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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学”这三个字要把它说清楚已经非常困难了。我现在正在追踪一个真正的博物学家，丽江的价值就是由这个人发现的，他叫约瑟夫·洛克。洛克本是奥地利人，没怎么上过学，他父亲是欧洲一个贵族家族的管家，所以约瑟夫·洛克从小特别想出人头地。后来他觉得在欧洲这样等级分明的国家很难实现抱负，于是去了美国。
真正的博物学是从欧洲发端的，约瑟夫·洛克也深受欧洲博物学的影响。虽然没受过系统的教育，但是他从小就很会观测动植物，而且知识丰富。他到美国时说自己是植物学博士，没人怀疑他。他教什么呢？教植物学。他还是第一个把夏威夷植物弄清楚的人。约瑟夫·洛克还不满足，希望到东方、到中国来，后来终于得到一个机会来到中国青藏高原东南部，横断山区几十万公里的其中一个地方。这是世界上植物基因最丰富的地方之一，有人预估它占全世界植物基因的十分之一左右。
我曾去美国讲学，看到了他在美国地理杂志上发表的9篇文章。后来我想，我要去追踪这样的人，他当时到过的地方，他发现的地理奇观、文化奇观，当然包括他当年发现、制造的标本，命名的动植物，不是一种两种，也不是一两百种，而是上千种。通过这一过程走进领会过去时代的人，即是一个写作者以他为蓝本写新作品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写每本书的过程是自己学习、自己体会的过程。
大家觉得我适合写这本书，因为我对博物学感兴趣。中国人从古到今就有一个博物的理想，比如古文中有说要多识花鸟虫，但我们总是做得不够。很多人一讲国学，其实强调的是第一层关系——社会关系、人跟人的关系。但是更重要的，人生活在哪里？人生活在更广泛的自然界中。老祖宗有一个朴素的愿望，但是我们忘记了，所以走到自然环境中是陌生的。
中国老祖宗还有一个词：格物致知。从古至今，我们的文学一直跟自然界有联系，自然植物作为投射情感的意象频繁地出现在诗歌中。什么是意象？它不再是自然植物，变成了一种寄予我们情感的事物。比如杜甫的“恨别鸟惊心”，鸟叫本不惊心，我们听见鸟叫非常美丽、婉转、清脆。为什么杜甫说“恨别鸟惊心”？处在离别之时，我们听见鸟叫就有另外一种感受，这就是意象，也是投射。我們也经常遇到一个词：象征。荷花是什么？从《爱莲说》开始就有这样的意象，它变成一个象征事物，梅花、兰花等也有其意义。当赋予植物象征意义的时候，其自然意义就慢慢在中国文化中萎缩了，作家只书写被赋予某种象征意义的意象。四大名著中，《水浒传》看不到自然，都是人在斗争;《三国演义》在更广泛的地域中展开，但很难看到真正的地理，还是人跟人的斗争;《红楼梦》出现一些花花草草，但是都被人造的园林包围起来，最后来来去去都是人。
西方文学就很不一样，我年轻时读俄罗斯文学，读到森林里的各种树木、花草、果实、蘑菇……它们虽然没有被特别赋予象征性的意义，但是类似西方油画的方式，读者能客观认知它的美、认识事物本身。中国文学跟欧美文学在处理自然植物时产生了差异，中国发展成象征式的系统，而欧美没有这么写。所以西方世界中第一个现代诗运动就是向中国古典诗歌学习——赋予自然植物象征式的意义。这是西方向中国学习，叫意象派运动。
中国也在向西方文学学习，但对自然的关注却不够，尤其是在欧洲思想史、文化史上起了重大作用的博物学上。欧洲人一直有一个传统，尽量把身边的事情搞清楚，比如动物跟植物首先要建立一个系统。中国也有一些植物研究，比如《本草诗》，这是出于经验，不是出于科学系统。其中收录了自然界中200多种可以吃的野菜，在粮食不够吃的时候大家可以用这本书。中国人只关注极其有用的少部分，而欧洲人则不管它有用没用，先建立对它的全面认识，建立一个系统。近代有好几个自然学科的诞生发展是跟博物学有关的，有几个学科就是博物学家建立的。
比如说地理学。有个德国人叫洪堡，他用父亲留给他的遗产雇了一艘轮船去了拉美，对欧洲与拉美的地理作了对比性的研究，后来成为了现代地理学和气候学的创始人;另一个喜欢博物学的人达尔文，远航到了印度洋、太平洋的孤立岛屿上，回来后发表了伟大的著作《物种起源》，就是今天说的进化论;还有一个不出远门的人叫林奈，他对植物非常感兴趣。他发现通过研究可以给植物分门别类，即建立植物分类学，我们今天说这个植物是什么门、什么属、什么种，就是从这儿来的。
