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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子建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讲述了生活在中俄边境森林腹地的鄂温克族人近百年的历史，抒写了在国家力量的干预及现代文明的冲击下，边地少数民族最终走向衰落的命运。在叙事策略上，小说并未着力于对宏大历史事件的描述，而是选取独特的视角，温情地抒发鄂温克族的“百年孤独”与走向没落的挽歌情调，表达作者深厚的民族情结。
一、独特的女性视角
《额尔古纳河右岸》以鄂温克族部落最后一个酋长女人的叙述视野展开，小说开头写道：“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这位叙述者年纪较大，几乎与讲述的民族历史同龄，以她为叙述者，增加了叙述的可信度。此外，她是最后一位酋长的女人，世界上独一无二，而且她的视野与其他女人不同，除了关注自己的丈夫、孩子外，还要关注整个部落的生存状况，包括部落人的行为、部落的兴衰及荣耀等。因此，选择部落最后一位酋长女人作为叙述者，其发言更有权威性，由她诉说的本族故事也更具有民族史诗的意味。
《额尔古纳河右岸》主要叙述对象为家族的女性。小说塑造了许多性格迥异的女性形象，抒写她们的苦难生活经历。例如，失去丈夫后不能自由恋爱的母亲，嫁过几任丈夫的“我”，在家族迁移途中被老驯鹿带走的姐姐列娜，带着吉兰特和娜拉逃回了额尔古纳河左岸的娜杰什卡，为拯救别人必须牺牲自己孩子的妮浩，爱好绘画最后自杀的依莲娜……这些女性饱受着亲情、爱情和民族深情的折磨，她们的共同特征是为爱而牺牲自我，她们身上表现出鄂温克族人善良醇厚、甘于奉献、敬畏生命的美好品格。她们是民族传统、民族血脉、民族精神坚实的捍卫与守护者。抗日战争期间，当家族男人们被送到“关东军栖林训练营”接受集训后，她们先后攻克了“打猎”“迁移”“白灾”等多个难关，使本民族的生存得以延续。在民族存亡之际，萨满妮浩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一场神奇的大雨，使鄂温克族的土地转危为安。
小说着眼于边地民族的日常经验，从女性身边的琐事进入族群的历史，构造一种“生育崇拜”。在这里，“月经”“分娩”等女性性别特征不再是难以启齿的禁忌或不洁的象征，反而成为孕育生命、维系民族血脉的希望所在。小说通过女性的身体感知、自我意识的苏醒以及在这一过程中萌生出来的女性自我价值的抒写，隐晦地传达了在现代文明冲击下的民族文化身份的失重感以及对传统文明衰落的焦虑和伤感之情。小说将民族文化内部长期处于“他者”地位的女人置于叙述中心，这种叙述视角的选择有利于揭开宏大历史叙事所遮蔽的族群生存真相，因为此时民族身份的“返魅”诉求也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复杂的权力纠葛，呈现出更为接近传统文明的自然属性。
二、日常生活叙事视角
由于社会分工不同，一直以来，女性主要负责生儿育女、照顾老人等家庭琐事。因此，女性作家与日常生活有着天然的紧密联系。在创作中，她们总是习惯将自己的生活融于笔端。新世纪以来的女性写作取消了创作主体伟大而道德的观念语式，将革命、战争、理想、信仰、英雄人物等高谈阔论和宏大叙事的理想拉回到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将国家现代化的崇高追求衍变成个人日常生活幸福化的世俗需要。通过对被男性主流话语所遮蔽的日常生活的抒写，其体现作为边缘话语对主流男性中心话语的颠覆功能。
