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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南永顺县龙家寨，有一处占地面积约250平方米，形制为木结构民居的红军医院旧址。这里曾是红二、六军团开办的军区总医院，为救治红军伤病员，保证红军战斗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医院日常工作的开展
1934年11月26日，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湘鄂川黔根据地的指示，我党建立了以任弼时为书记，贺龙、夏曦等任委员的中共湘鄂川黔边区临时省委，以贺龙为司令员、任弼时为政委的湘鄂川黔边区省军区，还成立了中华苏维埃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贺龙任主席。随着党、政、军领导机构的设立，湘鄂川黔苏区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
當时在相对稳定的后方设立军区医院，用来救治与安置红军伤病员，是一项较为急迫并且必要的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下，1934年12月，龙家寨军区医院诞生了，规模大而且位置好，“位于总后方，环境安定，适合重伤与重病休养”。
龙家寨军区医院设医务科、材料科、药房、担架队、洗衣队、看护排等，配备了文书、印刷教材的石印工人，以及编有专挑药担子的挑夫的运输排，还专设提供包子、馒头、面饺等满足伤病员需要的饮食部。
医生与看护员被编成8个医疗连，负责救治伤病员。8个休养连的伤病员由医务科直接负责治疗。医院设立了专门救治短期内能出院归队的伤病员的轻伤营，营中有医生、看护员与行政管理人员。医院分内外两科，分治轻重伤员。医院还在塔卧设有分院，开办医护训练班，学员兼顾学习、工作及战场救护任务。各部门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强化了政治领导，使医院高效运转和有序开展日常工作。
因红军常与数倍于我方的敌人战斗，入院接受救治与安置的伤病员较多。为便于管理，医院设置了管理处与医疗室，将伤病员分成轻伤连、重伤连与病号连。各连伙食标准不同，因生活条件艰苦，轻伤病号每天只发放3分钱菜金，重伤病号有5分钱菜金（一说为重伤员每天的菜金为5分5厘钱，轻伤员、重病号有4分钱菜金，轻病号菜金为3分2厘钱）。
面对大量伤病员，医生每天早晨起床先诊治内科病员，早餐后分别去各自负责的连队给伤员更换绷带或做手术，下午进行复诊，留有适当时间午休与学习。当时医务人员极度紧张，不少医务人员既是医生又是护士，既看内科又看外科，有时连续工作10多个小时，还兼顾上山采药、站岗放哨甚至参加战斗的任务。护理员的任务同样繁重，每人看护30名至40名伤病员，需要给伤员送饭递药、清洗伤口与衣物、背他们如厕等。
大庸临时医院撤销并入龙家寨军区医院后，为加强领导与方便管理，红六军团卫生部部长戴正华任医院的院长，潘世征为医务科科长，陈宗尧任政治委员，王玉林任副院长。
医药物品的来源与使用
龙家寨军区医院主要存在于湘鄂川黔苏区建立及发展初期，当时的医疗条件极其艰苦。
医药物品的主要来源为：中药靠自采或购买，西药靠缴获或让被捉到的“洋人”限时交纳。
在医药物品供应紧张且西药尤为匮乏的情况下，我军医药供应主要靠缴获得来的数量有限的药品，大部分留给前方主力红军野战医院，少量分配给后方医院。因此，龙家寨军区医院主要运用中医、中药救治伤病员。中药采购任务，由大庸临时医院的中药科负责，该科与大庸的怡和生等商店签订了购药合同，通过他们在湖南津市和常德市购买药品。
此外，龙家寨军区医院采取各种办法补充药品和外科手术器械，如寻访当地民间中医，自己动手上山采集中草药，还以土代洋、就地取材用碱水煮过的土棉、土纱布来代替消毒棉纱，用熬制的猪油替代凡士林，用食盐水替代石炭酸清洗伤口等，若缺乏手术刀、钳子、剪子等医疗器械，就请当地铁匠依照图纸打造。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与封锁，革命根据地物资匮乏，龙家寨军区医院没有什么药物可用，最好的药是盐水、红汞、碘酒，消毒只有碘酒，退烧最好的就是用百乃静、福百龙。每位伤员只配备两条绷带，标注姓名且反复使用;医院的纱布反复使用，用过后煮了再用，直到烂得不能再用了，经护士长同意后才能换上新的。
当地民众的积极参与
当地民众爱护、敬仰红军战士，大力支援并且积极参与医院各项救护工作，充分体现出红军与民众之间感人至深的鱼水情谊。
在龙家寨军区医院，因医务人员人手不足，只能雇请当地一些贫苦人家出身的孩子做看护工作。他们争先恐后地为伤员清理伤口和敷药、喂水喂饭，有的熬夜执行护理任务。不少人在伤病员讲述革命经历与宣扬打土豪分田地的感召下，主动加入了红军队伍。
