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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鲁迅和夏目漱石都认为文艺家不应该是闲人。从责任感出发，鲁迅反对把文学仅仅作为谋生取利的手段，批判京派、海派没有“理想”的创作，认为“作家的人格”在创作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夏目漱石也早已发现思想品格对作家创作的引领作用，认为文艺家本人的思想境界对于创作具有重要意义。文艺家不但要有进步的思想，还要具有独立不羁的精神，必须与黑暗现实不懈战斗，鲁迅与夏目漱石体现出相通而又不同的特点。
关键词：鲁迅；夏目漱石；文学观
鲁迅和夏目漱石都曾讨论过文艺家是不是闲人的问题。夏目漱石说：“闲人是对世界没有贡献的人，是不能够给予如何生存的解释，不能教给平民生存意义的人。这样的人是用肩呼吸的闲人。”①夏目漱石认为文艺家永远不是闲人。1907年4月，漱石发表了《文艺的哲学基础》的演讲，他说：“文艺家也许有闲，但不是闲人。”①夏目漱石是从作品能否给人教益这个角度判定文艺家是不是闲人。鲁迅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中写道：“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②可见，鲁迅和夏目漱石的观点有诸多相通。
鲁迅和夏目漱石都是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从责任感出发，鲁迅反对把文学仅仅作为谋生取利的手段，批判京派、海派没有“理想”的创作。在《“京派”与“海派”》中，对京派的堕落表示惋惜。鲁迅写道：“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③不论是京派还是海派，也不论是“帮忙”还是“帮闲”，在鲁迅眼里都是文艺上的“闲人”。鲁迅认为做杂文也是 “严肃的工作”，“严肃”不“严肃”与著作的长短无关，而与作品对人生的意义有关。“‘杂文’有时确很像一种小小的显微镜的工作，也照秽水，也看脓汁，有时研究淋菌，有时解剖苍蝇。从高超的学者看来，是渺小，污秽，甚而至于可恶的，但在劳作者自己，却也是一种‘严肃的工作’”④。当然，杂文作者也不是闲人。
鲁迅在戳穿“闲人”文学家的假象的同时，提出了“作家的人格”的问题。鲁迅认为作者成为革命人是创作革命文学的“根本问题”。“革命人”无论写什么、怎样写都是革命文学；不是“革命人”，即使“赋得革命，五言八韵”，也“只能骗骗盲试官”。在这里鲁迅提出一个著名的比喻“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⑤。在《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中也表达了相近的意思，“如果是战斗的无产者，只要所写的是可以成为艺术品的东西，那就无论他所描写的是什么事情，所使用的是什么材料，对于现代以及将来一定是有贡献的意义的。为什么呢？因为作者本身便是一个战斗者。”⑥说明作者的思想底蕴对于作品价值的关键作用。
鲁迅认为美术家的思想品格与其作品的好坏以及感染力的强弱有必然联系。技工精熟是很重要，而“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更加重要。因为美术家的作品，无论是画还是雕像都是“他的思想与人格的表现”。美术家“高尚的人格”自不待言，鲁迅把“思想的进步”提到了相当的高度，要求是“引路的先觉”；其作品“是表记中国民族知能最高点的标本”⑦。鲁迅谈到美国画家勃拉特来（L·D·Bradley 1853-1917）画的讽刺画《秋收时之月》，说画中有“形如骷髅的月亮”和“一排一排”“兵的死尸”，以感性的视觉形象展现了战争的残忍与暴虐，突出了反战的主题。鲁迅把勃拉特来作为中国美术家的榜样，认为若没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学了裸体画，“便画猥亵画”。这样的所谓的美术家与其画只能为害社会。
和鲁迅一样，夏目漱石也早已发现思想品格对作家创作的引领作用，他把“进步的思想”进一步地具体化为“真、善、美、庄”等文学理想，说明文艺家本人的思想境界对于创作的重要意义。在《文艺的哲学基础》的演讲中他说，作家自己对人生意义的认识很重要，不明白人生的意义、人生的理想，无论用什么技巧也写不出有品位的作品。这样的文艺家也就是“闲人”。漱石把闲人和有理想的人作为相反的双方，他说：“我们必须有理想。理想不存在于文學中，也不存在于绘画中，而存在于有理想的人身上。因此借助技巧之力实现理想就是实现人格的一部分。”①对于漱石来说，文学就是人生、就是自我，他的这个观点中包含着极深厚的思想底蕴。宋代苏轼曾说“文如其人”，鲁迅、夏目漱石的相关论述正是最好的注解，同时也揭示了鲁迅、夏目漱石重视艺术家品格的原因。
