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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品牌价值报告》中，“宜居、宜业、宜学、宜商、宜游”成为评价城市品牌价值的五大指标体系，北京位列品牌价值指数首位。北京的“宜业”、“宜游”，上海的“宜商”、“宜学”，大津的“宜业”，重庆的“宜游”，都为其城市品牌增筹加码。但是，“宜居”成为了这些大城市的软肋。
一、宜居城市的标准
“宜居”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不仅包括一个城市人与自然的和谐程度，还包括一系列衡量标准，是一个集经济、社会、人文、生态于一休的综合概念。
(一)社会经济的富裕程度。经济繁荣是城市宜居的基础。只有拥有结构合理的产业链条、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和人均可支配收入、较强的经济发展潜力，才有人们充足的就业机会和富裕的生活，城市的上层制度建设才有保证。
(二)社会的文明度。社会文明度一方面表现为以城市外在的古迹、历史建筑和文化街区为代表的历史文化遗产以及城市高校、图书馆、体育馆、文化馆为代表的现代文化设施，另一方面表现为整个城市的思想文明程度，这体现在政府对文化活动和文化产品的供给、支持、推广程度以及公众的参与程度，体现在整个社会崇尚互助、文明、科学的道德风尚和浓厚、有特色的文化氛围之中。
(在)社会的公平和谐度。要做到社会的公平和谐，首先要有完善的生活保障制度和社会保险体系，使每一个居民都能够维持最基本的生活水平，都有权力享有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等社会保障。其次要能够确保收入和社会财富的分配公平，减少贫富差距、城乡差距，促进教育和就业的平等性。再次要有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人际关系和谐要以文明和谐的城市社区为载体，体现在公民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上，农村进城人口和外乡人口不被歧视和排斥，能够获得归属感。
(四)人与自然的和谐程度。和谐也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上，包括环境的优美程度和自然资源的承载度。优美的环境是城市宜居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包括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自然环境可用空气质量、绿化面积、环境卫生等指标来衡量。人工环境要求以人为本，突出便捷性和审美性的结合。而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一个宜居城市必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使能源、水资源、土地资源能够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达到资源拥有的人均标准。
(五)生活的便利程度。生活的便利体现在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一个城市要做到宜居，其物价涨幅必须能够为大多数人所承受；住房目标是居者有其屋，而不是让中低收入阶层居无定所或者沦为房奴；城市道路面积、公共交通分担率和停车泊位情况必须能够满足人们日常出行的交通便利性；供电、供水等基础设施，商店、学校、医院、银行等服务设施必须健全且覆盖广泛。
(六)公共安全程度。保证城市的公共安全就是强调对突发事件预警及治理机制的完善性，是提高居民安全感、满足城市宜居的保障。这要求市政府能够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理规则和程序以及责任机制，同时能及时准确地将相关信息传达给公众。
二、四大直辖市无缘“宜居”城市的原因
(一)房价高涨。近几年，四大直辖市住房价格呈现阶梯式上涨。置业成本过高，成为其无缘“宜居”城市最主要的原因，其中以北京、上海最为突出。几年来，两城市房价涨幅一直居高不下，目前均价都超过万元。就连城市白领都因为巨额的房贷沦为“房奴”，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普通老百姓工资的上涨幅度更是远远不及房价火箭式的上升速度，或望楼兴叹，或成为炒房一族的牺牲品。社会弱势群体的住房也不能得到保障。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也不能满足巨大的住房需求，而上海整治合租房的政策，使本来就因为租房成本高而背负巨大经济压力的外来人口更加不堪重负。一生为住房奔波劳碌，幸福感自然大大下降，这样的生活质量令人悲伤，谈何宜居?
