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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地位提升的标志是什么？拥有一份工作？不依赖男性独立生活？投身社会活动？那么，写作算不算呢？答案是肯定的。写作意味着一个女人开始独立地、系统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且，她希望全社会都能了解她的思想。
今年下半年以来，有两件事不约而同让女性写作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其一是在国内公映的根据同名文学经典改编的电影《小妇人》中，主人公、叛逆而独立的女作家乔最终坚持为自己的小说《小妇人》署上“马奇·乔”的真名。其二是英国“百利女性小说奖”赞助商即将出版“夺回她姓名”系列丛书，将隐瞒真实姓名几百年的女作家们的真实姓名呈现于读者眼前。
值得人们热议的，其实不是女性在写作中简单的署名问题，而是女作家是否需要化名为男性，来赢得更多评论家和读者的关注，以及由署名所牵发出的一系列问题：女作家为何要化名为男性？女性为何要写作？女性写作的价值何在？
伍尔夫（1882-1941）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隐隐批评了化身男性的女作家，“科勒·贝尔、乔治·艾略特、乔治·桑，无一不是她们内心冲突的牺牲品，这从她们的写作中可以看出来，她们徒劳地使用男子姓名掩饰自己。”然而，同是署名为男性，不同的女作家却有迥然不同的诉求。科勒·贝尔可能是一种掩饰，而乔治·艾略特和乔治·桑，则正是需要一种欲盖弥彰的效果。
对于乔治·桑（1804-1876）来说，她把自己这个中性的名字当成一种时尚符号。她大约已经忘记自己的性别，把男性笔名作为自己进入公共领域的身份标识。作为知识女性，她认为自己可以和男人一样强。她并非像伍尔夫说的那样，认为女人抛头露面是可耻的。相反，她把巴黎文坛折腾了一个底朝天。她喜欢着男性服装，热衷于出现在公共领域。在带着女儿前往巴黎之前，她是不幸婚姻的牺牲品，曾试图为了维持婚姻而牺牲自我。在她的自传中，她非常理性地解释自己婚姻不幸的原因：“我不能跟他一起生活下去，是因为我们在性格、思想观念上都存在根本性的分歧。”在没有情感交流的婚姻中，她开始创作小说《教母》。此时，写作对于她，是一种精神上的宣泄和救赎。
乔治·桑走上离经叛道的道路，与法国社会从16世纪以来沿袭的文化沙龙的传统密不可分。尤其到了18世纪，沙龙的平等氛围为女性参与公共生活提供了广阔空间，成为她们获取知识、提高修养的课堂，涌现出众多沙龙女主人。这一文化基础使得法国的妇女地位与英美有很大的不同。当然，乔治·桑的个性也和自己的母亲、父亲、祖母直接相关。她的母亲和外公都酷爱鸟类，她在自传中花了很大篇幅谈论鸟。对鸟儿的喜爱助长了她对自由生活的渴望。她的父亲曾在拿破仑的军队服役，4岁之前，乔治·桑由父亲带着在军营长大。那里的欢快气氛造就了她擅长社交、恣肆爽朗的男性气质。给她最大影响的女性，要数她的祖母，除去三年在修道院学习的时光，从4岁到20岁之前她一直跟随祖母生活。虽然祖母是贵族的后代，却对大革命持支持态度，她相信人人生而平等。祖母的宽广视野让乔治·桑看到了一个更高远的世界。祖父母的爱情也让乔治·桑一生都遵从自己的内心，爱得轰轰烈烈。她在巴黎文坛刚出道时，与情人于勒合作写书，用的是于勒·桑多这个笔名。当她独立出书时，出版商要求沿用这个颇有知名度的名字。她拒绝了，而启用了乔治·桑这个中性笔名。告别那个叫阿曼蒂娜·露西·奥洛尔·杜班的豆蔻少女；告别被人们称为杜德旺夫人的悲情少妇；告别仍然在精神上对男人有所依赖的于勒·桑多，一个刚强独立、拥有无限可能性的乔治·桑诞生了。这个笔名，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女人内心的成长。
