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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危机，显然会提升中国的地位。但是，面对危机，中国所应当坚持的原则，仍然是“不当头”。无论从短期还是从长期来看，中国的利益都是融合进全球体系。
11月15日，20国集团峰会在美国华盛顿举行。虽然事起仓促，但所有国家都认为召开这次会议是有必要的，一方面大家确实有话要说，另一方面大家也对商讨出一个解决目前困难局面的办法并为未来国际金融体系确立一个新的框架感兴趣。自宣布要召开这次会议，有关各方立即就开始了立场的协调，各种表态纷纷见诸报端，期待甚殷。再说了，会议东道国已经有了新总统，大家恐怕也想借机近距离地感知一下新总统班底对于很多问题的看法。
危机的起因：国际关系的视角
华尔街的危机作为金融事件，专业的金融学家已经有了很多分析。这些分析表明，美国自身的金融监管体系对此要负很大的责任。笔者也同意格林斯潘等人指责的，要怪华尔街金融家们的贪婪。但是笔者要强调的是，导致华尔街金融危机的原因远非上述两点，如果问题在宾夕法尼亚大街上就可以解决，自然不需要召开国际会议谋求解决之道了。全球性会议也改变不了人性。
实际上，对于危机的预言，国际关系学家们已经说过多次了。他们的根据，不是稀罕的水晶球显示的征象，而是国际体系中权力结构的变化。我们这个时代一个最为重大的事变之一，就是国际体系中权力的转移或更为准确地说是权力主要从西方发达国家向其他国家的扩散。这一趋势给国际金融系统造成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很难执行有约束力的宏观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也就是说，各个正在追逐权力的国家更愿意执行自主的宏观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这种趋势虽然在很多方面與20世纪“20年危机”期间的保护主义不同，但就其经济后果而言，则是类似的。
从这一结构性权力变动中不难推论出，就长期看，国际经济体系呈现为不稳定的态势，不稳定体现为不断地通过危机进行调整。如果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戴高乐领导的法国向布雷顿森林体系发动进攻算起，几乎每十年左右要发生一次严重的金融危机，危机在20世纪70年代导致美国放弃固定汇率制，20世纪80年代则是苏联和东欧体系的瓦解，90年代是东亚危机，目前的这次危机是第四次。
这一系列危机就各自的表现形式或许有一些差别，但是其结构性的原因是一样的，就是美国主导的战后体系内部力量的变动以及新的力量进入这一体系带来的冲击，就后一方面而言，恰恰是战后体系成功的标志。先是东亚几个国家和地区，后来是冷战后俄国、东欧、中国等国家进入这一体系。事实证明，这一体系确保了战后西方世界的稳定和繁荣，而且越是较早进入这个体系的国家和地区，越是有着较高的增长记录，德国、日本、韩国、台湾等都是显著的例证。但是与这一体系的成功相伴随的，是该体系内部力量结构的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美国力量的相对衰落。
结构原因使我们预言，或许在下个十年的某个时候，将爆发另一场危机，那可能是更为严重的危机。在整个危机链条上，目前的这场危机可能只比东亚危机略微严重一些，因为它发生在全球金融的心脏地带，但不会比70年代和80年代更严重。
历史经验
我们知道，战后体系在经济金融方面的体现，是1944年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确立起来的国际金融体系，也即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一安排的核心是美元霸权，而在美元背后则是美国在战后西方的权力核心地位。1944年建立这一体系到50年代中期，它的作用并不大，原因正如迪安·艾奇逊所言，这是个“大朦胧时期”，直到5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以及它领导的西方世界形成了政治共同体的共识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才获得了活力。
