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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二千五百年以前，诞生了伟大的思想家老子，他写过《道德经》，其中有很多至理名言，比如“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还有“以柔克刚”，还有“上善若水”……还有很多治国理念，包括一个民族的精神，都在这本书里面有反映。不同的人，包括学派学说、先秦诸子百家，都或多或少地在《道德经》里面延伸出很多学派、哲学思想。
思想，具有体系的思想，是作家必备的先决条件。
思想的得来，离不开经历。
冯友兰是中国现当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著有《新理学》《新世训》《新事论》《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中国哲学简史》等哲学大作，享誉中外，被誉为“现代新儒家”。他的祖籍在河南南阳的唐河县。有一年，我到他的故里参观，展内有一个大皮箱。这个皮箱，陪伴了主人长达半个多世纪，是其女儿——著名作家宗璞在他去世后捐给故里的。当年，冯友兰在战火纷飞中，拎着这个皮箱离家逃亡，颠沛流离，始终抱着一颗忧国忧民的心。1946年5月，西南联大的使命结束，冯友兰为联大纪念碑撰写了气势磅礴的碑文。冯友兰自己也很看重此文，晚年回忆说：“文为余三十年前旧作。以今观之，此文有见识，有感情，有气势，有词藻，有音节，寓六朝之俪句于唐宋之古文。余中年为古典文，以此自期，此则其选也。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有蕴于中，故情文相生，不能自已。今日重读，感慨系之矣。”正是1937年至1946年间，是冯友兰学术生涯的关键十年，形成了他宏大的新理学体系。拥有这种大思想的人，多难的经历是他一笔财富，他罕有的著作和巨大的成就也是一笔财富。
现代安逸的生活容易使人养成懒惰的习惯，我们需要一种危机感。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面前，依然是一个矮子，依然没有话语权。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引领一个国家政治、文化、民族变迁的思想者。我们应该为自己从事的高尚事业感到自信，更要有文化自信。
20世纪初叶，五四运动时期，有那么一批作家，他们担当起挽救民族大业、唤起中华崛起的重任，怀抱大我，抛弃小我，这，绝对是引领一个民族向前走的动力。所以说，你写一篇散文，语言美、角度新、故事好，敢于剖析自己，我想还远远不够，关键看你的胸怀是不是高远。任何一部艺术表现形式的作品，文学是核，它，代表了人类的思想和求索。没有了文学，人就脱离了人群，就沦为工业化流水线上的一个产品，变成了一个没有特立独行的、没有感情的移动物体，一群快速走向集体性死亡的东西。我们这个时代，人心浮躁，膨脹发热，许多人都在一窝蜂跟风、模仿和盲目规模化，但是，越是这样的时候，荒无人烟、眼前白茫茫不长一根草的情况下，就越要求我们作家站出来，我希望我们是那一棵小草，那一棵小树，能引领着长成一片森林，一片草原出来。
引领，第一需要的是，你的人和你的作品，要有时代所需的独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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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创作中，与思想同样不可忽视的是语言，尤其是地域语言。
地域语言在散文创作中体现得非常明显，比如现代作家废名先生的语言，轻轻的叙述，淡淡的美，让我们时刻都能感受出一种清新隽秀来。他秉承了中国诗词之风，用字惜墨如金，清苦、古旧且艰涩，造句干净了得，以至于他小说、散文、诗歌里的句子像诗一样简练，不浪费一个字，诗意飘散，别于当时的旧时文风，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沈从文、汪曾祺、何其芳、卞之琳、刘庆邦等人的创作。“作品里不留一字废话”，宛如舒缓的小夜曲般迷人。在这里，不妨引用几行废名先生小说《桥》中《天井》一章片断：
“灯不要吹好了。”
小林也很知道感激，而且真心诚意的……史家奶奶一走开，实际上四壁是更显得明亮了一点，因为没有人遮了他的灯，他却一时间好像暗淡了好些。眼珠子一轮，随即就还了原，没有什么。这恐怕是这么的一个损失：史家奶奶的头发太白了，刚才灯底下站了那么久。
灯他吹熄了。或者他不喜欢灯照着睡，或者是，这样那边的灯光透在他的窗纸上亮。他晓得琴子同细竹都还没有睡。中间隔了一长方天井。白的窗纸，一个一个的方格子，仿佛他从来没有看过光线，小心翼翼。其实他看得画多，那些光线都填了生命。一点响动也没有，他听。刚才还听见她们唧唧咕咕的。这个静，真是静。那个天井的暗黑的一角长着苔藓，大概正在生长着。“你们干什么？”忽然若不平，答不出她们在那里干什么，明明地点着亮儿。不，简直没有答。说得更切当点，简直也不是问。
废名先生这种“恍惚感”，充盈在字字句句当中，很有现场的画面感，读者内心也便随着男主人公小林的心理活动变得忐忑不安。这里的每一个字，好像每一行绝句，都是有生命的，有各种各样的心理语言暗示的，有表情和动作的，一下子能刻在你的心底，这就是说，我们和小说男主人公一样，在感情上是共通的，都有着“简直没有答，简直也不是问”式的心理小挣扎，一个是情窦初开的少年，一个是不知不觉恋爱中的少女，嘿，这画面，有趣。
再比如，上海作家金宇澄的长篇传记文学《回望》，第二章叫《黎里·维德·黎里》，写了1937年4月，日寇入侵中国，他父亲和一大帮高中同学在杭州大营盘参加军训的间隙，去看望二姐的情景。语言生动，诙谐，还有一点点“鬼”。且看——
这次父亲来信说她到了杭州，我非常高兴。隔天照信上的地址找到艮山门，走进一个上海里弄式的房子，刚上了二楼，不料正与她迎面相遇。我热得脱下军帽扇风，她见一个光头对她傻笑，竟认不出我来，“倷（你）寻啥人？寻错人家了！”我叫声：“阿姐——”“啊呀——是弟弟哩，剃了个光头？从啥地方来呀？”见我这身打扮她大为惊讶，两人哈哈大笑。我摸光头说：“军训啊！”——我十八岁，她二十一岁……