→ 电影《小妇人》剧照
1832年，初到巴黎的乔治·桑发表了抒情小说《英迪亚娜》，它的恢弘气象让巴黎文坛对这位年轻女人绽开笑颜。虽然小说有她自己的影子，但是摆脱了自传体的窠臼，情节曲折，不仅反映两性关系，告诫女性关于生活和人性的复杂，也反映严肃的社会问题，将人物关系置于法国大革命的时代背景下，把时代脉搏和浪漫情怀融为一体。
大约比乔治·桑晚出生半个世纪的英国女学者弗农·李（1856-1935），原名维奥莱特·佩吉特，是一位在文史艺术方面早慧的天才少女。她在14岁之前，便用弗农·李这个中性笔名与恩师Jekin夫人通信，因为她觉得，“除了嘲笑之外，没有人会阅读一个女人写的艺术、历史和美学作品。”她14岁便在瑞士的报纸上发表关于历史的简述。1880年，她24岁时出版了专著《关于18世纪的意大利》。1884年，她发表了第一部小说《布朗小姐》，讽刺唯美主义和艺术中的“肉体派”，遭到主流批评家的攻击，朋友们也没有声援。到19世纪90年代后期，当她关注“心理美学”领域时，她与英国的文学主流更加格格不入。她和克莱门蒂娜·安斯特鲁瑟·汤姆森合作，探讨对艺术形式的感知与人的反应之间的关联，将“共鸣”这个概念介绍到英国的美学圈，打破了佩特的美学理论的垄断，促进了美学的“新科学”进入英国的美学传统。
弗农·李不仅涉猎诸多学科领域的研究，还是一位勇于发表见解、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她在“一战”前和“一战”中都大声疾呼，并创作了反战的戏剧《撒旦这个废物》。萧伯纳在剧评中认为，她是维多利亚时代具有国际主义情怀的知识分子，他说：“弗农·李是英国人中的英国人……我脱下礼帽向这位最高尚的英国人致敬。”除了研究美学，弗农·李还涉猎了语言和音乐研究，发表了《词语的处理》和《音乐和它的爱好者》。很可惜的是，弗农·李晚年和去世后，作品遭到低估，很多出版商拒绝出版她的著作。作为女知识分子，她遭遇了不被主流文化圈理解的悲哀。她的遭遇值得我们深思，究竟是她个性上的原因？还是作品本身的原因？抑或是主流文化圈的偏见，认为一个女人无法在众多领域都有所创见呢？
今年下半年以来，有两件事不约而同让女性写作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其一是在国内公映的根据同名文学经典改编的电影《小妇人》中，主人公、叛逆而独立的女作家乔最终坚持为自己的小说《小妇人》署上“马奇·乔”的真名。其二是英国“百利女性小说奖”赞助商即将出版“夺回她姓名”系列丛书，将隐瞒真实姓名几百年的女作家们的真实姓名呈现于读者眼前。
值得人们热议的，其实不是女性在写作中简单的署名问题，而是女作家是否需要化名为男性，来赢得更多评论家和读者的关注，以及由署名所牵发出的一系列问题：女作家为何要化名为男性？女性为何要写作？女性写作的价值何在？
同是署名為男性，不同的女作家有迥然不同的诉求。科勒·贝尔可能是一种掩饰，而乔治·艾略特和乔治·桑则需要一种欲盖弥彰
伍尔夫（1882-1941）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隐隐批评了化身男性的女作家，“科勒·贝尔、乔治·艾略特、乔治·桑，无一不是她们内心冲突的牺牲品，这从她们的写作中可以看出来，她们徒劳地使用男子姓名掩饰自己。”然而，同是署名为男性，不同的女作家却有迥然不同的诉求。科勒·贝尔可能是一种掩饰，而乔治·艾略特和乔治·桑，则正是需要一种欲盖弥彰的效果。
对于乔治·桑（1804-1876）来说，她把自己这个中性的名字当成一种时尚符号。她大约已经忘记自己的性别，把男性笔名作为自己进入公共领域的身份标识。作为知识女性，她认为自己可以和男人一样强。她并非像伍尔夫说的那样，认为女人抛头露面是可耻的。相反，她把巴黎文坛折腾了一个底朝天。她喜欢着男性服装，热衷于出现在公共领域。在带着女儿前往巴黎之前，她是不幸婚姻的牺牲品，曾试图为了维持婚姻而牺牲自我。在她的自传中，她非常理性地解释自己婚姻不幸的原因：“我不能跟他一起生活下去，是因为我们在性格、思想观念上都存在根本性的分歧。”在没有情感交流的婚姻中，她开始创作小说《教母》。此时，写作对于她，是一种精神上的宣泄和救赎。