简单地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在两个政治共识之上，一个是美国及盟国在国际体系上强烈的政治共同体意识，即同盟意愿，二是美国国内的政策共识，即美国意愿。两种意愿在安全、经济和外交等目标上形成了一致。由此可见，不存在一个脱离政治前提的货币体系，如果没有一致的政治共同体意识，就不可能形成国际经济体系和货币体系。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布雷顿森林体系就趋于瓦解了。其原因是主要国家不同的政策选择以及同盟内部经济的竞争、观念的竞争、外交政策的竞争破坏了原来的政治共识。首先是戴高乐领导的法国。面对通货膨胀这一怪物在法国的重现，戴高乐认为这是战后美元的特权造成的，是美国为了称霸的需要“滥发美元”的结果。接下来是德国和日本经济上的崛起。正如罗伯特·所罗门指出的，欧洲实力恢复了，也就渴望在国际货币的安排中获得更大的均势。对美元地位的信任降低了，与此同时，美国国内在战后形成的政治共识也开始碎裂。布雷顿森林体系随之瓦解。
从简略的历史回顾中不难看出，国际货币政策是国际权力结构的反映，如果无法在国际政治方面形成共识，就很难形成稳定的国际经济金融政策的协调一致。这一结论对于理解华盛顿金融峰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视角，尤其是在有舆论将此次会议称作第二次布雷顿森林会议的情况下，重提这一历史经验是很有意义的。
不是第二次布雷顿森林会议
那么，这次会议是否能够像1944年的会议那样形成从根本上重建金融体系的方案呢?笔者的判断是不大可能。
权力多极化的趋势正在进一步发展，美国权力继续削弱，这一现实使形成政治上的共识比较困难。也就是说，一方面，多极化趋势使美国的政治地位受到削弱，另一方面，美国仍然是最为强大的力量，这一新现实使很多国家在面对美元时陷于进退两难的窘境：政治上反对美国，但货币上又不能不选择美元，因为目前缺少美元的替代物。即使像伊朗、委内瑞拉这样明确宣布打算拒绝美元的国家，实际上可选择余地有限，这些国家不会选择比如卢布作为储备货币，可能会选择部分欧元，但也不会大量使用。原因正如金融学家金德尔伯格所说，虽然美国或许已经丧失了生产能力以及解决赤字、不断恶化的收入分配等问题的能力，但仍然选择美元的部分原因是美国“没有受到革命或侵袭的威胁”。美元仍然是相对安全的选择。危机爆发以来，美元反而变得坚挺起来，这说明，美元的需求在增大。笔者相信，在华盛顿会议上，大国之间在美元问题上，除了支持，没有更好的选择。
确实，与1944年不同，目前对美元的支持已经是有条件的了。前面已经作过分析，如果缺乏强有力政治共识，就无法形成布雷顿森林体系，当今的形势正是如此。危机时刻，有学者建议恢复金本位或固定汇率制作为对美元的替代。这是非常不现实的。哈佛大学教授、历史学家弗格森在评论国际货币体系时说，金本位虽然有着相当好的历史记录，但是，这却需要一个条件，那就是金融霸权，而目前“由于各国要达到的目标不同，若要形成一种可与金本位相媲美的国际约束机 制还为时尚早”。他提出了一个“三难窘境”作为论证的根据：“一个国家最多只能执行三种经济政策目标——固定汇率制，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的货币政策——中的两种。金本位成员国或任何后续体制一般都执行前两个，而不执行第三个。”也就是说，各个国家有自己的目标，为了这些目标而不愿意把货币政策拱手交给一个非本国机构。这也正是当前的特点，虽然危机影响全球，没有国家能够幸免，但各国有自己的目标，没有几个国家愿意放弃自主的货币政策，接受共同的纪律约束。
英镑也曾经是储备货币，1931年9月27日，凯恩斯在英国放弃金本位后写道：“事实上，金本位已经成为一种原始遗留物。所有人，从英格兰银行主管往下，如今都将精力集中于保持商业、价格水平和就业率的稳定上，而当不得不作出选择时，并不倾向于主动为那个过时的317先令10(1/2)便士盎司(笔者注：当时英镑与黄金的比价)的规则牺牲这些指标，虽然它曾经有一定价值。该过时标准的鼓吹者没有注意到，当今时代精神和要求与那个时期已大为不同。”文中他将金本位称之为“黄金枷锁”。他还写道：“是不是我们找到的解决办法总是不够及时，总是来得太迟呢?我们是否可以邀请全世界3/4的地区，包括我们整个帝国的代表，请他们在英国同我们一道，设计一个能使商品价格保持稳定的新通货制度呢?”在英国霸权严重削弱的情况下，这个设想是无法实现的。
但是13年后，也就是1944年这样的会议终于召开了，而这个时候已经经历了大萧条和历史上最为残酷的战争，英国已失去了全球霸权，会议的地点不是伦敦而是布雷顿森林了，他设想的新通货变成了美元。若干年后，当美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政策的时候，美国大多数人的感受也如凯恩斯，觉得终于解脱了。他们认为终于摆脱了帝国的负担。实际上，希望重回金本位是不会得到认真考虑的。美国不会。欧洲不会，新兴国家也不会。在今天，没有谁能够承受如此之重的责任，没有谁真正愿意穿上一件紧身衣，用凯恩斯的话说，这不符合“当今时代精神和要求”!
