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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丹在《百家讲坛》陆续推出《于丹〈论语〉心得》和《于丹〈庄子〉心得》，诚然是对普及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经典的贡献，面对排成长龙的购书队伍，她的内心依旧可以做到“风来疏竹，风去而竹不留声；雁渡寒潭，雁去而潭不留影。”近日，在遭到十博士指出“《论语》心得”十余处“谬误”之后，她只淡淡一句便顶了回去：“我从来没对《论语》进行过解读，这只是‘心得’。有人问我为什么不上网说话，我女儿几个月的时候我就懂得尊重她的选择了，我怎么能不尊重别人，去骂人呢？”她自信地说：“如果说能挑得出我的硬伤，那我很感谢，但可惜真的不多。”
【经典是大众的文化权利，我们过去把经典供奉得太高】
记者：最近媒体上对你的《〈论语〉心得》和《〈庄子〉心得》争论很多，有人说你把国学经典讲得出神入化，有人认为你误读了经典，你怎么看这些争论？
于丹：这些争议，关系到我们究竟怎么看文化，文化是狭义、静态的，还是广义、动态的？在我看来，文化首先是一种生态，在《周易》中文化的意义是“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就是观察世间百态、人间万象，最后氤氲化生，进入每个人的内心世界。所以文化是一个流动、生长的形态，重要的是“文而化之”。过去我们有很多的文化人，著作等身，但是他的生命境界远没达到“化”境，比如苛刻、斤斤计较、不通达透彻，这都是“文而不化”。另外，文化是个“金字塔”，越到塔尖越是精英化，但它的研究是“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精英研究肯定是必须的，但绝不是文化的全部。金字塔越往基座走就越是草根。我个人有一个理解，民主这个词不是一个政治的专有名词，更重要的，民主在于文化权利。难道经典仅仅是精英的特权吗？我认为，经典是大众的文化权利。我们过去把经典供奉得太高，以至于让大众去膜拜。
记者：所以你的《〈论语〉心得》是面向草根的？
于丹：经典在塔尖上的价值在历朝历代已经被证明过了，我想提出一个新的命题：在金字塔的基座上我们还有一个陌生的证明的可能吗？我们不再以研究者、膜拜者的心理去证明那个塔尖，而是让经典进入大众生活。所以，我所做的尝试是文化普及的意义，跟精英研究不在一个逻辑层面上。我们过去文化中有一种不良的东西，就是简单的二分法、一元论，凡事非此即彼、非对即错，其实文化选择是多选题的啊，塔尖上的精英文化、塔基上的草根文化、生生不息的大众文化，所有文化熔铸一体，越多元越健康，文化是需要一种胸怀去建设的。“如果说我跟孔子的原意不同，那么欢迎每个人心有所得”
记者：作为一个不是古典文化专家的人，解读《论语》，你认为精准性是不是一个必要的东西？
于丹：我首先要特别严肃地澄清一个概念，我做的从来不是经典的解读，我做的就是心得，我从来没有出过《论语解读》或《庄子解读》，我是一个传媒研究者，并不是古典文化有话语权的一个经典研究专家，但我所了解的古典文学知识，在我和大众沟通的时候，我想，它应该是相对够的。之所以选择“心得”方式，就是从来不追究解释的精准性，我从来不做字句的训诂，而是做意义的阐释。训诂学、音韵学这些东西人民大众了解吗？大众需要了解吗？“心得”就是“一心所得”，是在外延上、感悟上的一种延伸，我不做内涵上的解释，这里无所谓什么是本意。
记者：很多观众仍会把你的心得看做是孔子和庄子的本意，对此你怎么看？
于丹：我出的两本书后面都附了原文，是我对出版社提的要求，读者看了前面之后，自己有什么想法，翻原文再想一想。我想做的就是一个导读，我想告诉大家读完经典的效果，在心灵上我们可以这么快乐、豁达，这不好吗？每个人都不要希望从别人那里得到标准答案，你可以进行自己的延伸和感悟。我希望提供的是一个方式，而不是结论，提供的是一个起点，而不是终点。
