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个有机认证的标签威力有多大？
同一种蔬菜，一个贴上有机认证标签，就比另一个贵几倍，甚至十几倍。
获得一项有机认证有多困难？
按照标准，需要经过复杂的流程、严格的认证检查和监管。但如果用“中国式”的方法，一切又可能迎刃而解。
有机认证在中国，正在经历什么？
中国式认证
两年前，江苏常州的嘉泽镇选了一块水洼地准备做有机农场。洼地废了七八年，提供了天生的有机土壤—无农药残留。经理刘桂瑜专门带着土壤标本跑到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去化验。300亩的土地，全部通过一等土壤标准。
这个叫做“大水牛”的农场名气渐渐大了起来。与此同时，有机认证研究机构的人也找上门来。
按照有机产品认证的规则，每一项认证都有期限，一年两年不等，每一项认证也只针对每一个单向产品。每一个认证都要由国家认监委统一管理和监督，并在“中国食品农产品认证信息系统”备案公示。
刘桂瑜算了算，自己农场里有十几种蔬菜，每年审核重新认证一次的话，平均每个单项认证的成本在一两万左右。这个成本太高了。
认证机构的人私下说：“你可以只认证一种蔬菜，其他蔬菜上贴同一个认证标签，所有蔬菜价格都能翻好几番，多好！”
按照正规程序，有机产品认证分为：提交申请和缴纳申请费，认证中心核定费用预算并制定初步的检查计划，签订认证检查合同，初审，实地检查评估，编写检查报告，综合审查评估意见，颁证委员会决议，颁发证书，签合同办使用手续。
如此复杂的流程，也是刘桂瑜担心的问题。对方称，交2万块钱，剩下的就不用操心了。刘桂瑜这下明白了，“都可以买到。”想投机，太简单了。”
刘桂瑜最后决定，有机照样做，但不再搞认证了。对外，他还会说“我们做的是有机农业”，“信不信只能看消费者了。关键在于信任，而不是那一纸标签”。
与刘桂瑜同样选择的，不在少数。
在青岛胶南地区宝山镇，记者看到，一家蓝莓种植大户，院子里挤满了来买蓝莓的人。外包装盒上写着“天然”“有机”字样，但是，他家的蓝莓并没有有机认证。“他们找过我，说让我弄一个，认证一下，一万块钱左右。但是，每年还得审核，每年打理这些关系也得这个数！”他竖起了右手食指。
旁边来批发的经销商也很肯定，“打理费一加上，成本就上去了。”这位经销商从这里批发后，就送往超市。他们认为，“这就是有机的，没认证也没关系。”
中国式认证，意味着可以自主“灵活”操作。这不是少数人遇到的情况。美国“有机作物改良协会”（以下简称OCIA）也曾在中国有过类似遭遇。
2011年，美国农业部暂停了OCIA在中国的有机产品认证资格。OCIA是美国重要的认证机构，1995年就与中国“国家有机食品发展中心”合作，在南京成立了OCIA在中国的分部。美国总部对中国分部实施处罚的原因是：“不合时宜地聘用了中国政府人员，对归政府所有的中国农场进行认证，这些农场出口到美国的粮食都贴上美国农业部有机认证标签。”实际情况是，这些产品，有些并没有达到美国有机生产的标准。
一位从事有机农业种植的业内人士对《中国周刊》记者直言，有些认证机构的确存在交钱就给认证的现象。在认证的整个过程中，可以人为控制的因素很多。也有媒体记者曾经通过暗访得知，交2万块钱就可以搞定一个有机认证。
导致出现这一局面的原因中有一个很现实的因素：认证机构既是这些有机产品的考官，同时又把种植户当成客户、上帝，依靠认证获得利润。
“你不给他通过，谁还找你来认证呢？”一句话道出了本质。
监管尴尬
认证机构需要获得什么资格，又有谁来监管？
7月15日，记者查询“中国食品农产品认证信息系统”，中国具有有机产品认证资格的机构共有25个，其中有24个机构处于有效状态，一个被撤销。
关于这些机构的身份，一直有各种评价。一方面，他们属于第三方独立机构，具有公正中立的属性。另一方面，他们大多与政府部门有归属上的联系。政府部门是其规定的制定者，也是其监督者，但是，在执行中，认证机构有灵活的自主操作性，监管很难覆盖。
就在去年，中绿华夏有机食品认证中心常务副主任李显军公开表示，“有机产品全程监管存在交叉或空当。”他所说的交叉和空当是指，农业部门管生产，认监委管认证，工商部门管流通，卫生部门管餐桌，似乎哪个部门都能管，但是哪个部门也不负全责。他说，“只要有一个部门监管缺位，就管不好有机食品”。
