强势了——“公安内部都知道文强是谁的人，再加上公安系统是半军事化管理，所以，临江门1号市公安局大院里的人，哪怕是处长、主任、科长，对他都得敬畏三分。”
三
不过，此时的文强也确实表现出了他在刑侦方面的特殊才华。时任局长的王文德是搞敌情出身，懂侦查业务，他也认可文强“肯钻研，分析案情能说到点子上”。刚到重庆两年，文强领导的刑侦队伍便破获了两起全国闻名的大案：1992年，重庆警匪枪战；1994年，中国第一盗案。业内人士透露，上世纪90年代，重庆的刑侦力量在全国排前几位，丝毫不逊色于上海、广州等大城市。
不得不承认，那时文强在刑侦破案上确实很专业，也很能吃苦。有记者曾听说文强破过这样一个案子，嫌疑人家在农村，独楼独院，文强在详细了解了其外部环境和室内构造后，画出了行动图，确定由武警破门而入，特警殿后，其余民警包围四周，以防嫌犯翻墙逃匿。
“警方和记者都真实记录了行动全过程，现场很精彩”，该记者说。
于是，他提出要采访文强，请他介绍这次凌晨搜捕行动的相关情况，文强同意给半小时的时间。那天很热，文强穿 着衬衫和短裤，作为市局领导在电视节目中穿便装是不严肃的，于是该记者要求他把警服穿上，并且要戴上帽子。
“下头呢?拍不到噻?裤子就不笼起了哦，热球得很”，文强说。
在这位记者看来，文强的口才远不如市公安局另一位主管交通、消防、科技工作的副局长(正局级)何海忠，录了很多遍才搞定，但是那个时候他“没有架子，很随和，属于性情中人”。
很多和文强吃过饭的商界人士对他也有类似的评价，认为他是典型的重庆袍哥脾气，质地粗糙，缺乏打磨抛光。
不过，也有人认为这些都是表象，而非本质，一个明显的例子便是——他的“哥们”怎么全是巨商富贾，而没有一个平头百姓呢?
律师周立太对文强印象就很差，文强调任市司法局局长后，周立太有事给文强打电话，“作为司法局局长，那是他份内的事”，但是文强很不耐烦地打断了他——你找别人吧。脾气也很大的周立太当时气得把电话都扔了。
四
无论在政界还是在民间，人们议论最多的便是文强的江湖气，这跟他的爱好和行事作风也一脉相承——喜欢看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上了酒桌也很豪爽，跟他熟悉的人并不以职务称之，而是喊他“强哥”。
看起来很亲热的文强，在更多人眼中显得难以亲近。上世纪90年代，重庆有个警察找到某一跑公安口的记者黄伟，想调换单位，记者打个电话，文强就出来了，酒喝了但事没办成。事后该记者听一个相熟的朋友说，文强对他的评价是“一个文人，文气十足，不好耍”，既然不好耍肯定就打不拢，此后除了工作再无联系。
黄伟对文强的印象也大致如此。他和文强也很熟，还曾跟黄代强一起去西安替文强的哥哥祝寿，“文二哥”的称号来自于文强在家中的排行，文强的哥哥在部队工作，位列少校。
在重庆打黑成果展上，有关部门曾绘制了文强团伙的组织架构图。文强系“金字塔塔尖”，下面分别是其手下的“三大金刚”——原重庆市公安局刑警总队副总队长黄代强、原重庆市公安局公交分局副局长赵利明、原重庆市公安局治安总队总队长陈涛。
黄伟并不讳言自己和文强以及黄代强的关系——“因为我不参与他们的事情”。在和他们吃饭时，他也总能坐在主桌，能和他们坐在同一张桌上，这也是一种江湖秩序的体现。
熟悉文强的公安内部人士透露，从2000年开始，文强的涉黑问题已逐渐暴露，而上面也开始关注。一名退休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证实，那时文强涉黑在重庆已经不是秘密，他和一些涉黑大佬在公共场合出入变得公开化。
坊间广为传播的事例是，他和重庆市原“黑老大”王平相熟到可以在路边吃麻辣小面的地步，多年前的巴南区“黑老大”封曼、在重庆黑社会中颇有地位的“毛今儿”(绰号)都是文强的“结拜兄弟”。
1996年12月，重庆市朝千隧道发生枪战，王平涉案。此后在警方严密布控下，王平仍然逃离重庆。有传闻说，王平之所以能在警方布下的天罗地网中全身而逃，文强“功不可没”。2001年，公安部开展第一次全国“打黑”行动，王平成为A级通缉犯。当时，文强被公安部找去谈话，讯问他和王平的关系，文强以培养“特情”的理由把自己剔干净了。
2000年10月25日，发生在重庆的“白云湖事件”，又暴露了文强的问题。当时有王渝男等十多人合伙在璧山县白云湖度假村开设了一家“百家乐”地下赌场，被查封后仅短短半个月即重新开放。数日后，赌场再次被潜入的近百名警察查抄，现场发生枪战，民警王诵伦身中130粒散弹倒在血泊中。
负责此案的原市局治安总队总队长李虹，私下让人毁掉了该赌场的账本和通讯录。李虹系文强一手提拔，担任治安总队总队长之前，系负责打黑的刑警总队一支队队长。知情人透露，“白云湖赌场”内有“友情赠送”给文强的干股。
一位参与此案的司法界人士向记者回忆说，死难民警的家属当场大骂文强，“打什么黑，文强才是最大的黑社会”。王立军甚至说：“重庆警察队伍问题比社会治安形势还要严峻。”
就在文强涉黑成为公开的秘密时，2000年9月19日，“共和国第一刑事大案”头号主犯张君在重庆的擒获挽救了他的败局，不仅使他成功摆脱了涉黑的阴影，还成为其仕途上升的动力。在“张君案”后不久，文强晋升为一级警监的正局级侦查员，并擢任警号——000002的常务副局长，成为“二把手”。