【无非是以一种快乐心情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
记者：上《百家讲坛》时，是否想过日后会有如此热度？
于丹：我从来都不去想这些，很小我就喜欢《菜根谭》的一句话，“风来疏竹，风去而竹不留声；雁渡寒潭，雁去而潭不留影；故君子事来心始现，事去而心随空”，事放在这了，你就用你的心投入去做，做过就完。我习惯对任何事都不做预期，人患得就会患失，一做预期就会放不开。
记者：怎么看这场争论中的媒体？
于丹：我这几天推掉的媒体不下五六十家，都是些小媒体，一冒出来就问“他骂你这句话了，你怎么想啊？”完全是做娱乐报道猎奇的那种，如果不做文化概念的探讨，我就一笑了之了。对目前的文化争鸣的问题，我个人有一点看法，近２０年，中国经过了太多概念上的裂变，过去大家认为经商的都是“投机倒把”、好人不去打官司、健康人不看心理医生，在今天大家一听都笑了，历史上有多少误读啊！现在，我们不用再解释什么是商业、法治、心理健康了，但今天我们照样还要解释什么是经典，所以我觉得再过二三十年，我们的声音会冷静很多，就不会再问“经典可以这样读吗？”媒体也要呼吁一下大众的理性心态，别那么浮躁，姑且等待着文化的成长。
记者：你认为人们对经典有误区？
于丹：书是怎么样都可以读的，经典无非也是书嘛，《论语》不就是孔子弟子们记的一个课堂笔记吗？它不就是只言片语吗？被我们膜拜成什么样子了？宋代词人柳永在当时就相当于今天写流行歌曲的人嘛。对文化的膜拜，实际上是很多研究者把文化当成了一个行当，我是觉得文化应该被还原为充满活力的生命意义。
记者：有人反复强调“对经典要有敬畏之心”，你怎么看？
于丹：我所谋求的是“和而不同”，每个人都有不同见地，那就不同吧，关键是在构建文化生态的过程中，我们都要在做事。孔子说“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所以我认为，今天需要的是行动着的知识分子，我们总要先做，做精英研究也行、做大众普及也行，把事做出来再说，这就是“和而不同”。“唯一的选择标准就在人的内心”
记者：你的书为什么卖得那么好？这你分析过吗？
于丹：过去老百姓没有那么多选择令他们困惑，现在困惑多了内心就要寻找，应该说让我赶上好时候了，所谓“应运而生”。
【我的生命崇尚多元化】
记者：听说你不仅工作时精力旺盛，平时还很爱玩？
于丹：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每天很高兴啊？后来我想想，一个人首先身体特别健康，心态才能相对健康，林黛玉为什么很矫情啊，那都是病缠的。健康其实是一个特别简单的概念，但在今天特别奢侈。我常跟学生讲，我从来不提倡废寝忘食，那是白天逮萤火虫装在瓶子里晚上念书的傻瓜，食不甘味、寝不安眠，生活最低标准都打破了，何谈热爱生活？
记者：你的朋友都是什么样的人？
于丹：我的朋友太多了，三教九流。比如我到外地讲课，下课后常跟特别文人气、满腹经纶的一帮人，把酒临风，诗词歌赋，聊得酣畅淋漓，我觉得跟他们特别契合，从晚上六点聊到八点，这拨人散了，然后去见一拨特别女人气的朋友，我的女朋友都是特别精致漂亮、懂生活的人，我们去ＳＰＡ、泡吧、逛街，聊到十一二点钟散去。然后我再去见一批特别“愤青”的朋友，都是二三十岁玩艺术玩得特别酷的朋友，我们会去一个蓝调酒吧，或者开车到湖边，拎着啤酒，聊到半夜两三点。这么三拨朋友，如果让他们在一起，可能会互相瞧不上，但他们每个圈子都认为我就该是他们这一拨的。（笑）
我的生命崇尚多元化，我书中有一句话，“我们不能决定生命长度的时候，就去决定生命的宽度”。一个崇尚多元化的人就不会对什么事特别较真，也不会对什么事情反应特别激烈，我不会用这一种去否定那一种，在我的眼中没有绝对真理，只有一种融通之后自己的价值判断。
记者：有没有你崇拜的人？
于丹：我喜欢的人好像都跟我是朋友。我对非常优秀的人的态度一直是“敬而不畏”，很少有崇拜心态。如果生活在唐代，我成不了李白也要做李白的朋友。李白是我多熟悉的一个诗人啊，我讲课的时候从来不用带李白诗集，按我学生的话说“我们老师讲起李白，就像说她二舅”。（笑）
【４岁读到４０岁，《论语》是我的生活方式】
