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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东亚以中国为中心的汉字文化圈中一个主要成员国，汉字一直在日本文字中发挥着假名文字所难以取代的作用。那么，汉字是何时、由何人传人日本的?关于这个问题，迄今为止。学界各家见仁见智，莫衷一是。
有学者认为，汉字至晚在公元前五世纪前，即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已经东传日本。其主要依据是：日本庆应二(公元1866)年。人们在日本北海道小樽市的手宫公园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些古人留下的石刻。明治十一(公元1878)年，当时受聘于明治日本政府的英籍教师约翰?米伦对这些古代石刻进行了考证，他认为这些石刻与北海道地区流传下来的古代文字类似。但更接近于中国古代文字。后来，日本学者朝支文裕又对这些石刻进行了进一步考证。朝支文裕认为这些石刻就是古汉字，并且他还将这些石刻解读为：“方舟，未，至，旅，帝人，变，血。”据他考证，“方舟”两字连写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始见于东周时代的石鼓文。所以，他据此断定这些石刻的刻制时间当在中国历史上的春秋以前，而根据他对石刻内容的解读，他进一步指出这些石刻是当时前往北海道的中国船员留下的。
朝支文裕的观点得到了学术界一部分学者的赞同。其中有的学者还进一步论证说，中国古籍《山海经》中所记载的“毛人国”或称“毛人之国”就是指今天日本的北海道地区。由此可见，早在《山海经》成书以前，中国人就已经知道北海道。由此推论。说春秋时代以前中国人已经到过今天日本的北海道当是可信的。所以，手工石刻的发现证明，早在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以前，汉字便由前往北海道地区的中国船员传入日本。
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关于手宫石刻的内容，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有的学者认为，手宫石刻是岩画而不是文字。因此，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朝支文裕的上述考证不能成立。另外，尽管有的学者也认为手宫石刻的内容是一种文字。但是，他们认为这些文字根本不是古汉字，而是突厥文。所以，这些学者认为将手宫石刻看作是汉字始传日本的标志不妥。他们认为，汉字是在中国的西汉时期东传日本的。这些学者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根据是《汉书·地理志》有如下记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岁时以献来见。”因此，这些学者认为。既然倭人经常派人出使汉朝，双方必然要相互交换国书。毫无疑问，随着国书的相互交换，汉字也就随之东传日本。《汉书·倭传》的如下记载似乎也印证了学者的上述推测：“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持上述观点的学者认为，这则史料证明，倭奴国使节不仅能使用汉语，而且通晓汉朝礼节。由此可知，倭奴国的使节已经通晓并能使用汉字了。
不过，有学者对这种观点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上引《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比较笼统，并且同书也没有关于双方相互往来的国书的记载。因此，根据上引记载断定汉字在西汉时期已经东传日本也不合适。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与其说汉字是西汉时期东传日本的。还不如说汉字是东汉时期传人日本的。这种观点提出的主要依据是：《后汉书》记载，中国东汉王朝成立后不久。位于日本博多湾沿岸的倭奴国便遣使对东汉王朝的成立表示祝贺，来使受到了东汉光武帝刘秀的赞赏，并被光武帝授予金印紫绶。公元1784年2月23日，日本福冈县志贺岛发现了“汉委奴国王”金印，从而证实了《后汉书》的上述记载。既然如此，可以肯定地说汉字最晚在东汉时期随着“汉委奴国王”印而东传日本。
也有学者认为，文字的传播与一般物质文化的传播不同，如果人们不能够熟练掌握并运用这种文字就不能说这种文字已经传人这一地区。而他们认为，当“汉委奴国王”金印传人倭奴国时，倭奴国的人们还不能正确地认知和使用汉字，所以还不能说“汉委奴国王”金印东传倭奴国就标志着汉字已经东传日本。
另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汉字是公元五世纪初通过位于朝鲜半岛的古代国家百济传人日本的。其根据如下：据成书于公元712年的日本第一部史书《古事记》记载：“品陀和乞命(应神天皇——引者注)在轻岛的明宫治理天下。……百济王照古王遣阿知吉师献牡马一匹、牝马一匹。……天皇又命百济国贡献贤人。于是，百济国又派遣和迩吉师献《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另据《日本书纪》记载：“(应神天皇)十五年秋，八月壬戌朔卯，百济王遣阿直岐贡良马二匹。……阿直岐亦能读经典，即太子菟道稚郎子师焉。于是，天皇问阿直岐曰：‘如胜汝博士亦有耶?’对曰：‘有王仁者是秀也。’……乃征王仁也。十六年春二月，王仁来之，则太子菟道稚郎子师之。习诸典籍于王仁，莫不通达。”
