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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严复是中国提出开民智思想的第一人，故以他为视角对该问题阐述一些自己粗浅的理解。文章是以史料为基础就严复的一些观点进行分析理解的分析方法，首先，对严复的相关思想产生的背景进行简单的介绍，其次将严复的相关开民智的思想进行简要介绍，最后就其开民智的对策进行探讨。从中得出一些思考。
关键词：严复；民智
一、引言
在清末民初法律现代化这期间，严复等学者进行了关于开民智等一系列问题的讨论。这也让我对于民智的问题产生了兴趣。关于民智的论断有许多学者亦有涉及，而在其中，严复是最早提出开民智这个口号的。严复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思想主张。在他的思想里，不仅有传统思想的底蕴，还吸收了西方近代先进思想，他结合多年实践经历，系统地提出并且阐释了开民智思想。严复全面地反思了中国民智卑劣的种种表现，又从教育、制度、国家政教等方面深刻地剖析了国民劣根性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构近代国民智力结构的主张。同时，他还具体地探讨了开民智的途径与方法，即变革封建专制制度、废除八股取士制度、进行西式教育、建立近代教育体制。严复的开民智思想不仅对后来粱启超的“新民”思想和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都产生过极大的影响，而且对当今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背景介绍
中国传统社会，一直以来是忽视作为个体的国民。君主专制的秘笈是削弱臣民与君权相抗争的能力，让臣民成为分散的、孤立的个体从而增加臣民之间个人力量联合的成本。个体总是要服从整体，个体的需求与力量也常常被轻视。在1840年以前，天朝上国一直坐着安稳的封建君主专制，为所欲为。在开眼看世界后，洋务运动如火如荼的进行，自强、民主、求富成为主题。1861-1895这短短30余年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这被历史学家称为“同光中兴”黄金时期。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与一些国家建立了某种现代意义上的外交关系，许多现代工业从无到有，同时向美国、英国和法国等国派出了许多留学生。清朝的知识分子基本认为经过洋务运动几十年的发展，政府已经从太平天国起义的阴影中走出来，在东亚恢复了昔日的声望。严复在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严复在天津《直报》发表《论世变之亟》、《辟韩》、《原强》、《救亡决论》等文章，主张变法维新、武装抗击外来侵略。在公车上书后各种各样的改革方案被提出，茅海建说：“方案多多，却没有一条清晰的改革思路，对彼得、明治的模仿也只能是外貌，而不详其真精神。[1]”其实可以看出，在那时的中国，这些刚刚开眼看世界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其实也并没有什么清晰的思路，同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一样，大脑一片迷茫。而在此时，严复在他发表的第一篇政论《论世变之亟》中，提出甲午战争的失败和国家未来的走向是关于有无权利之争。他还总结道：“富强之易易也，我不可以自馁，道在去其害富害强，而日求其能与民共治而已……西洋之民，其尊且贵也，过于王侯将相，而我中国之民，其卑且贱，皆奴产子也。设有战斗之事，彼其民为公产公利自为斗也，而中国则奴为其主斗耳。夫驱奴虏以斗贵人，固何所往而不败[2]。文章强调的权利意识的缺失。而在那时的严复，亦认识到这一点，虽然说到中国之民其卑且贱，话有些刺耳，但其实是想呼吁更多的人民，能够开启民智，更多地唤醒个体的权利意识。
三、严复的开民智思想
1.民智已卑
严复当年到天津任北洋水师学堂的老师，虽后因与李鸿章政见不和而辞去这份工作，但工作中也一定是倾注了自己全部的心血。他认识到中国的屡次惨败既不是像洋务派所说的器物不如人，也不是像立宪派康、梁所说的制度不如人，问题在于中国的国民素质。严复认为，中国国民民智已卑。那时的中国，不但百姓愚昧，就连大部分的知识分子也是愚昧的。中国国民喜欢推崇先前的东西，不敢违背先祖，常常被传统习惯所束缚。同时，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墨守成规。百姓彼此相贼。人们相互之间缺乏理解和信任，相互猜忌、嫉妒、欺骗。在商场上，中国人就好价格碾压，没有原则地要比对方价格更低来换取交易。中国国民长期接受儒家礼教思想，对于尊长，不论对错，社会的要求就是不得僭越。在这种泾渭分明的礼教洗礼之下，大部分的人都选择且接受了盲目遵从的行为规则。
