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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人民的伟大胜利由战士的巨大牺牲奠基。宿迁是革命老区，新四军在此创建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全国十九个主要根据地之一。数以万计的宿迁子弟参军打鬼子，许多人忠骨埋青山。自2015年起，我参与宿迁晚报的抗战老兵寻访小组，采访了180位老兵，听他们讲述烽火岁月的英雄故事。
为国仇家恨，十四五岁上战场
我们采访的老兵，平均年龄89岁。70多年前，他们还是十四五岁的乡村少年，大多不识字，甚至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但他们懂得，决不能做亡国奴。
1942年，葛聿品14歲，大哥葛聿祥、堂哥葛聿俊参加了彭雪枫师长的队伍，葛聿品也要从军。第一次报名因年纪小没成功，他不甘心，经常给新四军传递日军据点的情报。第二年再报名，成功了。不久，他夜间行军抬重机枪摔断了腿，不能上阵打仗，改做地下联络员，负责泗洪、宿迁、新沂等根据地之间的联络工作。“为了送信，我惯常一夜来回跑几十里地。日本兵封村，动不动上家里抓共产党，我家因为出了当兵的，房子被烧了三次。”
敌后斗争条件艰苦，组织上给葛聿品配了把土枪，他因此有了个绰号“土机枪”。葛聿品身上挎的弹夹是用高粱秆撑起来的，只有十来发子弹，不到关键时刻不舍得用。抗战胜利前夕，葛聿品带着游击队赶往新安镇执行任务，在一片林地遭遇一队日军，鬼子机枪大炮火力全开，葛聿品身边，战友一个个倒下。“子弹打完了，刀也砍豁口了，我们才突围。出去时几十个人，一晚上就剩下十几个，太惨了！”老人用双手捂住了脸。
采访中，老人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我家兄弟三人去打鬼子，只活我一人！”
也是在1943年，也是在15岁，韩兆金参加新四军。
韩兆金幼时，父母在苏州工作，他在宿迁老家读私塾。1942年前后，日军在苏州、上海一带狂轰滥炸，韩兆金的父母失业了，只得回老家，可日军的铁蹄已经踏上这片土地。一家人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搭个窝棚住，没有吃食，“最后，把我的小妹妹卖了，换了两斗粮食……”韩兆金老人痛哭失声。
韩兆金有文化，头脑活络，上级安排他做侦察兵，以孩子的身份做掩护，往来各乡镇，搜集日军据点的情报。
1943年下半年的一天，韩兆金拎着一篮花生，在一个叫“叶桥”的地方叫卖，忽然看到当地一个臭名昭著的汉奸。“这人平时不在家，组织上早就想抓他，一直没机会，当时我就想这次绝对不能让他跑了。”他立即向上级汇报，同时严密监视汉奸动向。韩兆金和另外两名战友在他家外埋伏了两天两夜，直到第三天夜里，那汉奸出来上厕所，韩兆金和战友悄无声息地摸到他身后，没费一枪一弹将他抓获。
说起与日军、汉奸周旋的故事，韩兆金时时提起战友的名字，无限感慨：“我这些好战友都牺牲了，我一次次死里逃生，替他们看到了今天的美好生活。”
郭孝云，原籍安徽，二十多岁离家打鬼子，之后参加解放战争。胜利后，他带着军功章回老家，父母都不在了。“我离家那天，父母挥着手，叮嘱我早点回来，我不敢回头……我真后悔当时没多看一眼。”说到这里，老人嚎啕大哭。他的子女说，父亲落户宿迁以后再没回过安徽，每到过年都会朝着家乡的方向磕三个头。
不识得家人，却不会忘记抗战
有人说，时间可以抹去一切。但老兵的抗战记忆不会抹去，即使连家人都不认识了，也不会忘记民族的苦难和热血的青春。
因为病痛，90岁的徐光彩记忆力衰退，常常一整天不说一句话，有时候连儿子都不认识，但他记得：“我叫徐光彩，1944年的兵！”
我们去时，徐光彩正坐在屋檐下，仰望着从檐上漏下的阳光，一声不吭。“前几年，他身体还不错，哪知今年突然糊涂了，走路都跌跌撞撞的！”徐光彩62岁的儿子徐乃会说。
这样的老人还能给我们讲述什么？
“您打过日本鬼子吗？”当我第四次大声重复这句话时，徐光彩的眼睛忽然转动了一下，他大声说：“我叫徐光彩，1944年的兵！”然后又陷入沉默。
“您在哪里打过仗？”“打仗怕不怕？”“打仗受过伤吗？”我反复提问，果然，“打仗”这个词帮他在混沌中找到了记忆的头绪。
“我父亲去世得早，娘几个靠要饭活命，我去当兵有吃的。”1944年，徐光彩参加了新四军，到山东一带打日本兵。他是炮兵，当过班长，用的是“六〇炮”，老人做了一个炮弹上膛的动作。“在济南那次打得最惨。那是6月里，小鬼子把我们困在一个山头整整一个月，天天下雨，一个月没吃过粮食，全靠吃山上的树皮树叶、野果子。”这一仗只有三成战士突围。
徐光彩后来的讲述几乎全是碎片：“每天都行军，一夜要跑一百里地！”“我们武器不如人，要打游击战”“冬天太冷了，手脚都长冻疮”……
当我们起身要离开时，他又大声说：“我叫徐光彩，1944年的兵！”
…… ……
一生追求信仰，不害怕不后悔。老兵们出生入死，是奔着为民族争自由、为人民谋幸福的信仰，这信仰是他们一生的追求，从未淡化。