后来成为女红军的张金莲和她的女儿范庆芳，在龙家寨军区医院照顾从各个战场运转到后方来的伤病员。十三四岁的范庆芳，不但经常清洗伤病员的绷带与衣物，而且学会了换药、注射，伤病员都喜欢这位小姑娘为自己洗伤口、换药。
来自湘西各个村寨的妇女，积极承担起了军区医院洗刷衣物、护理伤病员的光荣任务。据红军女儿队队员李桂香回忆，当时红军伤员都转移到龙家寨，需要大量人手清洗衣服与照顾伤兵，于是“我们就参加红军女儿队帮助洗衣服，搞了几个月”。
龙家寨军区医院伤病员（轻伤营除外）、医生、干部的衣物，由医院从永顺、大庸、桑植等附近县乡招募而来的青年妇女组成的“洗衣队”负责清洗。龙家寨本地的土家族农妇张心兰，主动与医院的人一块为红军伤病员清洗衣服和纱布。尽管每天的工作繁重，缺少清洗工具，但她乐在其中，还成了医院的义务护理员。
在当地苏维埃政府的组织下，民众自觉组成担架队，及时将前线伤员转移到后方医院。1935年2月的棉花山战斗中，民众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大庸当地人民组织了100多副担架赶赴前线。三岔坪乡10余位农民奔赴溪口，连夜徒步运送伤员至军区医院塔卧分院。3月中旬，红军主力于永顺高粱坪与敌战斗，他们又前往此地运送伤员，来回奔波。
1935年春夏，国民党加紧进攻，革命局势日渐严峻，龙家寨军区医院撤销，迁往龙山茨岩塘，桑植上河溪、杜家山等地。
龙家寨军区医院的贡献
在龙家寨军区医院，医护人员任劳任怨，不畏艰险，在医疗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有效整合、充分利用当地的各种资源，尽心尽力地诊治与护理伤病员。当地民众也将热爱红军、爱护伤病员作为自觉行动，积极主动参与医院的各项救护工作，如担任护理员、参加洗衣队、组成担架队等。
永顺龙家寨军区医院，收容救治的伤病员最多时达到4000多人，是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安置伤病员的重要场所，在反“围剿”斗争中发挥了收容、救治伤病员的重要作用。据在潘世征之后继任医务科科长的贺于澄回忆，仅在他工作的3个月期间，治愈出院者就达2200多人。
在国民党军封锁“围剿”与医疗物资紧张的困境之中，龙家寨军区医院就地取材，自力更生，满足了红二、六军团战略发展需要，同时兼顾了革命根据地建设。该医院的设立，对于妥善救治与安置伤病员，保存红军革命有生力量与增强战斗力，巩固革命根据地后方，做出了卓越贡献。
医院日常工作的开展
1934年11月26日，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湘鄂川黔根据地的指示，我党建立了以任弼时为书记，贺龙、夏曦等任委员的中共湘鄂川黔边区临时省委，以贺龙为司令员、任弼时为政委的湘鄂川黔边区省军区，还成立了中华苏维埃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贺龙任主席。随着党、政、军领导机构的设立，湘鄂川黔苏区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
當时在相对稳定的后方设立军区医院，用来救治与安置红军伤病员，是一项较为急迫并且必要的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下，1934年12月，龙家寨军区医院诞生了，规模大而且位置好，“位于总后方，环境安定，适合重伤与重病休养”。
龙家寨军区医院设医务科、材料科、药房、担架队、洗衣队、看护排等，配备了文书、印刷教材的石印工人，以及编有专挑药担子的挑夫的运输排，还专设提供包子、馒头、面饺等满足伤病员需要的饮食部。
医生与看护员被编成8个医疗连，负责救治伤病员。8个休养连的伤病员由医务科直接负责治疗。医院设立了专门救治短期内能出院归队的伤病员的轻伤营，营中有医生、看护员与行政管理人员。医院分内外两科，分治轻重伤员。医院还在塔卧设有分院，开办医护训练班，学员兼顾学习、工作及战场救护任务。各部门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强化了政治领导，使医院高效运转和有序开展日常工作。
因红军常与数倍于我方的敌人战斗，入院接受救治与安置的伤病员较多。为便于管理，医院设置了管理处与医疗室，将伤病员分成轻伤连、重伤连与病号连。各连伙食标准不同，因生活条件艰苦，轻伤病号每天只发放3分钱菜金，重伤病号有5分钱菜金（一说为重伤员每天的菜金为5分5厘钱，轻伤员、重病号有4分钱菜金，轻病号菜金为3分2厘钱）。