二姐是为了服侍高龄的公公，特地带了女儿搬来杭州。她介绍我同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见了面，实际也不过六十岁左右的年纪而已，较显苍老。知道我在杭州军训他非常高兴，眯起老花眼从上到下对我打量一番，马上叫我姐姐：“‘代名词’，去买点心给弟弟吃。”说来好笑，据说姐姐初到夫家时，学生气未脱，有一回大发议论说，人的名字，不过是个代名词罢了，怎么取都可以。听者大噱，遂给她起了“代名词”的绰号。以后姐夫全家上下都叫二姐为“代名词”而不呼其名。 金宇澄的语言里，出现了“倷”、“哩”、“啊呀”、“代名词”四个词儿，其中，“倷”、“哩”、“啊呀”都是上海方言，读来有一种亲近感；“代名词”原来是二姐的绰号，包含了幽默，更增添了生动性、趣味性。类似的金句子，或是土语，在他的长篇小说《繁花》里被频频使用，比如“有事体”、“骚皮”、“赞货”、“花头花脑”、“姐妹淘、手帕交”、“塑料粒子”、“有情况”、“哇啦一叫”、“上海女人三字真经，作，嗲，精”、“女人皮肤要白，猪膘肉最有用”等等，人物的对话也非常精彩：“5室阿姨说，小珍越来越好看了。阿宝说，背心的尺寸，哪里弄来的。阿姨说，我的眼睛，就是一把尺。”这样一部新世纪以来最优秀的地域小说，毫无疑问得到文学界公认的好评，斩获了“茅盾文学奖”等一众奖项。可以说，得大奖和赢回读者好评一定是有原因的。
我觉得就是这种“趣”，中国传统散文里面的“趣”，我们在研究和创作散文的时候，不要丢掉它。传统散文里，闪烁着“趣”、“情”、“思”、“礼”这些元素，尤以“趣”，更是秉承了古代诗歌、古代戏剧、明清章回小说的美学特质，不同的时代气象、人文气度，使散文有生气、有表情、有玲珑之美。散文的出现，延长了诗歌的生命。散文的多元发展，催生了小说的出现。而今天的散文创作，不单单限于纸质媒体，更发展至网络自媒体，如手机微信、微博、博客、文学网站、论坛，多则几千字，少则三五十个字，从传统意义上的投稿、选稿、高门槛发表，到如今的无门槛发表，手指一动，鼠标一点，秒发！我担忧的是数量多了，质量差了，俗气多了，恶搞多了，无厘头多了，自虐多了，情怀没了，思想没了，趣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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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越写越短，不是越写越长的。古人讲短小精悍，以小见大，尺幅惊澜，微言大义，都指的是散文。如果一篇散文十几万字几十万字描写某一个事件的时候，想必有虚构，有水分。这个水分，就是远离作家真实情感的部分，是虚构多于真实的部分，读者一眼就能看出来，能看穿。
如果说小说作品虚构各种现实，可以编，散文不行。我读一个散文作品的时候，每每看到这些虚假的、脱离生活的内容，就感觉到不能接受，有时候我忍不住就给作者打电话，批评批评这个作者。我们在描写的时候，一要注意字数，注意小说或者散文的节奏，因为，字数最能控制一篇作品的叙事节奏。第二，散文里面的“小”体现在它的小品。这个“小品”，可不是春晚小品，而是明朝和清朝散文里的小品，“品”是一种品相、品位，而不是脸庞。既然是“品”，它和那个明朝的“士”一样，有一句话，叫“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它反映的是古人的一种情操，做人的一种底线。“品”也是散文作家的一个底线。
当代散文，我总感觉“品”的观念没有了，这种底线正在消失。
每一篇作品，就好像是你自己的一个天地，字数就是天和地的边界，就是舞台。比如说，1500字，800字，300字，甚至不足100字，你只能在这么大的舞台上演出。如此，才能反映出你散文创作方面的水平高下。举个简单例子，你写母亲，用800字写，别人用8万字写，都是同样效果，同样达到那种艺术感染力和思想高度，我想，大家可能更喜欢那个800字的文章。
我心中的好文章标准是什么呢？好文章的标准是：文章再长，读起来不觉得它长；再短，读起来不觉得它短。假如说你读一篇散文，读一页就感觉不想读了，说明它差得太远了，不是什么好文章。好文章还体现在它的真实，情感的真实。情感的真实，是我们很多人缺少、忽视的。如果你的情感是游离在外的话，你这个散文肯定是假里假气的、做作的，这样的散文是垃圾。我觉得，我们在写它的时候，一定要写你对当时的人和事、当时的场景、当时的情感、细微的心灵感应，所有感官的、触觉的、视觉的、气味的、气息的，就是要把这些呈现出来。
举个简单例子，当我们在散文里回忆母亲、父亲的时候，结尾一般都是“我”泪流满面；“我”的母亲死了多少年，忽然有一天，“我”做梦梦见她了，醒来的时候，泪水沾湿了枕头。或者是“我”要离开家的时候，母亲站在村口或者站在哪个拐角树下向“我”挥手……我觉得这种事或许有，但是不细致。但这样的镜头，这样的细节特写，毕竟不是人人看到的情景。但是，为什么我们都往一个路子上写去了呢？写俗了呢？因为挖掘不出新意，因为创作的角度不新颖，或者说你写的是一种你想象的场面，而不是你自己亲眼看到的场面，所以，只能写不好了。
朱自清先生的《背影》为什么写得那么好？因为，他写出了自己的父亲与众不同的一种细节：父亲跨过横栏，臃肿的背影有些丑陋，有些渺小——朱自清在“审丑”。他在化丑为美，丑陋的父亲形象代替了高大魁梧的父亲形象，一下，就跨越了很多很多同时代的这类题材的作家、这类作品。很多时候，我们都在习惯用一种场景，一种表述，一种句子。一定要跳出来。你比如说写一个人泪流满面的时候，你能不能记叙一下你眼泪产生的过程？描述一下你的眼泪如何淌出来的？或者寫出你的眼泪的温度，或者其他方面的。你如果在这个基础上，把过程放大镜头，慢慢展开、细化，那么，纵然是写很老旧、很熟悉的一个场景，你也会把它写得很有意思。我觉得在这点上，散文作家要比小说作家来得容易，因为散文的字数一般很少，篇幅很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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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文章，一定要让人看懂，让读者知道你。那么，别人就会知道你的思想。为什么说大雅即大俗呢？我就把这话反过来说，先俗，后雅，一定要把雅的问题向俗中去说。这个俗就是大众，向大众明白地去说。这个表述，我觉得才会更有意义。就像一棵树，它有主干，你把主干砍了，这棵树身上再长出很多的小树枝，那么，这棵树就不是我们看到的平常的一棵树了，就成不了材了。我觉得这就失去了物体的实用性。还有，就是我们的作品，语言的表述是不是成熟，标志有两点：第一就是语言要“朴实”。一开始，你的语言可能很洋气，用了很多华丽的辞藻，但是最后，你还要回到这种“朴实”上。这一点，在很多中国当代先锋作家身上表现得就很突出。为什么要讲究“朴实”？朴实的目的，是让人看懂，是对生活的观察和提炼，并不是俗气。另外，你的语言要有创造力，造句时要具有创新和唯一性。第二就是语言的亲和力。我们读一个自己喜欢的作家的作品，语言的亲和力要占百分之九十。也就是说他作品的语感，语感就像我们吃东西的口感。