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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从认知的角度去看，《庄子·秋水篇》中的这段诘辩，透露出一个重要的哲学和心理学问题：人是否能够感受和理解其他生命体的心智状态？换言之，我们是否能读懂他人的“心灵”？
孔子相信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并暗示出完成这种任务的途径。《论语·卫灵公》载：“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孔子眼里，从自我出发可推断出他人的情绪和意向，进而指导我们的行为。
今天的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仍然关注着庄子提出的问题。他们发现，孔子提出的解决方法不失有效，尽管体察、理解他人的过程有更多的细节，比孔子设想的复杂许多。
体察和理解他人的两种能力
按照Singer的分析，研究者把体察、理解他人的能力分为两类：一是理解他人意向、信念或欲望的能力；二是体验他人感受的能力。前者有多种称呼，如认知换位思考、同理、“读心”、内心化等；后者常被称为同感。
基于哲学家Dennett严密的逻辑分析，Wimmer和Perner设计出“错误信念检验”（False-belief test）的经典实验范式，来检验幼儿是否拥有认知换位思考的能力。实验情境是：小男孩Maxi把巧克力放在蓝色盒子里后，离开了屋子。这时，妈妈进了屋子，把巧克力挪到了绿色盒子里。问题是：当Maxi回到屋里，他会在哪里寻找巧克力？若儿童被试指出Maxi会在蓝色盒子里寻找巧克力，便说明他们“读懂”了Maxi的想法。后续实验表明，90%的4岁幼儿能够给出正确的回答；6岁之后，回答正确率达到100%。这说明，推测他人信念的能力在个体生命的早期就已出现。
与认知换位思考能力不同，同感能力可能在不经推理的条件下显现。行为学者早就发现，婴儿在观察到其他婴儿啼哭后，也会开始啼哭，表现出某种分享同类情绪的倾向。成人在看到他人痛苦时，也会产生情绪乃至身体上的负面感受，并可能产生帮助他人的意愿。体察、理解他人的内心状态使人际互动成为可能，因而是社会得以形成的基础。
认知换位思考的神经基质与机制
SCN研究已初步发现了这两种能力的神经基质。在同感过程中，前脑岛（anterior insula，AI）、前扣带回（anterior cingulated cortex，ACC）、次级体感皮层（secondary somatosensory cortex，SII）是特别活跃的脑区；而试图理解他人的意向和信念，即做认知换位思考时，内侧前额叶（medial prefrontal cortex，mPFC）、颞极（temporal poles，TP）、颞上沟（superior temporal sulcus，STS）、颞顶联合区（temporo-parietal junction，TPJ）等区域活动强烈（见图1）。脑区的功能研究显示，内侧前额叶能够表征与现实分离后的心智状态，颞上沟处理他人的动作与其可能目的之间的因果关系，而颞极的功能之一是用自己以往有过的经验来“模拟”他人的经验。
内侧前额叶的作用特别引人注意。Gallagher和McCabe等研究小组使用博弈游戏，来观察人们如何推测对手（人或电脑）的心理状态。结果发现，当对手为人时，内侧前额叶的活动更为显著，说明该脑区在推测人类想法、意图和信念时具有重要作用。不久前，Michell等人的一项研究显示，在推测他人心理状态时，如果相信对方与自己类似（外貌或政治态度等），内侧前额叶的腹部更加活跃；若相信对方与自己不同，该脑区的背部更加活跃。研究者猜想，在理解我群或他群成员时，我们可能无意识地使用了两种不同的策略。
同感的神经基质与机制
使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fMRI）的一系列研究表明，本人经历某些刺激（如疼痛、厌恶、触摸）与观察到他人受到相同刺激时的脑区活动出现相当程度的重叠，表明自我与他人能够“分享”类似的情绪状态。就大多数负面刺激（如疼痛）而言，体验他人情绪的脑区主要涉及双侧前脑岛、前喙扣带皮层、脑干和小脑，其中，脑岛、扣带皮层等脑区在同感过程中的活跃程度特别重要（见图1）。基于此，研究者提出同感是同感者与他人“分享同一神经网络”的假说，以解释同感发生的神经机制。
近年来，研究者开始重视认知评估或认知控制在同感过程中的功能，重视经历、意图、理念等因素对于同感的推动或抑制作用。Mathur等人发现，相对于其他种族成员，同种族成员经受疼痛更能激发个体脑岛和扣带回的活动，这说明族群认同会对同感反应产生调节作用。使用脑电测量技术的实验研究显示，注意与不注意他人疼痛两种条件，在早期相关电位中未显示出差别，但在晚期则差别显著。这说明，早期脑活动或许与自动启动的“分享的神经网络”有关，而晚期活动则体现了意图（注意力）差别对脑活动的影响。整体上，该研究和多个相关研究均直接或间接表明，在同感过程中，自动化、无意识控制的情绪反应可能率先发生（无论其强度是否达到被意识到的阈值），认知控制尾随其后。