文艺家不但要有进步的思想，还要具有独立不羁的精神，必须冲破现有轨范的束缚。鲁迅在《随感录 四十三》中写道，“外国事物，一到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里似的，无不失了颜色。”⑦文艺家应该有冲破旧文化桎梏的能力和勇气，鲁迅和夏目漱石都以自己的人格做出了榜样。英国文学培养了作家漱石，但是他始终保持着日本人的立场，拒绝追随英国学者。人总是生活在权威与体制之中，要与现有的权威和体制作斗争，特别是在处于开化时期的中国与日本。鲁迅和夏目漱石都是勇于斗争、争取言论自由，保持精神独立的文学家。在《文展与艺术》中，夏目漱石指出：“艺术始于自己的表现，终于自己的表现。”⑧夏目漱石解释说：“艺术从始至终都与他人毫无关系，不用说父子兄弟，也独立于社会与世界，可以说是完全个人化的。”⑧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作为一个艺术家也一定堕落到不纯的地步。”⑧漱石完成《文展与艺术》是在1912年前后，当时正处于“大逆事件”以后的“闭塞的时代”，政府对艺术的控制特别强硬。漱石以极大的勇气，对政府干预艺术的行为，表达了极端不满的情绪。漱石所说的文展其实是美术展，认为审查官带着法律以外的暴威，间接地威压画家、雕刻家。这是对创作自由的摧残。漱石认为创作应该是作者的自由，艺术是个人趣味的东西，并明确指出：“瓦解团体，只让个人存在；破坏流派，只让个性发出光辉。只有到那时才能谈得上艺术。”⑧ 从艺术家这方面来说，夏目漱石号召大家要专注于表现自己，不要受外界干扰。自己应该是最后的权威，这就是艺术家的强势。在顾虑一定要获得别人赞扬的一刹那，强势的自己就迅速地消失了，退缩的、虛弱的、稀薄的自己迅速形成。自己的存在与否如果完全由他人来决定的话，那我们生存的目标就不能落到实处，就象自己的生命掌握在别人手里一样。夏目漱石写道：“在面向稿纸的时候，面对画架的时候，心地纯洁，在无我无欲的状态中做我们的事情，在忠实自己的气氛中倾注全付精神，尽力表现自己，这种决心是艺术家应该具备的品格。”⑧漱石的观点在百年后的今天也不为过时。
与黑暗现实不懈战斗是鲁迅与夏目漱石共同的性格。夏目漱石在与青年的通信中提出了作家对现实的态度问题，他认为既然做一个文学家，就要负起对社会的责任。这个社会敌人很多，“必须撼动的敌人，正存在于前后左右”⑨，所以作家“应当具有拼个你死我活、虽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的炽烈精神来从事文学”，因此，他反对“安睡在个人小天地里的‘闲文字’”⑨。也就是说反对为艺术而艺术，这正是他富于战斗精神的进步知识分子的面目。夏目漱石站在个人主义的道义观上，认为为人生而艺术的极致就是“易卜生的方式”⑨。
注释：
①夏目漱石.文芸の哲学的基礎[M]∥夏目漱石全集（第9卷）.筑摩书房，1971.
②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M]∥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③鲁迅.花边文学·“京派”与“海派”[M]∥鲁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 民文学出版社，1981.
④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做“杂文”也不易[M]∥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⑤鲁迅.而已集·革命文学[M]∥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⑥鲁迅.二心集·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M]∥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⑦鲁迅.热风·随感录 四十三[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⑧夏目漱石.文展と芸術[M]∥夏目漱石全集（第10卷）.東京：筑摩书房，1973.