记者：你是如何对国学产生兴趣的？
于丹：我父亲是搞国学出身，我很小就接触这些，我出生刚好是“文革”后期，外面都不读书了，我没上过幼儿园，几乎是念私塾长大的孩子，从小背唐诗宋词、背《论语》。爸爸是个很好的启蒙老师，他希望文化对我的生命有一种力量，让我知道自己的价值。《论语》是我从４岁读到４０岁的书，已不是我外在的研究对象了，它是我的生活方式。
记者：在遇到困难危机时，你会用怎样的态度去克服？
于丹：我的态度就是“每临大事有静气”，大事当前，人最重要的是镇定，看清楚。对于十博士，我的学生想要“揭竿而起”的太多了，都让我压下来了。也有媒体问我现在的博士都怎么了？我答说我也是博士，我们都在慢慢学，有什么看法都是应该的，没那么激烈。
记者：生活中的哪些事情让你体会到了通透之境？
于丹：我到现在也不敢说自己到达“通透”了，只能说“心向往之”。人光靠读书是不行的，如果从小学一直读到博士，从校园到校园，是不可能通透的，人需要很多很多经历。
其实每个人活出来的都是自己想要的样子，心里有没有光彩能表现在脸上，所谓见心见性，人看这个世界所采取的态度，其实是他心理的一个折射。
于 丹，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中国古代文学硕士，影视传媒系主任，影视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专业方向：广播电视媒介学。现为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中国视协高校艺术委员会秘书长、中国视协理论研究会特邀研究员、中央电视台研究处客座研究员、中国新闻研究会、中广学会主持人研究会、中广学会法制节目委员会常务评委、澳大利亚新闻集团首席顾问。出版《形象 品牌 竞争力》等专著多部，在重要学术刊物发表专业论文十余万字。知名影视策划人和撰稿人。为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今日说法》《艺术人生》等50个电视栏目进行策划，现任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科教频道总顾问，北京电视台首席策划顾问。古典文化研究者和传播者。2006年“十一”黄金假日在央视百家讲坛连续七天解读《论语》心得，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经典是大众的文化权利，我们过去把经典供奉得太高】
记者：最近媒体上对你的《〈论语〉心得》和《〈庄子〉心得》争论很多，有人说你把国学经典讲得出神入化，有人认为你误读了经典，你怎么看这些争论？
于丹：这些争议，关系到我们究竟怎么看文化，文化是狭义、静态的，还是广义、动态的？在我看来，文化首先是一种生态，在《周易》中文化的意义是“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就是观察世间百态、人间万象，最后氤氲化生，进入每个人的内心世界。所以文化是一个流动、生长的形态，重要的是“文而化之”。过去我们有很多的文化人，著作等身，但是他的生命境界远没达到“化”境，比如苛刻、斤斤计较、不通达透彻，这都是“文而不化”。另外，文化是个“金字塔”，越到塔尖越是精英化，但它的研究是“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精英研究肯定是必须的，但绝不是文化的全部。金字塔越往基座走就越是草根。我个人有一个理解，民主这个词不是一个政治的专有名词，更重要的，民主在于文化权利。难道经典仅仅是精英的特权吗？我认为，经典是大众的文化权利。我们过去把经典供奉得太高，以至于让大众去膜拜。
记者：所以你的《〈论语〉心得》是面向草根的？
