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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总要去一次北川。去了,总要到死城住几天,去看望留守在那里的七兄弟。2008年夏天,在地震和洪水之后,他们临危受命,前去看守老城里的厂房。
一晃就是两年,世界在外面,他们在里面。外面的世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也按时作息,努力想和城外保持一致,尽管这时常是一种徒劳之举。死亡之城的关卡,使他们与平常的生活, 即使近在咫尺,也远如天涯。每天,只有在电话的声波里,他们和家人团聚。每月,为数不多的探亲机会,让他们有一种重返人间的感觉。
很久以来,他们像亲人一样,让我时常想起。2008年10月,我第一次去看他们,在黑如地狱的晚上,看见过闪烁的磷火,像风一样嗖嗖而过的野狗; 2009年4月,被这里4.6级的地震震醒,恍惚间,不知今夕何夕;今年去时,厂区的废墟依旧如山,杂草长得有一人高了,他们说:早知道在厂里要呆这么久, 养一群牛和羊,就好了。谁也没有那样想过,就像没有人想到那场大地震。
因为要建地震博物馆,城里的废墟得以清扫,危楼得以加固,街上甚至装了路灯,有了景点的模样。晚上在城里走,虽无人烟,两边山势仍是逼人,废墟仍是狰狞,野狗仍在狂吠,也不觉得怕,走得平静如水,会想起今生今世的很多事。
有时,我会问自己:为什么每年都要去北川,像被命运中无形的力量牵引。是为了抢热点的新闻报道?还是一种另类的精神受洗?还是一种感同身受的悲悯?我不知道。
作为记者,我喜欢的采访方式之一,是体验式.我去北川老城的时候,要称几斤肉,打几瓶酒,带几包熟食,和兄弟们同吃同住,一起巡逻,感受他们的歌与哭,那个城彼时发生都和我有关.他们的喜怒哀乐,也都在我身上波动。
我于他们,受教很多.一入北川,我的心就特别静,在那些残破的山水间,在铺满泥沙的车间,觉得精神无比放松,世界都放下了,时间都是另外的。
我听他们讲述生命:前一世已远去,后一世从2008年起算来他们已两岁。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从此和大都市里的人们不一样。
我听他们讲述爱情,那种经过死亡的洗礼而无比纯洁的感情,我不知道这一生,自己还能不能找到。至少他们已拥有,我为他们高兴。
我有些喜欢上了这个地方,有时没心没肺地想:守着这一座死城,地老天荒。什么也不用想,正是读书做学问的好时候。
每念于此,我都有一种负罪感,觉得愧对这城下的万余白骨,愧对劫后余生的七兄弟。局外人的月白风清,诗情画意,于幸存者永远是刻骨铭心不堪回首。
这一想,也就纠结于自己的记者身份。在一位北川干部看来,记者如谍如蝇,极善于刺探人隐私的。而北川苦痛如山,经受不起任何外来的刺激。这似乎是新闻人的无奈。
困惑于这种想法,有时,我不敢和七兄弟太深入地聊天。每一次聊天,似乎都意味着把他们的伤疤再揭开一次。前年,聊完天,他们到晚上都会哭。去年和今年,要好些,但还是能感觉到他们内心的隐痛。
这种困惑也见于另外的采访中,在北川第三例干部自杀后,我给当事人的母亲打电话,她说:你不要来不要来??我最终没有去,事后,她说,那一天,她自己都想跳楼了。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很无耻。我曾经嘲笑过,有些人为了抢新闻,可以不顾一切道德伦理,可以不要底线,可以漠视他人的苦痛,脸皮够厚心够黑,他们是特殊材料做成的,我不能,但此时,我悲哀地发现,我也许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那种新闻人的功利想法,似乎已如毒素一样渗入到血液里。
在我就要离开北川的时候,七兄弟很不舍,问:什么时候再来啊?