我们的博物学不发达，比如今天说的“丝绸之路”，就是德国的地理学家斯坦因发明的。晚清时期，斯坦因研究了中国的史料和阿拉伯的史料，发现这条封闭的道路原本是畅通无阻的。而这条商道最主要的商品是丝绸，所以他就把这条商路命名为“丝绸之路”。岑参为什么伟大？因为他真正去过丝绸之路，出过阳关、玉门关，他写的“春风不度玉门关”会让大家一下就想到嘉峪关。但是今天中国人很少讨论地理，更多是在讲一个人的故事，而没有着眼于当时的环境。过去中国有这么多文化人，也在格物致知对人伦、理、法做了很多研究，但是对具体地理空间、自然环境的重视度是不够的，甚至是完全漠视的。我自己要去丝绸之路只好带斯坦因和伯希和的书，虽然无奈，但是他们的日志和书确实很有作用。
说到考古学家，他们在书中记录沿途的苹果、木薯、胡萝卜，还有很多其他植物。记这些干什么？考古去长城、敦煌不就可以了吗？早期我不理解，后来我想他们是对整个世界充满好奇。他们在某地发现苹果是一种样子，到了新疆发现苹果发生了变化，他在暗暗考究，不同的土壤、不同的气候对同一种植物的影响。作为考古学家，他管这个干什么？因为做学问是非功利的。
中国文学起头是多么生气勃勃，后来越来越干枯，最后只剩下那么几种被赋予象征意义的植物。如果有人连周围十种植物都不认识，我们应该感到恐惧，他要么是愚昧无知，要么是自大狂。这个情景确实有点可怕，但大部分人还处于这种对环境茫然无知的状况中。
我们没有专门做博物学，但是我们到处行走，带一双眼睛看一看，回去翻翻书就可以认识一个东西。很可惜，今天中国人写小说，甚至写散文、诗歌，都进入了无名时代。无名时代是什么？就是写不出自然环境的花草树木、石头、山峰的名字，鸟也是不知名的。文章里写不知名的小鸟在歌唱，这是什么意思？老前辈都不这么干。鲁迅是很“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写“我”家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写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蜈蚣、斑蝥。然后又写到植物，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最后写到覆盆子。大家算算写了几种昆虫、植物？要是写院子里有不知名的小虫、植物就完了，那还有三味书屋吗？而且文章里头还有人物活动——他怎么拔何首乌，这就是作文的方法。
博物学不是玩古玩，不是针对文物卖多少钱。要是热爱就不会问值多少钱，这是很简单的事情。我对大自然是抱着这样一种心态，我看大自然就是一场生命奇迹，人只是众多奇迹中的一个奇迹。
美国一个作家有一句话：我看到一朵小花匪夷所思的结构时，我就回头望向蓝天，我以为一定能看到上帝。但文学还只是着眼于人跟人的关系，而人跟人的关系怎样呢？很危险，我们只爱很少的几个人，别的人都是放在栅栏外边要防备的。所以今天中国文学的深刻，是在写人的时候往往只能写到暗黑、丑恶。如果只看人跟人的关系，必然造成这样的结果。
如果把自然关系抽空以后，只剩下人的关系，会导致这个社会不能建立足够的温情和信任。防备人很容易，怨恨一个人也很容易，但爱很难。这个时代里有人感到无聊、空虚，伴随着他什么都没干成，功不成名不就，所以就产生焦虑，越无聊越空虚越焦虑……
我写第二个长篇是上世纪90年代，那时候没有留意到博物学的因素，但是不能忍受自己的作品中只有人有名字而花草没有名字。比如我写的长篇小说《空山》，其中最主要的主题，除了写人以外，就是人与森林的关系。那年我做了个手术，医生说不准去高海拔地区。我就手痒，刚好春暖花开，拍了成都20多种植物。后来一个出版社主动来说帮忙编好书了，就请你提供一些照片。那时候还有一个网站，问能不能做一个网络版。这本像博客一样的书，已经出第三版了。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大家对我们身边的这些东西有认知的愿景，不管是学校教育的渠道，还是家庭教育的渠道，我们都该更多地去获取到这些信息和知识。