于丹：经典在塔尖上的价值在历朝历代已经被证明过了，我想提出一个新的命题：在金字塔的基座上我们还有一个陌生的证明的可能吗？我们不再以研究者、膜拜者的心理去证明那个塔尖，而是让经典进入大众生活。所以，我所做的尝试是文化普及的意义，跟精英研究不在一个逻辑层面上。我们过去文化中有一种不良的东西，就是简单的二分法、一元论，凡事非此即彼、非对即错，其实文化选择是多选题的啊，塔尖上的精英文化、塔基上的草根文化、生生不息的大众文化，所有文化熔铸一体，越多元越健康，文化是需要一种胸怀去建设的。“如果说我跟孔子的原意不同，那么欢迎每个人心有所得”
记者：作为一个不是古典文化专家的人，解读《论语》，你认为精准性是不是一个必要的东西？
于丹：我首先要特别严肃地澄清一个概念，我做的从来不是经典的解读，我做的就是心得，我从来没有出过《论语解读》或《庄子解读》，我是一个传媒研究者，并不是古典文化有话语权的一个经典研究专家，但我所了解的古典文学知识，在我和大众沟通的时候，我想，它应该是相对够的。之所以选择“心得”方式，就是从来不追究解释的精准性，我从来不做字句的训诂，而是做意义的阐释。训诂学、音韵学这些东西人民大众了解吗？大众需要了解吗？“心得”就是“一心所得”，是在外延上、感悟上的一种延伸，我不做内涵上的解释，这里无所谓什么是本意。
记者：很多观众仍会把你的心得看做是孔子和庄子的本意，对此你怎么看？
于丹：我出的两本书后面都附了原文，是我对出版社提的要求，读者看了前面之后，自己有什么想法，翻原文再想一想。我想做的就是一个导读，我想告诉大家读完经典的效果，在心灵上我们可以这么快乐、豁达，这不好吗？每个人都不要希望从别人那里得到标准答案，你可以进行自己的延伸和感悟。我希望提供的是一个方式，而不是结论，提供的是一个起点，而不是终点。
【无非是以一种快乐心情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
记者：上《百家讲坛》时，是否想过日后会有如此热度？
于丹：我从来都不去想这些，很小我就喜欢《菜根谭》的一句话，“风来疏竹，风去而竹不留声；雁渡寒潭，雁去而潭不留影；故君子事来心始现，事去而心随空”，事放在这了，你就用你的心投入去做，做过就完。我习惯对任何事都不做预期，人患得就会患失，一做预期就会放不开。
记者：怎么看这场争论中的媒体？
于丹：我这几天推掉的媒体不下五六十家，都是些小媒体，一冒出来就问“他骂你这句话了，你怎么想啊？”完全是做娱乐报道猎奇的那种，如果不做文化概念的探讨，我就一笑了之了。对目前的文化争鸣的问题，我个人有一点看法，近２０年，中国经过了太多概念上的裂变，过去大家认为经商的都是“投机倒把”、好人不去打官司、健康人不看心理医生，在今天大家一听都笑了，历史上有多少误读啊！现在，我们不用再解释什么是商业、法治、心理健康了，但今天我们照样还要解释什么是经典，所以我觉得再过二三十年，我们的声音会冷静很多，就不会再问“经典可以这样读吗？”媒体也要呼吁一下大众的理性心态，别那么浮躁，姑且等待着文化的成长。
记者：你认为人们对经典有误区？
于丹：书是怎么样都可以读的，经典无非也是书嘛，《论语》不就是孔子弟子们记的一个课堂笔记吗？它不就是只言片语吗？被我们膜拜成什么样子了？宋代词人柳永在当时就相当于今天写流行歌曲的人嘛。对文化的膜拜，实际上是很多研究者把文化当成了一个行当，我是觉得文化应该被还原为充满活力的生命意义。
记者：有人反复强调“对经典要有敬畏之心”，你怎么看？
于丹：我所谋求的是“和而不同”，每个人都有不同见地，那就不同吧，关键是在构建文化生态的过程中，我们都要在做事。孔子说“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所以我认为，今天需要的是行动着的知识分子，我们总要先做，做精英研究也行、做大众普及也行，把事做出来再说，这就是“和而不同”。“唯一的选择标准就在人的内心”
记者：你的书为什么卖得那么好？这你分析过吗？
于丹：过去老百姓没有那么多选择令他们困惑，现在困惑多了内心就要寻找，应该说让我赶上好时候了，所谓“应运而生”。
【我的生命崇尚多元化】
记者：听说你不仅工作时精力旺盛，平时还很爱玩？
