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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姊妹花了1500元要跟团去香港shopping了，问我该注意什么。一人出门在外总怕当地人欺生——撇开道德指控，欺生是合理现象，就连在标榜人权的先进国家，异乡观光客也会挨打，何况在买卖上“斩冲头”，简直是小case。我替她列了一张Iist，最后却忘了告诉她，如果说普通话吃了亏不妨亮出两句上海话。
读了四年大学，普通话日臻完美，被北方人评价为：“连你家在南在北都听不出来了。”偶尔一小撮同乡聚集在一起，用上海话脆生生一通，就被中途插进的外地同学怒斥：“不许讲土话!”“土话”是他们生了很多年闷气后总结出来的，不论方言的强势弱势，凡不是普通话的，一律打入“土话”之列，众生平等，可用来打击报复上海话的趾高气昂。上海人说上海话在本地是天经地义，只是一出根据地还照样旁若无人，这是很多外来朋友对上海人最初的坏印象之一。沪语属吴语，在中国话里不是个“大语种”，可就有点不太安分的傲慢姿态，自信导致的强势给人留下不好相处的印象。
达尔文的“优胜劣汰”说，今天被很多人质疑，但“适者生存”是不错的。上海开设的许多语言培训班里，除了外语辅导之外还有“广东话”速成，想来学的人不少，才长办不衰。这和广州、深圳一带的率先开发不无关系，况且粤语还是香港、澳门地区的官方语言之一。风水也要轮流转，就像我们同学的“因势而动”，如今做好了要在上海生活的打算后，就开始缠着我们天天说“土话”，帮助他们练听力和口语了，无一人食古不化。这股风后来不知如何刮到了香港，我们从媒体上看到明星的专访都喜欢说自己是上海人，不是的也要学两句上海话。上海人被人家恨惯了，现在有些奇了怪了。
不过，如今香港的上海人之多是绝对超出我们想象的。外来人处于陌生的语言环境中，实则对自己的家乡话最为敏感。在铜锣湾，在维多利亚港，在天星小轮上，我数次听见上海乡音，旅行者们是这里的显性上海人。交头接耳用自己的方言对香港的物价、吃食、香港人进行评价，自命用方言为自己营造了一个封闭的交谈环境，很安全，不想，却让我给窃听了去。
我们是由中文大学的一名助教接的机。女孩子叫美亚，从长相来看就知道是华南人。她热心地问我们来香港可开心，预备买点什么回去，言语间不乏自豪，好像这是个应有尽有的城市。又听说我们都是上海人，热情有点打折扣，“那你们对逛这里的街也未必很感兴趣，上海也都有吧。”不过年轻人交了新的朋友还是容易很快就高兴起来，“寒假我们就要去上海过啦，到时候你们可要做导游哦。”
在香港中文大学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青年交流甚欢。既然是华人青年的交流，说英语是很可悲的事，自然只能用普通话告诉人家我从何处来。两位广东来的朋友占尽地利，于任何场合交际都没有听说的障碍，俨然成了半个东道，自己方便之余就地同我们讲解起粤语会话。可是聚餐时，得知我是个上海人，一个香港姐姐突然冒出来一句上海话：“你觉得上海和香港比怎么样?”周围的非上海籍朋友都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你是上海人啊?”香港姐姐很不好意思地说：“我妈妈是上海人，小时候跟外公外婆来香港。爸爸是广东人，我的上海话讲得很不好。”一位读研究生的大哥也自称是我的同乡，我问他家在上海何处?他说在宁波，不过离上海近得很，两地方言也接近。被他的师妹们一通嘲笑。温带这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得知我去宁夏山区支教，有板有眼地用刚学会的京腔国语和我聊起了两地人的差别。他的意见是上海更开放、大气，“香港多是商人，目光短浅，又迷信，还有点儿虚荣，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纸醉金迷。”说着夹起一筷子菜，“比如说很多香港人都说自己爱吃鲍鱼，其实大多数人都吃不起，只能把这种菇切成一片一片假装，起个名字叫鲍鱼菇。而且有钱能满世界跑的人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的普通人只安于现状，大陆除了自己的家乡以外，其他地方都没有去过。你这样一个小姑娘，又是上海人，跑到山区去他们一定会觉得不可思议的。”我虽欣赏他的幽默和自嘲的勇气，但也明白人性的弱点之一就是势利——不论有意还是无意为之——上海若不是有今天这样国际大都市的势头，他恐怕也不会说上海小姑娘跑到山区去有什么特别之处。
第二天我就有幸看见了香港姐姐的上海妈妈，五十几岁模样，举手投足间很有王家卫电影里潘黎华的风情。她一直坚持用沪语和女儿说话，吐字是“古上海话”，发音已经很游移，想是前半生并没有在家乡好好居住的缘故。香港姐姐说：“听你说上海话，我才知道她的韵味还是不对的，虽然坚持了五十几年，可惜实际上她已经没有了语言的故乡。”
下午茶时间，台湾著名小说家白先勇教授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我告诉他我来自上海，是个昆剧的小戏迷，希望来年春天能在上海看到他监制苏州昆剧团排演的整本《牡丹亭》。他兴奋地用上海话说：“想不到现在还有年轻人喜欢昆剧!上海是我十几岁前待过的地方，有很深的感情。《牡丹亭》巡演第一幕就去上海，剧里都是俊男靓女，你们保准喜欢。我还欠你们复旦一次讲座，也要去还债的。”