《额尔古纳河右岸》对鄂温克族的日常生活的种种细节进行精雕细琢的刻画。族群人的爱情、婚丧嫁娶、生老病死、宗教信仰等在作品中得以细致的呈现。鄂温克族人以打猎、捕鱼为生，小部分辅以妇女采集。由于恶劣的自然环境，加上生产力低下，他们时常受到饥饿的威胁。虽然有些食物储备，但并不太多，整个族群几乎没有什么余财。他们沿河而居；穿皮衣皮裤；划樺皮船；吃的是烤到半熟再抹盐的兽肉，甚至生吃；住的是极其简易的“希楞柱”；出行主要是徒步；有时骑驯鹿，他们过的是原始共产的生活。他们对爱情忠贞不渝，马伊堪为了爱情出走他乡；伊万自从妻子带着孩子逃离后终身未娶；青年时代的尼都与林克兄弟同时爱上达玛拉，尼都向父亲表明决不放弃。但是，当他与林克决斗时，故意不射中目标，将爱人拱手相让，从此别无他想，将爱深埋在心里。当林克去世以后，由于族规，他们不能终成眷属，但他精心编织了一条极漂亮的羽毛裙子送给了达玛拉。他对达玛拉的爱深挚专一，终其一生。在残酷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中生存，“死亡”也总是伴随着鄂温克族人，作品有多处地方写到死亡。有为换驯鹿被雷电击死的父亲林克；在族群迁徙途中从驯鹿上掉下来冻死的姐姐列娜；被熊揭开脑壳“我”的第二任丈夫瓦罗；被人认为野鹿误杀的“我”的儿子安道尔；为拯救族群而牺牲的尼都萨满与妮浩萨满等。他们的生活原始而质朴、粗糙而又细腻、残酷而温柔。尽管作品中也涉及了20世纪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如抗日战争、土地革命、农业合作化、改革开放、城市化等，但它们对于鄂温克族人的生活影响较少，只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时代剪影。鄂温克人生活在大森林中，较少与外界发生联系，他们近百年生活主要是与恶劣的气候、凶恶的野兽、饥饿严寒、瘟疫疾病做斗争。在与外面世界一次次斗争中，传统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也在逐渐消弭。小说摒弃了以往民族叙事注重社会结构、民族精神等宏大要素的叙述手法，集中了大部分篇幅对鄂温克族人日常生活进行细致描摹，以此来展现这个民族的史谱，进而呈现这一民族的文化内涵，表现作者对这个民族即将消亡的担忧与哀伤之情。
三、边地少数民族叙事视角
鄂温克族生活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繁茂广阔的原始森林中，其具有悠久的历史，由于较少受到现代文明的洗礼和浸染，他们居住的地方称为“希楞柱”又叫（仙人柱），只需二三十根的落叶松杆，再苫上用桦树皮或动物皮毛做的挡风御寒的围子即可完成。他们储存食物的仓库叫“靠老宝”，就是在四根松树柱上，搭上用松木杆铺成的底座和长方形的四框，框子上面苫上桦树皮，在底部留一个开口。他们衣食住行都源于大自然，没有工业文明的痕迹。
鄂温克族人的生活习俗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与浓郁的民族性。例如，狩猎前后要举行仪式，还有独特的驯鹿放养方式，锯鹿茸、挤鹿奶的技巧，随季节而进行的迁徙、热烈隆重的婚礼、独有的风葬习俗等。它们充分展现了鄂温克族民间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和神秘性。狩猎文化、驯鹿文化、桦树皮文化、迁居文化、路标文化、节庆文化、熊图腾、火神崇拜，以及民歌、篝火舞、岩画等，这些文化表现了鄂温克人独有的民族风情与乐观勇敢的性格。
他们信奉的萨满教最能体现这一民族的文化特性。萨满教是一种原始宗教信仰，担任萨满的人浑身充满着神秘的力量，他们将神衣神帽披挂在身，手执神鼓，通过不停的跳舞达到与神灵相通的癫狂状态，从而产生一种异能，帮助人们解决难题。但是，萨满法师每一次的跳神活动都需要自己做出牺牲，有时甚至付出生命，他们是宽厚善良、富有无私奉献精神的鄂温克族人的典型代表。小说通过对鄂温克族人具有前现代性的民族习俗的描述，表现作者对现代文明“祛魅”的反抗，这种“返魅”也成为现代化语境下少数民族文化在面对危机时寻求自救与自我认同的重要文化策略。
四、结语
迟子建的小说虽然写的是鄂温克族的故事，但在现实意义上饱含着一个作家对整个人类的悲悯情怀。由一个民族映射出整个社会的变迁，映射出一个民族由土生土长的传统走向民族文化的断层、衰竭，这对于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西省社科规划项目“新世纪女性写作关于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想象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8WX1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刘云兰（1970-），女，江西新干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文学批评。
