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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长长的走廊，辗转至二楼，《经济》记者来到国务院金融政策研究和咨询的腹地——金融研究所。走进所长张承惠的办公室，坐在办公桌旁的她几乎要被桌上的书山报海淹没，隔着这厚厚的一摞书籍，她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求知之路。
保有持续的学习愿望
1957年，张承惠出生在上海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用她自己的话说，父母都是“老大学生”。书香门第的氛围，让她的话语间多了一种不可多得的温婉与灵动。
自幼受习让她一直都渴望与知识为伍。1975年，18岁的张承惠高中毕业后，便被下放到安徽省农垦局华阳河第五农场一连务农，她并没有悲观，而是相信有一天自己一定会重回知识的殿堂。
幸运的是，虽然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干农活，但因为张承惠是连队的通信员，所以在那个没有课本的环境中，她依然能接触到一些外界的信息。“我们当时的信息量非常少，只能通过报纸获取外界的信息，这些报纸经常比发行时间晚10天左右，而且数量也非常少，仅仅有《人民日报》，从来看不到经济类的报纸。”
即便在当年最困难的时候，张承惠也坚持写信读报，尽可能利用能接触到的工具，为此，她自己准备了一个小收音机，经常听一听时事新闻，提醒自己在逆境中不要落伍，不要被时代甩在后面。
“我觉得对知识的追求应当是一种持续的状态，总觉得生存在这个世界上，要做点贡献，要丰富自己，增加点厚度和积累，不能随随便便放弃，当时很多人在插队时都很绝望，觉得人生一点光明都没有了。”
这使得她能够在政策春风吹来时，把握住难得的机会。
1977年恢复高考，张承惠所在的农场有1500多名知青，第一波考上的只有5个人，录取率是1/300，她所在的连队有十几个人报名，但通过初试的只有她一个。“其实考题并不难，只是很多人把已经学到的知识荒废了。”可能正是坚持读报，让她的语文和政治成为增分的科目。
面对意料之外的考试机会，张承惠却也有点迷茫，在考中专和考大学之间犯了难。
“刚刚恢复高考的时候，大家不太相信，又很迷茫，我同学就说我们考中专吧，要求低一点，概率大一点。那时候很多人觉得能离开农村就很好了，很多知青都说只要回城，扫大街都行，大家的要求都很低。”犹豫中的张承惠写了一封家书。
不久之后，她就收到了母亲的回信。“我母亲的态度非常坚决，必须考大学，不能考中专。”张承惠说，这封信对她以后的人生起了很大的影响。
在张承惠看来，她还算幸运，下放3年就回了城，“有的待了13年才离开农场，”这让她倍感机会的来之不易，“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要保持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才会有持续的学习愿望”。
软科学也能报国
“当年高考时经济类学科很少，只有一个政治经济学，而且那时软科学还没有得到重视，就想着用自然科学报国，也不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在选择学校时，甚至不知道有哪些知名高校，也挺盲目的。”当时的张承惠完全不知道还有“重点大学”这一说法，所以第一志愿报了上海机械学院，第二志愿是厦门大学，第三志愿报的是吉林大学，“现在来看，顺序正好是反的”。
这段大学时光虽然匆匆而过，但却让她感受到了巨大的动力。“我还记得上大一的时候，英文课本都是老师用笔刻在蜡纸上，然后用油印一张张滚出来的。虽然条件很艰苦，但大家都很珍惜。”
毕业后，张承惠被分配到南京市冶金局工作，在冶金局变成冶金公司后，做了几年管理工作。这段经历促使她逐渐走向经济学的大门。
工作了4年后，当她想继续深造时，却发现由于间断了学习，加大了考取工科硕士的难度，“工科的延续性很强，知识更新和升级很快”。考虑到自己有几年管理工作经验，她选择考取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企业管理学的研究生。“当时为了考进人大，看的书摞起来得有一米多高。”
1988年，伴随着研究生毕业，张承惠成为了中国金融学院投资系的老师，在三尺讲台上一站就是5年。