就如吃一道好菜，一口咬下去，丝丝入滑，你的第一句话出现的时候，我们一口咬下去，哇，好特别啊。那种很细微的感觉，很合你口味。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差异。 美国有一个女作家卡森·麦卡勒斯，一生饱受病痛折磨，十五岁时患风湿热，但被误诊和误治。之后，她经历了三次中风，那么多的疾病，严重摧残了她的身体，29岁瘫痪，她1967年9月29日在纽约去世，活了50岁。她五十年的生活是属于灰色调的，孤独，所以，她的作品多描写孤独的人，22岁完成《心是孤独的猎手》的创作。她写过《伤心咖啡馆之歌》，这是中篇小说，写了很多乡村畸形人，每一个人都是那种好像读起来让你自身有种在零下十几度的旷野当中，茫茫大雪当中，让你走不到头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一个事物，或者一个瞬间，某一种情节，需要我们关注，比如它细腻的，细小的，从来无法用言语表达的那种恍惚的朦胧的变化，美学特质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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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作家，无论你停笔多少年，但是你不要忘了两件事，一个是阅读，要读有思想的书，能给你带来营养的书。第二个是你的思考，不要停止思考。如果，一个作家老是停留在过去思维，没有了新思想，你就脱离整个创作的潮流了。
我们的散文创作，也像收获未知的爱情一样，充满了不确定性，很多变数、未知。很多事情，我们在思考它的时候，首先常常把自己主观臆想的判断强加给别人，这个是错误的。一个作品，呈现出来的东西如果让别人没有一点借鉴，或者没有超出别人的东西，为什么要发表你的文章？
我们为什么要阅读？
曹文轩先生说过：“检验一个民族是否成熟的一种标志，是该民族是否把阅读当作一种风气，一种风尚。”但是现在，我特别轻视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尤其我在北京坐地铁的时候，很多人，十个人有九个都在看手机，看短信，看笑话，玩游戏。然而，如果你是在法国，在德国，在意大利，你会发现很多人都在看书，他们在公园内、地铁里、街边长椅上、商店里，在每一个你可能看见的角落看书，读雨果的书，读莎士比亚的书，读托尔斯泰的书，读卡夫卡或者海明威的书。前一段，我还读到一篇文章，叫《穷人看电视，富人看书》，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精神品质的问题。
我们现在中国人的阅读，是平均每个人每年1.5本，而法国一个人一年是26本。从这个数量来说，中国人缺钙，缺的是文化的钙。
作为散文作家或者写作者，起码要阅读当下的文学期刊。尤其具有时代代表性的顶级杂志，或者选刊。假如不读，你肯定不知道别的作家们想什么，写什么，当下最优秀的作品是什么？比如说你想了解国外的翻译作品，国内主要有三本杂志：一本是《译林》杂志，一本是《海外文摘》杂志，一本是《世界文学》。如果细心的话，你会发现《海外文摘》2016年第6期里，发表过墨西哥诗人卡柔·布拉乔先生的诗歌作品，叫《微风》。诗人写道：
微风用它的指尖触摸
叶子柔软的背。它们闪烁
并且温柔地颤动
它们受到惊吓，向上抬起
一次，又一次地呼吸
叶子醒来了
它们随意地弹奏着风
如同盲人敏感的手指
摸索着辨识它的边缘
它起伏的外形，它的厚度
它们浮动着
这些流畅而无声的琴键
他让你感觉到世界转动，微风吹拂，树叶起舞，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叶子醒来了”，“如同盲人敏感的手指”，这一刻，非常美妙。我觉得这是多少年来读到的令我非常难忘的句子。许多作家，一篇散文或者一篇诗歌里面、小说里面，没有让人记得住的句子，我觉得这是失败的。重要的是，你要让人记住你心里无意识地流淌的思想的火花、流淌你的那种才情的火花。我们许多作家，手头的阅读很有限，自己写自己，写自己的经历。但是写到最后，自己的事情总有写尽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把眼光跳出自己的亲人，跳出自己的琐事？去写写他人，写写社会，写写这个国家。只有那样，我们的散文创作，才能体现出你的思想高度，灵魂之上的高度，跳出自己那种坐井观天的思維。这就是我们很多人写了一辈子也写不出来的原因。
为什么要阅读？阅读是给我们自己，给作者一个好处是：积累素材，能够引起自己一些其他方面的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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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与记录，是一个作家必不可少的功课。
写日记。把每天经历过的事，看到的人呀，物呀，把它写下来。你的口袋要时刻装着一支笔，几张纸，或者一个小的笔记本，你的许多灵感、思维、思想是随时随地产生的，不随时记下来就会遗忘。
这里，我以三个人为例。
第一个是作家高洪波。大概是2017年8月份吧，我跟着高洪波夫妇、巴根夫妇回他们通辽老家，发现高洪波先生每天写日记。白天，我们在沙漠草原上游览采风，自然少不了吃饭喝酒，加上蒙古人好客好酒，边喝边唱，直到深夜。那几天的活动都是晚上11点才结束。然而，他回到宾馆住处还坚持写日记，写到凌晨一两点。他时刻在积累素材。记得有一个细节，我们参观一个景点时，他问奈曼旗的布仁旗长，路边铺的地砖有哪些好处？为什么是彩色的？布仁旗长说，我们脚下的砖是我们当地的专利，是用沙子做的，环保，透水，漂亮，而且做成彩色的地砖，更像一件件艺术品，宛若草原上一望无际的野花般好看，全国仅此一例。草原上不缺沙子，如何让沙子变废为宝、造福人类是全世界的难题。沙子的吸水能力强，往下渗得也快，用沙子做地砖，让我们长了不少知识。也是那次奈曼之行，我认识了内蒙古的打瓜，打人的“打”，西瓜的“瓜”，外型长得比西瓜小，皮球那么大，分绿皮的、花皮的、老虎肚皮的、墨玉皮的四种，非常像西瓜，但主要吃它的瓜籽。一个打瓜里，籽特别多，能吃出一两碗。它的瓤儿呢，有点咸，有点发酸，口感不是那么好，怪怪的。但是，它含糖量最低，还能滋阴，好处有很多，但不壮阳。高洪波老师说，他的老家内蒙古开鲁县，是全国打瓜之乡，而在今天，打瓜也变成了草原人民的宝贝了。