于丹：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每天很高兴啊？后来我想想，一个人首先身体特别健康，心态才能相对健康，林黛玉为什么很矫情啊，那都是病缠的。健康其实是一个特别简单的概念，但在今天特别奢侈。我常跟学生讲，我从来不提倡废寝忘食，那是白天逮萤火虫装在瓶子里晚上念书的傻瓜，食不甘味、寝不安眠，生活最低标准都打破了，何谈热爱生活？
记者：你的朋友都是什么样的人？
于丹：我的朋友太多了，三教九流。比如我到外地讲课，下课后常跟特别文人气、满腹经纶的一帮人，把酒临风，诗词歌赋，聊得酣畅淋漓，我觉得跟他们特别契合，从晚上六点聊到八点，这拨人散了，然后去见一拨特别女人气的朋友，我的女朋友都是特别精致漂亮、懂生活的人，我们去ＳＰＡ、泡吧、逛街，聊到十一二点钟散去。然后我再去见一批特别“愤青”的朋友，都是二三十岁玩艺术玩得特别酷的朋友，我们会去一个蓝调酒吧，或者开车到湖边，拎着啤酒，聊到半夜两三点。这么三拨朋友，如果让他们在一起，可能会互相瞧不上，但他们每个圈子都认为我就该是他们这一拨的。（笑）
我的生命崇尚多元化，我书中有一句话，“我们不能决定生命长度的时候，就去决定生命的宽度”。一个崇尚多元化的人就不会对什么事特别较真，也不会对什么事情反应特别激烈，我不会用这一种去否定那一种，在我的眼中没有绝对真理，只有一种融通之后自己的价值判断。
记者：有没有你崇拜的人？
于丹：我喜欢的人好像都跟我是朋友。我对非常优秀的人的态度一直是“敬而不畏”，很少有崇拜心态。如果生活在唐代，我成不了李白也要做李白的朋友。李白是我多熟悉的一个诗人啊，我讲课的时候从来不用带李白诗集，按我学生的话说“我们老师讲起李白，就像说她二舅”。（笑）
【４岁读到４０岁，《论语》是我的生活方式】
记者：你是如何对国学产生兴趣的？
于丹：我父亲是搞国学出身，我很小就接触这些，我出生刚好是“文革”后期，外面都不读书了，我没上过幼儿园，几乎是念私塾长大的孩子，从小背唐诗宋词、背《论语》。爸爸是个很好的启蒙老师，他希望文化对我的生命有一种力量，让我知道自己的价值。《论语》是我从４岁读到４０岁的书，已不是我外在的研究对象了，它是我的生活方式。
记者：在遇到困难危机时，你会用怎样的态度去克服？
于丹：我的态度就是“每临大事有静气”，大事当前，人最重要的是镇定，看清楚。对于十博士，我的学生想要“揭竿而起”的太多了，都让我压下来了。也有媒体问我现在的博士都怎么了？我答说我也是博士，我们都在慢慢学，有什么看法都是应该的，没那么激烈。
记者：生活中的哪些事情让你体会到了通透之境？
于丹：我到现在也不敢说自己到达“通透”了，只能说“心向往之”。人光靠读书是不行的，如果从小学一直读到博士，从校园到校园，是不可能通透的，人需要很多很多经历。
其实每个人活出来的都是自己想要的样子，心里有没有光彩能表现在脸上，所谓见心见性，人看这个世界所采取的态度，其实是他心理的一个折射。
于 丹，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中国古代文学硕士，影视传媒系主任，影视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专业方向：广播电视媒介学。现为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中国视协高校艺术委员会秘书长、中国视协理论研究会特邀研究员、中央电视台研究处客座研究员、中国新闻研究会、中广学会主持人研究会、中广学会法制节目委员会常务评委、澳大利亚新闻集团首席顾问。出版《形象 品牌 竞争力》等专著多部，在重要学术刊物发表专业论文十余万字。知名影视策划人和撰稿人。为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今日说法》《艺术人生》等50个电视栏目进行策划，现任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科教频道总顾问，北京电视台首席策划顾问。古典文化研究者和传播者。2006年“十一”黄金假日在央视百家讲坛连续七天解读《论语》心得，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