学术界一般认为，上述两则史料记载的是同一件事，即日本应神天皇十六年，儒学典籍《论语》、《千字文》经古朝鲜半岛百济儒生之手传入日本，此为史籍所见汉字传入日本之最早记载。故一般认为此即为汉字始传日本之标志。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还进一步论证说，汉字传入日本后不久，即对日本政治产生了显著影响：据《日本书纪》记载，应神天皇死前，曾遗言由太子菟道稚郎子继承王位。然而，应神天皇死后菟道稚郎子却以其同父异母兄大鹪鹩年长且仁孝之名闻于天下为由，让位与大鹪鹩。而大鹪鹩则以父命难违为由，固辞不就。结果，两人相互推让达三年之久，最后菟道稚郎子竟以自杀来表示自己的诚意。值得重视的是。双方在推让时的表白。菟道稚郎子说：“夫君天下以治万民者，盖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欢心，以使百心，百姓欣然，天下安矣。今我也弟之，且文献不足，何敢嗣位登天业乎。大王者风姿岐嶷，仁孝远聆，以齿且长，足为天下之君。……仆之不佞，不足以称，夫昆上季下，圣君而愚臣，古之常典焉。”而大鹪鹩则说：“先皇谓：皇位者一日之不可空。故预选明德，立王为贰，祚之以嗣，授之以民，崇其宠章，令闻于国。我虽不贤，岂弃先帝之命，辄从弟王之愿乎?”大鹪鹩还说：“其天之立君，是为百姓，然则君以百姓为本。是以古圣王者，一人饥寒顾之责身。今百姓贫之，则朕贫之；百姓富之，则朕富之。未之有百姓富之君贫矣。”据此，这些学者认为这种崇尚德治的民本思想显然属于儒学范畴，如双方不理解汉字是不可能有此思想的。
但是，有学者指出上引《日本书记》的记载有误。因为据考证，《千字文》乃中国南梁武帝年间(公元502—549年)，南梁人周兴嗣所著，而日本的应神天皇时代至少要早于中国南梁建立一个多世纪，相当于公元五世纪初。由此可知，王仁东渡日本时是不可能持有100多年后才问世的《千字文》一书的。由此可以断定，所谓汉字自公元五世纪初传人日本的观点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汉字究竟何时、由何人东传日本，学术界尚无定论。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有如下几点：第一，研究资料不够充分，无论是基本可信的文献资料还是地下挖掘的考古资料均十分缺乏，有待进一步挖掘整理。第二。解读研究资料的理念和方法存在明显的差异。第三，对汉字东传日本确切涵义的定义不同。如有的学者认定汉字传人日本的标志是文字的传人，而有的学者则认为，仅仅是文字的传人还不够。要认定汉字传入日本同时还需认定日本人已经能够使用汉字。如果上述问题得不到解决，有关汉字何时、由何人东传日本这个问题只能是个不解之谜。
有学者认为，汉字至晚在公元前五世纪前，即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已经东传日本。其主要依据是：日本庆应二(公元1866)年。人们在日本北海道小樽市的手宫公园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些古人留下的石刻。明治十一(公元1878)年，当时受聘于明治日本政府的英籍教师约翰?米伦对这些古代石刻进行了考证，他认为这些石刻与北海道地区流传下来的古代文字类似。但更接近于中国古代文字。后来，日本学者朝支文裕又对这些石刻进行了进一步考证。朝支文裕认为这些石刻就是古汉字，并且他还将这些石刻解读为：“方舟，未，至，旅，帝人，变，血。”据他考证，“方舟”两字连写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始见于东周时代的石鼓文。所以，他据此断定这些石刻的刻制时间当在中国历史上的春秋以前，而根据他对石刻内容的解读，他进一步指出这些石刻是当时前往北海道的中国船员留下的。
朝支文裕的观点得到了学术界一部分学者的赞同。其中有的学者还进一步论证说，中国古籍《山海经》中所记载的“毛人国”或称“毛人之国”就是指今天日本的北海道地区。由此可见，早在《山海经》成书以前，中国人就已经知道北海道。由此推论。说春秋时代以前中国人已经到过今天日本的北海道当是可信的。所以，手工石刻的发现证明，早在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以前，汉字便由前往北海道地区的中国船员传入日本。
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关于手宫石刻的内容，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有的学者认为，手宫石刻是岩画而不是文字。因此，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朝支文裕的上述考证不能成立。另外，尽管有的学者也认为手宫石刻的内容是一种文字。但是，他们认为这些文字根本不是古汉字，而是突厥文。所以，这些学者认为将手宫石刻看作是汉字始传日本的标志不妥。他们认为，汉字是在中国的西汉时期东传日本的。这些学者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根据是《汉书·地理志》有如下记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岁时以献来见。”因此，这些学者认为。既然倭人经常派人出使汉朝，双方必然要相互交换国书。毫无疑问，随着国书的相互交换，汉字也就随之东传日本。《汉书·倭传》的如下记载似乎也印证了学者的上述推测：“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持上述观点的学者认为，这则史料证明，倭奴国使节不仅能使用汉语，而且通晓汉朝礼节。由此可知，倭奴国的使节已经通晓并能使用汉字了。