（本文系阿来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的讲座）
真正的博物学是从欧洲发端的，约瑟夫·洛克也深受欧洲博物学的影响。虽然没受过系统的教育，但是他从小就很会观测动植物，而且知识丰富。他到美国时说自己是植物学博士，没人怀疑他。他教什么呢？教植物学。他还是第一个把夏威夷植物弄清楚的人。约瑟夫·洛克还不满足，希望到东方、到中国来，后来终于得到一个机会来到中国青藏高原东南部，横断山区几十万公里的其中一个地方。这是世界上植物基因最丰富的地方之一，有人预估它占全世界植物基因的十分之一左右。
我曾去美国讲学，看到了他在美国地理杂志上发表的9篇文章。后来我想，我要去追踪这样的人，他当时到过的地方，他发现的地理奇观、文化奇观，当然包括他当年发现、制造的标本，命名的动植物，不是一种两种，也不是一两百种，而是上千种。通过这一过程走进领会过去时代的人，即是一个写作者以他为蓝本写新作品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写每本书的过程是自己学习、自己体会的过程。
大家觉得我适合写这本书，因为我对博物学感兴趣。中国人从古到今就有一个博物的理想，比如古文中有说要多识花鸟虫，但我们总是做得不够。很多人一讲国学，其实强调的是第一层关系——社会关系、人跟人的关系。但是更重要的，人生活在哪里？人生活在更广泛的自然界中。老祖宗有一个朴素的愿望，但是我们忘记了，所以走到自然环境中是陌生的。
中国老祖宗还有一个词：格物致知。从古至今，我们的文学一直跟自然界有联系，自然植物作为投射情感的意象频繁地出现在诗歌中。什么是意象？它不再是自然植物，变成了一种寄予我们情感的事物。比如杜甫的“恨别鸟惊心”，鸟叫本不惊心，我们听见鸟叫非常美丽、婉转、清脆。为什么杜甫说“恨别鸟惊心”？处在离别之时，我们听见鸟叫就有另外一种感受，这就是意象，也是投射。我們也经常遇到一个词：象征。荷花是什么？从《爱莲说》开始就有这样的意象，它变成一个象征事物，梅花、兰花等也有其意义。当赋予植物象征意义的时候，其自然意义就慢慢在中国文化中萎缩了，作家只书写被赋予某种象征意义的意象。四大名著中，《水浒传》看不到自然，都是人在斗争;《三国演义》在更广泛的地域中展开，但很难看到真正的地理，还是人跟人的斗争;《红楼梦》出现一些花花草草，但是都被人造的园林包围起来，最后来来去去都是人。
西方文学就很不一样，我年轻时读俄罗斯文学，读到森林里的各种树木、花草、果实、蘑菇……它们虽然没有被特别赋予象征性的意义，但是类似西方油画的方式，读者能客观认知它的美、认识事物本身。中国文学跟欧美文学在处理自然植物时产生了差异，中国发展成象征式的系统，而欧美没有这么写。所以西方世界中第一个现代诗运动就是向中国古典诗歌学习——赋予自然植物象征式的意义。这是西方向中国学习，叫意象派运动。
中国也在向西方文学学习，但对自然的关注却不够，尤其是在欧洲思想史、文化史上起了重大作用的博物学上。欧洲人一直有一个传统，尽量把身边的事情搞清楚，比如动物跟植物首先要建立一个系统。中国也有一些植物研究，比如《本草诗》，这是出于经验，不是出于科学系统。其中收录了自然界中200多种可以吃的野菜，在粮食不够吃的时候大家可以用这本书。中国人只关注极其有用的少部分，而欧洲人则不管它有用没用，先建立对它的全面认识，建立一个系统。近代有好几个自然学科的诞生发展是跟博物学有关的，有几个学科就是博物学家建立的。
比如说地理学。有个德国人叫洪堡，他用父亲留给他的遗产雇了一艘轮船去了拉美，对欧洲与拉美的地理作了对比性的研究，后来成为了现代地理学和气候学的创始人;另一个喜欢博物学的人达尔文，远航到了印度洋、太平洋的孤立岛屿上，回来后发表了伟大的著作《物种起源》，就是今天说的进化论;还有一个不出远门的人叫林奈，他对植物非常感兴趣。他发现通过研究可以给植物分门别类，即建立植物分类学，我们今天说这个植物是什么门、什么属、什么种，就是从这儿来的。