第二个人，是著名作曲家王祖皆。他的代表作是歌剧《党的女儿》，歌曲《小草》，“没有花香，没有树高”的那首歌。前几年，我在北京拜访过这位老先生，他的口袋里就装一个录音机。他见了我，就兴奋地说：“今年流行两首歌，我给你放放，你听一听。”第一首是《时间都去哪儿了》，他先给我分析歌词，给我讲这首歌好在哪里，作曲好在哪里，歌词好在哪里。然后讲第二首歌《老阿姨》，原唱是韩磊，写了一个老阿姨做了好多好事，还说了它的故事背景。他说他到哪都拎个包，包里面的笔记本、录音机，随手就拿出来、随手就记。我觉得从他的身上，我学到了艺术家对生活的严谨态度，就像小蜜蜂采蜜的那种姿态。 第三个是著名作家刘庆邦。刘庆邦平时爱写笔记。比如说，他每天都会出去散步，散步看到的每个细节，他把它写下来。有一次，北京刚下过一场大雨，风刮得也很厉害，风和雨把树枝刮断了以后，雨又把它向下一沉，然后树叶子都掉在地上，他就写树枝和树叶的那种气味，烂清味。这种树叶是什么味儿呢？那种树叶是什么味儿？把它综合来写，让人感觉到空气是那么新鲜，大自然里充满了树叶的味道。如果描写的话，我们一般观察的是雨后空气如何清新，如何焕然一新，天如何蓝。但是，你能不能描述一下它蓝的程度，蓝的过程，你看到的蓝和别人看到的蓝有什么不同？往日的蓝又是怎么样？
我最近在读一本书，叫《救荒本草》。《救荒本草》是一本植物学的书，明永乐四年（1406年）刊刻于河南开封，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五个儿子朱 编写的。同朱 一个娘的哥哥，就是明成祖朱棣。朱 是皇室宗亲，洪武十一年（1378）封为周王，封地在河南的开封。他想的不是沾皇帝哥哥朱棣的光，而想的是老百姓，老百姓万一没有吃的怎么办？遇到了灾荒年怎么办？在中国古代，灾荒年比现在频繁，一年就可能遇到一两次，十年九灾的情况很普遍，比如说虫灾、旱灾、水灾，都会困扰着庄稼的收成。当然，古代没有农药，也没有化肥，遇到灾荒年的时候，老百姓可能就是颗粒不收，无米下锅了。怎么办呢？这个朱 啊，就产生一个很大胆的设想，就是让老百姓吃草来度过荒年。结果，他就在自己的王府边辟出一块田，种上从全国各地采集、挖掘出来的很多野草，观察植物们的生长过程，组织文人、画家定期到田里观察，描摹，归纳，然后把这些草一一画出来。而且把这些草的特性——长什么样、特点、气味写下来。他还让厨师们做成菜，做成饭，整天琢磨究竟怎么吃？怎么炒？有没有毒？他收集的工作有四五年……这就形成了当时明朝这本《救荒本草》，这本书记录了四百多种草。哪些草可以吃叶子，哪些草可以吃它的茎，哪些草可以吃它的根，哪些草根茎叶都可以吃。这些草的命名，大都是根据当地的方言土语，入乡随俗。比如说有一种小瓜，皮很薄，熟了发黄，籽发酸。我们当地一种像瓜类一样的藤蔓类植物，秋天结果，我们那里叫马炮，骑马的“马”，放炮的“炮”，夹杂在黄豆地里、芝麻地里。马炮半熟时，特别硬，发涩，很苦，好像嚼了一粒药丸似的；熟透时发黄，发软，吃起来特别酸，咽下去以后回甜，很有意思。结果，朱 给它起名叫马儿，可能是开封人的发音，这个不是非常正确，如果按照我们项城人的叫法，就叫它马炮。这是瓜，为什么叫炮呢？我想，可能是我们先人看见这一个个像极了甜瓜的瓜，小小的，麻雀蛋、鹌鹑蛋、鸽子蛋那么大，立刻联想到他们小时候过年时放的鞭炮，又像马儿一样遍地乱跑，所以才起了这么个调皮的名字。朱 这样描述马儿：“生田野中。就地拖秧而生。叶似甜瓜，叶极小，茎蔓亦细。开黄花。结实比鸡蛋微小，味微酸。救饥：摘取马熟者食之。”朱 说它比鸡蛋小，至于小到什么程度，却没有说。马炮是可以充饥的，但是吃多了，会把你的牙酸倒的。我的故乡大地上，不仅仅有马炮，还有一种小瓜叫“苦马炮”，《救荒本草》里称它“金瓜儿”，个头和颜色跟马炮一样，只不过，更像农家菜园地的菜瓜的样儿，区别是，它的瓤儿是白的，苦的，沾沾舌头就会让你吐不掉的。传说，遇上大灾之年，先人们吃它的根。朱 又说这金瓜儿：“生郑州田野中。苗似初生小葫芦叶而极小，又似赤雹儿叶。茎方。茎叶俱有毛刺。每叶间出一细藤，延蔓而生。开五瓣尖碗子黄花。结子如马大，生青熟红。根形如鸡蛋，微小，其皮土黄色，内则青白色，味微苦，性寒，与酒相反。救饥：掘取根，换水煮，浸去苦味，再以水煮极熟，食之。”这种苦马炮，我们家乡有，我后来到过很多地方也有，再想想，朱 当年编写《救荒本草》时的一番苦心，这个人真是了不起，忧国忧民，居安思危啊！
他还录入一类草，叫茅芽根，它的嫩叶和根芽都可以食用，有止血、治胃病、辅助治疗传染性乙肝等病症的效果。当然，朱 看到它的第一个反应，还是“这种草能不能吃”，说：“本草名茅根，一名兰根，一名茹根，一名地菅，一名地筋，一名兼杜，又名白茅菅。其芽一名茅针。生楚地山谷，今田野处处有之。春初生苗，布地如针。夏生白花，茸茸然，至秋而枯。其根至洁白，亦甚甘美。根性寒，茅针性平，花性温，俱味甘、无毒。救饥：采嫩芽，剥取嫩穰食，甚益小儿。及取根咂食甜味。久服利人，服食此，可断谷。”而一句“可断谷”，即长期食用，茅根可以代替粮食，老百姓就不怕挨饿了，尤其可见朱 之大胸怀！我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及朱 这个人？提及《救荒本草》这部书呢？这样一个王，成书完全依靠自己的勤奋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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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到阅读与创作。
作家石黑一雄先生，是如何对待阅读的呢？他在演讲中谈到了自己的一次大病，昏睡了好几天，突然读到了那本书：
就在这时，我害了一场病毒感染，卧床休息了几日。等到我捱过了病痛的高峰期，不再整天昏昏欲睡了，我发现被褥中折磨了我好一阵子的那件沉甸甸的东西居然是一本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第一卷。就这样，我开卷读了起来。我当时依然发着烧，这或许也是一个推波助澜的因素，但总之，我被“序言”和“贡布雷”两部分完全迷住了。我读了一遍又一遍。除了这些章节本身纯粹的美感，我还为普鲁斯特从一个章节衔接到另一个章节的手法所倾倒。事件与场景的排列并不遵循通常的时间次序，也不遵循线性的情节发展。相反，发散的思绪联想，或是记忆的随性游走在章节与章节间推进着文字。有时，我发现自己在问这样的问题：这两个看似毫不相干的瞬间为何会在叙述者的头脑中并列出现？忽然间，我为我的下一部小说找到了一种激动人心、更加自由的创作方式——一种能够让丰富的色彩跃然纸上的创作方式，一种能够描绘出银幕无法捕捉的内心活动的创作方式。如果我也能够用叙述者的那种思维联想与记忆漂流在段落与段落间推进，我就能像一位抽象画家在画布上随心所欲地放置形状与色彩那样创作小说了。我能将两天前的一幕场景与20年前的另一幕场景并置，请读者去思考两者间的联系。我开始思考，每个人对于自我和过去的认知都是笼罩在自我欺骗与否认真相的层层迷雾之中的，而这样一种创作方式也许能够助我揭示这一层又一层的迷雾。