不过，有学者对这种观点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上引《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比较笼统，并且同书也没有关于双方相互往来的国书的记载。因此，根据上引记载断定汉字在西汉时期已经东传日本也不合适。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与其说汉字是西汉时期东传日本的。还不如说汉字是东汉时期传人日本的。这种观点提出的主要依据是：《后汉书》记载，中国东汉王朝成立后不久。位于日本博多湾沿岸的倭奴国便遣使对东汉王朝的成立表示祝贺，来使受到了东汉光武帝刘秀的赞赏，并被光武帝授予金印紫绶。公元1784年2月23日，日本福冈县志贺岛发现了“汉委奴国王”金印，从而证实了《后汉书》的上述记载。既然如此，可以肯定地说汉字最晚在东汉时期随着“汉委奴国王”印而东传日本。
也有学者认为，文字的传播与一般物质文化的传播不同，如果人们不能够熟练掌握并运用这种文字就不能说这种文字已经传人这一地区。而他们认为，当“汉委奴国王”金印传人倭奴国时，倭奴国的人们还不能正确地认知和使用汉字，所以还不能说“汉委奴国王”金印东传倭奴国就标志着汉字已经东传日本。
另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汉字是公元五世纪初通过位于朝鲜半岛的古代国家百济传人日本的。其根据如下：据成书于公元712年的日本第一部史书《古事记》记载：“品陀和乞命(应神天皇——引者注)在轻岛的明宫治理天下。……百济王照古王遣阿知吉师献牡马一匹、牝马一匹。……天皇又命百济国贡献贤人。于是，百济国又派遣和迩吉师献《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另据《日本书纪》记载：“(应神天皇)十五年秋，八月壬戌朔卯，百济王遣阿直岐贡良马二匹。……阿直岐亦能读经典，即太子菟道稚郎子师焉。于是，天皇问阿直岐曰：‘如胜汝博士亦有耶?’对曰：‘有王仁者是秀也。’……乃征王仁也。十六年春二月，王仁来之，则太子菟道稚郎子师之。习诸典籍于王仁，莫不通达。”
学术界一般认为，上述两则史料记载的是同一件事，即日本应神天皇十六年，儒学典籍《论语》、《千字文》经古朝鲜半岛百济儒生之手传入日本，此为史籍所见汉字传入日本之最早记载。故一般认为此即为汉字始传日本之标志。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还进一步论证说，汉字传入日本后不久，即对日本政治产生了显著影响：据《日本书纪》记载，应神天皇死前，曾遗言由太子菟道稚郎子继承王位。然而，应神天皇死后菟道稚郎子却以其同父异母兄大鹪鹩年长且仁孝之名闻于天下为由，让位与大鹪鹩。而大鹪鹩则以父命难违为由，固辞不就。结果，两人相互推让达三年之久，最后菟道稚郎子竟以自杀来表示自己的诚意。值得重视的是。双方在推让时的表白。菟道稚郎子说：“夫君天下以治万民者，盖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欢心，以使百心，百姓欣然，天下安矣。今我也弟之，且文献不足，何敢嗣位登天业乎。大王者风姿岐嶷，仁孝远聆，以齿且长，足为天下之君。……仆之不佞，不足以称，夫昆上季下，圣君而愚臣，古之常典焉。”而大鹪鹩则说：“先皇谓：皇位者一日之不可空。故预选明德，立王为贰，祚之以嗣，授之以民，崇其宠章，令闻于国。我虽不贤，岂弃先帝之命，辄从弟王之愿乎?”大鹪鹩还说：“其天之立君，是为百姓，然则君以百姓为本。是以古圣王者，一人饥寒顾之责身。今百姓贫之，则朕贫之；百姓富之，则朕富之。未之有百姓富之君贫矣。”据此，这些学者认为这种崇尚德治的民本思想显然属于儒学范畴，如双方不理解汉字是不可能有此思想的。
但是，有学者指出上引《日本书记》的记载有误。因为据考证，《千字文》乃中国南梁武帝年间(公元502—549年)，南梁人周兴嗣所著，而日本的应神天皇时代至少要早于中国南梁建立一个多世纪，相当于公元五世纪初。由此可知，王仁东渡日本时是不可能持有100多年后才问世的《千字文》一书的。由此可以断定，所谓汉字自公元五世纪初传人日本的观点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汉字究竟何时、由何人东传日本，学术界尚无定论。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有如下几点：第一，研究资料不够充分，无论是基本可信的文献资料还是地下挖掘的考古资料均十分缺乏，有待进一步挖掘整理。第二。解读研究资料的理念和方法存在明显的差异。第三，对汉字东传日本确切涵义的定义不同。如有的学者认定汉字传人日本的标志是文字的传人，而有的学者则认为，仅仅是文字的传人还不够。要认定汉字传入日本同时还需认定日本人已经能够使用汉字。如果上述问题得不到解决，有关汉字何时、由何人东传日本这个问题只能是个不解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