1991年，张承惠考取了社科院投资系的博士，即便期间要照顾一岁多的孩子，她也没有间断学习，由于当时考虑到住房问题所以考的是在职博士。又要带孩子，又要给学生上课，又要念博士，让这位女性学者同时承担了多种角色。“有一天晚上，我还有一篇书稿要写，当时都是手写，孩子老哭，还要哄孩子，我就把桌子的抽屉拉出来，把腿架在上面，一手抱孩子，一手写文章。”回忆起这段时光，张承惠感言，作为女性肯定要多付出一点努力，特别感谢她先生的支持。
求学期间，张承惠遇到了两位老师，对她日后的研究生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位老师教会了她严谨。“在人大学习的时候，当时我们的班主任王以华老师让我看到了做社会科学也要很严谨，以前学工科时，觉得自然科学是严谨的，造零件如果差一点就安不上，超过正负公差就没办法用了。”这位留法的学者让张承惠的研究态度变得更为严谨细致。
读博期间的导师林森木教授则让张承惠意识到实践的重要性，“他是发改委投资所的前任所长，更多是从中国经济政策落实的角度来分析理论是否正确，林老师对我的影响在于，政策咨询研究一定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直到现在，张承惠还经常到林老师家去请教。
研究要走出象牙塔
1993年，张承惠被借调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工作，开始了她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之路。至今，她曾参加多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重点课题，并主持研究多个课题，8次获得中国发展研究奖，荣获国务院特殊津贴，发表论文数百篇。
在做学问的这20多年来，她积累了一些做学问的心得，希望能给年轻研究人员一些帮助。
“从做研究的角度来说，还是要多读经济学原著，要把握经济学大家的思想脉络。”张承惠说，要把这些经典的书读透，不是浮皮潦草地看过一遍就可以。
在她看来，做经济学研究，一定要多出去调研，做文章还是要走出去。“经济学的理论是具有实践意义的理论，比如说物理可以完全凭想象，爱因斯坦通过一支笔就可以得出狭义和广义的相对论，但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说，经济学原本就是研究社会问题、研究人、家庭与社会的密切关系，所以还是要同实践进行紧密结合。”
现在国内做研究老是喜欢套用国外的成功经验，在张承惠看来，这往往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国外的成功经验往往有特定的经济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德国的担保银行已经有几十年的经验，但是这种模式在全球很难推广，因为它是特定的时期在德国特定的土壤上建立起来的。”
张承惠说，学习理论切忌生搬硬套，要对中国现实情况有准确把握和深刻感受。“做研究有时需要直觉，但这个直觉不是空想出来的，而是参与了很多课题、做了很多调研、接触了很多人之后，慢慢才能有这样的直觉。”
在她看来，做了很多年研究的人和刚毕业的人，差别很大，不是差在文笔和理论基础上，“刚毕业的人可能也看了很多的文章，但就是进不去，还在表面上浮着，所以理论和实践结合很重要，要把外国的成功经验拿到中国来检验才行”。
“我们已经有很多的经验教训了。”张承惠说，误用理论的失误往往会带来相当大的代价。
因为即便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错的，也没有实际危害，只要被别人证实或证伪即可。但是经济学研究不一样，一旦弄错了，成本非常巨大，再扭转过来，又要花费同样巨大的成本。张承惠说，做社会科学研究更需要一种务实的精神。
在这种信息爆炸的时代，研究人员甄别信息的能力同样重要。“如何既要吸收巨量的信息，又把自己摘出来，很关键，否则会被信息所主导。”张承惠建议研究人员，要选一些学术性强的、逻辑思维清楚的资料来看，训练自己更好地利用时间。
研究人员的操守也是张承惠看中的，在她看来，做研究不能只是为了让领导人感到充满信心。“经济学家也要让企业和民众有信心，这取决于你的立场和基本的研究态度，如果只是为了升官和名气搞研究，本身就背离了研究的科学性。”