一、独特的女性视角
《额尔古纳河右岸》以鄂温克族部落最后一个酋长女人的叙述视野展开，小说开头写道：“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这位叙述者年纪较大，几乎与讲述的民族历史同龄，以她为叙述者，增加了叙述的可信度。此外，她是最后一位酋长的女人，世界上独一无二，而且她的视野与其他女人不同，除了关注自己的丈夫、孩子外，还要关注整个部落的生存状况，包括部落人的行为、部落的兴衰及荣耀等。因此，选择部落最后一位酋长女人作为叙述者，其发言更有权威性，由她诉说的本族故事也更具有民族史诗的意味。
《额尔古纳河右岸》主要叙述对象为家族的女性。小说塑造了许多性格迥异的女性形象，抒写她们的苦难生活经历。例如，失去丈夫后不能自由恋爱的母亲，嫁过几任丈夫的“我”，在家族迁移途中被老驯鹿带走的姐姐列娜，带着吉兰特和娜拉逃回了额尔古纳河左岸的娜杰什卡，为拯救别人必须牺牲自己孩子的妮浩，爱好绘画最后自杀的依莲娜……这些女性饱受着亲情、爱情和民族深情的折磨，她们的共同特征是为爱而牺牲自我，她们身上表现出鄂温克族人善良醇厚、甘于奉献、敬畏生命的美好品格。她们是民族传统、民族血脉、民族精神坚实的捍卫与守护者。抗日战争期间，当家族男人们被送到“关东军栖林训练营”接受集训后，她们先后攻克了“打猎”“迁移”“白灾”等多个难关，使本民族的生存得以延续。在民族存亡之际，萨满妮浩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一场神奇的大雨，使鄂温克族的土地转危为安。
小说着眼于边地民族的日常经验，从女性身边的琐事进入族群的历史，构造一种“生育崇拜”。在这里，“月经”“分娩”等女性性别特征不再是难以启齿的禁忌或不洁的象征，反而成为孕育生命、维系民族血脉的希望所在。小说通过女性的身体感知、自我意识的苏醒以及在这一过程中萌生出来的女性自我价值的抒写，隐晦地传达了在现代文明冲击下的民族文化身份的失重感以及对传统文明衰落的焦虑和伤感之情。小说将民族文化内部长期处于“他者”地位的女人置于叙述中心，这种叙述视角的选择有利于揭开宏大历史叙事所遮蔽的族群生存真相，因为此时民族身份的“返魅”诉求也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复杂的权力纠葛，呈现出更为接近传统文明的自然属性。
二、日常生活叙事视角
由于社会分工不同，一直以来，女性主要负责生儿育女、照顾老人等家庭琐事。因此，女性作家与日常生活有着天然的紧密联系。在创作中，她们总是习惯将自己的生活融于笔端。新世纪以来的女性写作取消了创作主体伟大而道德的观念语式，将革命、战争、理想、信仰、英雄人物等高谈阔论和宏大叙事的理想拉回到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将国家现代化的崇高追求衍变成个人日常生活幸福化的世俗需要。通过对被男性主流话语所遮蔽的日常生活的抒写，其体现作为边缘话语对主流男性中心话语的颠覆功能。
《额尔古纳河右岸》对鄂温克族的日常生活的种种细节进行精雕细琢的刻画。族群人的爱情、婚丧嫁娶、生老病死、宗教信仰等在作品中得以细致的呈现。鄂温克族人以打猎、捕鱼为生，小部分辅以妇女采集。由于恶劣的自然环境，加上生产力低下，他们时常受到饥饿的威胁。虽然有些食物储备，但并不太多，整个族群几乎没有什么余财。他们沿河而居；穿皮衣皮裤；划樺皮船；吃的是烤到半熟再抹盐的兽肉，甚至生吃；住的是极其简易的“希楞柱”；出行主要是徒步；有时骑驯鹿，他们过的是原始共产的生活。他们对爱情忠贞不渝，马伊堪为了爱情出走他乡；伊万自从妻子带着孩子逃离后终身未娶；青年时代的尼都与林克兄弟同时爱上达玛拉，尼都向父亲表明决不放弃。但是，当他与林克决斗时，故意不射中目标，将爱人拱手相让，从此别无他想，将爱深埋在心里。当林克去世以后，由于族规，他们不能终成眷属，但他精心编织了一条极漂亮的羽毛裙子送给了达玛拉。他对达玛拉的爱深挚专一，终其一生。