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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的学生从小就接受竞争方面的教育，往往缺少的是如何学会与人合作的意识和能力培养。类似大专辩论赛这种形式从一定程度上加强了这种“较真儿”精神。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会反作用于内容。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合作精神教育关系到学生素质和能否顺利与社会接轨。
关键词：竞争辩论合作精神社会
过去一些年，大专辩论赛在大学里很火爆，各学校纷纷举办大学生辩论赛。我上大学的时候，正赶上首届大专辩论赛，学校的学生社团一期不落的播放大专辩论赛的实况录像，记得每次播放时阶梯教室都爆满，看到选手们慷慨激昂、口若悬河的辩论，同学们感到非常畅快，那种气势、那种机敏的交锋和富于挑战性的语言，不断引起同学们的掌声和笑声。
受这些辩论赛的影响，我们学校也多次组织校园内的辩论赛，系与系之间、与班之间经常会找一些话题组织辩论，而后来，发展到与同在本市的其他大学进行辩论，不久，又组织了华北、华东几所大学的辩论。我们学校还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我受这种强烈气氛熏染，也参加了学校辩论赛的预备队。当时，主要接受的训练是如何找对方的弱点进行驳斥，如何使自己的发言出现亮点、赢得喝彩。当然也进行一些知识方面的准备，但主要是为了预防对手提到这方面知识时不至于茫然无知。虽然后来的校际比赛是由高年级的同学去参加的，但这段经历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后来走上社会之后，我发现，社会上需要的更多的是合作，是互相尊重与维护，这样才能和谐相处，才能保证组织正常运转，通过团队的协作完成任务。每个人都是单位的一颗螺丝钉，只有互相依靠才能完成组织目标。而辩论，往往不自觉地培养好与人争论的习惯，忽视别人的感受。甚至为争论而争论，只关注争论的胜负，从而显得自以为是，不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
过去辩论赛被所谓专家说得神乎其神，有如何如何的好处，比如积累知识啊，增强表达呀，发现真理呀。其实，辩论赛未必能承担这些功能，要实现这些目的也不一定非要通过辩论的形式。比如，要增强表达可以通过演讲的方式，要发现真理可以通过学术论文的方式，要积累知识可以通过多读书。唯独，辩论赛的副作用最大。当然辩论赛并非一无是处，比如在培养外交谈判高手方面可能会有一些用处（当然外交谈判也包含着妥协与合作）。
由此我想到，我国的学校教育，从科目设置到评价标准，无论是数理化还是文史，都在培养一种“较真儿”的劲头，没有哪门课程是教学生们如何与人合作与模糊处理的，“中庸”的思想在很长时间内是受到批判的。这样我们的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处处“较真儿”，事事都要以自己的想法为中心，很多时候想法偏激，不顾别人感受。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学生气”。思想教育与社会实际严重脱节带来的效果是学生短期内很难适应社会，有的甚至会栽很大的跟头。另外，我们的语文课本中渗透的思想教育往往自相矛盾，各家的思想杂陈，既有孟子的浩然正气说，又有韩非子的实用变化说；既有鲁迅的尖锐，又有郁达夫、徐志摩的多愁。缺乏统一的归类指导性和整体梳理，使得学生不知如何取舍，往往受其中某一种思想影响较深，而这里边最缺少的是关于合作精神的教育培养。
社会是一个大机器，每个人又生活在一定的圈子里，在我国这样一个以单位为基本细胞的社会，人总离不开与单位同事的沟通与合作，对领导的尊重和服从，对下属的理解和关爱。因此，人走上社会需要补的第一堂课往往就是如何入学会与人合作，在合作中完成任务，与同事愉快相处。
“较真儿”的精神对于科学研究、追求真理当然十分重要，但社会生活与科学研究，与知识学习毕竟是两码事，任何原则往往都要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超出了这个范围，带来的就有可能是错误。带着一种较真儿的精神走上社会，初生牛犊不怕虎，对于冲击社会的不良风气固然有好处，但一个人还没有被社会所认可和接受，就冲来撞去，往往碰得头破血流，这也是中国社会现实与学校教育的一项矛盾吧。况且，即使是掌握真理也应该通过合理的方式让人接受啊，哪是简单的辩论就能解决的呢。
因此，对于辩论赛不可估计过高，尤其是不应抱着一种猎奇的心理看着我们的学子们在辩论场上唇枪舌剑，急脖子红脸地争论一些本来就没有答案的问题，确切地说是大家都知道是一分为二的两个方面的问题。
针对青年大学生的特点，往往把书本上的、课堂上的东西生搬硬套得到生活中。对于辩论赛也是如此，听的见的多了，参加的多了，往往把这种习惯带到生活当中，没有必要较劲，甚至偏激和固执，注重战胜对手这种结果，而不管是不是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因此，我们的学校一方面应该认识到辩论赛这种形式的副作用，只把它当作一种游戏而已。另一方面，应该设置专门的课程，教会学生如何进行团队合作，与人沟通协调，这是我们教育工作者应该补上的重要一课。另外，对于语文课上富含思想内容的文章，不论古文还是现代文，应该有一个综合的分类和评价，或者提倡学生进行讨论分析，避免学生形成刻板的印象和囫囵吞枣的僵化。总之，我觉得让学生学会合作非常必要。