美中的危机应对
解决当前危机的责任需要集体承担。国际金融体系需要反映当今时代的权力状况。这几乎已成共识。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衰落论”不绝于耳。国际关系学家认真地讨论过美国衰落后国际金融体系如何运行的问题，其中最著名的是“霸权后合作”理论。但事实上，美国不仅没有衰落，反而在20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的前几年非常自信和繁荣。那么，是不是说“衰落论”者都错了?笔者认为，“衰落论”是正确的。权力从美国的流出，已经持续了30年，而且还将持续数十年。那么，是不是繁荣都是虚假的?也不是。美国仍然是世界上科技最为发达的国家，仍然保存着伟大的创新精神。既然如此，问题在哪里?
笔者的观点是，当今时代发生的重要事变，与以往时代有着非常大的不同，领导国家需要采取新的领导方式。
美国曾经有两次领导了世界，也就是一战和二战后世界的重建。但是两次领导是不同的，第一次是威尔逊总统执政时期，美国提出了构建世界秩序的原则，然后却躲了起来，结果是世界大乱，那时英国还是霸主。二战后，美国不仅提出原则，而且付诸实施，重建全面瓦解的世界，这次是成功的。
第三次领导世界是冷战后，连续三任美国总统——老布什、克林顿和小布什——主要面对的是冷战后世界。大体上以9·11为界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乐观主义的，第一次海湾战争是标志，整个克林顿时期都是如此。从9·11开始，美国为悲观主义控制，在愤怒、恐惧、焦虑等情绪支配下，走向了进攻。它支配了小布什的两个任期。虽然“伊战”不是“越战”，但是就对国内的影响而言，则是类似的。对“伊战”的评价争议很大，这对其国内共识和联盟体系都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从大战略角度看，很难说取得了成功，因为更为深层的挑战被置于了次要的位置，结果导致更深陷于危机。这个时候的美国，因为冷战的胜利而忘乎所以，虽然也明白其权力体系经受着销蚀，但是，这些危险在决策者眼中只是天空中的云团，还远在千里之外，虽有预报，而萨达姆正在门口叫板。此时的美国，正如一位分析家说的，当你手里拿着把锤子，你看什么东西都像是钉子。结果自己却碰了钉子。
目前，仅仅依靠美国的实力未必支撑得起一个新的金融体系。不过，现实是二战后建立起来的体系已经制度化了，这个体系在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扩张中，已经相当理性化。这就为吸纳新的力量强大的成员准备了条件。面对新的力量格局，新的金融体系未必需要推倒重来。大国之间可以在基础制度层面上取得共识，即使这种共识是短暂的，也是可取的。由于美国在这一体系中处于一个特殊地位，因此，只要美国变革其行为方式或领导方式，是可以就基本制度问题达成共识的。这也正是对主张“变革”的新总统奥巴马的挑战。
面对华尔街危机，中国的处境是微妙的。从目前的舆论形势看，十分类似苏联解体之后，有的人一则感到危机及身的忧虑，一则感到兴奋莫名，似乎我们迎来了一次当头的机会。有人激愤地写道：必须改变由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以及单一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结算机制。亚欧国家之间的贸易结算应该考虑用欧元、英镑、人民币或日元等货币结算。如果亚欧国家果然采取这样的行动，国际金融体系注定要瓦解。但同时，“中国将以负责任的态度和实际行动，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共同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只是若果如其建议而行，是否还能保证国际经济金融的稳定，是个问题。
当前的危机毫无疑问是伸张中国自身权力的机会。中国不是局外人，而是全球力量变动的推动者，是新的力量结构的重要成员。华尔街危机，显然会提升中国的地位。目前国际上希望中国参与救助的呼声不绝于耳。但是，面对危机，中国所应当坚持的原则，仍然是“不当头”。所谓“不当头”，不是不参与危机的处理，而是不像前面提到的那位教授说的那样，带头推翻目前的国际金融体系。那样做，不符合全球利益，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没有谁能够得到好处。无论从短期还是从长期来看，中国的利益都是融合进全球体系。