2.民智卑贱的原因
首先是因为封建统治者推行愚民弱民政策。中国封建王朝自秦以来推行君主专制，皇权不断加强。中间偶有农民起义，大都镇压，即使违背镇压，不过是有重新走上君主专治的老路。民主思想，未曾有过。封建君主推行的政策，大都是“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3]”唯恐国民智力的提高和财富的增加会使其智能发展到其无法控制的程度。
其次用儒家封建伦理道德禁锢民智。儒家思想中利于封建统治的部分内容被不断加强，儒家的消极作用也变得越来越明显，三纲五常严重限制了国民的判断能力。君臣、父子都是以前者为尊，后者永远处于服从卑贱的地位。后者必须要忽视自己的权利来服从对方。三纲成为束缚人性的最大枷锁。限制扭曲着国民的正常判断。严复就说道：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4]”亚里士多德可以说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没有西人会因为这样的言论而非议他。若在中国，你发表这样的言论，公开驳斥老师的言论和学术。是要引起轩然大波的。
四、开民智的方法与途径
1.改变“克里斯玛”式的统治
克里斯玛是韦伯提出来的概念，克里斯玛式的领袖，其实也就是个人过分膨胀的领袖，国民可能主动或者被动地牺牲对自己个性的塑造，来完成一个人（领袖）的个性崇拜。之前讲到中国国民盲从的国民性，就非常容易在政治的诱拐之下，走入克里斯玛式统治的悲剧。对一个政治家的个性的毫无节制的敬仰，是会使一个骄傲的民族后无保留地牺牲它自己的客观信仰。帝制其实就是一种极端的克里斯玛式的统治，毫无原则的以皇帝为中心，所有的臣民皆是奴仆。如果出现克里斯玛式的领袖，国民在民智不够的情况之下，是非常容易走进民粹的漩涡而浑然不觉。而政治常常为了少数人的私欲，而利用许多合法性的手段走入克里斯玛式的统治模式。在开民智时，务必要严防国民陷入其中。可是要做到却很难，特别是在中国这个国民性格本身就很弱化的情况之下。 2.教育为先
严复在那样一个时代，就开始不断的呼吁引进西学。他本人在1877年被派到英国格林尼茨皇家海军学院深造，积累了大量的西学造诣。他利用自己的西学背景，翻译了西方的经典名著，向国人介绍西方近代科学和自由平等的启蒙思想。严复在那时就一直强调要引进西方的先进科学。“学问之事，以群学为要归。唯群学明而后知治乱盛衰之故，而能有修齐治平之功。[5]”除了要学习科学知识，还要学习西方制度，特别是自由与平等的思想。严复的包含民智的“三民”思想直接是来源于英国著名思想家斯宾塞和赫胥黎的社会有机体论。
五、结语
在近代亡国的危机当中，严复是第一个系统地提出开民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到今天，仍然是非常重要的。首先，严复说道：中国民智已卑，号为民主，而专制之政不得不阴行其中[6]。若民智开化，专制制度也就没有办法继续存活。其次、民智即是权力。当国民摆脱愚昧，学习和使用现在科技后，一国的生产力就会提高，国民经济也会越来越好。这样就可以为国家争取权利。国富民富后，国民就会产生保护私产的概念，民事法律也会越来越完备，普通民众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再拥有足够的财产之后，国民就会要求更多的权力，也会更加有热情去参与政治来保障自己的基础权力。整个国家也会进入一种良性的循环。民智其实只是严复提出的三民理论的一部分。而关于民智的讨论，到现在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也希望我们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做得更好，走得更远。
注释：
[1]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年版，第249-341 页。
[2]王轼主编：《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版，第35-36 页。
[3]严复：《辟韩》，《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35页。
[4]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3页。
[5]严复：《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17—18页。
[6]严复：《法意》按语，《严复集》第四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986页。