关键词：竞争辩论合作精神社会
过去一些年，大专辩论赛在大学里很火爆，各学校纷纷举办大学生辩论赛。我上大学的时候，正赶上首届大专辩论赛，学校的学生社团一期不落的播放大专辩论赛的实况录像，记得每次播放时阶梯教室都爆满，看到选手们慷慨激昂、口若悬河的辩论，同学们感到非常畅快，那种气势、那种机敏的交锋和富于挑战性的语言，不断引起同学们的掌声和笑声。
受这些辩论赛的影响，我们学校也多次组织校园内的辩论赛，系与系之间、与班之间经常会找一些话题组织辩论，而后来，发展到与同在本市的其他大学进行辩论，不久，又组织了华北、华东几所大学的辩论。我们学校还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我受这种强烈气氛熏染，也参加了学校辩论赛的预备队。当时，主要接受的训练是如何找对方的弱点进行驳斥，如何使自己的发言出现亮点、赢得喝彩。当然也进行一些知识方面的准备，但主要是为了预防对手提到这方面知识时不至于茫然无知。虽然后来的校际比赛是由高年级的同学去参加的，但这段经历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后来走上社会之后，我发现，社会上需要的更多的是合作，是互相尊重与维护，这样才能和谐相处，才能保证组织正常运转，通过团队的协作完成任务。每个人都是单位的一颗螺丝钉，只有互相依靠才能完成组织目标。而辩论，往往不自觉地培养好与人争论的习惯，忽视别人的感受。甚至为争论而争论，只关注争论的胜负，从而显得自以为是，不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
过去辩论赛被所谓专家说得神乎其神，有如何如何的好处，比如积累知识啊，增强表达呀，发现真理呀。其实，辩论赛未必能承担这些功能，要实现这些目的也不一定非要通过辩论的形式。比如，要增强表达可以通过演讲的方式，要发现真理可以通过学术论文的方式，要积累知识可以通过多读书。唯独，辩论赛的副作用最大。当然辩论赛并非一无是处，比如在培养外交谈判高手方面可能会有一些用处（当然外交谈判也包含着妥协与合作）。
由此我想到，我国的学校教育，从科目设置到评价标准，无论是数理化还是文史，都在培养一种“较真儿”的劲头，没有哪门课程是教学生们如何与人合作与模糊处理的，“中庸”的思想在很长时间内是受到批判的。这样我们的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处处“较真儿”，事事都要以自己的想法为中心，很多时候想法偏激，不顾别人感受。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学生气”。思想教育与社会实际严重脱节带来的效果是学生短期内很难适应社会，有的甚至会栽很大的跟头。另外，我们的语文课本中渗透的思想教育往往自相矛盾，各家的思想杂陈，既有孟子的浩然正气说，又有韩非子的实用变化说；既有鲁迅的尖锐，又有郁达夫、徐志摩的多愁。缺乏统一的归类指导性和整体梳理，使得学生不知如何取舍，往往受其中某一种思想影响较深，而这里边最缺少的是关于合作精神的教育培养。
社会是一个大机器，每个人又生活在一定的圈子里，在我国这样一个以单位为基本细胞的社会，人总离不开与单位同事的沟通与合作，对领导的尊重和服从，对下属的理解和关爱。因此，人走上社会需要补的第一堂课往往就是如何入学会与人合作，在合作中完成任务，与同事愉快相处。
“较真儿”的精神对于科学研究、追求真理当然十分重要，但社会生活与科学研究，与知识学习毕竟是两码事，任何原则往往都要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超出了这个范围，带来的就有可能是错误。带着一种较真儿的精神走上社会，初生牛犊不怕虎，对于冲击社会的不良风气固然有好处，但一个人还没有被社会所认可和接受，就冲来撞去，往往碰得头破血流，这也是中国社会现实与学校教育的一项矛盾吧。况且，即使是掌握真理也应该通过合理的方式让人接受啊，哪是简单的辩论就能解决的呢。
因此，对于辩论赛不可估计过高，尤其是不应抱着一种猎奇的心理看着我们的学子们在辩论场上唇枪舌剑，急脖子红脸地争论一些本来就没有答案的问题，确切地说是大家都知道是一分为二的两个方面的问题。
针对青年大学生的特点，往往把书本上的、课堂上的东西生搬硬套得到生活中。对于辩论赛也是如此，听的见的多了，参加的多了，往往把这种习惯带到生活当中，没有必要较劲，甚至偏激和固执，注重战胜对手这种结果，而不管是不是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因此，我们的学校一方面应该认识到辩论赛这种形式的副作用，只把它当作一种游戏而已。另一方面，应该设置专门的课程，教会学生如何进行团队合作，与人沟通协调，这是我们教育工作者应该补上的重要一课。另外，对于语文课上富含思想内容的文章，不论古文还是现代文，应该有一个综合的分类和评价，或者提倡学生进行讨论分析，避免学生形成刻板的印象和囫囵吞枣的僵化。总之，我觉得让学生学会合作非常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