中国目前所要做的，一方面是采取积极合作的态度参与危机处理，另一方面，则是与世界其他国家一道，在全球基础制度层面形成共识。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人民币是否能够国际化，人民币是否能够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且即使回答是肯定的，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在这漫长的时间中，危机将不会是一次性的。
11月15日，20国集团峰会在美国华盛顿举行。虽然事起仓促，但所有国家都认为召开这次会议是有必要的，一方面大家确实有话要说，另一方面大家也对商讨出一个解决目前困难局面的办法并为未来国际金融体系确立一个新的框架感兴趣。自宣布要召开这次会议，有关各方立即就开始了立场的协调，各种表态纷纷见诸报端，期待甚殷。再说了，会议东道国已经有了新总统，大家恐怕也想借机近距离地感知一下新总统班底对于很多问题的看法。
危机的起因：国际关系的视角
华尔街的危机作为金融事件，专业的金融学家已经有了很多分析。这些分析表明，美国自身的金融监管体系对此要负很大的责任。笔者也同意格林斯潘等人指责的，要怪华尔街金融家们的贪婪。但是笔者要强调的是，导致华尔街金融危机的原因远非上述两点，如果问题在宾夕法尼亚大街上就可以解决，自然不需要召开国际会议谋求解决之道了。全球性会议也改变不了人性。
实际上，对于危机的预言，国际关系学家们已经说过多次了。他们的根据，不是稀罕的水晶球显示的征象，而是国际体系中权力结构的变化。我们这个时代一个最为重大的事变之一，就是国际体系中权力的转移或更为准确地说是权力主要从西方发达国家向其他国家的扩散。这一趋势给国际金融系统造成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很难执行有约束力的宏观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也就是说，各个正在追逐权力的国家更愿意执行自主的宏观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这种趋势虽然在很多方面與20世纪“20年危机”期间的保护主义不同，但就其经济后果而言，则是类似的。
从这一结构性权力变动中不难推论出，就长期看，国际经济体系呈现为不稳定的态势，不稳定体现为不断地通过危机进行调整。如果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戴高乐领导的法国向布雷顿森林体系发动进攻算起，几乎每十年左右要发生一次严重的金融危机，危机在20世纪70年代导致美国放弃固定汇率制，20世纪80年代则是苏联和东欧体系的瓦解，90年代是东亚危机，目前的这次危机是第四次。
这一系列危机就各自的表现形式或许有一些差别，但是其结构性的原因是一样的，就是美国主导的战后体系内部力量的变动以及新的力量进入这一体系带来的冲击，就后一方面而言，恰恰是战后体系成功的标志。先是东亚几个国家和地区，后来是冷战后俄国、东欧、中国等国家进入这一体系。事实证明，这一体系确保了战后西方世界的稳定和繁荣，而且越是较早进入这个体系的国家和地区，越是有着较高的增长记录，德国、日本、韩国、台湾等都是显著的例证。但是与这一体系的成功相伴随的，是该体系内部力量结构的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美国力量的相对衰落。
结构原因使我们预言，或许在下个十年的某个时候，将爆发另一场危机，那可能是更为严重的危机。在整个危机链条上，目前的这场危机可能只比东亚危机略微严重一些，因为它发生在全球金融的心脏地带，但不会比70年代和80年代更严重。
历史经验
我们知道，战后体系在经济金融方面的体现，是1944年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确立起来的国际金融体系，也即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一安排的核心是美元霸权，而在美元背后则是美国在战后西方的权力核心地位。1944年建立这一体系到50年代中期，它的作用并不大，原因正如迪安·艾奇逊所言，这是个“大朦胧时期”，直到5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以及它领导的西方世界形成了政治共同体的共识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才获得了活力。