作者简介：胡华侨 （1992-5-），女，江西九江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法律史专业，研究方向：中国法律史。
关键词：严复；民智
一、引言
在清末民初法律现代化这期间，严复等学者进行了关于开民智等一系列问题的讨论。这也让我对于民智的问题产生了兴趣。关于民智的论断有许多学者亦有涉及，而在其中，严复是最早提出开民智这个口号的。严复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思想主张。在他的思想里，不仅有传统思想的底蕴，还吸收了西方近代先进思想，他结合多年实践经历，系统地提出并且阐释了开民智思想。严复全面地反思了中国民智卑劣的种种表现，又从教育、制度、国家政教等方面深刻地剖析了国民劣根性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构近代国民智力结构的主张。同时，他还具体地探讨了开民智的途径与方法，即变革封建专制制度、废除八股取士制度、进行西式教育、建立近代教育体制。严复的开民智思想不仅对后来粱启超的“新民”思想和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都产生过极大的影响，而且对当今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背景介绍
中国传统社会，一直以来是忽视作为个体的国民。君主专制的秘笈是削弱臣民与君权相抗争的能力，让臣民成为分散的、孤立的个体从而增加臣民之间个人力量联合的成本。个体总是要服从整体，个体的需求与力量也常常被轻视。在1840年以前，天朝上国一直坐着安稳的封建君主专制，为所欲为。在开眼看世界后，洋务运动如火如荼的进行，自强、民主、求富成为主题。1861-1895这短短30余年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这被历史学家称为“同光中兴”黄金时期。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与一些国家建立了某种现代意义上的外交关系，许多现代工业从无到有，同时向美国、英国和法国等国派出了许多留学生。清朝的知识分子基本认为经过洋务运动几十年的发展，政府已经从太平天国起义的阴影中走出来，在东亚恢复了昔日的声望。严复在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严复在天津《直报》发表《论世变之亟》、《辟韩》、《原强》、《救亡决论》等文章，主张变法维新、武装抗击外来侵略。在公车上书后各种各样的改革方案被提出，茅海建说：“方案多多，却没有一条清晰的改革思路，对彼得、明治的模仿也只能是外貌，而不详其真精神。[1]”其实可以看出，在那时的中国，这些刚刚开眼看世界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其实也并没有什么清晰的思路，同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一样，大脑一片迷茫。而在此时，严复在他发表的第一篇政论《论世变之亟》中，提出甲午战争的失败和国家未来的走向是关于有无权利之争。他还总结道：“富强之易易也，我不可以自馁，道在去其害富害强，而日求其能与民共治而已……西洋之民，其尊且贵也，过于王侯将相，而我中国之民，其卑且贱，皆奴产子也。设有战斗之事，彼其民为公产公利自为斗也，而中国则奴为其主斗耳。夫驱奴虏以斗贵人，固何所往而不败[2]。文章强调的权利意识的缺失。而在那时的严复，亦认识到这一点，虽然说到中国之民其卑且贱，话有些刺耳，但其实是想呼吁更多的人民，能够开启民智，更多地唤醒个体的权利意识。
三、严复的开民智思想
1.民智已卑
严复当年到天津任北洋水师学堂的老师，虽后因与李鸿章政见不和而辞去这份工作，但工作中也一定是倾注了自己全部的心血。他认识到中国的屡次惨败既不是像洋务派所说的器物不如人，也不是像立宪派康、梁所说的制度不如人，问题在于中国的国民素质。严复认为，中国国民民智已卑。那时的中国，不但百姓愚昧，就连大部分的知识分子也是愚昧的。中国国民喜欢推崇先前的东西，不敢违背先祖，常常被传统习惯所束缚。同时，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墨守成规。百姓彼此相贼。人们相互之间缺乏理解和信任，相互猜忌、嫉妒、欺骗。在商场上，中国人就好价格碾压，没有原则地要比对方价格更低来换取交易。中国国民长期接受儒家礼教思想，对于尊长，不论对错，社会的要求就是不得僭越。在这种泾渭分明的礼教洗礼之下，大部分的人都选择且接受了盲目遵从的行为规则。
2.民智卑贱的原因
