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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国七雄中，秦国偏居西部，被中原诸国称为“西戎”，由于文化上的落后，长期被其他六国排斥。公元前361年，新即位的秦孝公面对秦国外受强邻的围攻，内有贵族的掣肘的局面，决心有所作为，改变国家的现状，于是颁布“求贤令”。当时，尚在魏国的公孙鞅（即商鞅，亦称卫鞅）来到秦国，通过孝公宠幸的宦官景监见到孝公，以强国之术游说孝公，孝公听得入迷，一连谈了数日，最后决定委托商鞅主持变法。后来，商鞅及其后学把商鞅与孝公关于改革的谈话总结成文，名之曰《商君书》。《商君书》共24 篇，《农战》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篇。
商鞅在秦国的变法应该说是成功的，虽然他自己被孝公的儿子——秦惠文王下令车裂而死，但他的改革措施却被秦惠文王继承。并且，商鞅变法的效果非常明显，十年时间就使秦国从一个偏远落后的国家一跃而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国家。商鞅变法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显著效果，主要有四个方面原因：领导的坚定支持，内外形势的迫切需要，明确的变法目标和具体可操作的系统方案。
一、坚强的后盾
任何改革都是对现有秩序的颠覆，必然会遭到持有旧观念人的反对，特别会遭到现有秩序既得利益者的反对，而这些既得利益者中不少人占据着重要管理岗位，如果没有最高权力者的坚定支持，改革不可能执行下去。而秦国的变法恰恰是当时的国君秦孝公要变，商鞅不过是迎合了他的意愿。
刚刚即位的秦孝公，决心有所作为，于是下了“求贤令”， “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 出自《史记·秦本纪》）。“公孙鞅闻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将修缪公之业，东复侵地，乃遂西入秦”（ 出自《史记·秦本纪》）。商鞅入秦后，通过孝公宠幸的宦官景监见到孝公。第一次见到孝公，他大谈如何实行王道，孝公不感兴趣。第二次见到孝公，他又大谈“霸道”，孝公也不感兴趣。第三次见孝公，他以强国之术游说孝公，秦孝公想使秦国强盛，于是采纳了他提出的办法——“变法”。从中不难看出，变法以强秦，是孝公的主张，不是商鞅的主张。对于商鞅来说，只要能发挥他的才能，无论“王道”“霸道”还是“变法”，都可以行得通。
历史上，成功的变法大体如此：赵武灵王实行 “胡服骑射”，彼得大帝改革都是如此。万历年间张居正为挽救明王朝、缓和社会矛盾而实行的改革，虽然不是出于万历小皇帝朱翊钧之意，但因为小皇帝朱翊钧非常惧怕他的老师张居正，国家权力完全掌握在张居正手中，因此，变法的反对派没能形成强大的势力，由此取得相当程度的成功。而宋代的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宋神宗后来放弃了对王安石的支持，宣布停止变法。
二、上下达成共识
凡是要实行重大改革，一定是大势所趋，举国上下要对改革达成共识。如果只是君主感到有必要改革，或某些先知先覺的大臣感到有必要改革，改革都很难成功。
秦孝公之所以急切要变革，主要是秦国的外部环境对秦非常不利。这在他的“求贤令”中说得很明白：“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商鞅变法前，秦国井田制已经瓦解，但土地私有制的产生和赋税改革比其他六国晚，所以，秦国的经济是七国中最落后的。在军事上，秦国也是被动挨打，河西的大片土地被三晋夺取，而且其他诸侯国也看不起秦国，像对待夷狄一样对待秦国。面对这种外部环境，不仅秦孝公痛感耻辱，秦国的贵族们也深切感受到危机，这就很容易在社会上达成改革的共识。
其他国家的相继变法，也会促使秦国接受改革。魏国李悝的变法使魏国先变法先强大，随后有楚国的吴起变法、韩国申不害变法、赵国的“胡服骑射”等，都多少增强了国家的实力。在弱肉强食的时代，谁能改变自己，谁就会避免挨打。这种共识一旦达成，就会抵消掉很大部分的改革反对力量。
再回首中国历史上的其他两次大改革：王安石变法和张居正改革。王安石变法是在北宋中期，天下太平，甚至被称为盛世，只有像王安石这样有见识的能吏才能看出北宋面临的危机。当然，当家的宋神宗也在一定程度上感到了危机，因为国家出现财政危机，连自己登基要发的赏赐都发不出来。虽然神宗、王安石君臣改革的愿望很强烈，但中下级官吏们并没有感到改革的必要性，甚至一些重要大臣，如富弼、司马光等也没有意识到改革的必要；加上王安石改革方法上存在一些问题以及对追求经济利益的蔑视，使得改革遇到巨大阻力，最后不得不停止。