⑨刘振瀛著.日本文学论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作者简介：孙放远（1966-），男，江苏睢宁人，文学博士，通化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关键词：鲁迅；夏目漱石；文学观
鲁迅和夏目漱石都曾讨论过文艺家是不是闲人的问题。夏目漱石说：“闲人是对世界没有贡献的人，是不能够给予如何生存的解释，不能教给平民生存意义的人。这样的人是用肩呼吸的闲人。”①夏目漱石认为文艺家永远不是闲人。1907年4月，漱石发表了《文艺的哲学基础》的演讲，他说：“文艺家也许有闲，但不是闲人。”①夏目漱石是从作品能否给人教益这个角度判定文艺家是不是闲人。鲁迅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中写道：“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②可见，鲁迅和夏目漱石的观点有诸多相通。
鲁迅和夏目漱石都是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从责任感出发，鲁迅反对把文学仅仅作为谋生取利的手段，批判京派、海派没有“理想”的创作。在《“京派”与“海派”》中，对京派的堕落表示惋惜。鲁迅写道：“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③不论是京派还是海派，也不论是“帮忙”还是“帮闲”，在鲁迅眼里都是文艺上的“闲人”。鲁迅认为做杂文也是 “严肃的工作”，“严肃”不“严肃”与著作的长短无关，而与作品对人生的意义有关。“‘杂文’有时确很像一种小小的显微镜的工作，也照秽水，也看脓汁，有时研究淋菌，有时解剖苍蝇。从高超的学者看来，是渺小，污秽，甚而至于可恶的，但在劳作者自己，却也是一种‘严肃的工作’”④。当然，杂文作者也不是闲人。
鲁迅在戳穿“闲人”文学家的假象的同时，提出了“作家的人格”的问题。鲁迅认为作者成为革命人是创作革命文学的“根本问题”。“革命人”无论写什么、怎样写都是革命文学；不是“革命人”，即使“赋得革命，五言八韵”，也“只能骗骗盲试官”。在这里鲁迅提出一个著名的比喻“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⑤。在《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中也表达了相近的意思，“如果是战斗的无产者，只要所写的是可以成为艺术品的东西，那就无论他所描写的是什么事情，所使用的是什么材料，对于现代以及将来一定是有贡献的意义的。为什么呢？因为作者本身便是一个战斗者。”⑥说明作者的思想底蕴对于作品价值的关键作用。
鲁迅认为美术家的思想品格与其作品的好坏以及感染力的强弱有必然联系。技工精熟是很重要，而“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更加重要。因为美术家的作品，无论是画还是雕像都是“他的思想与人格的表现”。美术家“高尚的人格”自不待言，鲁迅把“思想的进步”提到了相当的高度，要求是“引路的先觉”；其作品“是表记中国民族知能最高点的标本”⑦。鲁迅谈到美国画家勃拉特来（L·D·Bradley 1853-1917）画的讽刺画《秋收时之月》，说画中有“形如骷髅的月亮”和“一排一排”“兵的死尸”，以感性的视觉形象展现了战争的残忍与暴虐，突出了反战的主题。鲁迅把勃拉特来作为中国美术家的榜样，认为若没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学了裸体画，“便画猥亵画”。这样的所谓的美术家与其画只能为害社会。
和鲁迅一样，夏目漱石也早已发现思想品格对作家创作的引领作用，他把“进步的思想”进一步地具体化为“真、善、美、庄”等文学理想，说明文艺家本人的思想境界对于创作的重要意义。在《文艺的哲学基础》的演讲中他说，作家自己对人生意义的认识很重要，不明白人生的意义、人生的理想，无论用什么技巧也写不出有品位的作品。这样的文艺家也就是“闲人”。漱石把闲人和有理想的人作为相反的双方，他说：“我们必须有理想。理想不存在于文學中，也不存在于绘画中，而存在于有理想的人身上。因此借助技巧之力实现理想就是实现人格的一部分。”①对于漱石来说，文学就是人生、就是自我，他的这个观点中包含着极深厚的思想底蕴。宋代苏轼曾说“文如其人”，鲁迅、夏目漱石的相关论述正是最好的注解，同时也揭示了鲁迅、夏目漱石重视艺术家品格的原因。