作者不知不觉地生了病，更严重的病，却不在他的肉体，而是他太多的忧虑心，当他找到了它们克服了它们，突破了写作的瓶颈，病就不再是病，好了一大半。作为一位久陷于困惑中、找不到前路的作家，沒有比这更令人欣喜若狂的了。看来，阅读还可以疗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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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创作，要保持自己的语言个性。这样，你的散文才能属于你自己，才能找到我们所需要的气度来。
〔特约责任编辑 王雪茜〕
中国在二千五百年以前，诞生了伟大的思想家老子，他写过《道德经》，其中有很多至理名言，比如“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还有“以柔克刚”，还有“上善若水”……还有很多治国理念，包括一个民族的精神，都在这本书里面有反映。不同的人，包括学派学说、先秦诸子百家，都或多或少地在《道德经》里面延伸出很多学派、哲学思想。
思想，具有体系的思想，是作家必备的先决条件。
思想的得来，离不开经历。
冯友兰是中国现当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著有《新理学》《新世训》《新事论》《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中国哲学简史》等哲学大作，享誉中外，被誉为“现代新儒家”。他的祖籍在河南南阳的唐河县。有一年，我到他的故里参观，展内有一个大皮箱。这个皮箱，陪伴了主人长达半个多世纪，是其女儿——著名作家宗璞在他去世后捐给故里的。当年，冯友兰在战火纷飞中，拎着这个皮箱离家逃亡，颠沛流离，始终抱着一颗忧国忧民的心。1946年5月，西南联大的使命结束，冯友兰为联大纪念碑撰写了气势磅礴的碑文。冯友兰自己也很看重此文，晚年回忆说：“文为余三十年前旧作。以今观之，此文有见识，有感情，有气势，有词藻，有音节，寓六朝之俪句于唐宋之古文。余中年为古典文，以此自期，此则其选也。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有蕴于中，故情文相生，不能自已。今日重读，感慨系之矣。”正是1937年至1946年间，是冯友兰学术生涯的关键十年，形成了他宏大的新理学体系。拥有这种大思想的人，多难的经历是他一笔财富，他罕有的著作和巨大的成就也是一笔财富。
现代安逸的生活容易使人养成懒惰的习惯，我们需要一种危机感。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面前，依然是一个矮子，依然没有话语权。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引领一个国家政治、文化、民族变迁的思想者。我们应该为自己从事的高尚事业感到自信，更要有文化自信。
20世纪初叶，五四运动时期，有那么一批作家，他们担当起挽救民族大业、唤起中华崛起的重任，怀抱大我，抛弃小我，这，绝对是引领一个民族向前走的动力。所以说，你写一篇散文，语言美、角度新、故事好，敢于剖析自己，我想还远远不够，关键看你的胸怀是不是高远。任何一部艺术表现形式的作品，文学是核，它，代表了人类的思想和求索。没有了文学，人就脱离了人群，就沦为工业化流水线上的一个产品，变成了一个没有特立独行的、没有感情的移动物体，一群快速走向集体性死亡的东西。我们这个时代，人心浮躁，膨脹发热，许多人都在一窝蜂跟风、模仿和盲目规模化，但是，越是这样的时候，荒无人烟、眼前白茫茫不长一根草的情况下，就越要求我们作家站出来，我希望我们是那一棵小草，那一棵小树，能引领着长成一片森林，一片草原出来。
引领，第一需要的是，你的人和你的作品，要有时代所需的独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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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创作中，与思想同样不可忽视的是语言，尤其是地域语言。
地域语言在散文创作中体现得非常明显，比如现代作家废名先生的语言，轻轻的叙述，淡淡的美，让我们时刻都能感受出一种清新隽秀来。他秉承了中国诗词之风，用字惜墨如金，清苦、古旧且艰涩，造句干净了得，以至于他小说、散文、诗歌里的句子像诗一样简练，不浪费一个字，诗意飘散，别于当时的旧时文风，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沈从文、汪曾祺、何其芳、卞之琳、刘庆邦等人的创作。“作品里不留一字废话”，宛如舒缓的小夜曲般迷人。在这里，不妨引用几行废名先生小说《桥》中《天井》一章片断：
“灯不要吹好了。”
小林也很知道感激，而且真心诚意的……史家奶奶一走开，实际上四壁是更显得明亮了一点，因为没有人遮了他的灯，他却一时间好像暗淡了好些。眼珠子一轮，随即就还了原，没有什么。这恐怕是这么的一个损失：史家奶奶的头发太白了，刚才灯底下站了那么久。
灯他吹熄了。或者他不喜欢灯照着睡，或者是，这样那边的灯光透在他的窗纸上亮。他晓得琴子同细竹都还没有睡。中间隔了一长方天井。白的窗纸，一个一个的方格子，仿佛他从来没有看过光线，小心翼翼。其实他看得画多，那些光线都填了生命。一点响动也没有，他听。刚才还听见她们唧唧咕咕的。这个静，真是静。那个天井的暗黑的一角长着苔藓，大概正在生长着。“你们干什么？”忽然若不平，答不出她们在那里干什么，明明地点着亮儿。不，简直没有答。说得更切当点，简直也不是问。
废名先生这种“恍惚感”，充盈在字字句句当中，很有现场的画面感，读者内心也便随着男主人公小林的心理活动变得忐忑不安。这里的每一个字，好像每一行绝句，都是有生命的，有各种各样的心理语言暗示的，有表情和动作的，一下子能刻在你的心底，这就是说，我们和小说男主人公一样，在感情上是共通的，都有着“简直没有答，简直也不是问”式的心理小挣扎，一个是情窦初开的少年，一个是不知不觉恋爱中的少女，嘿，这画面，有趣。
再比如，上海作家金宇澄的长篇传记文学《回望》，第二章叫《黎里·维德·黎里》，写了1937年4月，日寇入侵中国，他父亲和一大帮高中同学在杭州大营盘参加军训的间隙，去看望二姐的情景。语言生动，诙谐，还有一点点“鬼”。且看——
这次父亲来信说她到了杭州，我非常高兴。隔天照信上的地址找到艮山门，走进一个上海里弄式的房子，刚上了二楼，不料正与她迎面相遇。我热得脱下军帽扇风，她见一个光头对她傻笑，竟认不出我来，“倷（你）寻啥人？寻错人家了！”我叫声：“阿姐——”“啊呀——是弟弟哩，剃了个光头？从啥地方来呀？”见我这身打扮她大为惊讶，两人哈哈大笑。我摸光头说：“军训啊！”——我十八岁，她二十一岁……