我们的博物学不发达，比如今天说的“丝绸之路”，就是德国的地理学家斯坦因发明的。晚清时期，斯坦因研究了中国的史料和阿拉伯的史料，发现这条封闭的道路原本是畅通无阻的。而这条商道最主要的商品是丝绸，所以他就把这条商路命名为“丝绸之路”。岑参为什么伟大？因为他真正去过丝绸之路，出过阳关、玉门关，他写的“春风不度玉门关”会让大家一下就想到嘉峪关。但是今天中国人很少讨论地理，更多是在讲一个人的故事，而没有着眼于当时的环境。过去中国有这么多文化人，也在格物致知对人伦、理、法做了很多研究，但是对具体地理空间、自然环境的重视度是不够的，甚至是完全漠视的。我自己要去丝绸之路只好带斯坦因和伯希和的书，虽然无奈，但是他们的日志和书确实很有作用。
说到考古学家，他们在书中记录沿途的苹果、木薯、胡萝卜，还有很多其他植物。记这些干什么？考古去长城、敦煌不就可以了吗？早期我不理解，后来我想他们是对整个世界充满好奇。他们在某地发现苹果是一种样子，到了新疆发现苹果发生了变化，他在暗暗考究，不同的土壤、不同的气候对同一种植物的影响。作为考古学家，他管这个干什么？因为做学问是非功利的。
中国文学起头是多么生气勃勃，后来越来越干枯，最后只剩下那么几种被赋予象征意义的植物。如果有人连周围十种植物都不认识，我们应该感到恐惧，他要么是愚昧无知，要么是自大狂。这个情景确实有点可怕，但大部分人还处于这种对环境茫然无知的状况中。
我们没有专门做博物学，但是我们到处行走，带一双眼睛看一看，回去翻翻书就可以认识一个东西。很可惜，今天中国人写小说，甚至写散文、诗歌，都进入了无名时代。无名时代是什么？就是写不出自然环境的花草树木、石头、山峰的名字，鸟也是不知名的。文章里写不知名的小鸟在歌唱，这是什么意思？老前辈都不这么干。鲁迅是很“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写“我”家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写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蜈蚣、斑蝥。然后又写到植物，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最后写到覆盆子。大家算算写了几种昆虫、植物？要是写院子里有不知名的小虫、植物就完了，那还有三味书屋吗？而且文章里头还有人物活动——他怎么拔何首乌，这就是作文的方法。
博物学不是玩古玩，不是针对文物卖多少钱。要是热爱就不会问值多少钱，这是很简单的事情。我对大自然是抱着这样一种心态，我看大自然就是一场生命奇迹，人只是众多奇迹中的一个奇迹。
美国一个作家有一句话：我看到一朵小花匪夷所思的结构时，我就回头望向蓝天，我以为一定能看到上帝。但文学还只是着眼于人跟人的关系，而人跟人的关系怎样呢？很危险，我们只爱很少的几个人，别的人都是放在栅栏外边要防备的。所以今天中国文学的深刻，是在写人的时候往往只能写到暗黑、丑恶。如果只看人跟人的关系，必然造成这样的结果。
如果把自然关系抽空以后，只剩下人的关系，会导致这个社会不能建立足够的温情和信任。防备人很容易，怨恨一个人也很容易，但爱很难。这个时代里有人感到无聊、空虚，伴随着他什么都没干成，功不成名不就，所以就产生焦虑，越无聊越空虚越焦虑……
我写第二个长篇是上世纪90年代，那时候没有留意到博物学的因素，但是不能忍受自己的作品中只有人有名字而花草没有名字。比如我写的长篇小说《空山》，其中最主要的主题，除了写人以外，就是人与森林的关系。那年我做了个手术，医生说不准去高海拔地区。我就手痒，刚好春暖花开，拍了成都20多种植物。后来一个出版社主动来说帮忙编好书了，就请你提供一些照片。那时候还有一个网站，问能不能做一个网络版。这本像博客一样的书，已经出第三版了。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大家对我们身边的这些东西有认知的愿景，不管是学校教育的渠道，还是家庭教育的渠道，我们都该更多地去获取到这些信息和知识。
（本文系阿来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的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