张居正变法时，已是明朝中晚期，社会上各种问题、各种矛盾都已充分显现，整顿、变化已是绝大多数人的共同愿望，于是张居正凭借他的绝对权威、超群的能力进行了一场有效的、意义深远的改革，为明王朝打了一剂强心针，使其得以又延续了一百多年。
三、改革目标明确具体
改革有大小之分，但都要注意目标明确，即要有比较具体的指标。而商鞅提出的变法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将管理体制改成“利出一孔”，而“一孔”就是农战。即国家的所有奖惩，无论是任官还是封爵，都围绕着“农战”这一点来开展，这就叫“利出一孔”。
商鞅变法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富国强兵。要做到富国强兵，将重点做两件事：“农”和“战”。 其中“农”是盾，“战”是矛，两者相互依存。 打仗的基础就是粮食，但对偏居西北荒凉之地的秦国来说，发展农业先天不足。为解决这个问题，商鞅提出了具体的配套措施。“战”是商鞅变法的核心，通过变法，要全力把秦国变成一辆勇往直前的战车。商鞅变法以“战”为核心，不是因为商鞅好战，而是当时的形势使然。商鞅变法时的战国时期是一个异常残酷的历史时期，对于任何一个诸侯国来说，没有中立、平安可说，战争不可避免。一个国家要想生存，就必须强大，特别是军事力量的强大。
四、方法要可操作性强
要想实现改革目标，一定要制定提纲挈领，且有全面、具体的实施方案。为了实现富国强兵，商鞅变法的基点是人心，即用法来激励秦人愿意上战场，上战场后能够英勇杀敌。为了做到这点，商鞅制定了一系列奖惩制度。
变法之前的秦国，也同其他诸侯国一样，封爵、任官的都是贵族，普通人很难因战功而封爵、升职，这不利于调动秦兵的士气。《农战》记述商鞅提出的富国强兵的办法是“做壹”，即所有人的所有利益来源只有一个：农战。其他的职业，如商人、手工业者、知识分子等不行，祖上余荫也不可以。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国力抟”，即国力集中。
商鞅的改革办法大胆而切实，抓住了特定时期迅速提升国力的根本办法。这一措施看似简单、霸道，但却效果极好。从行政上看，因其简单，故易于推行；因其切中要害，故实施有效。它使秦国在短短十年内迅速发展成当时最善战的国家，成为人人畏惧的“虎狼之国”，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战国时期的力量格局。
参考文献：
[1]杨基炫，黄光虹.从商鞅进步历史观谈改革[J].广东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1（2）：68-71.
[2]徐秀梅，赵金科.商鞅变法的历史评析及现实反思[J].中共山西省直机关党校学报，2014（5）：78-80.
商鞅在秦国的变法应该说是成功的，虽然他自己被孝公的儿子——秦惠文王下令车裂而死，但他的改革措施却被秦惠文王继承。并且，商鞅变法的效果非常明显，十年时间就使秦国从一个偏远落后的国家一跃而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国家。商鞅变法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显著效果，主要有四个方面原因：领导的坚定支持，内外形势的迫切需要，明确的变法目标和具体可操作的系统方案。
一、坚强的后盾
任何改革都是对现有秩序的颠覆，必然会遭到持有旧观念人的反对，特别会遭到现有秩序既得利益者的反对，而这些既得利益者中不少人占据着重要管理岗位，如果没有最高权力者的坚定支持，改革不可能执行下去。而秦国的变法恰恰是当时的国君秦孝公要变，商鞅不过是迎合了他的意愿。
刚刚即位的秦孝公，决心有所作为，于是下了“求贤令”， “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 出自《史记·秦本纪》）。“公孙鞅闻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将修缪公之业，东复侵地，乃遂西入秦”（ 出自《史记·秦本纪》）。商鞅入秦后，通过孝公宠幸的宦官景监见到孝公。第一次见到孝公，他大谈如何实行王道，孝公不感兴趣。第二次见到孝公，他又大谈“霸道”，孝公也不感兴趣。第三次见孝公，他以强国之术游说孝公，秦孝公想使秦国强盛，于是采纳了他提出的办法——“变法”。从中不难看出，变法以强秦，是孝公的主张，不是商鞅的主张。对于商鞅来说，只要能发挥他的才能，无论“王道”“霸道”还是“变法”，都可以行得通。
