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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协议而致道德》（Morals by Agreement）自1986年出版以来，学者们对高蒂尔所谓的互利道德议论纷纷，意见不一。国内外学者们对“协议而致道德”的建立、约束最大化（Constrained Maximization）的合理性论证、约束最大化的合理性的争论、约束最大化的评价、约束最大化的现实应用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在某些问题上还提出了原创性见解。
【关键词】：互利道德 约束最大化 无约束最大化
一、 互利道德的建立
基于对高蒂尔的“道德”的不同理解，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互利道德”的认识主要存在两种观点。有人看到了直接追求利益最大化应该受到我们与他人达成协议的约束，所以他们把“道德”理解为“有理性的个人在相互交往中，遇到类似“囚徒悖论”情景中的次佳化问题时，愿意接受的不偏不倚的限制性条款。” 道德服务于人们的合作利益，行动者同意合作是为了避免人们因利益冲突而彼此伤害。
有人则从契约论的角度来理解高蒂尔的“道德”，认为“道德”是理想化的代表在某种理想条件下就互动条款讨价还价而达成一致的规则。他们主要从契约主体、讨价还价和初始交易状态（initial bargaining position）這三方面来研究高蒂尔的“道德”。第一，其道德主体是有能力向他人提供益处的理性自私的“经济人”，而儿童、严重残障者和未来的人则被排除在外。这种“契约理论是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之上的” ，它无法对弱者的正义诉求提供支持。第二，目前国内学者对讨价还价的概念的界定主要是通过与其他类似概念进行区分来阐述高蒂尔的最小最大相对让步原则（principle of minimax relative concession）。在讨价还价中，人们遵循最小最大相对让步原则。每个人做出的相对让步值为（U2-U3）/（U2-U1）=c。第三，初始交易状态是契约理论从假设的协议到真实的道德制约的一个合理的出发点。它要受到洛克条款（Lockean proviso）的限制，其之所以需要受到洛克条款的限制，是因为“最小最大相对让步（minimax relative concession）规则虽然反映了实际的讨价还价过程 ，但尚未做到公平。” 由于该道德是在一种理想的环境下建立的，所以很多人怀疑其理论的现实价值。
二、约束最大化合理性的论证
关于约束最大化的合理性的论证莫衷一是，大体论证如下：约束最大化策略优于无约束最大化策略（Straightforward Maximization），因为约束最大化更能帮助个体实现其效用最大化的追求。在透明或半透明情况下，人的行为倾向是为人所知的，约束最大化者在社会上更受欢迎，可以吸引更多的合作者;相反，无约束最大化者由于其自身行为倾向而被排除在合作之外。因此，约束最大化者比无约束最大化者更能从合作中获利。所以当约束最大化者占人口的大多数时，采取约束最大化是理性的。
三、约束最大化合理性的争论
国内外学者对约束最大化合理性的论证的意见不一。关于其合理性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参数错误，合理性论证包含循环难题，同时在博弈理论、透明和半透明假设等方面存在问题。
①参数错误。为了研究半透明度的条件，高蒂尔引入了概率。因此，霍夫特·登·哈特戈认为，高蒂尔把战略选择的问题当成了一个参数选择的问题。他之所以这样看，是因为在战略理性的推理中，根本不允许出现任何概率。
②循环论证难题。霍夫特·登·哈特戈指出，相互期望的分层模式不能建立在对称的条件意图之上。如果相互期望的分层模式要建立在对称的条件意图之上，就会面临循环难题。因为只有当条件满足时，条件合作者才会同意合作。条件是你准备与我合作，双方为了确定各自合作的条件的满足，他们就会陷入无穷无尽的等待，从而无法合作。