但文强最受非议的是张君被抓获后，在电视上频频露面，大讲自己破案中的作为，此举在公安系统内引起很多不满。其实，张君被抓获的一个重要起因是湖南公安先发现线索，提供给重庆。最后公安部嘉奖的时候，文强被记一等功，湖南方面却颗粒无收。后来重庆市局一位老领导去湖南开会，湖南方面的人当面表示不满，称文强“是政治流氓”。
2001年6月起，当时的重庆市公安局局长朱明国看文强太霸道，便让其靠边站，由周至任(后任重庆市警察协会常务副会长)担任常务副局长。文强“闲了”一年多时间，后来，因为“工作不好开展”，文强又被启用，2003年，兼任市局党委副书记，从此更为嚣张。
有消息说，从“白云湖事件”开始，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文强的反映就没间断过。
对于这些质疑，文强都以工作的借口把自己撇清了。2004年，他还特地在饭桌上主动提起这个问题：“现在有人说我涉黑，我们办案需要‘线人’，必须要跟那边保持联系，办案才方便。”
五
文强的落马，无疑再次吸引了海内外目光聚焦重庆打黑风暴。
文强专案组共有5个小组，其中3个小组的组长分别来自中纪委、公安部和辽宁警方，另外，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也有人员参与办案。
重庆市纪检监察部门的结论是：文强道德败坏、包养情妇、长期嫖娼、赌博成性。“文强对14岁及14岁以下的未成年少女很感兴趣”，一位接近文强专案组的人士透露，文强曾多次通过买春方式奸淫幼女。因此，重庆坊间一些人戏称其为“大无畏的‘洛丽塔’(--本全球禁书的书名，恋童癖的代名词)实践者和一个用身体写作的人”。
侦查机关还透露，文强涉嫌受贿现金数并没有此前社会传言的那么巨大——接近亿元，目前经确认的有2260多万元，但强奸罪的证据已确凿无疑。
西谚说，权力是最好的春药。官居山城公安“金字塔塔尖”的文强，当然令不少女性爱恋，投怀送抱者大有人在，如有机会得到他的宠幸，那可是不少女人的梦想。因此，文强的周围集合了不少各界美女。据称，除了那倍受世人关注与猜测的多名女明星“群芳谱”外，在流传甚广的其情人、曾任重庆市公安局经侦总队总队长的陈光明在接受调查之前，关于这个曾经集“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劳动模范”、“第五届全国十大女杰”、“重庆市首届十大女杰特别奖”、中共十七大代表等荣誉称号于一身的“警界女杰”和文强的绯闻已经很多了。陈光明也曾流露：“文强‘霸占’了我10多年，不让 我结婚。”
被“双规”后，文强知道自己不招供一些违法事实难以过关，最初装出很坦白的样子，在提审时，他还主动讲述一些玩弄女明星的过程，说但凡有女明星、女歌星到重庆走穴演出，只要能想到办法搞定她们，包括用钱买、利用女星的隐私恐吓她们等，他都要和这些明星睡一觉。不光如此，他还多次在滔店与被其下属灌醉的女大学生发生性关系。
不少贪腐官员与明星们有染，似乎已经成了当前重要的娱乐生态，现在文强不但供出了自己的“业务情妇”，还供出了与不少明星有染的实情。当然，文强不可能糟蹋了所有到渝演出过的女明星，也不是所有的女明星都会吃他那一套，也许根本就是其混淆视听杜撰出来的，由此避重就轻。但是，文强玩弄女明星的事不可能纯属自己瞎吹，以他原有的地位和实力，以及当今社会中，某些女明星要钱不要脸的事实，相信不会是空穴来风。
六
有司法界人士认为，重庆黑社会势力猖獗的事实，“作为分管刑事侦查10多年的公安局副局长，文强应负主要责任”——他与黑道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助长了当地黑恶势力的疯狂膨胀，另一方面也使一些原本正常经营的公司逐步走上养黑、用黑的路子。
警察和黑势力就此形成了一个畸形的怪圈。正是在这样的公安执法环境之下，重庆公安开始大量培养“线人”，光明正大地和涉黑人员接触。
公开信息显示，2004年前后，重庆街头“光头党”与“平头党”不断滋事，打砸商家，殴打群众，这些恶性治安案件频频见诸报端。但2004年11月22日，重庆市公安局刑警总队在接受媒体专访时却高调对外宣称：“重庆市带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已被彻底铲除，目前我市无‘黑社会’。”刘光磊2008年在做客新华网时也表示：“根据统计，我市群众的安全感最近几年一直都保持在92％左右，2007年达到了最高峰的93.73％”。
“93.73％的安全感”，并没有表面上的那么花好稻好。重庆警方对“保护伞”的清剿措施已显严厉，采取了“新旧账一起清算”的狠招。截至2009年底，重庆市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涉黑涉恶犯罪嫌疑人1176人，起诉78件共782人。同时立案查办打黑除恶斗争中揭露出来的职务犯罪87人，其中厅(局)级干部12人。
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中政府官员的角色由“保护伞”转变为“黑老大”，并不仅仅是个别官员思想素质差导致的结果，也不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升级的表现，而是腐败转型的又一标志。它预示着反腐道路将更加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