文艺家不但要有进步的思想，还要具有独立不羁的精神，必须冲破现有轨范的束缚。鲁迅在《随感录 四十三》中写道，“外国事物，一到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里似的，无不失了颜色。”⑦文艺家应该有冲破旧文化桎梏的能力和勇气，鲁迅和夏目漱石都以自己的人格做出了榜样。英国文学培养了作家漱石，但是他始终保持着日本人的立场，拒绝追随英国学者。人总是生活在权威与体制之中，要与现有的权威和体制作斗争，特别是在处于开化时期的中国与日本。鲁迅和夏目漱石都是勇于斗争、争取言论自由，保持精神独立的文学家。在《文展与艺术》中，夏目漱石指出：“艺术始于自己的表现，终于自己的表现。”⑧夏目漱石解释说：“艺术从始至终都与他人毫无关系，不用说父子兄弟，也独立于社会与世界，可以说是完全个人化的。”⑧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作为一个艺术家也一定堕落到不纯的地步。”⑧漱石完成《文展与艺术》是在1912年前后，当时正处于“大逆事件”以后的“闭塞的时代”，政府对艺术的控制特别强硬。漱石以极大的勇气，对政府干预艺术的行为，表达了极端不满的情绪。漱石所说的文展其实是美术展，认为审查官带着法律以外的暴威，间接地威压画家、雕刻家。这是对创作自由的摧残。漱石认为创作应该是作者的自由，艺术是个人趣味的东西，并明确指出：“瓦解团体，只让个人存在；破坏流派，只让个性发出光辉。只有到那时才能谈得上艺术。”⑧ 从艺术家这方面来说，夏目漱石号召大家要专注于表现自己，不要受外界干扰。自己应该是最后的权威，这就是艺术家的强势。在顾虑一定要获得别人赞扬的一刹那，强势的自己就迅速地消失了，退缩的、虛弱的、稀薄的自己迅速形成。自己的存在与否如果完全由他人来决定的话，那我们生存的目标就不能落到实处，就象自己的生命掌握在别人手里一样。夏目漱石写道：“在面向稿纸的时候，面对画架的时候，心地纯洁，在无我无欲的状态中做我们的事情，在忠实自己的气氛中倾注全付精神，尽力表现自己，这种决心是艺术家应该具备的品格。”⑧漱石的观点在百年后的今天也不为过时。
与黑暗现实不懈战斗是鲁迅与夏目漱石共同的性格。夏目漱石在与青年的通信中提出了作家对现实的态度问题，他认为既然做一个文学家，就要负起对社会的责任。这个社会敌人很多，“必须撼动的敌人，正存在于前后左右”⑨，所以作家“应当具有拼个你死我活、虽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的炽烈精神来从事文学”，因此，他反对“安睡在个人小天地里的‘闲文字’”⑨。也就是说反对为艺术而艺术，这正是他富于战斗精神的进步知识分子的面目。夏目漱石站在个人主义的道义观上，认为为人生而艺术的极致就是“易卜生的方式”⑨。
注释：
①夏目漱石.文芸の哲学的基礎[M]∥夏目漱石全集（第9卷）.筑摩书房，1971.
②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M]∥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③鲁迅.花边文学·“京派”与“海派”[M]∥鲁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 民文学出版社，1981.
④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做“杂文”也不易[M]∥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⑤鲁迅.而已集·革命文学[M]∥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⑥鲁迅.二心集·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M]∥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⑦鲁迅.热风·随感录 四十三[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⑧夏目漱石.文展と芸術[M]∥夏目漱石全集（第10卷）.東京：筑摩书房，1973.
⑨刘振瀛著.日本文学论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作者简介：孙放远（1966-），男，江苏睢宁人，文学博士，通化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