二姐是为了服侍高龄的公公，特地带了女儿搬来杭州。她介绍我同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见了面，实际也不过六十岁左右的年纪而已，较显苍老。知道我在杭州军训他非常高兴，眯起老花眼从上到下对我打量一番，马上叫我姐姐：“‘代名词’，去买点心给弟弟吃。”说来好笑，据说姐姐初到夫家时，学生气未脱，有一回大发议论说，人的名字，不过是个代名词罢了，怎么取都可以。听者大噱，遂给她起了“代名词”的绰号。以后姐夫全家上下都叫二姐为“代名词”而不呼其名。 金宇澄的语言里，出现了“倷”、“哩”、“啊呀”、“代名词”四个词儿，其中，“倷”、“哩”、“啊呀”都是上海方言，读来有一种亲近感；“代名词”原来是二姐的绰号，包含了幽默，更增添了生动性、趣味性。类似的金句子，或是土语，在他的长篇小说《繁花》里被频频使用，比如“有事体”、“骚皮”、“赞货”、“花头花脑”、“姐妹淘、手帕交”、“塑料粒子”、“有情况”、“哇啦一叫”、“上海女人三字真经，作，嗲，精”、“女人皮肤要白，猪膘肉最有用”等等，人物的对话也非常精彩：“5室阿姨说，小珍越来越好看了。阿宝说，背心的尺寸，哪里弄来的。阿姨说，我的眼睛，就是一把尺。”这样一部新世纪以来最优秀的地域小说，毫无疑问得到文学界公认的好评，斩获了“茅盾文学奖”等一众奖项。可以说，得大奖和赢回读者好评一定是有原因的。
我觉得就是这种“趣”，中国传统散文里面的“趣”，我们在研究和创作散文的时候，不要丢掉它。传统散文里，闪烁着“趣”、“情”、“思”、“礼”这些元素，尤以“趣”，更是秉承了古代诗歌、古代戏剧、明清章回小说的美学特质，不同的时代气象、人文气度，使散文有生气、有表情、有玲珑之美。散文的出现，延长了诗歌的生命。散文的多元发展，催生了小说的出现。而今天的散文创作，不单单限于纸质媒体，更发展至网络自媒体，如手机微信、微博、博客、文学网站、论坛，多则几千字，少则三五十个字，从传统意义上的投稿、选稿、高门槛发表，到如今的无门槛发表，手指一动，鼠标一点，秒发！我担忧的是数量多了，质量差了，俗气多了，恶搞多了，无厘头多了，自虐多了，情怀没了，思想没了，趣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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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越写越短，不是越写越长的。古人讲短小精悍，以小见大，尺幅惊澜，微言大义，都指的是散文。如果一篇散文十几万字几十万字描写某一个事件的时候，想必有虚构，有水分。这个水分，就是远离作家真实情感的部分，是虚构多于真实的部分，读者一眼就能看出来，能看穿。
如果说小说作品虚构各种现实，可以编，散文不行。我读一个散文作品的时候，每每看到这些虚假的、脱离生活的内容，就感觉到不能接受，有时候我忍不住就给作者打电话，批评批评这个作者。我们在描写的时候，一要注意字数，注意小说或者散文的节奏，因为，字数最能控制一篇作品的叙事节奏。第二，散文里面的“小”体现在它的小品。这个“小品”，可不是春晚小品，而是明朝和清朝散文里的小品，“品”是一种品相、品位，而不是脸庞。既然是“品”，它和那个明朝的“士”一样，有一句话，叫“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它反映的是古人的一种情操，做人的一种底线。“品”也是散文作家的一个底线。
当代散文，我总感觉“品”的观念没有了，这种底线正在消失。
每一篇作品，就好像是你自己的一个天地，字数就是天和地的边界，就是舞台。比如说，1500字，800字，300字，甚至不足100字，你只能在这么大的舞台上演出。如此，才能反映出你散文创作方面的水平高下。举个简单例子，你写母亲，用800字写，别人用8万字写，都是同样效果，同样达到那种艺术感染力和思想高度，我想，大家可能更喜欢那个800字的文章。
我心中的好文章标准是什么呢？好文章的标准是：文章再长，读起来不觉得它长；再短，读起来不觉得它短。假如说你读一篇散文，读一页就感觉不想读了，说明它差得太远了，不是什么好文章。好文章还体现在它的真实，情感的真实。情感的真实，是我们很多人缺少、忽视的。如果你的情感是游离在外的话，你这个散文肯定是假里假气的、做作的，这样的散文是垃圾。我觉得，我们在写它的时候，一定要写你对当时的人和事、当时的场景、当时的情感、细微的心灵感应，所有感官的、触觉的、视觉的、气味的、气息的，就是要把这些呈现出来。
举个简单例子，当我们在散文里回忆母亲、父亲的时候，结尾一般都是“我”泪流满面；“我”的母亲死了多少年，忽然有一天，“我”做梦梦见她了，醒来的时候，泪水沾湿了枕头。或者是“我”要离开家的时候，母亲站在村口或者站在哪个拐角树下向“我”挥手……我觉得这种事或许有，但是不细致。但这样的镜头，这样的细节特写，毕竟不是人人看到的情景。但是，为什么我们都往一个路子上写去了呢？写俗了呢？因为挖掘不出新意，因为创作的角度不新颖，或者说你写的是一种你想象的场面，而不是你自己亲眼看到的场面，所以，只能写不好了。
朱自清先生的《背影》为什么写得那么好？因为，他写出了自己的父亲与众不同的一种细节：父亲跨过横栏，臃肿的背影有些丑陋，有些渺小——朱自清在“审丑”。他在化丑为美，丑陋的父亲形象代替了高大魁梧的父亲形象，一下，就跨越了很多很多同时代的这类题材的作家、这类作品。很多时候，我们都在习惯用一种场景，一种表述，一种句子。一定要跳出来。你比如说写一个人泪流满面的时候，你能不能记叙一下你眼泪产生的过程？描述一下你的眼泪如何淌出来的？或者寫出你的眼泪的温度，或者其他方面的。你如果在这个基础上，把过程放大镜头，慢慢展开、细化，那么，纵然是写很老旧、很熟悉的一个场景，你也会把它写得很有意思。我觉得在这点上，散文作家要比小说作家来得容易，因为散文的字数一般很少，篇幅很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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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文章，一定要让人看懂，让读者知道你。那么，别人就会知道你的思想。为什么说大雅即大俗呢？我就把这话反过来说，先俗，后雅，一定要把雅的问题向俗中去说。这个俗就是大众，向大众明白地去说。这个表述，我觉得才会更有意义。就像一棵树，它有主干，你把主干砍了，这棵树身上再长出很多的小树枝，那么，这棵树就不是我们看到的平常的一棵树了，就成不了材了。我觉得这就失去了物体的实用性。还有，就是我们的作品，语言的表述是不是成熟，标志有两点：第一就是语言要“朴实”。