面对大量伤病员，医生每天早晨起床先诊治内科病员，早餐后分别去各自负责的连队给伤员更换绷带或做手术，下午进行复诊，留有适当时间午休与学习。当时医务人员极度紧张，不少医务人员既是医生又是护士，既看内科又看外科，有时连续工作10多个小时，还兼顾上山采药、站岗放哨甚至参加战斗的任务。护理员的任务同样繁重，每人看护30名至40名伤病员，需要给伤员送饭递药、清洗伤口与衣物、背他们如厕等。
大庸临时医院撤销并入龙家寨军区医院后，为加强领导与方便管理，红六军团卫生部部长戴正华任医院的院长，潘世征为医务科科长，陈宗尧任政治委员，王玉林任副院长。
医药物品的来源与使用
龙家寨军区医院主要存在于湘鄂川黔苏区建立及发展初期，当时的医疗条件极其艰苦。
医药物品的主要来源为：中药靠自采或购买，西药靠缴获或让被捉到的“洋人”限时交纳。
在医药物品供应紧张且西药尤为匮乏的情况下，我军医药供应主要靠缴获得来的数量有限的药品，大部分留给前方主力红军野战医院，少量分配给后方医院。因此，龙家寨军区医院主要运用中医、中药救治伤病员。中药采购任务，由大庸临时医院的中药科负责，该科与大庸的怡和生等商店签订了购药合同，通过他们在湖南津市和常德市购买药品。
此外，龙家寨军区医院采取各种办法补充药品和外科手术器械，如寻访当地民间中医，自己动手上山采集中草药，还以土代洋、就地取材用碱水煮过的土棉、土纱布来代替消毒棉纱，用熬制的猪油替代凡士林，用食盐水替代石炭酸清洗伤口等，若缺乏手术刀、钳子、剪子等医疗器械，就请当地铁匠依照图纸打造。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与封锁，革命根据地物资匮乏，龙家寨军区医院没有什么药物可用，最好的药是盐水、红汞、碘酒，消毒只有碘酒，退烧最好的就是用百乃静、福百龙。每位伤员只配备两条绷带，标注姓名且反复使用;医院的纱布反复使用，用过后煮了再用，直到烂得不能再用了，经护士长同意后才能换上新的。
当地民众的积极参与
当地民众爱护、敬仰红军战士，大力支援并且积极参与医院各项救护工作，充分体现出红军与民众之间感人至深的鱼水情谊。
在龙家寨军区医院，因医务人员人手不足，只能雇请当地一些贫苦人家出身的孩子做看护工作。他们争先恐后地为伤员清理伤口和敷药、喂水喂饭，有的熬夜执行护理任务。不少人在伤病员讲述革命经历与宣扬打土豪分田地的感召下，主动加入了红军队伍。
后来成为女红军的张金莲和她的女儿范庆芳，在龙家寨军区医院照顾从各个战场运转到后方来的伤病员。十三四岁的范庆芳，不但经常清洗伤病员的绷带与衣物，而且学会了换药、注射，伤病员都喜欢这位小姑娘为自己洗伤口、换药。
来自湘西各个村寨的妇女，积极承担起了军区医院洗刷衣物、护理伤病员的光荣任务。据红军女儿队队员李桂香回忆，当时红军伤员都转移到龙家寨，需要大量人手清洗衣服与照顾伤兵，于是“我们就参加红军女儿队帮助洗衣服，搞了几个月”。
龙家寨军区医院伤病员（轻伤营除外）、医生、干部的衣物，由医院从永顺、大庸、桑植等附近县乡招募而来的青年妇女组成的“洗衣队”负责清洗。龙家寨本地的土家族农妇张心兰，主动与医院的人一块为红军伤病员清洗衣服和纱布。尽管每天的工作繁重，缺少清洗工具，但她乐在其中，还成了医院的义务护理员。
在当地苏维埃政府的组织下，民众自觉组成担架队，及时将前线伤员转移到后方医院。1935年2月的棉花山战斗中，民众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大庸当地人民组织了100多副担架赶赴前线。三岔坪乡10余位农民奔赴溪口，连夜徒步运送伤员至军区医院塔卧分院。3月中旬，红军主力于永顺高粱坪与敌战斗，他们又前往此地运送伤员，来回奔波。
1935年春夏，国民党加紧进攻，革命局势日渐严峻，龙家寨军区医院撤销，迁往龙山茨岩塘，桑植上河溪、杜家山等地。
龙家寨军区医院的贡献
在龙家寨军区医院，医护人员任劳任怨，不畏艰险，在医疗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有效整合、充分利用当地的各种资源，尽心尽力地诊治与护理伤病员。当地民众也将热爱红军、爱护伤病员作为自觉行动，积极主动参与医院的各项救护工作，如担任护理员、参加洗衣队、组成担架队等。
永顺龙家寨军区医院，收容救治的伤病员最多时达到4000多人，是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安置伤病员的重要场所，在反“围剿”斗争中发挥了收容、救治伤病员的重要作用。据在潘世征之后继任医务科科长的贺于澄回忆，仅在他工作的3个月期间，治愈出院者就达2200多人。
在国民党军封锁“围剿”与医疗物资紧张的困境之中，龙家寨军区医院就地取材，自力更生，满足了红二、六军团战略发展需要，同时兼顾了革命根据地建设。该医院的设立，对于妥善救治与安置伤病员，保存红军革命有生力量与增强战斗力，巩固革命根据地后方，做出了卓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