首先是因为封建统治者推行愚民弱民政策。中国封建王朝自秦以来推行君主专制，皇权不断加强。中间偶有农民起义，大都镇压，即使违背镇压，不过是有重新走上君主专治的老路。民主思想，未曾有过。封建君主推行的政策，大都是“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3]”唯恐国民智力的提高和财富的增加会使其智能发展到其无法控制的程度。
其次用儒家封建伦理道德禁锢民智。儒家思想中利于封建统治的部分内容被不断加强，儒家的消极作用也变得越来越明显，三纲五常严重限制了国民的判断能力。君臣、父子都是以前者为尊，后者永远处于服从卑贱的地位。后者必须要忽视自己的权利来服从对方。三纲成为束缚人性的最大枷锁。限制扭曲着国民的正常判断。严复就说道：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4]”亚里士多德可以说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没有西人会因为这样的言论而非议他。若在中国，你发表这样的言论，公开驳斥老师的言论和学术。是要引起轩然大波的。
四、开民智的方法与途径
1.改变“克里斯玛”式的统治
克里斯玛是韦伯提出来的概念，克里斯玛式的领袖，其实也就是个人过分膨胀的领袖，国民可能主动或者被动地牺牲对自己个性的塑造，来完成一个人（领袖）的个性崇拜。之前讲到中国国民盲从的国民性，就非常容易在政治的诱拐之下，走入克里斯玛式统治的悲剧。对一个政治家的个性的毫无节制的敬仰，是会使一个骄傲的民族后无保留地牺牲它自己的客观信仰。帝制其实就是一种极端的克里斯玛式的统治，毫无原则的以皇帝为中心，所有的臣民皆是奴仆。如果出现克里斯玛式的领袖，国民在民智不够的情况之下，是非常容易走进民粹的漩涡而浑然不觉。而政治常常为了少数人的私欲，而利用许多合法性的手段走入克里斯玛式的统治模式。在开民智时，务必要严防国民陷入其中。可是要做到却很难，特别是在中国这个国民性格本身就很弱化的情况之下。 2.教育为先
严复在那样一个时代，就开始不断的呼吁引进西学。他本人在1877年被派到英国格林尼茨皇家海军学院深造，积累了大量的西学造诣。他利用自己的西学背景，翻译了西方的经典名著，向国人介绍西方近代科学和自由平等的启蒙思想。严复在那时就一直强调要引进西方的先进科学。“学问之事，以群学为要归。唯群学明而后知治乱盛衰之故，而能有修齐治平之功。[5]”除了要学习科学知识，还要学习西方制度，特别是自由与平等的思想。严复的包含民智的“三民”思想直接是来源于英国著名思想家斯宾塞和赫胥黎的社会有机体论。
五、结语
在近代亡国的危机当中，严复是第一个系统地提出开民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到今天，仍然是非常重要的。首先，严复说道：中国民智已卑，号为民主，而专制之政不得不阴行其中[6]。若民智开化，专制制度也就没有办法继续存活。其次、民智即是权力。当国民摆脱愚昧，学习和使用现在科技后，一国的生产力就会提高，国民经济也会越来越好。这样就可以为国家争取权利。国富民富后，国民就会产生保护私产的概念，民事法律也会越来越完备，普通民众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再拥有足够的财产之后，国民就会要求更多的权力，也会更加有热情去参与政治来保障自己的基础权力。整个国家也会进入一种良性的循环。民智其实只是严复提出的三民理论的一部分。而关于民智的讨论，到现在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也希望我们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做得更好，走得更远。
注释：
[1]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年版，第249-341 页。
[2]王轼主编：《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版，第35-36 页。
[3]严复：《辟韩》，《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35页。
[4]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3页。
[5]严复：《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17—18页。
[6]严复：《法意》按语，《严复集》第四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986页。
作者简介：胡华侨 （1992-5-），女，江西九江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法律史专业，研究方向：中国法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