(二)人口膨胀。上海的常住人口在六年里增加了207万，预计在2010年将达到1900万。北京的规划目标是在2010年将人口控制在1600万，而现在其常住人口就已经达到1530万。庞大的人口压力得不到缓解，必然造成资源能源紧张、交通拥堵、人均住房面积和绿地面积下降，加之生活配套设施建设落后，人们的生活质量势必受到影响。
(三)交通拥堵。在北京，不少人抱怨因为交通问题在上下班路上花费的时间超过四小时，严重影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首都也被戏称为“首堵”。城市交通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交通拥堵问题得不到解决，城市宜居便无法实现。
(四)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严重。许多城市面临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经济高度发达的四大直辖市更足如此。事前防范工作不到位，事后不但面临高额的治理成本，效果也不尽人意。北京的环境确实令人担忧，空气质量、淡水资源都达不到宜居城市的基本要求。
(五)贫富的不平等性拉大。1996年联合国人居议程就提出：宜居的核心内容是公平问题，所有人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教育、医疗机会，能公平地获取资源和公共服务。四大直辖市贫富的不平等性却在拉大。富人占有更多的资源，穷人尤其是外来务工人员徘徊在城市的边缘，住房、福利、医疗、教育条件都与富人相去甚远。公平，维系着城市的和谐与凝聚力。贫与富在地理上的界限日渐清晰，在心理上的距离就日益拉远。
(六)社会公共服务不到位。公共服务设施要与城市规模相适用，如果在住宅建设和商业区建设的同时忽视了配套的服务性设施建设，就会造成公共服务不到位。四大直辖市面临的社会公共问题主要是地域的边缘化和对弱势群体服务的边缘化。北京的城市功能过于集中于中心城区，医院、机关、学校、大企业总部等等，基本上都在三环以内。很多郊区建了住宅，但是就学、购物、停车都很不方便。二是公共服务政策对弱势群体的边缘化效应。北京的地下室、上海的群租房，其实都是城市居住体系中留给外来人口的一块地，而政府大力整治，等于剥夺了原本给予这些弱势群体的公共服务。
三、从不宜居到宜居，要走多少路
宜居是最能体现以人为本理念的城市评价标准，是城市发展的底线。
(一)利用新城缓解人口压力。大城市的空间不能是单中心的，到一定阶段，要由单中心走向多中心。虽然像四大直辖市这样的大城市生存空间紧张。对人口增长的承载能力有限，但其城市周边的新城区有很大发展空间，可以通过构建区域一体化的发展，使人口有一个更大范围的均衡。构建的新城区要有规模效应、居住便捷且具吸引力，只有城内积聚新的产业、建立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和联系中心城区的方便快捷的交通系统，新城区才能有效发挥缓解人口压力的功能。
(二)利用公共交通缓解交通压力。大城市如果不是限制而是依靠私家车解决交通问题，公共交通建设又不能到位，必然导致交通拥堵。大城市的出行尤其是上下班出行需要逐渐过渡到以公共交通尤其是大运量的轨道交通为主的方式，因此，覆盖全面的轨道交通网建设必须尽快完善起来。而对于私家车，则可以利用税收等经济杠杆或者采取硬性规定的措施加以限制。
(三)树立新的公共价值取向，促进公平。如果宜居只是有产者甚至富裕阶层的特权，城市的公共价值取向就值得质疑。要打造宜居城市，必须促进社会公平。具体来说，就是从社会结构和区域上，制定向弱势群体倾斜的政策。政府应当考虑的是：在数量上使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满足中低收入家庭的基本需求；在质量上实现土地、资金、房屋结构、面积、配套生活设施规划的合理配置；在分配上接受公众监督，保证公正透明性；在医疗、教育、社会服务等方面给予弱势群体更加优惠的政策，使不同阶层的市民都能感受城市的“宜居”。只有让穷人和富豪都能在城市格局中自由呼吸、幸福行走，才算得上真正的宜居城市。
(四)建立新的城市发展模式和经济增长方式。我们已经遇到困难，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使人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遭到破坏，能源、土地、水资源等告急。要使我们的城市真正宜居，过去的增长方式不能持续。取而代之的是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应当运用价格、税收等经济激励政策加以引导，例如加强输入端和输出端的污染税费政策、规范生态环境保护的税收制度等等；企业应当担负起社会责任，把追求经济效益和讲求生态效益结合起来；让环保融入到人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如果我们能从身边的点滴做起，并在全国营造起这样一种氛围，必然受益匪浅。只有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重新建立起来，才能优化居住环境。还城市本来面貌。