郁达夫在小说《沉沦》里写主人公在日本遭受了一点世态炎凉，就要感叹“祖国快点强大起来吧”。过去一直以为是附会之笔，如今尚有点理解作者的意思。
读了四年大学，普通话日臻完美，被北方人评价为：“连你家在南在北都听不出来了。”偶尔一小撮同乡聚集在一起，用上海话脆生生一通，就被中途插进的外地同学怒斥：“不许讲土话!”“土话”是他们生了很多年闷气后总结出来的，不论方言的强势弱势，凡不是普通话的，一律打入“土话”之列，众生平等，可用来打击报复上海话的趾高气昂。上海人说上海话在本地是天经地义，只是一出根据地还照样旁若无人，这是很多外来朋友对上海人最初的坏印象之一。沪语属吴语，在中国话里不是个“大语种”，可就有点不太安分的傲慢姿态，自信导致的强势给人留下不好相处的印象。
达尔文的“优胜劣汰”说，今天被很多人质疑，但“适者生存”是不错的。上海开设的许多语言培训班里，除了外语辅导之外还有“广东话”速成，想来学的人不少，才长办不衰。这和广州、深圳一带的率先开发不无关系，况且粤语还是香港、澳门地区的官方语言之一。风水也要轮流转，就像我们同学的“因势而动”，如今做好了要在上海生活的打算后，就开始缠着我们天天说“土话”，帮助他们练听力和口语了，无一人食古不化。这股风后来不知如何刮到了香港，我们从媒体上看到明星的专访都喜欢说自己是上海人，不是的也要学两句上海话。上海人被人家恨惯了，现在有些奇了怪了。
不过，如今香港的上海人之多是绝对超出我们想象的。外来人处于陌生的语言环境中，实则对自己的家乡话最为敏感。在铜锣湾，在维多利亚港，在天星小轮上，我数次听见上海乡音，旅行者们是这里的显性上海人。交头接耳用自己的方言对香港的物价、吃食、香港人进行评价，自命用方言为自己营造了一个封闭的交谈环境，很安全，不想，却让我给窃听了去。
我们是由中文大学的一名助教接的机。女孩子叫美亚，从长相来看就知道是华南人。她热心地问我们来香港可开心，预备买点什么回去，言语间不乏自豪，好像这是个应有尽有的城市。又听说我们都是上海人，热情有点打折扣，“那你们对逛这里的街也未必很感兴趣，上海也都有吧。”不过年轻人交了新的朋友还是容易很快就高兴起来，“寒假我们就要去上海过啦，到时候你们可要做导游哦。”
在香港中文大学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青年交流甚欢。既然是华人青年的交流，说英语是很可悲的事，自然只能用普通话告诉人家我从何处来。两位广东来的朋友占尽地利，于任何场合交际都没有听说的障碍，俨然成了半个东道，自己方便之余就地同我们讲解起粤语会话。可是聚餐时，得知我是个上海人，一个香港姐姐突然冒出来一句上海话：“你觉得上海和香港比怎么样?”周围的非上海籍朋友都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你是上海人啊?”香港姐姐很不好意思地说：“我妈妈是上海人，小时候跟外公外婆来香港。爸爸是广东人，我的上海话讲得很不好。”一位读研究生的大哥也自称是我的同乡，我问他家在上海何处?他说在宁波，不过离上海近得很，两地方言也接近。被他的师妹们一通嘲笑。温带这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得知我去宁夏山区支教，有板有眼地用刚学会的京腔国语和我聊起了两地人的差别。他的意见是上海更开放、大气，“香港多是商人，目光短浅，又迷信，还有点儿虚荣，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纸醉金迷。”说着夹起一筷子菜，“比如说很多香港人都说自己爱吃鲍鱼，其实大多数人都吃不起，只能把这种菇切成一片一片假装，起个名字叫鲍鱼菇。而且有钱能满世界跑的人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的普通人只安于现状，大陆除了自己的家乡以外，其他地方都没有去过。你这样一个小姑娘，又是上海人，跑到山区去他们一定会觉得不可思议的。”我虽欣赏他的幽默和自嘲的勇气，但也明白人性的弱点之一就是势利——不论有意还是无意为之——上海若不是有今天这样国际大都市的势头，他恐怕也不会说上海小姑娘跑到山区去有什么特别之处。
第二天我就有幸看见了香港姐姐的上海妈妈，五十几岁模样，举手投足间很有王家卫电影里潘黎华的风情。她一直坚持用沪语和女儿说话，吐字是“古上海话”，发音已经很游移，想是前半生并没有在家乡好好居住的缘故。香港姐姐说：“听你说上海话，我才知道她的韵味还是不对的，虽然坚持了五十几年，可惜实际上她已经没有了语言的故乡。”
下午茶时间，台湾著名小说家白先勇教授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我告诉他我来自上海，是个昆剧的小戏迷，希望来年春天能在上海看到他监制苏州昆剧团排演的整本《牡丹亭》。他兴奋地用上海话说：“想不到现在还有年轻人喜欢昆剧!上海是我十几岁前待过的地方，有很深的感情。《牡丹亭》巡演第一幕就去上海，剧里都是俊男靓女，你们保准喜欢。我还欠你们复旦一次讲座，也要去还债的。”
郁达夫在小说《沉沦》里写主人公在日本遭受了一点世态炎凉，就要感叹“祖国快点强大起来吧”。过去一直以为是附会之笔，如今尚有点理解作者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