抗战老兵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只有今天仍然崇敬英雄的民族，才是一个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民族。我们千里奔波，采写180位老兵，是希望一代代后人都能记住他们的故事，记住他们的脸！
责任编辑：汪琼
为国仇家恨，十四五岁上战场
我们采访的老兵，平均年龄89岁。70多年前，他们还是十四五岁的乡村少年，大多不识字，甚至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但他们懂得，决不能做亡国奴。
1942年，葛聿品14歲，大哥葛聿祥、堂哥葛聿俊参加了彭雪枫师长的队伍，葛聿品也要从军。第一次报名因年纪小没成功，他不甘心，经常给新四军传递日军据点的情报。第二年再报名，成功了。不久，他夜间行军抬重机枪摔断了腿，不能上阵打仗，改做地下联络员，负责泗洪、宿迁、新沂等根据地之间的联络工作。“为了送信，我惯常一夜来回跑几十里地。日本兵封村，动不动上家里抓共产党，我家因为出了当兵的，房子被烧了三次。”
敌后斗争条件艰苦，组织上给葛聿品配了把土枪，他因此有了个绰号“土机枪”。葛聿品身上挎的弹夹是用高粱秆撑起来的，只有十来发子弹，不到关键时刻不舍得用。抗战胜利前夕，葛聿品带着游击队赶往新安镇执行任务，在一片林地遭遇一队日军，鬼子机枪大炮火力全开，葛聿品身边，战友一个个倒下。“子弹打完了，刀也砍豁口了，我们才突围。出去时几十个人，一晚上就剩下十几个，太惨了！”老人用双手捂住了脸。
采访中，老人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我家兄弟三人去打鬼子，只活我一人！”
也是在1943年，也是在15岁，韩兆金参加新四军。
韩兆金幼时，父母在苏州工作，他在宿迁老家读私塾。1942年前后，日军在苏州、上海一带狂轰滥炸，韩兆金的父母失业了，只得回老家，可日军的铁蹄已经踏上这片土地。一家人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搭个窝棚住，没有吃食，“最后，把我的小妹妹卖了，换了两斗粮食……”韩兆金老人痛哭失声。
韩兆金有文化，头脑活络，上级安排他做侦察兵，以孩子的身份做掩护，往来各乡镇，搜集日军据点的情报。
1943年下半年的一天，韩兆金拎着一篮花生，在一个叫“叶桥”的地方叫卖，忽然看到当地一个臭名昭著的汉奸。“这人平时不在家，组织上早就想抓他，一直没机会，当时我就想这次绝对不能让他跑了。”他立即向上级汇报，同时严密监视汉奸动向。韩兆金和另外两名战友在他家外埋伏了两天两夜，直到第三天夜里，那汉奸出来上厕所，韩兆金和战友悄无声息地摸到他身后，没费一枪一弹将他抓获。
说起与日军、汉奸周旋的故事，韩兆金时时提起战友的名字，无限感慨：“我这些好战友都牺牲了，我一次次死里逃生，替他们看到了今天的美好生活。”
郭孝云，原籍安徽，二十多岁离家打鬼子，之后参加解放战争。胜利后，他带着军功章回老家，父母都不在了。“我离家那天，父母挥着手，叮嘱我早点回来，我不敢回头……我真后悔当时没多看一眼。”说到这里，老人嚎啕大哭。他的子女说，父亲落户宿迁以后再没回过安徽，每到过年都会朝着家乡的方向磕三个头。
不识得家人，却不会忘记抗战
有人说，时间可以抹去一切。但老兵的抗战记忆不会抹去，即使连家人都不认识了，也不会忘记民族的苦难和热血的青春。
因为病痛，90岁的徐光彩记忆力衰退，常常一整天不说一句话，有时候连儿子都不认识，但他记得：“我叫徐光彩，1944年的兵！”
我们去时，徐光彩正坐在屋檐下，仰望着从檐上漏下的阳光，一声不吭。“前几年，他身体还不错，哪知今年突然糊涂了，走路都跌跌撞撞的！”徐光彩62岁的儿子徐乃会说。
这样的老人还能给我们讲述什么？
“您打过日本鬼子吗？”当我第四次大声重复这句话时，徐光彩的眼睛忽然转动了一下，他大声说：“我叫徐光彩，1944年的兵！”然后又陷入沉默。
“您在哪里打过仗？”“打仗怕不怕？”“打仗受过伤吗？”我反复提问，果然，“打仗”这个词帮他在混沌中找到了记忆的头绪。
“我父亲去世得早，娘几个靠要饭活命，我去当兵有吃的。”1944年，徐光彩参加了新四军，到山东一带打日本兵。他是炮兵，当过班长，用的是“六〇炮”，老人做了一个炮弹上膛的动作。“在济南那次打得最惨。那是6月里，小鬼子把我们困在一个山头整整一个月，天天下雨，一个月没吃过粮食，全靠吃山上的树皮树叶、野果子。”这一仗只有三成战士突围。
徐光彩后来的讲述几乎全是碎片：“每天都行军，一夜要跑一百里地！”“我们武器不如人，要打游击战”“冬天太冷了，手脚都长冻疮”……
当我们起身要离开时，他又大声说：“我叫徐光彩，1944年的兵！”
…… ……
一生追求信仰，不害怕不后悔。老兵们出生入死，是奔着为民族争自由、为人民谋幸福的信仰，这信仰是他们一生的追求，从未淡化。
抗战老兵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只有今天仍然崇敬英雄的民族，才是一个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民族。我们千里奔波，采写180位老兵，是希望一代代后人都能记住他们的故事，记住他们的脸！
责任编辑：汪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