同时，张承惠建议，做社会科学研究，还要加强和业内研究人员的交往，要善于吸收别人思想中的闪光点，因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出来之前，一定有一个和业内同行反复交流合作的过程。
保有持续的学习愿望
1957年，张承惠出生在上海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用她自己的话说，父母都是“老大学生”。书香门第的氛围，让她的话语间多了一种不可多得的温婉与灵动。
自幼受习让她一直都渴望与知识为伍。1975年，18岁的张承惠高中毕业后，便被下放到安徽省农垦局华阳河第五农场一连务农，她并没有悲观，而是相信有一天自己一定会重回知识的殿堂。
幸运的是，虽然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干农活，但因为张承惠是连队的通信员，所以在那个没有课本的环境中，她依然能接触到一些外界的信息。“我们当时的信息量非常少，只能通过报纸获取外界的信息，这些报纸经常比发行时间晚10天左右，而且数量也非常少，仅仅有《人民日报》，从来看不到经济类的报纸。”
即便在当年最困难的时候，张承惠也坚持写信读报，尽可能利用能接触到的工具，为此，她自己准备了一个小收音机，经常听一听时事新闻，提醒自己在逆境中不要落伍，不要被时代甩在后面。
“我觉得对知识的追求应当是一种持续的状态，总觉得生存在这个世界上，要做点贡献，要丰富自己，增加点厚度和积累，不能随随便便放弃，当时很多人在插队时都很绝望，觉得人生一点光明都没有了。”
这使得她能够在政策春风吹来时，把握住难得的机会。
1977年恢复高考，张承惠所在的农场有1500多名知青，第一波考上的只有5个人，录取率是1/300，她所在的连队有十几个人报名，但通过初试的只有她一个。“其实考题并不难，只是很多人把已经学到的知识荒废了。”可能正是坚持读报，让她的语文和政治成为增分的科目。
面对意料之外的考试机会，张承惠却也有点迷茫，在考中专和考大学之间犯了难。
“刚刚恢复高考的时候，大家不太相信，又很迷茫，我同学就说我们考中专吧，要求低一点，概率大一点。那时候很多人觉得能离开农村就很好了，很多知青都说只要回城，扫大街都行，大家的要求都很低。”犹豫中的张承惠写了一封家书。
不久之后，她就收到了母亲的回信。“我母亲的态度非常坚决，必须考大学，不能考中专。”张承惠说，这封信对她以后的人生起了很大的影响。
在张承惠看来，她还算幸运，下放3年就回了城，“有的待了13年才离开农场，”这让她倍感机会的来之不易，“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要保持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才会有持续的学习愿望”。
软科学也能报国
“当年高考时经济类学科很少，只有一个政治经济学，而且那时软科学还没有得到重视，就想着用自然科学报国，也不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在选择学校时，甚至不知道有哪些知名高校，也挺盲目的。”当时的张承惠完全不知道还有“重点大学”这一说法，所以第一志愿报了上海机械学院，第二志愿是厦门大学，第三志愿报的是吉林大学，“现在来看，顺序正好是反的”。
这段大学时光虽然匆匆而过，但却让她感受到了巨大的动力。“我还记得上大一的时候，英文课本都是老师用笔刻在蜡纸上，然后用油印一张张滚出来的。虽然条件很艰苦，但大家都很珍惜。”
毕业后，张承惠被分配到南京市冶金局工作，在冶金局变成冶金公司后，做了几年管理工作。这段经历促使她逐渐走向经济学的大门。
工作了4年后，当她想继续深造时，却发现由于间断了学习，加大了考取工科硕士的难度，“工科的延续性很强，知识更新和升级很快”。考虑到自己有几年管理工作经验，她选择考取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企业管理学的研究生。“当时为了考进人大，看的书摞起来得有一米多高。”
1988年，伴随着研究生毕业，张承惠成为了中国金融学院投资系的老师，在三尺讲台上一站就是5年。
1991年，张承惠考取了社科院投资系的博士，即便期间要照顾一岁多的孩子，她也没有间断学习，由于当时考虑到住房问题所以考的是在职博士。又要带孩子，又要给学生上课，又要念博士，让这位女性学者同时承担了多种角色。“有一天晚上，我还有一篇书稿要写，当时都是手写，孩子老哭，还要哄孩子，我就把桌子的抽屉拉出来，把腿架在上面，一手抱孩子，一手写文章。”回忆起这段时光，张承惠感言，作为女性肯定要多付出一点努力，特别感谢她先生的支持。