③博弈理论等方面的问题。第一，一次性囚徒困境。在一次性囚徒困境中，“不论另一方采取什么行动， 违反协定的好处总是大于遵守协定的好处，” 所以行动者没有理由遵从道德。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一次性囚徒困境中的行为者缺乏信任和对他人行为倾向的了解，他们无法做到遵从道德。第二，重复性囚徒困境。即使约束最大化的合理性论证在重复性囚徒困境中能得到的更好的证明。但是当互动只有约束最大化者和无约束最大化者两个人时，遵从道德也是非理性的。因为他们合作而遭受的损失无法得到补偿。第三，动态博弈。高蒂尔认为，即使约束最大化者占人口的少数，采取约束最大化也是理性的，因为随着约束最大化者在人口中的增长，他们将最终占人口中的大多数。高蒂尔的这一辩护遭到了质疑。有人认为，这个推理有一个明显的弱点，那就是无法解释为什么第一个人选择约束最大化策略是理性的。就算它没有上述这个问题，它也存在另一个问题，“没有一种策略是真正稳定的，也没有一种策略能够获得永生。一切周而复始，循环往复。”
④约束最大化者人数的多寡。某些人赞同高蒂尔对约束最大化者人数的假定。他们认为，在多局博弈中，如果交往者不止两个，且约束最大化者占优时，遵从道德显然是理性的。他们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约束最大化者从合作获得的收益将大于直接最大化者从背叛中获取的收益。而杨·冉·罗（Young-Ran Roh）则认为，选择约束最大化策略是否理性，部分由约束最大化者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大小来决定。同时，在包含无条件合作者（Unconditional Cooperator）的透明情况下，约瑟夫·梅塞利（John Messerly）则分别计算出约束最大化者所占人口比例不同的预期效用，以精确的数学计算结果直观地证明：采取约束最大化者是否理性取决于约束最大化者、无约束最大化者和无条件合作者在人口中的分布。
⑤透明和半透明假设等方面存在问题。学者们对高蒂尔关于约束最大化的合理性在半透明情况下是否是成功的存在质疑，但是关于其在半透明假设中存在的问题有不同的见解。总的来说，半透明假设中至少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与他假设理性的人尽可能最大化其自身利益有关。高蒂尔关于约束最大化合理性的论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动者是否知道他人是一个约束最大化者或他人是否知道行动者是一个约束最大化者。而在半透明的情况下，效用最大化者自身比其他类型的人将更加不透明，当欺骗对他有利或可能的时候，他将试图欺骗别人。因此，在半透明的情况下，理性的人将通过掩盖自己真实的行为倾向来获取利益最大化。第二，合作意图不可以通过过去的表现得到证明。在半透明的条件下，虽然了解行动者过去的行为表现可以提高约束最大化的合理性的可能性，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我们采取合作战略的决定性条件。
【关键词】：互利道德 约束最大化 无约束最大化
一、 互利道德的建立
基于对高蒂尔的“道德”的不同理解，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互利道德”的认识主要存在两种观点。有人看到了直接追求利益最大化应该受到我们与他人达成协议的约束，所以他们把“道德”理解为“有理性的个人在相互交往中，遇到类似“囚徒悖论”情景中的次佳化问题时，愿意接受的不偏不倚的限制性条款。” 道德服务于人们的合作利益，行动者同意合作是为了避免人们因利益冲突而彼此伤害。
有人则从契约论的角度来理解高蒂尔的“道德”，认为“道德”是理想化的代表在某种理想条件下就互动条款讨价还价而达成一致的规则。他们主要从契约主体、讨价还价和初始交易状态（initial bargaining position）這三方面来研究高蒂尔的“道德”。第一，其道德主体是有能力向他人提供益处的理性自私的“经济人”，而儿童、严重残障者和未来的人则被排除在外。这种“契约理论是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之上的” ，它无法对弱者的正义诉求提供支持。第二，目前国内学者对讨价还价的概念的界定主要是通过与其他类似概念进行区分来阐述高蒂尔的最小最大相对让步原则（principle of minimax relative concession）。在讨价还价中，人们遵循最小最大相对让步原则。每个人做出的相对让步值为（U2-U3）/（U2-U1）=c。第三，初始交易状态是契约理论从假设的协议到真实的道德制约的一个合理的出发点。它要受到洛克条款（Lockean proviso）的限制，其之所以需要受到洛克条款的限制，是因为“最小最大相对让步（minimax relative concession）规则虽然反映了实际的讨价还价过程 ，但尚未做到公平。” 由于该道德是在一种理想的环境下建立的，所以很多人怀疑其理论的现实价值。
二、约束最大化合理性的论证