一开始，你的语言可能很洋气，用了很多华丽的辞藻，但是最后，你还要回到这种“朴实”上。这一点，在很多中国当代先锋作家身上表现得就很突出。为什么要讲究“朴实”？朴实的目的，是让人看懂，是对生活的观察和提炼，并不是俗气。另外，你的语言要有创造力，造句时要具有创新和唯一性。第二就是语言的亲和力。我们读一个自己喜欢的作家的作品，语言的亲和力要占百分之九十。也就是说他作品的语感，语感就像我们吃东西的口感。就如吃一道好菜，一口咬下去，丝丝入滑，你的第一句话出现的时候，我们一口咬下去，哇，好特别啊。那种很细微的感觉，很合你口味。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差异。 美国有一个女作家卡森·麦卡勒斯，一生饱受病痛折磨，十五岁时患风湿热，但被误诊和误治。之后，她经历了三次中风，那么多的疾病，严重摧残了她的身体，29岁瘫痪，她1967年9月29日在纽约去世，活了50岁。她五十年的生活是属于灰色调的，孤独，所以，她的作品多描写孤独的人，22岁完成《心是孤独的猎手》的创作。她写过《伤心咖啡馆之歌》，这是中篇小说，写了很多乡村畸形人，每一个人都是那种好像读起来让你自身有种在零下十几度的旷野当中，茫茫大雪当中，让你走不到头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一个事物，或者一个瞬间，某一种情节，需要我们关注，比如它细腻的，细小的，从来无法用言语表达的那种恍惚的朦胧的变化，美学特质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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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作家，无论你停笔多少年，但是你不要忘了两件事，一个是阅读，要读有思想的书，能给你带来营养的书。第二个是你的思考，不要停止思考。如果，一个作家老是停留在过去思维，没有了新思想，你就脱离整个创作的潮流了。
我们的散文创作，也像收获未知的爱情一样，充满了不确定性，很多变数、未知。很多事情，我们在思考它的时候，首先常常把自己主观臆想的判断强加给别人，这个是错误的。一个作品，呈现出来的东西如果让别人没有一点借鉴，或者没有超出别人的东西，为什么要发表你的文章？
我们为什么要阅读？
曹文轩先生说过：“检验一个民族是否成熟的一种标志，是该民族是否把阅读当作一种风气，一种风尚。”但是现在，我特别轻视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尤其我在北京坐地铁的时候，很多人，十个人有九个都在看手机，看短信，看笑话，玩游戏。然而，如果你是在法国，在德国，在意大利，你会发现很多人都在看书，他们在公园内、地铁里、街边长椅上、商店里，在每一个你可能看见的角落看书，读雨果的书，读莎士比亚的书，读托尔斯泰的书，读卡夫卡或者海明威的书。前一段，我还读到一篇文章，叫《穷人看电视，富人看书》，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精神品质的问题。
我们现在中国人的阅读，是平均每个人每年1.5本，而法国一个人一年是26本。从这个数量来说，中国人缺钙，缺的是文化的钙。
作为散文作家或者写作者，起码要阅读当下的文学期刊。尤其具有时代代表性的顶级杂志，或者选刊。假如不读，你肯定不知道别的作家们想什么，写什么，当下最优秀的作品是什么？比如说你想了解国外的翻译作品，国内主要有三本杂志：一本是《译林》杂志，一本是《海外文摘》杂志，一本是《世界文学》。如果细心的话，你会发现《海外文摘》2016年第6期里，发表过墨西哥诗人卡柔·布拉乔先生的诗歌作品，叫《微风》。诗人写道：
微风用它的指尖触摸
叶子柔软的背。它们闪烁
并且温柔地颤动
它们受到惊吓，向上抬起
一次，又一次地呼吸
叶子醒来了
它们随意地弹奏着风
如同盲人敏感的手指
摸索着辨识它的边缘
它起伏的外形，它的厚度
它们浮动着
这些流畅而无声的琴键
他让你感觉到世界转动，微风吹拂，树叶起舞，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叶子醒来了”，“如同盲人敏感的手指”，这一刻，非常美妙。我觉得这是多少年来读到的令我非常难忘的句子。许多作家，一篇散文或者一篇诗歌里面、小说里面，没有让人记得住的句子，我觉得这是失败的。重要的是，你要让人记住你心里无意识地流淌的思想的火花、流淌你的那种才情的火花。我们许多作家，手头的阅读很有限，自己写自己，写自己的经历。但是写到最后，自己的事情总有写尽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把眼光跳出自己的亲人，跳出自己的琐事？去写写他人，写写社会，写写这个国家。只有那样，我们的散文创作，才能体现出你的思想高度，灵魂之上的高度，跳出自己那种坐井观天的思維。这就是我们很多人写了一辈子也写不出来的原因。
为什么要阅读？阅读是给我们自己，给作者一个好处是：积累素材，能够引起自己一些其他方面的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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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与记录，是一个作家必不可少的功课。
写日记。把每天经历过的事，看到的人呀，物呀，把它写下来。你的口袋要时刻装着一支笔，几张纸，或者一个小的笔记本，你的许多灵感、思维、思想是随时随地产生的，不随时记下来就会遗忘。
这里，我以三个人为例。
第一个是作家高洪波。大概是2017年8月份吧，我跟着高洪波夫妇、巴根夫妇回他们通辽老家，发现高洪波先生每天写日记。白天，我们在沙漠草原上游览采风，自然少不了吃饭喝酒，加上蒙古人好客好酒，边喝边唱，直到深夜。那几天的活动都是晚上11点才结束。然而，他回到宾馆住处还坚持写日记，写到凌晨一两点。他时刻在积累素材。记得有一个细节，我们参观一个景点时，他问奈曼旗的布仁旗长，路边铺的地砖有哪些好处？为什么是彩色的？布仁旗长说，我们脚下的砖是我们当地的专利，是用沙子做的，环保，透水，漂亮，而且做成彩色的地砖，更像一件件艺术品，宛若草原上一望无际的野花般好看，全国仅此一例。草原上不缺沙子，如何让沙子变废为宝、造福人类是全世界的难题。沙子的吸水能力强，往下渗得也快，用沙子做地砖，让我们长了不少知识。也是那次奈曼之行，我认识了内蒙古的打瓜，打人的“打”，西瓜的“瓜”，外型长得比西瓜小，皮球那么大，分绿皮的、花皮的、老虎肚皮的、墨玉皮的四种，非常像西瓜，但主要吃它的瓜籽。一个打瓜里，籽特别多，能吃出一两碗。它的瓤儿呢，有点咸，有点发酸，口感不是那么好，怪怪的。但是，它含糖量最低，还能滋阴，好处有很多，但不壮阳。高洪波老师说，他的老家内蒙古开鲁县，是全国打瓜之乡，而在今天，打瓜也变成了草原人民的宝贝了。