求学期间，张承惠遇到了两位老师，对她日后的研究生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位老师教会了她严谨。“在人大学习的时候，当时我们的班主任王以华老师让我看到了做社会科学也要很严谨，以前学工科时，觉得自然科学是严谨的，造零件如果差一点就安不上，超过正负公差就没办法用了。”这位留法的学者让张承惠的研究态度变得更为严谨细致。
读博期间的导师林森木教授则让张承惠意识到实践的重要性，“他是发改委投资所的前任所长，更多是从中国经济政策落实的角度来分析理论是否正确，林老师对我的影响在于，政策咨询研究一定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直到现在，张承惠还经常到林老师家去请教。
研究要走出象牙塔
1993年，张承惠被借调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工作，开始了她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之路。至今，她曾参加多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重点课题，并主持研究多个课题，8次获得中国发展研究奖，荣获国务院特殊津贴，发表论文数百篇。
在做学问的这20多年来，她积累了一些做学问的心得，希望能给年轻研究人员一些帮助。
“从做研究的角度来说，还是要多读经济学原著，要把握经济学大家的思想脉络。”张承惠说，要把这些经典的书读透，不是浮皮潦草地看过一遍就可以。
在她看来，做经济学研究，一定要多出去调研，做文章还是要走出去。“经济学的理论是具有实践意义的理论，比如说物理可以完全凭想象，爱因斯坦通过一支笔就可以得出狭义和广义的相对论，但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说，经济学原本就是研究社会问题、研究人、家庭与社会的密切关系，所以还是要同实践进行紧密结合。”
现在国内做研究老是喜欢套用国外的成功经验，在张承惠看来，这往往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国外的成功经验往往有特定的经济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德国的担保银行已经有几十年的经验，但是这种模式在全球很难推广，因为它是特定的时期在德国特定的土壤上建立起来的。”
张承惠说，学习理论切忌生搬硬套，要对中国现实情况有准确把握和深刻感受。“做研究有时需要直觉，但这个直觉不是空想出来的，而是参与了很多课题、做了很多调研、接触了很多人之后，慢慢才能有这样的直觉。”
在她看来，做了很多年研究的人和刚毕业的人，差别很大，不是差在文笔和理论基础上，“刚毕业的人可能也看了很多的文章，但就是进不去，还在表面上浮着，所以理论和实践结合很重要，要把外国的成功经验拿到中国来检验才行”。
“我们已经有很多的经验教训了。”张承惠说，误用理论的失误往往会带来相当大的代价。
因为即便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错的，也没有实际危害，只要被别人证实或证伪即可。但是经济学研究不一样，一旦弄错了，成本非常巨大，再扭转过来，又要花费同样巨大的成本。张承惠说，做社会科学研究更需要一种务实的精神。
在这种信息爆炸的时代，研究人员甄别信息的能力同样重要。“如何既要吸收巨量的信息，又把自己摘出来，很关键，否则会被信息所主导。”张承惠建议研究人员，要选一些学术性强的、逻辑思维清楚的资料来看，训练自己更好地利用时间。
研究人员的操守也是张承惠看中的，在她看来，做研究不能只是为了让领导人感到充满信心。“经济学家也要让企业和民众有信心，这取决于你的立场和基本的研究态度，如果只是为了升官和名气搞研究，本身就背离了研究的科学性。”
同时，张承惠建议，做社会科学研究，还要加强和业内研究人员的交往，要善于吸收别人思想中的闪光点，因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出来之前，一定有一个和业内同行反复交流合作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