历史上，成功的变法大体如此：赵武灵王实行 “胡服骑射”，彼得大帝改革都是如此。万历年间张居正为挽救明王朝、缓和社会矛盾而实行的改革，虽然不是出于万历小皇帝朱翊钧之意，但因为小皇帝朱翊钧非常惧怕他的老师张居正，国家权力完全掌握在张居正手中，因此，变法的反对派没能形成强大的势力，由此取得相当程度的成功。而宋代的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宋神宗后来放弃了对王安石的支持，宣布停止变法。
二、上下达成共识
凡是要实行重大改革，一定是大势所趋，举国上下要对改革达成共识。如果只是君主感到有必要改革，或某些先知先覺的大臣感到有必要改革，改革都很难成功。
秦孝公之所以急切要变革，主要是秦国的外部环境对秦非常不利。这在他的“求贤令”中说得很明白：“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商鞅变法前，秦国井田制已经瓦解，但土地私有制的产生和赋税改革比其他六国晚，所以，秦国的经济是七国中最落后的。在军事上，秦国也是被动挨打，河西的大片土地被三晋夺取，而且其他诸侯国也看不起秦国，像对待夷狄一样对待秦国。面对这种外部环境，不仅秦孝公痛感耻辱，秦国的贵族们也深切感受到危机，这就很容易在社会上达成改革的共识。
其他国家的相继变法，也会促使秦国接受改革。魏国李悝的变法使魏国先变法先强大，随后有楚国的吴起变法、韩国申不害变法、赵国的“胡服骑射”等，都多少增强了国家的实力。在弱肉强食的时代，谁能改变自己，谁就会避免挨打。这种共识一旦达成，就会抵消掉很大部分的改革反对力量。
再回首中国历史上的其他两次大改革：王安石变法和张居正改革。王安石变法是在北宋中期，天下太平，甚至被称为盛世，只有像王安石这样有见识的能吏才能看出北宋面临的危机。当然，当家的宋神宗也在一定程度上感到了危机，因为国家出现财政危机，连自己登基要发的赏赐都发不出来。虽然神宗、王安石君臣改革的愿望很强烈，但中下级官吏们并没有感到改革的必要性，甚至一些重要大臣，如富弼、司马光等也没有意识到改革的必要；加上王安石改革方法上存在一些问题以及对追求经济利益的蔑视，使得改革遇到巨大阻力，最后不得不停止。
张居正变法时，已是明朝中晚期，社会上各种问题、各种矛盾都已充分显现，整顿、变化已是绝大多数人的共同愿望，于是张居正凭借他的绝对权威、超群的能力进行了一场有效的、意义深远的改革，为明王朝打了一剂强心针，使其得以又延续了一百多年。
三、改革目标明确具体
改革有大小之分，但都要注意目标明确，即要有比较具体的指标。而商鞅提出的变法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将管理体制改成“利出一孔”，而“一孔”就是农战。即国家的所有奖惩，无论是任官还是封爵，都围绕着“农战”这一点来开展，这就叫“利出一孔”。
商鞅变法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富国强兵。要做到富国强兵，将重点做两件事：“农”和“战”。 其中“农”是盾，“战”是矛，两者相互依存。 打仗的基础就是粮食，但对偏居西北荒凉之地的秦国来说，发展农业先天不足。为解决这个问题，商鞅提出了具体的配套措施。“战”是商鞅变法的核心，通过变法，要全力把秦国变成一辆勇往直前的战车。商鞅变法以“战”为核心，不是因为商鞅好战，而是当时的形势使然。商鞅变法时的战国时期是一个异常残酷的历史时期，对于任何一个诸侯国来说，没有中立、平安可说，战争不可避免。一个国家要想生存，就必须强大，特别是军事力量的强大。
四、方法要可操作性强
要想实现改革目标，一定要制定提纲挈领，且有全面、具体的实施方案。为了实现富国强兵，商鞅变法的基点是人心，即用法来激励秦人愿意上战场，上战场后能够英勇杀敌。为了做到这点，商鞅制定了一系列奖惩制度。
变法之前的秦国，也同其他诸侯国一样，封爵、任官的都是贵族，普通人很难因战功而封爵、升职，这不利于调动秦兵的士气。《农战》记述商鞅提出的富国强兵的办法是“做壹”，即所有人的所有利益来源只有一个：农战。其他的职业，如商人、手工业者、知识分子等不行，祖上余荫也不可以。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国力抟”，即国力集中。
商鞅的改革办法大胆而切实，抓住了特定时期迅速提升国力的根本办法。这一措施看似简单、霸道，但却效果极好。从行政上看，因其简单，故易于推行；因其切中要害，故实施有效。它使秦国在短短十年内迅速发展成当时最善战的国家，成为人人畏惧的“虎狼之国”，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战国时期的力量格局。
参考文献：
[1]杨基炫，黄光虹.从商鞅进步历史观谈改革[J].广东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1（2）：68-71.
[2]徐秀梅，赵金科.商鞅变法的历史评析及现实反思[J].中共山西省直机关党校学报，2014（5）：78-80.