第二个人，是著名作曲家王祖皆。他的代表作是歌剧《党的女儿》，歌曲《小草》，“没有花香，没有树高”的那首歌。前几年，我在北京拜访过这位老先生，他的口袋里就装一个录音机。他见了我，就兴奋地说：“今年流行两首歌，我给你放放，你听一听。”第一首是《时间都去哪儿了》，他先给我分析歌词，给我讲这首歌好在哪里，作曲好在哪里，歌词好在哪里。然后讲第二首歌《老阿姨》，原唱是韩磊，写了一个老阿姨做了好多好事，还说了它的故事背景。他说他到哪都拎个包，包里面的笔记本、录音机，随手就拿出来、随手就记。我觉得从他的身上，我学到了艺术家对生活的严谨态度，就像小蜜蜂采蜜的那种姿态。 第三个是著名作家刘庆邦。刘庆邦平时爱写笔记。比如说，他每天都会出去散步，散步看到的每个细节，他把它写下来。有一次，北京刚下过一场大雨，风刮得也很厉害，风和雨把树枝刮断了以后，雨又把它向下一沉，然后树叶子都掉在地上，他就写树枝和树叶的那种气味，烂清味。这种树叶是什么味儿呢？那种树叶是什么味儿？把它综合来写，让人感觉到空气是那么新鲜，大自然里充满了树叶的味道。如果描写的话，我们一般观察的是雨后空气如何清新，如何焕然一新，天如何蓝。但是，你能不能描述一下它蓝的程度，蓝的过程，你看到的蓝和别人看到的蓝有什么不同？往日的蓝又是怎么样？
我最近在读一本书，叫《救荒本草》。《救荒本草》是一本植物学的书，明永乐四年（1406年）刊刻于河南开封，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五个儿子朱 编写的。同朱 一个娘的哥哥，就是明成祖朱棣。朱 是皇室宗亲，洪武十一年（1378）封为周王，封地在河南的开封。他想的不是沾皇帝哥哥朱棣的光，而想的是老百姓，老百姓万一没有吃的怎么办？遇到了灾荒年怎么办？在中国古代，灾荒年比现在频繁，一年就可能遇到一两次，十年九灾的情况很普遍，比如说虫灾、旱灾、水灾，都会困扰着庄稼的收成。当然，古代没有农药，也没有化肥，遇到灾荒年的时候，老百姓可能就是颗粒不收，无米下锅了。怎么办呢？这个朱 啊，就产生一个很大胆的设想，就是让老百姓吃草来度过荒年。结果，他就在自己的王府边辟出一块田，种上从全国各地采集、挖掘出来的很多野草，观察植物们的生长过程，组织文人、画家定期到田里观察，描摹，归纳，然后把这些草一一画出来。而且把这些草的特性——长什么样、特点、气味写下来。他还让厨师们做成菜，做成饭，整天琢磨究竟怎么吃？怎么炒？有没有毒？他收集的工作有四五年……这就形成了当时明朝这本《救荒本草》，这本书记录了四百多种草。哪些草可以吃叶子，哪些草可以吃它的茎，哪些草可以吃它的根，哪些草根茎叶都可以吃。这些草的命名，大都是根据当地的方言土语，入乡随俗。比如说有一种小瓜，皮很薄，熟了发黄，籽发酸。我们当地一种像瓜类一样的藤蔓类植物，秋天结果，我们那里叫马炮，骑马的“马”，放炮的“炮”，夹杂在黄豆地里、芝麻地里。马炮半熟时，特别硬，发涩，很苦，好像嚼了一粒药丸似的；熟透时发黄，发软，吃起来特别酸，咽下去以后回甜，很有意思。结果，朱 给它起名叫马
他还录入一类草，叫茅芽根，它的嫩叶和根芽都可以食用，有止血、治胃病、辅助治疗传染性乙肝等病症的效果。当然，朱 看到它的第一个反应，还是“这种草能不能吃”，说：“本草名茅根，一名兰根，一名茹根，一名地菅，一名地筋，一名兼杜，又名白茅菅。其芽一名茅针。生楚地山谷，今田野处处有之。春初生苗，布地如针。夏生白花，茸茸然，至秋而枯。其根至洁白，亦甚甘美。根性寒，茅针性平，花性温，俱味甘、无毒。救饥：采嫩芽，剥取嫩穰食，甚益小儿。及取根咂食甜味。久服利人，服食此，可断谷。”而一句“可断谷”，即长期食用，茅根可以代替粮食，老百姓就不怕挨饿了，尤其可见朱 之大胸怀！我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及朱 这个人？提及《救荒本草》这部书呢？这样一个王，成书完全依靠自己的勤奋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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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到阅读与创作。
作家石黑一雄先生，是如何对待阅读的呢？他在演讲中谈到了自己的一次大病，昏睡了好几天，突然读到了那本书：
就在这时，我害了一场病毒感染，卧床休息了几日。等到我捱过了病痛的高峰期，不再整天昏昏欲睡了，我发现被褥中折磨了我好一阵子的那件沉甸甸的东西居然是一本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第一卷。就这样，我开卷读了起来。我当时依然发着烧，这或许也是一个推波助澜的因素，但总之，我被“序言”和“贡布雷”两部分完全迷住了。我读了一遍又一遍。除了这些章节本身纯粹的美感，我还为普鲁斯特从一个章节衔接到另一个章节的手法所倾倒。事件与场景的排列并不遵循通常的时间次序，也不遵循线性的情节发展。相反，发散的思绪联想，或是记忆的随性游走在章节与章节间推进着文字。有时，我发现自己在问这样的问题：这两个看似毫不相干的瞬间为何会在叙述者的头脑中并列出现？忽然间，我为我的下一部小说找到了一种激动人心、更加自由的创作方式——一种能够让丰富的色彩跃然纸上的创作方式，一种能够描绘出银幕无法捕捉的内心活动的创作方式。如果我也能够用叙述者的那种思维联想与记忆漂流在段落与段落间推进，我就能像一位抽象画家在画布上随心所欲地放置形状与色彩那样创作小说了。我能将两天前的一幕场景与20年前的另一幕场景并置，请读者去思考两者间的联系。我开始思考，每个人对于自我和过去的认知都是笼罩在自我欺骗与否认真相的层层迷雾之中的，而这样一种创作方式也许能够助我揭示这一层又一层的迷雾。
作者不知不觉地生了病，更严重的病，却不在他的肉体，而是他太多的忧虑心，当他找到了它们克服了它们，突破了写作的瓶颈，病就不再是病，好了一大半。作为一位久陷于困惑中、找不到前路的作家，沒有比这更令人欣喜若狂的了。看来，阅读还可以疗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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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创作，要保持自己的语言个性。这样，你的散文才能属于你自己，才能找到我们所需要的气度来。
〔特约责任编辑 王雪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