总之，宜居城市的最大特点应该体现在它对人的吸引力上，即当地居民对城市的满意度和忠诚度以及居住在这个城市的幸福感。一个宜居的城市应当是一个有“人情味”的城市，在这里，生存环境优雅，生活便利安全，有平等的医疗、教育和就业机会，人们的物质生活能得到保障。同时，社会繁荣和谐，民风文明纯朴，人们的精神需求能得到满足。更重要的是，社会弱势群体和外来人员能融入到这个城市中，分享城市发展的成果。一个充满爱和幸福的城市，才是一个宜居的城市。
一、宜居城市的标准
“宜居”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不仅包括一个城市人与自然的和谐程度，还包括一系列衡量标准，是一个集经济、社会、人文、生态于一休的综合概念。
(一)社会经济的富裕程度。经济繁荣是城市宜居的基础。只有拥有结构合理的产业链条、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和人均可支配收入、较强的经济发展潜力，才有人们充足的就业机会和富裕的生活，城市的上层制度建设才有保证。
(二)社会的文明度。社会文明度一方面表现为以城市外在的古迹、历史建筑和文化街区为代表的历史文化遗产以及城市高校、图书馆、体育馆、文化馆为代表的现代文化设施，另一方面表现为整个城市的思想文明程度，这体现在政府对文化活动和文化产品的供给、支持、推广程度以及公众的参与程度，体现在整个社会崇尚互助、文明、科学的道德风尚和浓厚、有特色的文化氛围之中。
(在)社会的公平和谐度。要做到社会的公平和谐，首先要有完善的生活保障制度和社会保险体系，使每一个居民都能够维持最基本的生活水平，都有权力享有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等社会保障。其次要能够确保收入和社会财富的分配公平，减少贫富差距、城乡差距，促进教育和就业的平等性。再次要有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人际关系和谐要以文明和谐的城市社区为载体，体现在公民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上，农村进城人口和外乡人口不被歧视和排斥，能够获得归属感。
(四)人与自然的和谐程度。和谐也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上，包括环境的优美程度和自然资源的承载度。优美的环境是城市宜居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包括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自然环境可用空气质量、绿化面积、环境卫生等指标来衡量。人工环境要求以人为本，突出便捷性和审美性的结合。而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一个宜居城市必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使能源、水资源、土地资源能够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达到资源拥有的人均标准。
(五)生活的便利程度。生活的便利体现在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一个城市要做到宜居，其物价涨幅必须能够为大多数人所承受；住房目标是居者有其屋，而不是让中低收入阶层居无定所或者沦为房奴；城市道路面积、公共交通分担率和停车泊位情况必须能够满足人们日常出行的交通便利性；供电、供水等基础设施，商店、学校、医院、银行等服务设施必须健全且覆盖广泛。
(六)公共安全程度。保证城市的公共安全就是强调对突发事件预警及治理机制的完善性，是提高居民安全感、满足城市宜居的保障。这要求市政府能够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理规则和程序以及责任机制，同时能及时准确地将相关信息传达给公众。
二、四大直辖市无缘“宜居”城市的原因
(一)房价高涨。近几年，四大直辖市住房价格呈现阶梯式上涨。置业成本过高，成为其无缘“宜居”城市最主要的原因，其中以北京、上海最为突出。几年来，两城市房价涨幅一直居高不下，目前均价都超过万元。就连城市白领都因为巨额的房贷沦为“房奴”，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普通老百姓工资的上涨幅度更是远远不及房价火箭式的上升速度，或望楼兴叹，或成为炒房一族的牺牲品。社会弱势群体的住房也不能得到保障。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也不能满足巨大的住房需求，而上海整治合租房的政策，使本来就因为租房成本高而背负巨大经济压力的外来人口更加不堪重负。一生为住房奔波劳碌，幸福感自然大大下降，这样的生活质量令人悲伤，谈何宜居?