同理与同感的整合模型
同理（或认知换位思考）和同感是人类体察、理解他人的基本能力，因此对于人类间的互动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一般而言，认知换位思考需要使用推理，更为“理性”；同感伴随情绪反应，更为“本能”。不过，近年来的SCN研究不断发现理性与情感在思维与决策过程中存在交互作用。如B. V llm等人发现，在同理和同感两种条件下，内侧前额叶、颞极和颞顶联合区均有激活，但在同理过程中，眶额叶、额中回、楔片和颞上回等区域活动格外显著，而在同情过程中，与情绪相关的扣带回和杏仁核的活动则非常显著。这似乎说明，同理和同感均涉及对他人心之状态的推演，唯“同感反应还额外使用了涉及情绪加工的神经网络”。
借助行为经济学的思路，Singer试图整合同理与同感研究的成果，设想同理过程的推动力以对他人行为的看法为主，但参考对他人情感状态（偏好）的体验；同感过程的推动力以体验他人的情感状态（偏好）为主，但参考对他人行为的评估，并受到这种评估的调节，最终，通过本人偏好和对他人偏好体察的互动，产生行为决策（如帮助或不帮助他人，采取友好或敌意行动等）（见图2）。在该模型中，同理与同感过程均涉及对他人行为和偏好的考虑，但同感与对他人偏好的看法距离更近，同理与对他人行为的看法距离更近，而且在决策过程中，同感者个人偏好与他人偏好发生互动。整体上，情感在同感过程中有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无论是通过认知换位思考，还是通过同感反应体验他人的情绪；无论是通过颞极，用自己以往有过的经验来“模拟”他人的经验，还是通过脑岛、前扣带回来体验他人的情绪，孔子正确地认识到推己及人的可能性，朱熹甚至相信“推己及物”也是可能的。不过，在体察、理解他人的心理状态之后，如何对待他人则是另外一件事。如此，“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便不是同理或同感能力所独自能带来的行为。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认知与决策实验室；北京工业大学国际网络智能研究院/卡内基-梅隆大学心理学系；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
孔子相信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并暗示出完成这种任务的途径。《论语·卫灵公》载：“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孔子眼里，从自我出发可推断出他人的情绪和意向，进而指导我们的行为。
今天的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仍然关注着庄子提出的问题。他们发现，孔子提出的解决方法不失有效，尽管体察、理解他人的过程有更多的细节，比孔子设想的复杂许多。
体察和理解他人的两种能力
按照Singer的分析，研究者把体察、理解他人的能力分为两类：一是理解他人意向、信念或欲望的能力；二是体验他人感受的能力。前者有多种称呼，如认知换位思考、同理、“读心”、内心化等；后者常被称为同感。
基于哲学家Dennett严密的逻辑分析，Wimmer和Perner设计出“错误信念检验”（False-belief test）的经典实验范式，来检验幼儿是否拥有认知换位思考的能力。实验情境是：小男孩Maxi把巧克力放在蓝色盒子里后，离开了屋子。这时，妈妈进了屋子，把巧克力挪到了绿色盒子里。问题是：当Maxi回到屋里，他会在哪里寻找巧克力？若儿童被试指出Maxi会在蓝色盒子里寻找巧克力，便说明他们“读懂”了Maxi的想法。后续实验表明，90%的4岁幼儿能够给出正确的回答；6岁之后，回答正确率达到100%。这说明，推测他人信念的能力在个体生命的早期就已出现。
与认知换位思考能力不同，同感能力可能在不经推理的条件下显现。行为学者早就发现，婴儿在观察到其他婴儿啼哭后，也会开始啼哭，表现出某种分享同类情绪的倾向。成人在看到他人痛苦时，也会产生情绪乃至身体上的负面感受，并可能产生帮助他人的意愿。体察、理解他人的内心状态使人际互动成为可能，因而是社会得以形成的基础。
认知换位思考的神经基质与机制