在2011年举行的第七届中国国际有机食品和绿色食品博览会上，国家认监委注册管理部农产品食品认证管理处处长杨志刚曾坦承，我国有机食品产业存在诚信缺失、夸大与虚假宣传行为、认证标志使用不规范等问题。他寄希望于一套有机认证信息采集和认证标志溯源系统。
新规则能否自救
杨志刚提到的愿望，在去年得以实现。
2012年7月1日，国家认监委修订后的《有机产品认证实施规则》颁布实施。其中就规定了有机作物要实现“全程有机可追溯”系统。
新规则要求销售有机产品须使用销售证并建立“一品一码”追溯体系，统一加施国家有机产品认证标志（含有机转换产品认证标志）、唯一编号（有机码）和认证机构名称（标识）。对因各种问题而被撤销认证的企业，任何认证机构在一至五年内不得再次受理其有机产品认证申请。此规定在网上被称为“史上最严”。
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主席安德鲁·卢认为：“中国有机产品的新规是‘世界上最严的标准’，甚至已让一些曾经试图进入中国的外企望而却步。”
然而，“最严”新规已实行一年，记者在实地采访中仍发现：即使全程可追溯了，企业依旧可以在种植环节违反标准，可追溯系统并不等同于实现了全透明监督。
执行中的监管是个要害。这种监管包括认证机构对于种植者认证标准的执行监督，也包括有关部门对于认证机构的执行监督。
多年从事有机农业种植的杨利，曾对媒体表达过自己的观点：“监管层不能一有问题就出台政策了事，而应该加强沟通，建立起企业、认证机构和认监委三个环节的协调互动机制，听听企业真实的声音。比如说，出现病虫害了，企业应该怎么去处理，不能打农药，那应该打哪些生物农药，在哪里可以买到。不仅监管，还要帮助企业一起来解决问题。”
食品学博士、科学松鼠会成员云无心给《中国周刊》记者的答案是，“规范仅仅是纸面上的文件，实际操作到底如何没法预测。是否有机无法通过对产品进行检测来鉴别，所以有机产品主要是依靠认证机构和生产机构的信誉来保证。”
转来转去，回到信誉上。这似乎是个更加不确定性的因素。
同一种蔬菜，一个贴上有机认证标签，就比另一个贵几倍，甚至十几倍。
获得一项有机认证有多困难？
按照标准，需要经过复杂的流程、严格的认证检查和监管。但如果用“中国式”的方法，一切又可能迎刃而解。
有机认证在中国，正在经历什么？
中国式认证
两年前，江苏常州的嘉泽镇选了一块水洼地准备做有机农场。洼地废了七八年，提供了天生的有机土壤—无农药残留。经理刘桂瑜专门带着土壤标本跑到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去化验。300亩的土地，全部通过一等土壤标准。
这个叫做“大水牛”的农场名气渐渐大了起来。与此同时，有机认证研究机构的人也找上门来。
按照有机产品认证的规则，每一项认证都有期限，一年两年不等，每一项认证也只针对每一个单向产品。每一个认证都要由国家认监委统一管理和监督，并在“中国食品农产品认证信息系统”备案公示。
刘桂瑜算了算，自己农场里有十几种蔬菜，每年审核重新认证一次的话，平均每个单项认证的成本在一两万左右。这个成本太高了。
认证机构的人私下说：“你可以只认证一种蔬菜，其他蔬菜上贴同一个认证标签，所有蔬菜价格都能翻好几番，多好！”
按照正规程序，有机产品认证分为：提交申请和缴纳申请费，认证中心核定费用预算并制定初步的检查计划，签订认证检查合同，初审，实地检查评估，编写检查报告，综合审查评估意见，颁证委员会决议，颁发证书，签合同办使用手续。
如此复杂的流程，也是刘桂瑜担心的问题。对方称，交2万块钱，剩下的就不用操心了。刘桂瑜这下明白了，“都可以买到。”想投机，太简单了。”
刘桂瑜最后决定，有机照样做，但不再搞认证了。对外，他还会说“我们做的是有机农业”，“信不信只能看消费者了。关键在于信任，而不是那一纸标签”。
与刘桂瑜同样选择的，不在少数。
在青岛胶南地区宝山镇，记者看到，一家蓝莓种植大户，院子里挤满了来买蓝莓的人。外包装盒上写着“天然”“有机”字样，但是，他家的蓝莓并没有有机认证。“他们找过我，说让我弄一个，认证一下，一万块钱左右。但是，每年还得审核，每年打理这些关系也得这个数！”他竖起了右手食指。