简单地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在两个政治共识之上，一个是美国及盟国在国际体系上强烈的政治共同体意识，即同盟意愿，二是美国国内的政策共识，即美国意愿。两种意愿在安全、经济和外交等目标上形成了一致。由此可见，不存在一个脱离政治前提的货币体系，如果没有一致的政治共同体意识，就不可能形成国际经济体系和货币体系。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布雷顿森林体系就趋于瓦解了。其原因是主要国家不同的政策选择以及同盟内部经济的竞争、观念的竞争、外交政策的竞争破坏了原来的政治共识。首先是戴高乐领导的法国。面对通货膨胀这一怪物在法国的重现，戴高乐认为这是战后美元的特权造成的，是美国为了称霸的需要“滥发美元”的结果。接下来是德国和日本经济上的崛起。正如罗伯特·所罗门指出的，欧洲实力恢复了，也就渴望在国际货币的安排中获得更大的均势。对美元地位的信任降低了，与此同时，美国国内在战后形成的政治共识也开始碎裂。布雷顿森林体系随之瓦解。
从简略的历史回顾中不难看出，国际货币政策是国际权力结构的反映，如果无法在国际政治方面形成共识，就很难形成稳定的国际经济金融政策的协调一致。这一结论对于理解华盛顿金融峰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视角，尤其是在有舆论将此次会议称作第二次布雷顿森林会议的情况下，重提这一历史经验是很有意义的。
不是第二次布雷顿森林会议
那么，这次会议是否能够像1944年的会议那样形成从根本上重建金融体系的方案呢?笔者的判断是不大可能。
权力多极化的趋势正在进一步发展，美国权力继续削弱，这一现实使形成政治上的共识比较困难。也就是说，一方面，多极化趋势使美国的政治地位受到削弱，另一方面，美国仍然是最为强大的力量，这一新现实使很多国家在面对美元时陷于进退两难的窘境：政治上反对美国，但货币上又不能不选择美元，因为目前缺少美元的替代物。即使像伊朗、委内瑞拉这样明确宣布打算拒绝美元的国家，实际上可选择余地有限，这些国家不会选择比如卢布作为储备货币，可能会选择部分欧元，但也不会大量使用。原因正如金融学家金德尔伯格所说，虽然美国或许已经丧失了生产能力以及解决赤字、不断恶化的收入分配等问题的能力，但仍然选择美元的部分原因是美国“没有受到革命或侵袭的威胁”。美元仍然是相对安全的选择。危机爆发以来，美元反而变得坚挺起来，这说明，美元的需求在增大。笔者相信，在华盛顿会议上，大国之间在美元问题上，除了支持，没有更好的选择。
确实，与1944年不同，目前对美元的支持已经是有条件的了。前面已经作过分析，如果缺乏强有力政治共识，就无法形成布雷顿森林体系，当今的形势正是如此。危机时刻，有学者建议恢复金本位或固定汇率制作为对美元的替代。这是非常不现实的。哈佛大学教授、历史学家弗格森在评论国际货币体系时说，金本位虽然有着相当好的历史记录，但是，这却需要一个条件，那就是金融霸权，而目前“由于各国要达到的目标不同，若要形成一种可与金本位相媲美的国际约束机 制还为时尚早”。他提出了一个“三难窘境”作为论证的根据：“一个国家最多只能执行三种经济政策目标——固定汇率制，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的货币政策——中的两种。金本位成员国或任何后续体制一般都执行前两个，而不执行第三个。”也就是说，各个国家有自己的目标，为了这些目标而不愿意把货币政策拱手交给一个非本国机构。这也正是当前的特点，虽然危机影响全球，没有国家能够幸免，但各国有自己的目标，没有几个国家愿意放弃自主的货币政策，接受共同的纪律约束。
英镑也曾经是储备货币，1931年9月27日，凯恩斯在英国放弃金本位后写道：“事实上，金本位已经成为一种原始遗留物。所有人，从英格兰银行主管往下，如今都将精力集中于保持商业、价格水平和就业率的稳定上，而当不得不作出选择时，并不倾向于主动为那个过时的317先令10(1/2)便士盎司(笔者注：当时英镑与黄金的比价)的规则牺牲这些指标，虽然它曾经有一定价值。该过时标准的鼓吹者没有注意到，当今时代精神和要求与那个时期已大为不同。”文中他将金本位称之为“黄金枷锁”。他还写道：“是不是我们找到的解决办法总是不够及时，总是来得太迟呢?我们是否可以邀请全世界3/4的地区，包括我们整个帝国的代表，请他们在英国同我们一道，设计一个能使商品价格保持稳定的新通货制度呢?”在英国霸权严重削弱的情况下，这个设想是无法实现的。
但是13年后，也就是1944年这样的会议终于召开了，而这个时候已经经历了大萧条和历史上最为残酷的战争，英国已失去了全球霸权，会议的地点不是伦敦而是布雷顿森林了，他设想的新通货变成了美元。若干年后，当美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政策的时候，美国大多数人的感受也如凯恩斯，觉得终于解脱了。他们认为终于摆脱了帝国的负担。实际上，希望重回金本位是不会得到认真考虑的。美国不会。欧洲不会，新兴国家也不会。在今天，没有谁能够承受如此之重的责任，没有谁真正愿意穿上一件紧身衣，用凯恩斯的话说，这不符合“当今时代精神和要求”!