SCN研究已初步发现了这两种能力的神经基质。在同感过程中，前脑岛（anterior insula，AI）、前扣带回（anterior cingulated cortex，ACC）、次级体感皮层（secondary somatosensory cortex，SII）是特别活跃的脑区；而试图理解他人的意向和信念，即做认知换位思考时，内侧前额叶（medial prefrontal cortex，mPFC）、颞极（temporal poles，TP）、颞上沟（superior temporal sulcus，STS）、颞顶联合区（temporo-parietal junction，TPJ）等区域活动强烈（见图1）。脑区的功能研究显示，内侧前额叶能够表征与现实分离后的心智状态，颞上沟处理他人的动作与其可能目的之间的因果关系，而颞极的功能之一是用自己以往有过的经验来“模拟”他人的经验。
内侧前额叶的作用特别引人注意。Gallagher和McCabe等研究小组使用博弈游戏，来观察人们如何推测对手（人或电脑）的心理状态。结果发现，当对手为人时，内侧前额叶的活动更为显著，说明该脑区在推测人类想法、意图和信念时具有重要作用。不久前，Michell等人的一项研究显示，在推测他人心理状态时，如果相信对方与自己类似（外貌或政治态度等），内侧前额叶的腹部更加活跃；若相信对方与自己不同，该脑区的背部更加活跃。研究者猜想，在理解我群或他群成员时，我们可能无意识地使用了两种不同的策略。
同感的神经基质与机制
使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fMRI）的一系列研究表明，本人经历某些刺激（如疼痛、厌恶、触摸）与观察到他人受到相同刺激时的脑区活动出现相当程度的重叠，表明自我与他人能够“分享”类似的情绪状态。就大多数负面刺激（如疼痛）而言，体验他人情绪的脑区主要涉及双侧前脑岛、前喙扣带皮层、脑干和小脑，其中，脑岛、扣带皮层等脑区在同感过程中的活跃程度特别重要（见图1）。基于此，研究者提出同感是同感者与他人“分享同一神经网络”的假说，以解释同感发生的神经机制。
近年来，研究者开始重视认知评估或认知控制在同感过程中的功能，重视经历、意图、理念等因素对于同感的推动或抑制作用。Mathur等人发现，相对于其他种族成员，同种族成员经受疼痛更能激发个体脑岛和扣带回的活动，这说明族群认同会对同感反应产生调节作用。使用脑电测量技术的实验研究显示，注意与不注意他人疼痛两种条件，在早期相关电位中未显示出差别，但在晚期则差别显著。这说明，早期脑活动或许与自动启动的“分享的神经网络”有关，而晚期活动则体现了意图（注意力）差别对脑活动的影响。整体上，该研究和多个相关研究均直接或间接表明，在同感过程中，自动化、无意识控制的情绪反应可能率先发生（无论其强度是否达到被意识到的阈值），认知控制尾随其后。
同理与同感的整合模型
同理（或认知换位思考）和同感是人类体察、理解他人的基本能力，因此对于人类间的互动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一般而言，认知换位思考需要使用推理，更为“理性”；同感伴随情绪反应，更为“本能”。不过，近年来的SCN研究不断发现理性与情感在思维与决策过程中存在交互作用。如B. V llm等人发现，在同理和同感两种条件下，内侧前额叶、颞极和颞顶联合区均有激活，但在同理过程中，眶额叶、额中回、楔片和颞上回等区域活动格外显著，而在同情过程中，与情绪相关的扣带回和杏仁核的活动则非常显著。这似乎说明，同理和同感均涉及对他人心之状态的推演，唯“同感反应还额外使用了涉及情绪加工的神经网络”。
借助行为经济学的思路，Singer试图整合同理与同感研究的成果，设想同理过程的推动力以对他人行为的看法为主，但参考对他人情感状态（偏好）的体验；同感过程的推动力以体验他人的情感状态（偏好）为主，但参考对他人行为的评估，并受到这种评估的调节，最终，通过本人偏好和对他人偏好体察的互动，产生行为决策（如帮助或不帮助他人，采取友好或敌意行动等）（见图2）。在该模型中，同理与同感过程均涉及对他人行为和偏好的考虑，但同感与对他人偏好的看法距离更近，同理与对他人行为的看法距离更近，而且在决策过程中，同感者个人偏好与他人偏好发生互动。整体上，情感在同感过程中有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无论是通过认知换位思考，还是通过同感反应体验他人的情绪；无论是通过颞极，用自己以往有过的经验来“模拟”他人的经验，还是通过脑岛、前扣带回来体验他人的情绪，孔子正确地认识到推己及人的可能性，朱熹甚至相信“推己及物”也是可能的。不过，在体察、理解他人的心理状态之后，如何对待他人则是另外一件事。如此，“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便不是同理或同感能力所独自能带来的行为。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认知与决策实验室；北京工业大学国际网络智能研究院/卡内基-梅隆大学心理学系；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