在残酷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中生存，“死亡”也总是伴随着鄂温克族人，作品有多处地方写到死亡。有为换驯鹿被雷电击死的父亲林克；在族群迁徙途中从驯鹿上掉下来冻死的姐姐列娜；被熊揭开脑壳“我”的第二任丈夫瓦罗；被人认为野鹿误杀的“我”的儿子安道尔；为拯救族群而牺牲的尼都萨满与妮浩萨满等。他们的生活原始而质朴、粗糙而又细腻、残酷而温柔。尽管作品中也涉及了20世纪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如抗日战争、土地革命、农业合作化、改革开放、城市化等，但它们对于鄂温克族人的生活影响较少，只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时代剪影。鄂温克人生活在大森林中，较少与外界发生联系，他们近百年生活主要是与恶劣的气候、凶恶的野兽、饥饿严寒、瘟疫疾病做斗争。在与外面世界一次次斗争中，传统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也在逐渐消弭。小说摒弃了以往民族叙事注重社会结构、民族精神等宏大要素的叙述手法，集中了大部分篇幅对鄂温克族人日常生活进行细致描摹，以此来展现这个民族的史谱，进而呈现这一民族的文化内涵，表现作者对这个民族即将消亡的担忧与哀伤之情。
三、边地少数民族叙事视角
鄂温克族生活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繁茂广阔的原始森林中，其具有悠久的历史，由于较少受到现代文明的洗礼和浸染，他们居住的地方称为“希楞柱”又叫（仙人柱），只需二三十根的落叶松杆，再苫上用桦树皮或动物皮毛做的挡风御寒的围子即可完成。他们储存食物的仓库叫“靠老宝”，就是在四根松树柱上，搭上用松木杆铺成的底座和长方形的四框，框子上面苫上桦树皮，在底部留一个开口。他们衣食住行都源于大自然，没有工业文明的痕迹。
鄂温克族人的生活习俗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与浓郁的民族性。例如，狩猎前后要举行仪式，还有独特的驯鹿放养方式，锯鹿茸、挤鹿奶的技巧，随季节而进行的迁徙、热烈隆重的婚礼、独有的风葬习俗等。它们充分展现了鄂温克族民间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和神秘性。狩猎文化、驯鹿文化、桦树皮文化、迁居文化、路标文化、节庆文化、熊图腾、火神崇拜，以及民歌、篝火舞、岩画等，这些文化表现了鄂温克人独有的民族风情与乐观勇敢的性格。
他们信奉的萨满教最能体现这一民族的文化特性。萨满教是一种原始宗教信仰，担任萨满的人浑身充满着神秘的力量，他们将神衣神帽披挂在身，手执神鼓，通过不停的跳舞达到与神灵相通的癫狂状态，从而产生一种异能，帮助人们解决难题。但是，萨满法师每一次的跳神活动都需要自己做出牺牲，有时甚至付出生命，他们是宽厚善良、富有无私奉献精神的鄂温克族人的典型代表。小说通过对鄂温克族人具有前现代性的民族习俗的描述，表现作者对现代文明“祛魅”的反抗，这种“返魅”也成为现代化语境下少数民族文化在面对危机时寻求自救与自我认同的重要文化策略。
四、结语
迟子建的小说虽然写的是鄂温克族的故事，但在现实意义上饱含着一个作家对整个人类的悲悯情怀。由一个民族映射出整个社会的变迁，映射出一个民族由土生土长的传统走向民族文化的断层、衰竭，这对于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西省社科规划项目“新世纪女性写作关于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想象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8WX1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刘云兰（1970-），女，江西新干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文学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