旁边来批发的经销商也很肯定，“打理费一加上，成本就上去了。”这位经销商从这里批发后，就送往超市。他们认为，“这就是有机的，没认证也没关系。”
中国式认证，意味着可以自主“灵活”操作。这不是少数人遇到的情况。美国“有机作物改良协会”（以下简称OCIA）也曾在中国有过类似遭遇。
2011年，美国农业部暂停了OCIA在中国的有机产品认证资格。OCIA是美国重要的认证机构，1995年就与中国“国家有机食品发展中心”合作，在南京成立了OCIA在中国的分部。美国总部对中国分部实施处罚的原因是：“不合时宜地聘用了中国政府人员，对归政府所有的中国农场进行认证，这些农场出口到美国的粮食都贴上美国农业部有机认证标签。”实际情况是，这些产品，有些并没有达到美国有机生产的标准。
一位从事有机农业种植的业内人士对《中国周刊》记者直言，有些认证机构的确存在交钱就给认证的现象。在认证的整个过程中，可以人为控制的因素很多。也有媒体记者曾经通过暗访得知，交2万块钱就可以搞定一个有机认证。
导致出现这一局面的原因中有一个很现实的因素：认证机构既是这些有机产品的考官，同时又把种植户当成客户、上帝，依靠认证获得利润。
“你不给他通过，谁还找你来认证呢？”一句话道出了本质。
监管尴尬
认证机构需要获得什么资格，又有谁来监管？
7月15日，记者查询“中国食品农产品认证信息系统”，中国具有有机产品认证资格的机构共有25个，其中有24个机构处于有效状态，一个被撤销。
关于这些机构的身份，一直有各种评价。一方面，他们属于第三方独立机构，具有公正中立的属性。另一方面，他们大多与政府部门有归属上的联系。政府部门是其规定的制定者，也是其监督者，但是，在执行中，认证机构有灵活的自主操作性，监管很难覆盖。
就在去年，中绿华夏有机食品认证中心常务副主任李显军公开表示，“有机产品全程监管存在交叉或空当。”他所说的交叉和空当是指，农业部门管生产，认监委管认证，工商部门管流通，卫生部门管餐桌，似乎哪个部门都能管，但是哪个部门也不负全责。他说，“只要有一个部门监管缺位，就管不好有机食品”。
在2011年举行的第七届中国国际有机食品和绿色食品博览会上，国家认监委注册管理部农产品食品认证管理处处长杨志刚曾坦承，我国有机食品产业存在诚信缺失、夸大与虚假宣传行为、认证标志使用不规范等问题。他寄希望于一套有机认证信息采集和认证标志溯源系统。
新规则能否自救
杨志刚提到的愿望，在去年得以实现。
2012年7月1日，国家认监委修订后的《有机产品认证实施规则》颁布实施。其中就规定了有机作物要实现“全程有机可追溯”系统。
新规则要求销售有机产品须使用销售证并建立“一品一码”追溯体系，统一加施国家有机产品认证标志（含有机转换产品认证标志）、唯一编号（有机码）和认证机构名称（标识）。对因各种问题而被撤销认证的企业，任何认证机构在一至五年内不得再次受理其有机产品认证申请。此规定在网上被称为“史上最严”。
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主席安德鲁·卢认为：“中国有机产品的新规是‘世界上最严的标准’，甚至已让一些曾经试图进入中国的外企望而却步。”
然而，“最严”新规已实行一年，记者在实地采访中仍发现：即使全程可追溯了，企业依旧可以在种植环节违反标准，可追溯系统并不等同于实现了全透明监督。
执行中的监管是个要害。这种监管包括认证机构对于种植者认证标准的执行监督，也包括有关部门对于认证机构的执行监督。
多年从事有机农业种植的杨利，曾对媒体表达过自己的观点：“监管层不能一有问题就出台政策了事，而应该加强沟通，建立起企业、认证机构和认监委三个环节的协调互动机制，听听企业真实的声音。比如说，出现病虫害了，企业应该怎么去处理，不能打农药，那应该打哪些生物农药，在哪里可以买到。不仅监管，还要帮助企业一起来解决问题。”
食品学博士、科学松鼠会成员云无心给《中国周刊》记者的答案是，“规范仅仅是纸面上的文件，实际操作到底如何没法预测。是否有机无法通过对产品进行检测来鉴别，所以有机产品主要是依靠认证机构和生产机构的信誉来保证。”
转来转去，回到信誉上。这似乎是个更加不确定性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