美中的危机应对
解决当前危机的责任需要集体承担。国际金融体系需要反映当今时代的权力状况。这几乎已成共识。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衰落论”不绝于耳。国际关系学家认真地讨论过美国衰落后国际金融体系如何运行的问题，其中最著名的是“霸权后合作”理论。但事实上，美国不仅没有衰落，反而在20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的前几年非常自信和繁荣。那么，是不是说“衰落论”者都错了?笔者认为，“衰落论”是正确的。权力从美国的流出，已经持续了30年，而且还将持续数十年。那么，是不是繁荣都是虚假的?也不是。美国仍然是世界上科技最为发达的国家，仍然保存着伟大的创新精神。既然如此，问题在哪里?
笔者的观点是，当今时代发生的重要事变，与以往时代有着非常大的不同，领导国家需要采取新的领导方式。
美国曾经有两次领导了世界，也就是一战和二战后世界的重建。但是两次领导是不同的，第一次是威尔逊总统执政时期，美国提出了构建世界秩序的原则，然后却躲了起来，结果是世界大乱，那时英国还是霸主。二战后，美国不仅提出原则，而且付诸实施，重建全面瓦解的世界，这次是成功的。
第三次领导世界是冷战后，连续三任美国总统——老布什、克林顿和小布什——主要面对的是冷战后世界。大体上以9·11为界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乐观主义的，第一次海湾战争是标志，整个克林顿时期都是如此。从9·11开始，美国为悲观主义控制，在愤怒、恐惧、焦虑等情绪支配下，走向了进攻。它支配了小布什的两个任期。虽然“伊战”不是“越战”，但是就对国内的影响而言，则是类似的。对“伊战”的评价争议很大，这对其国内共识和联盟体系都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从大战略角度看，很难说取得了成功，因为更为深层的挑战被置于了次要的位置，结果导致更深陷于危机。这个时候的美国，因为冷战的胜利而忘乎所以，虽然也明白其权力体系经受着销蚀，但是，这些危险在决策者眼中只是天空中的云团，还远在千里之外，虽有预报，而萨达姆正在门口叫板。此时的美国，正如一位分析家说的，当你手里拿着把锤子，你看什么东西都像是钉子。结果自己却碰了钉子。
目前，仅仅依靠美国的实力未必支撑得起一个新的金融体系。不过，现实是二战后建立起来的体系已经制度化了，这个体系在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扩张中，已经相当理性化。这就为吸纳新的力量强大的成员准备了条件。面对新的力量格局，新的金融体系未必需要推倒重来。大国之间可以在基础制度层面上取得共识，即使这种共识是短暂的，也是可取的。由于美国在这一体系中处于一个特殊地位，因此，只要美国变革其行为方式或领导方式，是可以就基本制度问题达成共识的。这也正是对主张“变革”的新总统奥巴马的挑战。
面对华尔街危机，中国的处境是微妙的。从目前的舆论形势看，十分类似苏联解体之后，有的人一则感到危机及身的忧虑，一则感到兴奋莫名，似乎我们迎来了一次当头的机会。有人激愤地写道：必须改变由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以及单一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结算机制。亚欧国家之间的贸易结算应该考虑用欧元、英镑、人民币或日元等货币结算。如果亚欧国家果然采取这样的行动，国际金融体系注定要瓦解。但同时，“中国将以负责任的态度和实际行动，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共同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只是若果如其建议而行，是否还能保证国际经济金融的稳定，是个问题。
当前的危机毫无疑问是伸张中国自身权力的机会。中国不是局外人，而是全球力量变动的推动者，是新的力量结构的重要成员。华尔街危机，显然会提升中国的地位。目前国际上希望中国参与救助的呼声不绝于耳。但是，面对危机，中国所应当坚持的原则，仍然是“不当头”。所谓“不当头”，不是不参与危机的处理，而是不像前面提到的那位教授说的那样，带头推翻目前的国际金融体系。那样做，不符合全球利益，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没有谁能够得到好处。无论从短期还是从长期来看，中国的利益都是融合进全球体系。
中国目前所要做的，一方面是采取积极合作的态度参与危机处理，另一方面，则是与世界其他国家一道，在全球基础制度层面形成共识。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人民币是否能够国际化，人民币是否能够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且即使回答是肯定的，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在这漫长的时间中，危机将不会是一次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