乔治·桑走上离经叛道的道路，与法国社会从16世纪以来沿袭的文化沙龙的传统密不可分。尤其到了18世纪，沙龙的平等氛围为女性参与公共生活提供了广阔空间，成为她们获取知识、提高修养的课堂，涌现出众多沙龙女主人。这一文化基础使得法国的妇女地位与英美有很大的不同。当然，乔治·桑的个性也和自己的母亲、父亲、祖母直接相关。她的母亲和外公都酷爱鸟类，她在自传中花了很大篇幅谈论鸟。对鸟儿的喜爱助长了她对自由生活的渴望。她的父亲曾在拿破仑的军队服役，4岁之前，乔治·桑由父亲带着在军营长大。那里的欢快气氛造就了她擅长社交、恣肆爽朗的男性气质。给她最大影响的女性，要数她的祖母，除去三年在修道院学习的时光，从4岁到20岁之前她一直跟随祖母生活。虽然祖母是贵族的后代，却对大革命持支持态度，她相信人人生而平等。祖母的宽广视野让乔治·桑看到了一个更高远的世界。祖父母的爱情也让乔治·桑一生都遵从自己的内心，爱得轰轰烈烈。她在巴黎文坛刚出道时，与情人于勒合作写书，用的是于勒·桑多这个笔名。当她独立出书时，出版商要求沿用这个颇有知名度的名字。她拒绝了，而启用了乔治·桑这个中性笔名。告别那个叫阿曼蒂娜·露西·奥洛尔·杜班的豆蔻少女；告别被人们称为杜德旺夫人的悲情少妇；告别仍然在精神上对男人有所依赖的于勒·桑多，一个刚强独立、拥有无限可能性的乔治·桑诞生了。这个笔名，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女人内心的成长。
1832年，初到巴黎的乔治·桑发表了抒情小说《英迪亚娜》，它的恢弘气象让巴黎文坛对这位年轻女人绽开笑颜。虽然小说有她自己的影子，但是摆脱了自传体的窠臼，情节曲折，不仅反映两性关系，告诫女性关于生活和人性的复杂，也反映严肃的社会问题，将人物关系置于法国大革命的时代背景下，把时代脉搏和浪漫情怀融为一体。
大约比乔治·桑晚出生半个世纪的英国女学者弗农·李（1856-1935），原名维奥莱特·佩吉特，是一位在文史艺术方面早慧的天才少女。她在14岁之前，便用弗农·李这个中性笔名与恩师Jekin夫人通信，因为她觉得，“除了嘲笑之外，没有人会阅读一个女人写的艺术、历史和美学作品。”她14岁便在瑞士的报纸上发表关于历史的简述。1880年，她24岁时出版了专著《关于18世纪的意大利》。1884年，她发表了第一部小说《布朗小姐》，讽刺唯美主义和艺术中的“肉体派”，遭到主流批评家的攻击，朋友们也没有声援。到19世纪90年代后期，当她关注“心理美学”领域时，她与英国的文学主流更加格格不入。她和克莱门蒂娜·安斯特鲁瑟·汤姆森合作，探讨对艺术形式的感知与人的反应之间的关联，将“共鸣”这个概念介绍到英国的美学圈，打破了佩特的美学理论的垄断，促进了美学的“新科学”进入英国的美学传统。
弗农·李不仅涉猎诸多学科领域的研究，还是一位勇于发表见解、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她在“一战”前和“一战”中都大声疾呼，并创作了反战的戏剧《撒旦这个废物》。萧伯纳在剧评中认为，她是维多利亚时代具有国际主义情怀的知识分子，他说：“弗农·李是英国人中的英国人……我脱下礼帽向这位最高尚的英国人致敬。”除了研究美学，弗农·李还涉猎了语言和音乐研究，发表了《词语的处理》和《音乐和它的爱好者》。很可惜的是，弗农·李晚年和去世后，作品遭到低估，很多出版商拒绝出版她的著作。作为女知识分子，她遭遇了不被主流文化圈理解的悲哀。她的遭遇值得我们深思，究竟是她个性上的原因？还是作品本身的原因？抑或是主流文化圈的偏见，认为一个女人无法在众多领域都有所创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