我脱口而出:等有事情的时候。
七兄弟有人开玩笑说:下次,等我跳了楼,呵呵。
一时无语,心里有些痛.我说:那我宁愿不来了,愿你们平平安安地活着;或者,愿我再来的时候,不是记者,只是兄弟。
一晃就是两年,世界在外面,他们在里面。外面的世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也按时作息,努力想和城外保持一致,尽管这时常是一种徒劳之举。死亡之城的关卡,使他们与平常的生活, 即使近在咫尺,也远如天涯。每天,只有在电话的声波里,他们和家人团聚。每月,为数不多的探亲机会,让他们有一种重返人间的感觉。
很久以来,他们像亲人一样,让我时常想起。2008年10月,我第一次去看他们,在黑如地狱的晚上,看见过闪烁的磷火,像风一样嗖嗖而过的野狗; 2009年4月,被这里4.6级的地震震醒,恍惚间,不知今夕何夕;今年去时,厂区的废墟依旧如山,杂草长得有一人高了,他们说:早知道在厂里要呆这么久, 养一群牛和羊,就好了。谁也没有那样想过,就像没有人想到那场大地震。
因为要建地震博物馆,城里的废墟得以清扫,危楼得以加固,街上甚至装了路灯,有了景点的模样。晚上在城里走,虽无人烟,两边山势仍是逼人,废墟仍是狰狞,野狗仍在狂吠,也不觉得怕,走得平静如水,会想起今生今世的很多事。
有时,我会问自己:为什么每年都要去北川,像被命运中无形的力量牵引。是为了抢热点的新闻报道?还是一种另类的精神受洗?还是一种感同身受的悲悯?我不知道。
作为记者,我喜欢的采访方式之一,是体验式.我去北川老城的时候,要称几斤肉,打几瓶酒,带几包熟食,和兄弟们同吃同住,一起巡逻,感受他们的歌与哭,那个城彼时发生都和我有关.他们的喜怒哀乐,也都在我身上波动。
我于他们,受教很多.一入北川,我的心就特别静,在那些残破的山水间,在铺满泥沙的车间,觉得精神无比放松,世界都放下了,时间都是另外的。
我听他们讲述生命:前一世已远去,后一世从2008年起算来他们已两岁。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从此和大都市里的人们不一样。
我听他们讲述爱情,那种经过死亡的洗礼而无比纯洁的感情,我不知道这一生,自己还能不能找到。至少他们已拥有,我为他们高兴。
我有些喜欢上了这个地方,有时没心没肺地想:守着这一座死城,地老天荒。什么也不用想,正是读书做学问的好时候。
每念于此,我都有一种负罪感,觉得愧对这城下的万余白骨,愧对劫后余生的七兄弟。局外人的月白风清,诗情画意,于幸存者永远是刻骨铭心不堪回首。
这一想,也就纠结于自己的记者身份。在一位北川干部看来,记者如谍如蝇,极善于刺探人隐私的。而北川苦痛如山,经受不起任何外来的刺激。这似乎是新闻人的无奈。
困惑于这种想法,有时,我不敢和七兄弟太深入地聊天。每一次聊天,似乎都意味着把他们的伤疤再揭开一次。前年,聊完天,他们到晚上都会哭。去年和今年,要好些,但还是能感觉到他们内心的隐痛。
这种困惑也见于另外的采访中,在北川第三例干部自杀后,我给当事人的母亲打电话,她说:你不要来不要来??我最终没有去,事后,她说,那一天,她自己都想跳楼了。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很无耻。我曾经嘲笑过,有些人为了抢新闻,可以不顾一切道德伦理,可以不要底线,可以漠视他人的苦痛,脸皮够厚心够黑,他们是特殊材料做成的,我不能,但此时,我悲哀地发现,我也许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那种新闻人的功利想法,似乎已如毒素一样渗入到血液里。
在我就要离开北川的时候,七兄弟很不舍,问:什么时候再来啊?
我脱口而出:等有事情的时候。
七兄弟有人开玩笑说:下次,等我跳了楼,呵呵。
一时无语,心里有些痛.我说:那我宁愿不来了,愿你们平平安安地活着;或者,愿我再来的时候,不是记者,只是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