关于约束最大化的合理性的论证莫衷一是，大体论证如下：约束最大化策略优于无约束最大化策略（Straightforward Maximization），因为约束最大化更能帮助个体实现其效用最大化的追求。在透明或半透明情况下，人的行为倾向是为人所知的，约束最大化者在社会上更受欢迎，可以吸引更多的合作者;相反，无约束最大化者由于其自身行为倾向而被排除在合作之外。因此，约束最大化者比无约束最大化者更能从合作中获利。所以当约束最大化者占人口的大多数时，采取约束最大化是理性的。
三、约束最大化合理性的争论
国内外学者对约束最大化合理性的论证的意见不一。关于其合理性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参数错误，合理性论证包含循环难题，同时在博弈理论、透明和半透明假设等方面存在问题。
①参数错误。为了研究半透明度的条件，高蒂尔引入了概率。因此，霍夫特·登·哈特戈认为，高蒂尔把战略选择的问题当成了一个参数选择的问题。他之所以这样看，是因为在战略理性的推理中，根本不允许出现任何概率。
②循环论证难题。霍夫特·登·哈特戈指出，相互期望的分层模式不能建立在对称的条件意图之上。如果相互期望的分层模式要建立在对称的条件意图之上，就会面临循环难题。因为只有当条件满足时，条件合作者才会同意合作。条件是你准备与我合作，双方为了确定各自合作的条件的满足，他们就会陷入无穷无尽的等待，从而无法合作。
③博弈理论等方面的问题。第一，一次性囚徒困境。在一次性囚徒困境中，“不论另一方采取什么行动， 违反协定的好处总是大于遵守协定的好处，” 所以行动者没有理由遵从道德。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一次性囚徒困境中的行为者缺乏信任和对他人行为倾向的了解，他们无法做到遵从道德。第二，重复性囚徒困境。即使约束最大化的合理性论证在重复性囚徒困境中能得到的更好的证明。但是当互动只有约束最大化者和无约束最大化者两个人时，遵从道德也是非理性的。因为他们合作而遭受的损失无法得到补偿。第三，动态博弈。高蒂尔认为，即使约束最大化者占人口的少数，采取约束最大化也是理性的，因为随着约束最大化者在人口中的增长，他们将最终占人口中的大多数。高蒂尔的这一辩护遭到了质疑。有人认为，这个推理有一个明显的弱点，那就是无法解释为什么第一个人选择约束最大化策略是理性的。就算它没有上述这个问题，它也存在另一个问题，“没有一种策略是真正稳定的，也没有一种策略能够获得永生。一切周而复始，循环往复。”
④约束最大化者人数的多寡。某些人赞同高蒂尔对约束最大化者人数的假定。他们认为，在多局博弈中，如果交往者不止两个，且约束最大化者占优时，遵从道德显然是理性的。他们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约束最大化者从合作获得的收益将大于直接最大化者从背叛中获取的收益。而杨·冉·罗（Young-Ran Roh）则认为，选择约束最大化策略是否理性，部分由约束最大化者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大小来决定。同时，在包含无条件合作者（Unconditional Cooperator）的透明情况下，约瑟夫·梅塞利（John Messerly）则分别计算出约束最大化者所占人口比例不同的预期效用，以精确的数学计算结果直观地证明：采取约束最大化者是否理性取决于约束最大化者、无约束最大化者和无条件合作者在人口中的分布。
⑤透明和半透明假设等方面存在问题。学者们对高蒂尔关于约束最大化的合理性在半透明情况下是否是成功的存在质疑，但是关于其在半透明假设中存在的问题有不同的见解。总的来说，半透明假设中至少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与他假设理性的人尽可能最大化其自身利益有关。高蒂尔关于约束最大化合理性的论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动者是否知道他人是一个约束最大化者或他人是否知道行动者是一个约束最大化者。而在半透明的情况下，效用最大化者自身比其他类型的人将更加不透明，当欺骗对他有利或可能的时候，他将试图欺骗别人。因此，在半透明的情况下，理性的人将通过掩盖自己真实的行为倾向来获取利益最大化。第二，合作意图不可以通过过去的表现得到证明。在半透明的条件下，虽然了解行动者过去的行为表现可以提高约束最大化的合理性的可能性，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我们采取合作战略的决定性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