(二)人口膨胀。上海的常住人口在六年里增加了207万，预计在2010年将达到1900万。北京的规划目标是在2010年将人口控制在1600万，而现在其常住人口就已经达到1530万。庞大的人口压力得不到缓解，必然造成资源能源紧张、交通拥堵、人均住房面积和绿地面积下降，加之生活配套设施建设落后，人们的生活质量势必受到影响。
(三)交通拥堵。在北京，不少人抱怨因为交通问题在上下班路上花费的时间超过四小时，严重影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首都也被戏称为“首堵”。城市交通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交通拥堵问题得不到解决，城市宜居便无法实现。
(四)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严重。许多城市面临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经济高度发达的四大直辖市更足如此。事前防范工作不到位，事后不但面临高额的治理成本，效果也不尽人意。北京的环境确实令人担忧，空气质量、淡水资源都达不到宜居城市的基本要求。
(五)贫富的不平等性拉大。1996年联合国人居议程就提出：宜居的核心内容是公平问题，所有人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教育、医疗机会，能公平地获取资源和公共服务。四大直辖市贫富的不平等性却在拉大。富人占有更多的资源，穷人尤其是外来务工人员徘徊在城市的边缘，住房、福利、医疗、教育条件都与富人相去甚远。公平，维系着城市的和谐与凝聚力。贫与富在地理上的界限日渐清晰，在心理上的距离就日益拉远。
(六)社会公共服务不到位。公共服务设施要与城市规模相适用，如果在住宅建设和商业区建设的同时忽视了配套的服务性设施建设，就会造成公共服务不到位。四大直辖市面临的社会公共问题主要是地域的边缘化和对弱势群体服务的边缘化。北京的城市功能过于集中于中心城区，医院、机关、学校、大企业总部等等，基本上都在三环以内。很多郊区建了住宅，但是就学、购物、停车都很不方便。二是公共服务政策对弱势群体的边缘化效应。北京的地下室、上海的群租房，其实都是城市居住体系中留给外来人口的一块地，而政府大力整治，等于剥夺了原本给予这些弱势群体的公共服务。
三、从不宜居到宜居，要走多少路
宜居是最能体现以人为本理念的城市评价标准，是城市发展的底线。
(一)利用新城缓解人口压力。大城市的空间不能是单中心的，到一定阶段，要由单中心走向多中心。虽然像四大直辖市这样的大城市生存空间紧张。对人口增长的承载能力有限，但其城市周边的新城区有很大发展空间，可以通过构建区域一体化的发展，使人口有一个更大范围的均衡。构建的新城区要有规模效应、居住便捷且具吸引力，只有城内积聚新的产业、建立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和联系中心城区的方便快捷的交通系统，新城区才能有效发挥缓解人口压力的功能。
(二)利用公共交通缓解交通压力。大城市如果不是限制而是依靠私家车解决交通问题，公共交通建设又不能到位，必然导致交通拥堵。大城市的出行尤其是上下班出行需要逐渐过渡到以公共交通尤其是大运量的轨道交通为主的方式，因此，覆盖全面的轨道交通网建设必须尽快完善起来。而对于私家车，则可以利用税收等经济杠杆或者采取硬性规定的措施加以限制。
(三)树立新的公共价值取向，促进公平。如果宜居只是有产者甚至富裕阶层的特权，城市的公共价值取向就值得质疑。要打造宜居城市，必须促进社会公平。具体来说，就是从社会结构和区域上，制定向弱势群体倾斜的政策。政府应当考虑的是：在数量上使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满足中低收入家庭的基本需求；在质量上实现土地、资金、房屋结构、面积、配套生活设施规划的合理配置；在分配上接受公众监督，保证公正透明性；在医疗、教育、社会服务等方面给予弱势群体更加优惠的政策，使不同阶层的市民都能感受城市的“宜居”。只有让穷人和富豪都能在城市格局中自由呼吸、幸福行走，才算得上真正的宜居城市。
(四)建立新的城市发展模式和经济增长方式。我们已经遇到困难，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使人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遭到破坏，能源、土地、水资源等告急。要使我们的城市真正宜居，过去的增长方式不能持续。取而代之的是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应当运用价格、税收等经济激励政策加以引导，例如加强输入端和输出端的污染税费政策、规范生态环境保护的税收制度等等；企业应当担负起社会责任，把追求经济效益和讲求生态效益结合起来；让环保融入到人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如果我们能从身边的点滴做起，并在全国营造起这样一种氛围，必然受益匪浅。只有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重新建立起来，才能优化居住环境。还城市本来面貌。
总之，宜居城市的最大特点应该体现在它对人的吸引力上，即当地居民对城市的满意度和忠诚度以及居住在这个城市的幸福感。一个宜居的城市应当是一个有“人情味”的城市，在这里，生存环境优雅，生活便利安全，有平等的医疗、教育和就业机会，人们的物质生活能得到保障。同时，社会繁荣和谐，民风文明纯朴，人们的精神需求能得到满足。更重要的是，社会弱势群体和外来人员能融入到这个城市中，分享城市发展的成果。一个充满爱和幸福的城市，才是一个宜居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